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职业革命家”思想的真谛与联共（布）的误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家论文,误读论文,列宁论文,真谛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依靠“职业革命家”是列宁在俄国革命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俄国革命的实践完全应验了当初“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预言。但是列宁也许不会料到，俄国革命胜利后，由于复杂的原因，联共（布）的领导人误读了这一思想，把职业革命家和终身领导职务混淆起来。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消极后果，最终把职业革命家们翻转过来的俄国又翻转了过去。这种误读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没有澄清。那么，就组织而言，列宁的职业革命家思想究竟是出于“技术”策略的考虑，还是要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就个人而言，是倡导一种精神境界还是一种职业追求？这在革命斗争时期可以暂时忽略不计，而在执政后却不能混为一谈。
一、列宁的“职业革命家”思想及其真谛
如果把共产党人实现最终目标之前的活动都称为“革命”的话，那么把职业革命家理解为执政后一直担任领导职务，似乎也很自然。但是，列宁这里的“革命”显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而是专指夺取政权的斗争。从这一思想提出的动因来考察，上述理解无疑是简单化和庸俗化了，不仅背离了列宁这一思想的真谛，也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
首先，从列宁对这一思想内涵的阐释看其思想真谛。
列宁明确提出职业革命家这一思想是在1900年，系统阐述在1902年的《怎么办？》和1904年的《进一步，退两步》两文中。其基本内涵是，第一，职业革命家的存在是有前提条件的：一是在进行革命斗争时期，尤其是在俄国沙皇专制制度下，革命者同政府进行政治斗争随时都面临着“被捕捉”的危险，使斗争无法继续。二是革命时期群众的觉悟水平不高，不能指望他们自动产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①。要进行有效的政治斗争并能够胜利，组织具有特别的决定意义，“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②。因此，职业革命家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是在俄国社会环境下的不得已选择。第二，职业革命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这种职业革命家应该具备这样的品格，不是为了权位，而是能够牺牲个人利益的具有奉献精神的先进分子，是“一些不仅能够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够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③ 二是职业革命家是有领导身份的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列宁明确指出，“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④ 三是职业革命家担任领导职务，掌握权力的领导身份要相对稳固，不像马克思时期那样，党每年都严格按期召开代表大会，对党的领导人进行改选。四是职业革命家是集权的，工作具有秘密性，责任是“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把一切秘密工作如准备传单，规定大致的计划，为各城区、各工厂、各学校指定领导人员等等集中起来。”⑤ 他们一经选出后，即赋予他们因势而变的全权，实行集权的体制。五是这种职业革命家的人数是很有限的，只能是“十来个”，是“‘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职业革命家也不是越多越好，“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愈难被‘捕捉’”。⑥
当时的俄国革命还处于初期，党的一大后刚刚建立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成员因同警察的斗争艺术“不专业”全部被“捕捉”，党处于涣散状态。在这样的非法状态下，要发动和领导工人和广大群众“同厂主和政府作政治斗争”，“应该想尽一切方法使我们的活动更加秘密，有……蒙蔽宪兵和躲避警察耳目的方法。”⑦ 可见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革命斗争，首先面临的就是牺牲的危险。这时充当职业革命家对个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具有无私奉献精神，无疑是成为职业革命家最起码的思想条件，是列宁考虑其他问题，开展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其次，从列宁当时主要考虑的是什么看其具有的策略属性。
很显然，列宁的这种思想表现在具体做法上，不仅和现代的民主原则不相吻合，也是和马克思“集中制的组织不管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多么有用，但是同工会（这里实际指的是政治组织——引者）的本质相矛盾”，“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是不适宜的”等关于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组织原则的论述是相悖的⑧。因此，当时不仅在党内不被理解，如托洛茨基认为，“这些办法要导致下列结果：党组织代替党，中央委员会代替党组织，最后独裁者代替中央委员会。”⑨ 因此他在党的二大后同列宁分道扬镳；马尔托夫等人则坚决反对，导致刚刚建立起来的党又陷入分裂。而且也遭到了国际上一些著名共产主义理论家的质疑和批判，如罗莎·卢森堡认为，职业革命家组织是集权的组织，“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因此，列宁的这种主张，是涅恰耶夫主义、波拿巴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集成，不是
马克思主义。⑩ 其实，列宁本人对此也是非常清醒的，当时就意识到：“有人会来反驳我，说我的观点‘不民主’”。(11) 那么，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还要执意坚持？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分析当时那些问题列宁必须考虑，那些问题可以暂缓考虑。
列宁当时必须考虑的是：什么是党的中心任务，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很显然，党在当时的中心任务是革命斗争，首要问题是如何才能保证革命斗争的胜利，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为此，要立足于在特殊的斗争环境中同警察作斗争，不仅能够保存自己，而且能够发展自己。要考虑如何稳定骨干，形成坚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核心，依靠这些优秀分子的聪明才智和无私奉献精神，发动群众，扩大队伍，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斗争。因此，革命胜利是基本目的，民主原则在这里无疑要往后退。在组织活动的民主形式和组织活动的目的方面，只能坚持目的决定形式。不是他轻视民主和监督，而是这些问题这时候还不突出。可见采用这种‘不民主’的组织做法主要是出于特殊环境下的“技术”、策略考虑，并不是他不分环境的永恒的目标追求。关于这一点列宁当时已经向托洛茨基解释得非常明确，“当今的情况只能这么做。”(12) 因为“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形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13)
当时可以暂缓考虑的有：一是没有领导干部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在当时残酷的革命斗争中，革命党经济上常常靠借债维持，充当职业革命家，自己要在物质上资助党，没有个人利益可得；政治上是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手中没有公共权力。没有执政后大批的社会成员涌入，靠公共权力谋生计，而不愿出去的问题。因此，不会形成一个稳定的特权阶层。二是不需要考虑组织内的体制性监督问题，不用担心这些职业革命家因久握权力而滥用职权。因为，当时外部有反动统治者的打压，稍有失误就可能陷入灭顶之灾；也会遭到其他政治派别的批评和攻击，使自己陷入被动和遭到损失。三是没有因掌握了权力而脱离群众的问题。因为在当时极端艰难危险的形势下，要充当职业革命家，显然是以愿意发扬奉献精神为前提的，这不是人人都具备的。要生存，要发展，都必须时时处处注意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所有这些，都使职业革命家体制存在的缺陷可以得以缓解，不会显示出过大的副作用。
可见，无论是组织意义上，还是个人意义上，在列宁思想里“职业革命家”都只能是策略手段而非行动目的。其真谛和永恒价值在于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上，而不在具体手段和体制的永恒性上。
二、联共（布）对列宁“职业革命家”思想的误读
革命胜利后，党由非法转为执政，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列宁当初强调建立职业革命家所依据的那些条件，大多已经不存在了，当年可以暂缓考虑的那些问题突出了，成了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危险。在此情况下本应尽快告别建立在革命斗争意义上的那些做法。虽然考虑到党面临的繁重的稳定恢复任务和内外战争这样一个复杂局面，列宁没有明确讲过要改变或放弃的话。但他对干部体制问题并不是没有新思考和转变。这表现为，第一，特别强调要加强对官员的监督。他指出，为“防止升官发财”，防止他们变成官僚，要“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14) 这针对的就是职业革命家稳固的领导身份和高度集权，表现出扩大民主的意向。而强调“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更表明了对奉献精神的坚持。第二，提出改造、扩大领导核心的意见。1923年4月17日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报告指出：“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10至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15) 据此列宁提出扩大领导集团人数、减少职业革命家的比重以改造领导核心的意见：一是改变规模，增加人数，从“十来个”或“二十来个人”，增加到“几十人甚至一百人”。(16) 这样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是一个狭小的领袖集团，而是一个小型代表会议，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和监督党的重大决策；二是改变成分，打破清一色的职业革命家传统，减少职业革命家的比重，大量增加最下层的工人农民。这意味着职业革命家的地位要淡化，对职业革命家组织体制进行调整、改变的意向是清晰的。高度集权、身份稳固、人数有限是职业革命家的三个和身份相关的特点，现在都有了淡化或改变的意向，而明确要坚持的只有奉献这一条。很显然，在列宁看来，共产党人的职业追求要服从党的事业的需要，有打天下时牺牲个人的特殊责任，有永远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义务，却没有坐天下时追求个人特殊地位和享受的权力和资格。这里，列宁之所以淡化职业革命家的身份性特征而没有公开放弃这一思想，也恰好说明，发扬职业革命家特有的奉献精神是他提出这一思想的基本意图。党执政后，条件变了，手段可以
变，但“神”不能丢。
但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却忽视了列宁思路的这种变化，没有从根本上审视这个问题。1920年党的高层公开表示要坚持列宁的《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两文所阐述的组织理论， 宣布这两篇名著所阐述的计划“完全适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并高明地概括了优秀的实际工作者的组织经验。”(17) 尤其是列宁去世后，在解读列宁这一思想的过程中，和对待列宁的其他思想一样，开始是出于简单继承的思考，出现了忽视客观环境变化全盘照搬的倾向。后来，在局势稳定，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形成的过程中，又出于复杂的考虑，导致误读越来越重。 列宁的思想不仅被扭曲，而且被严重庸俗化了，忽视精神实质，将列宁当年出于“技术”策略考虑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当成原则加以固守。至于个人，则是手段代替了目的，成为个人的追求目标。把列宁扩大中央委员数量的建议曲解为要扩大职业革命家的数量，使之泛化、扩大到整个领导干部群体，进而把职业革命家组织固化为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政治体制。一是搞领导职务终身制，“把职业革命家和终身领导职务混淆起来”，(18) 使领导职务职业化披上了迷人的外衣。在和平、执政的环境下，担任公共权力机关的领导职务没有明确的时间届数限制，直至去世。二是适用范围无限扩大，把列宁仅仅限于党的最高领导核心集团的思想，推广到党和国家权力机关的各个层次，把列宁明确强调的“十来个”，扩展到全体领导干部。三是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19) 在革命斗争结束之后的执政时期，仍然把干部的作用和地位摆在人民群众之上，这对于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官员们来说，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也就在自然中了。
列宁之后联共（布）的领导人人为什么会这样解读？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有列宁在革命斗争时期的先例。列宁在革命斗争时期，的确是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他本人就长期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如果说这是当时特定的环境决定的，那么，革命胜利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列宁本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新的梳理。但在俄国革命胜利后列宁面临的仍然是特殊的环境，一方面是战争的继续，仍然是非常时期，革命者不断有牺牲者，需要补给；另一方面是由于城市中心的道路，控制的范围急需扩展，事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领导干部，根本就没有轮换的条件。处于稳固政权的特定时期，使得列宁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化的梳理。虽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和做法，但在总体上，列宁还不得不沿袭以往的惯例和做法，如对干部混一管理，革命者和担任行政职务密切联系在一起，实行集权体制和委任制，没有任期、届数限制，把干部视为不同于人民群众的宝贵财富和骨干。他本人就一直担任人民委员（总理）。这使得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不是十分明确，既强调要坚持，如1920年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两次重申；又形成了一些改变的新想法和做法。其总体趋向在今天看来是清晰的，但当时的其他领导人却很难把握，最终那些新的想法和做法还是被淹没了。
其次，党政不分的体制导致职业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混淆不清。职业革命家是政治家，但政治家不一定就是职业革命家。这体现的是政党和公共权力的区别。就公共权力本质而言，在现代民主制度下，是否定职业领导人、没有职业革命家存在空间的。 尽管现实生活中的确有长期任职的领导人，但其法理基础并不是来源于职业革命家思想，从根本上说不取决于政治家本人的愿望，而应该由人民群众这个主体来决定，即没有体制意义上的职业政治家。而对政党而言，由革命斗争转入和平环境后，党的领袖们志愿终身为自己的理想信念奋斗，同时经过法定的选举担任党的领导职务，不受任期限制，不仅可以理解，也有先例。这种适应领域的不同在现代民主社会里是清晰的，不会混淆不清。然而联共（布）面临的情况却是，由于实行的是特殊的政党制度，党政高度统合在一起，以党的领导人身份直接掌握、行使公共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两者截然分开是困难的，很自然地就把职业革命家的特点转移到政治家的身上。于是，把职业革命家思想理解为终身担任领导职务，实际上一直掌握公共权力，也就难免了。
再次，党内派系斗争的推波助澜。列宁逝世后，联共（布）高层展开了激烈的派系斗争，参与斗争的各方都以列宁的忠实继承者自居，以谁最捍卫列宁的思想作为谁就拥有合法性的依据。斗争中拿列宁的旗帜做武器攻击对方。于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列宁，照搬列宁的具体做法，就成了最保险的方法，如果稍微有所不同，就会引起争论，就有背叛的嫌疑，就会给对方提供口实和把柄。尤其是当时在党内占据主要领导岗位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等人，为了打击托洛茨基，翻出当年托洛茨基因不同意列宁的组织原则而同列宁分道扬镳的旧账，季诺维也夫公开强调《怎么办》是“布尔什维克的圣经。”(20) 在联共（布）党内形成了罗莎·卢森堡告诫过的，对列宁在革命时期“出于万不得已的全部所作所为……只应当毫无批判地赞扬和热情模仿”的局面。(21) 且不说斯大林、季诺维也夫等人是这样，就是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明知列宁当年提出这一思想是不得已而为之，却也没有对执政后是否应该改变作出明确的回答，也没有越列宁革命时的原话一步。
第四，权位情节和英雄情节。苏俄是有浓厚的封建文化遗留的国家，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在这样的国度里总是很有市场。共产党人既然存在于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难免不受其影响，很难有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那样功成身退的洒脱。而是怀着一种英雄心态，以“舍我其谁”的情怀，对自己奋斗开创的江山，握在自己掌中才放心，如果把权力交给其他人就不放心。在联共（布）的第一代领导人中，除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认同屠格涅夫所说的，“人到55岁开外，就败事有余”，(22) 曾经表示过55岁退休的意思外，没有资料显示当时的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公开表态，更不用说接受任期制的限制了。对此，苏联社会因缺乏美国那样的民主基础，给予的是认可，就是托洛茨基到了国外毫无保留的抨击斯大林时，也没有就这个问题表示出反对意见。
第五，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经过无私奉献的革命斗争，俄国的这些职业革命家在经济上已是无产者。而革命胜利后，新的社会是要消灭私有制的，这使得他们既不能像美国的开国元勋那样回家经营自己的产业，也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以功臣的资格获得资产赏赐。他们个人如果离开领导职位，既没有了用武之地，失去了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也失去了在领导岗位上的那种工作和生活待遇，如斯大林时期的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在失去领导职务后，每个月只能拿到120卢布养老金，不能再到特供商店购物，要和普通人一样排队购物，到仅供高级领导就诊的医院看病，都遭到追查。(23) 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职业化使官员离开领导岗位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因担心没有用武之地，又反过来维护职业化。因此，不排除一些领导干部出于个人利益因素的考虑有意曲解列宁这一思想的动机。
三、联共（布）误读列宁“职业革命家”思想的后果
列宁所采取的职业革命家领导体制，作为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的一种不拘泥于常规的权宜之计，在执政之后，尤其是在局面彻底稳定，在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完全确立，而且限制其副作用的那些条件大多已经消失，社会也迫切要求实行民主体制的情况下， 联共（布）的高层却仍然停留在专制环境下秘密工作的思维和做法上，不仅自己固守，成为构成斯大林模式中干部体制方面的主要内容，而且还把被条件所迫“而采取的策略的一切部分都从理论上确定下来并且打算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策略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要他们加以模仿”。(24) 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使得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照搬了这一体制。就联共（布）本身而言，由于对列宁职业革命家思想的误读，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后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即“既得利益集团”，引导党逐渐变质，最终导致了苏共的垮台。
一般说来，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需同时具备主体来源、维利目标、体制缺陷和官员的政治道德逆转等条件。联共（布）扭曲职业革命家思想并庸俗化的结果是使这些条件逐渐具备。
第一，由于官员队伍的职业化，为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准备了主体来源。苏联实行职业革命家模式的结果是使选举制流于形式，在干部问题上形成了严重背离民主选举原则的“罗名制”（任命的职位名称和备选人名册、职级待遇表）、自上而下的职务任命制和干部身份的相对凝固、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等。在执政条件下、在和平的社会环境里，由于官员的身份长期稳定不变，把做官当成谋生的手段，他们的个体利益意识迅速增长，领导干部在待遇上特殊化在所难免，“在高级党员干部与仅在业余时间从事党的工作的一般党员之间形成了差别。一个相对稳定的、明显与众不同的干部集团开始控制了党的生活”。(25) 官员队伍职业化无法避免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逐步脱离群众，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这不仅给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准备好了主体来源，同时也导致一些官员的政治道德的逆转，为既得利益集团准备了必要的主观条件。
第二，政治上的过度集权，为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准备了维利目标。在集权的体制下，苏联的官员们手中的权力过于宽泛，不仅能够决定群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命运，也能够决定自己的待遇。而且，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逐步进入正常轨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状况更严重了。在政治方面，“这些机构的领导人的权力的扩大远远超过了列宁关于集中化的要求，使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完全由官员控制的组织。”其职能是“1.全面领导和确定政治路线；2.监督全体党员和贯彻执行党的纪律和精神；3.监督地方组织和控制党员干部和专职的党的工作者。”(26) 在经济方面，“各级干部享有苏联普通百姓无法享受到的各种‘福利’特权。1923年的46人声明就曾提到：‘党员按其不相同的职务在物质享受方面也有严格的差别’”，“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后改部长）、总局局长等等，每一级都有一套专门的特权：黄金地段的高级住房，免费占用别墅，专用汽车（领导人和妻子、儿女都有，有的甚至一人几辆供选择），专职司机，免费早餐与午餐，假日去休养所，疗养的往返路费和医疗费等补助，阔气的狩猎，不用排队可在特供商店里购买紧缺的商品和进口奢侈品，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应。除固定工资外，还享有职务工资，一名部级官员的月薪和职务工资合计在11000—14000卢布，而普通工人的月薪有的只有250卢布，差距高达50多倍。如果算上其他特权，实际差距还要大。(27) 职务上附着这么多的利益，无疑为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提供了强烈的动因。
第三，导致监督严重虚化，使防止官员通过合法途径追求利益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联共（布）实行这种干部制度的另一结果，在最高领导层次是个人崇拜，在中下层是主要领导对上盲从、对下专断，使对官员的监督难以到位。苏联把政治家职业化的结果是，“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的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28) 职业政治家垄断了“真理”，实际上是话语权，“指示几乎变成了社会交往的主要手段。一切问题都在办公室里决定。各种会议——例会、代表大会、全会只是‘表示同意’，‘表示拥护’”。(29) 政治生活失去了应有的活力。愿不愿担任职业革命家从根本上讲，是基于个人的意愿，而能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则主要应该取决于人民群众。把两者混为一谈，实际上是把个人意愿强加给了民众，是对公民的民主权利的蔑视和否定。这使得对这些官员和领导机关的监督无从入手，失去了防止官员通过合法途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后一道屏障。至此，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已是诸事具备，只等契机了。
赫鲁晓夫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曾试图对其进行改革，在联共（布）22大通过的章程，规定了对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关的成员定期更换的比例和连续任职的届数限制。(30)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既得利益者，所以遭到很多官员特别是高层的强烈反对，在实践中难以推行，最后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而不了了之。说明在苏联已经形成了常态意义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消极总结赫鲁晓夫的教训，对有既得利益意识的官员一味迁就，以换取支持，使之不断发展。最终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契机，升级成全局性的“既得利益集团”，主导苏联完成了社会制度的剧变，葬送了列宁缔造的党和社会主义事业。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404、287、151、405、404、287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3～584页
⑨(20)(25)(26) 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64、260、260页。
⑩(21)(24)(28) 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40、140、90页。
(11)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页。
(12)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13)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页。
(14)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15) ［俄］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16)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392页。
(17)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18) 高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年第3期。
(19)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2页。
(22)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75页。
(23) 张建华：《推倒红墙》，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294页。
(27) 刘克明等：《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页。
(29) ［俄］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页。
(30) 《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