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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9）02－0034－05
三鹿毒奶粉似乎正在从人们的视野中渐行渐远，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恐慌远未消除。如果冷静思考一下，我们可能还有更多质疑：是谁发明这一“技术”？如何躲过层层质量检测？如何阻止媒体曝光？上千儿童患病，数名儿童不治夭折，岂是三鞠躬可以了之的。我们不得不追问他们的职业道德何在，他们的良心何在？痛定思痛，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场景：
一、科学的昌明与信仰的迷失
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曾经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我国亿万民众耳目一新，而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更使我国当代人民享受到科学昌明的幸福。特别是在信息化的时代，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互联网与世界上任何人进行零距离的交流与沟通。
科学技术送我们去畅游太空，实现嫦娥奔月的梦想；科学技术让我们了解自身，人类的基因图谱业已编制完成。科学使我们远离迷信，魑魅魍魉统统见鬼去了；科学也使我们浑身是胆，使我们相信人定胜天。大跃进时曾流行这样一段诗句：“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那时的人们近似疯狂，开天辟地、耕云播雨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所谓“人又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然而，科学的能力毕竟有限，如今别说呼风唤雨，连天气预报都经常失误。特别是人类对资源的过度开发，遭到了大自然“报应”，沙尘暴、酸雨、干旱、洪涝、桑拿天令我们领略了“上天”的“淫威”。
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这是一个哲学的命题，表达了为真理而斗争的坚定理念。但作为个体的人，应该心存某些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如果掌权者不畏权，执法者不畏法，领导者不畏民，这样的社会将会十分恐怖。
“走到人生边上”的杨绛老人对人生有更深刻的领悟，她说，“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1]遗憾的是，当今社会太多人无信仰，因而也无所畏惧，无法无天。难道真是“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了吗？亡羊可以补牢，最大的问题莫过于：
二、求解道德的“最大公约数”
当前，我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无疑应当在这一构建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学校应当教育青少年追求真、善、美，但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达到至真、至善、至美。
道德楷模的确有无穷的魅力。当欧阳海、刘英俊、王杰为保护他人生命而献身时，我们确实感到了英雄人物的伟大；当雷锋向危难者伸出援助之手时，我们确实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但今天宣传道德模范时，我们也会感动，然而其程度与昔日相比已大打折扣。特别是经过深刻思考之后，可能会发现隐藏在背后的社会问题。2007年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中，评选出53名全国道德模范，分别为“助人为乐模范”、“见义勇为模范”、“诚实守信模范”、“敬业奉献模范”和“孝老爱亲模范”。仅就12名“见义勇为模范”做粗略分析，我们发现他们的见义勇为行为有5人与意外事故相关，3人与歹徒搏斗相关，3人与交通肇事相关，其中3人因其行为而牺牲。他们的行为固然高尚可敬，但却折射出我们社会的某些问题。天灾毕竟无法遏止，但却可以适当防范，而我们防灾减灾的能力还很有限，我们的公共管理水平还很欠缺；人祸也常突然而至，而肇事歹徒均为无知无识之少年，“子不教，父之过”，也是学校教育之过；交通事故却有可能避免，司机应当遵守交通规则，儿童应当具有安全意识，而这一缺失归根结底也是学校教育的责任。
现代伦理学认为，大公无私与极端利己都是人类个别场合和个别人的行为，多数人和多数场合人们的行为都是以利己为前提，有限地帮助他人。人世间“助人为乐”固然可嘉，但不能要求人人无私地帮助他人，“诚实守信”和“敬业奉献”是每个工作者必须的操守，“孝老爱亲”是每个人的本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道德底线。理想的社会状态，就是社会每个人的道德水准都在道德底线之上。但不必，也不可能要求人人成为圣贤。楷模者，榜样也。而我们所树之楷模，皆高大完美，常人可仰止，但不可及。过高的道德理念，不仅曲高和寡，严重的是，容易造成人的两面人格或人格扭曲。
因此说，道德与公民教育，就整体而言，不在于树立道德楷模，而在于全民遵守公认的、普遍接受的社会规范。例如法国初中公民教育课程，要求以人与公民的基本概念为主线，根据学生的年龄和接受能力逐步深入。初中一年级要理解人的权利与义务，二年级和三年级学习平等、团结、自由、安全和公正等构成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四年级主要是认识法国公民身份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道德教育的目的是求得社会道德规范的“最大公约数”，即能够被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各地区普遍接受的概念，并能够身体力行。比如，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利益、尊重他人、爱护公物等一些最基本的品德和规范，人人必须遵守。谁若反对或抵制这些普遍概念，不仅会受到道德谴责，还可能受到法律制裁。
新加坡曾经实施儒学教育，但由于遭到非儒家文化的少数群体的激烈反对而被迫放弃，而转向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教育，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的繁荣与和谐。
和谐社会，首先是道德和谐。现代社会要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已不现实，但是人人文明体面、相互尊重则是必须的。当务之急是构建当代道德价值体系。
三、道德价值的三大来源
道德价值，为人类所独有。因此，道德首先具有人类的共性，人类的核心价值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正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道德又具有历史的点，不同时期的道德价值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道德还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形成不同民族的道德特点。我国当代道德价值体系应当通过系统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世界人文理念和当代道德规范而逐步建立和完善。
（一）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首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包容的文化。虽然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导致儒家思想独霸天下二千余年，但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所形成的阴阳、儒、墨、名、法、道诸家思想并未销声匿迹，在中华文明中都留有一席之地。中华文化不仅是本土文化，外来文化在痕迹也随处可见，如“世界”、“觉悟”等现在我们的日常用语均源于佛教。当犹太人普遍受到排斥时，一群丧失家园的犹太人，长途跋涉迁徙至中国，大宋皇帝真宗颁诏允许犹太人“留遗汴梁”，使他们与中原人和睦相处，逐渐融合。这可能是犹太历史上的唯一特例，方显出中华文明的包容。
这种包容的文明在我国五千年多年的文明史中，积淀了丰富的道德文化遗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体现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敢拼搏的精神和海纳百川、宽厚包容的胸怀，这种精神与胸怀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永久文化遗产，将不断发扬宏大。但中华文明有精华，亦有糟粕。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贯穿着封建等级制度和绝对服从，很难再保留在现在道德系统之中；五常（仁、义、礼、智、信），虽是维系封建社会的道德范畴，但却可以借鉴并利用其形式，赋予其新的内涵。
（二）世界人文理念
文艺复兴是蒙昧的中世纪里的曙光，在神的世界中映照出人的伟大。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思想催生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而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与公民权利宣言》及其“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奠定了的人文主义基础。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参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念也体现其中。人权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注重的所有权，还包括人生存的各种基本权利：劳动权、休息权、最低生活营养权，特别是受教育权和文化权。1948年的宣言虽然重视集体的权利和个人对社会的义务，但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集体权利不是个体权利的代表，不能凌驾于个体权利之上。
冷战结束与全球化，发展公民能力与学会共处成为国际关注的重点。
发展公民能力的一方面，要确认构成民主的一些基本要素：承认全体人类的尊严；承认人的社会、经济、职业、政治权利；承认法治国家的存在；承认自由选举的权利；承认公民、社会团体、政党之间自由表述和对话的权利。另一方面，个人参与决策的行为也是民主良好运行的重要因素。个人民主行为取决于成为公民的能力和扩大公民意识的能力。公民能力应当尽早培养，并要成为终身教育的重要内容。
“学会共处”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提出的“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的教育四大支柱之一。学会共处意味着拒绝社会的两极分化、歧视和暴力行为。人类将成为“有根基的人和有触角的人”，既有自己的语言、自己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自己的规范、自己的价值，同时对其他文化开放。
（三）当代道德规范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体系虽不完善，但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理论知识。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集体主义观点，再如“五讲四美”（“五讲”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四美”即“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等耳熟能详的道德规范，均可纳入未来的道德价值体系之中。
当然，道德价值不会自动转变为公民行为，公民教育的关键在于：
四、灌输、内省、践行
是社会的道德沦丧导致学校道德教育乏力，还是相反，也许这也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传统社会中重视学校的道德教化作用却是事实。孟子倡导“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中国古代都设有乡村社学，多以灌输儒家伦理、推广教化为主要任务，有力地促进了淳厚民风的形成。
西方流传着“孩子的耳朵长在背上”的谚语，表明学校的道德教育经常伴随对学生的体罚。因为人们相信学校道德状况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作用，另有谚语曰：“当鞭子统治着学校，秩序便统治着卡皮托利山丘（Capitole）”[2]①。
体罚可能对教化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毕竟不是科学的教学法，况且今天，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道德教育中都不允许体罚。那么，道德教育的首要环节就是灌输。所以说灌输，是因为儿童的道德概念是不可能内生的，而一个社会要维系其生存，就必须在其成员中形成起码的道德共识。而这一共识需要成年一代向年轻一代传授，即灌输。但儿童的头脑不是简单的容器，也不像电脑上的光盘，可以由人随意刻录。道德教育需要一定的道德环境，特别是传授者言行一致的道德环境。而正是缺少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导致我们学校道德教育收效甚微。
例如我们教育学生热爱劳动，如常见的打扫教室，就经常缺乏必要的道德环境。
首先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行为的背离。教师要求学生打扫教室，但教师从来不干，甚至教师的教研室还要学生去打扫。
其次是分内工作与分外工作的混淆。如果说古代私塾的学生的学习从“洒扫应对”开始是一种师徒制的体现，现代学校已与过去迥然不同，学生的责任是学习，不应承担清洁卫生的劳动，此项劳动应由专门分工的人员担任。西方国家的学校从来就不要求学生承担此类劳动。
最后是价值内涵的正面意义与负面意义的扭曲。“劳动创造了人类”是社会发展史的概念；“劳动创造价值”是经济学的概念；“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是先哲的理念；“劳动最光荣”是劳动者自己的语言。我们可以用种种语言来赞美劳动，可以拿成千上万的劳模来鼓励劳动，但实际生活中劳动的意义却大相径庭。且不说在政治斗争年代劳动是整治“地富反坏右”司空见惯的办法，且不说对待轻微治安犯罪的处理方式主要也是劳动教养或强制劳动，就是老师也是经常以劳动来惩罚不听话的学生。
劳动概念上的悖论，难以在学生的思想和行动中达成一致。因此，我们必须全面树立道德教育中的行为规范，予以合理的阐释，并能够在证明在实际生活中行之有效。
再以劳动为例，按照现代社会理论可以解释为社会生存与竞争的技能、人力资源的必要途径、人力资本投资等等。这样，我们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向儿童实施教育，不仅是道德教育，还有文化知识的教育和职业技能的培养，特别是便于将道德教育寓于其他教育之中。
我国道德教育的优势在于中国是一个非宗教国家，我们可以更容易地以唯物主义为基础，以科学世界观实施道德教育。科学是对真理的探求，任何迷信与邪教都会在科学与真理面前相形见绌。良好的道德总包含着对科学真理的向往，对民主制度的追求，对美好事物的憧憬。
我国道德教育的欠缺也在于中国是一个非宗教国家。其实任何宗教都有道德教育的意义，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教徒或信仰者都会用其中的教义来约束自己。而我们往往无此约束，民间通行的多神论，可能使人在做恶事时还祈求神的保佑。当然，我国又是宗教自由的国家，允许人们自由选择宗教信仰，自发的宗教信仰会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优化。只是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不能进入实施国民教育的学校之内。
我国道德教育的另一欠缺是传统文化偏重于伦理道德，缺少公共道德意识，缺少个人主义精神。②中国自有学校以来，“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就是把“家丑不可外扬”作为正直的标准。这样的道德标准与公共社会的平等、法治原则相向甚远。当然，一些传统概念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可古为今用，作为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的信条。在“国”与“家”的关系上，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关系上，传统崇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卖国求荣总会遭到人们的唾弃，在国难当头的战争年代，个人做出牺牲是必要的。但在和平时期，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并非总是非此即彼。过去通行的话语是“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现在似乎更流行“群众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实际上，国家事和群众事都应有其自身的位置，公民社会是由每个个体公民构成的，每个公民的个体利益都应受到保护，前提是不能侵犯其他公民的利益，也不能牺牲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当国家银行遭袭时，其职员不必为保护现金而与歹毒搏斗，金钱可以失而复得，生命却不会有第二次。“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则违背起码的自然常识。集体的实力意味着其各个成员力量的总和，国家的综合实力在于每个国民的努力。如果14亿国民都富了，中国能不强大吗？
而我国道德教育也有另一优势，就是注重内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经常思考为人谋划办事，是否已尽心尽力？与朋友交往是否做到诚实有信？对所授之学，是否自己先躬身亲行？
我们曾经大力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如缺乏良好的民主环境，批评或者成为相互攻讦的工具，或者成为互相吹捧的手段。况且国人尤其看重“面子”，谁也不愿轻易撕破脸皮。而自我批评又容易伤及隐私，因此多为敷衍，少有真情。因此，我们应当提倡自省，正如孔子所主张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通过自省，扪心自问，培养自觉自律精神。
最后，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落实到行动上。通过经常性的训练，逐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在这一方面，古人已有丰富经验，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使他们“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动罔或悖”。尽管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方式已不同于古代，但原则是共通的，就是训练儿童遵循不违，诚履笃行，而不仅仅是规定了某种守则就完事大吉。
五、结语
卢梭曾经感叹，“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似乎人的变坏完全是社会环境的罪过。其实，民风淳朴常常与发展滞后并存，经济起飞往往与道德沦丧同在。我们争论社会风气与学校道德教育的因果关系已毫无意义，更也不必抱怨社会风气玷污了学校环境。审视我国当前的学校道德教育，也许人人都不满意。教师不得已宣读教科书的内容，学生为应付考试疲于背诵无数的清规戒律，家长抱怨学校管不好学生，学校指责家长不负责任，管理者担心未来一代的道德素质，社会更对所谓“80后”忧心忡忡。原因之一就是道德理念脱离现实生活，而对起码的道德底线又把握不住，以至于经常看到“不随地吐痰”、“按顺序排队”、“请走人行道”等提示。近些年国学又突然火起来，其原因也许是有人在发思古之幽情，也许是对当今道德沦丧的无奈。虚假宣传信誓旦旦，伪劣假冒产品充斥市场，乃至消费者不知吃什么东西安全。本来圣洁的学术殿堂也难于免俗，学术腐败时有发生，虚假文凭司空见惯。这些年我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几年保持10％以上增长率，国家综合实力越来越向发达国家靠近。不必担心未来几十年中国是否能够跻身于世界强国，但是，国人的文明素质的确令人担忧。未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许不在于经济，而在于全体国民的文明素质。这就是尽早建立与完善公民教育的意义之所在。
今天我们呼唤公民教育，就是因为社会公民意识的缺失。
我们应当重提道德底线和公民价值，我们的学校应当把公民教育置于重要位置。公民社会是由每个个体公民构成的，每个公民的个体利益都应受到保护，前提是不能侵犯其他公民的利益，也不能牺牲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当公民的集体利益受到侵犯时，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奋起维护。
如果每个公民都能自觉维护公民的个人和集体利益，类似毒奶粉的事件就不会发生，或极少发生。资本主义早期的原始积累，固然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但那时的资产者不仅没有权力的庇护，反而要同封建势力作顽强斗争；他们不仅不敢挥霍浪费，而是以清教徒式的节俭，积累每一个便士。其原因是他们都经过文艺复兴的思想洗礼，都接受过起码的公民教育。而今天那些不法分子的公民意识极为低下，他们的心态是，只要我有钱可赚，哪管洪水滔天。他们一边拼命地聚敛财富，一边尽情地挥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他们之所以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就是太容易找到保护伞，而我们的“人民公仆”又待价而沽，乐于为之“服务”。
马克思在讲到无产阶级革命时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而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不法生产者来说，他们要毁灭的是整个世界，获得的将只能是锁链。为此，我们期待着成熟的公民社会，对一切不文明的行为进行道德审判。
收稿日期：2009－02－12
注释：
①卡皮托利山丘，在意大利罗马，为朱比特（Jupiter）神殿所在地。
②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不同于利己主义（eg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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