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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发展哲学：主题、模式与趋向
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是时代的主旋律。20世纪，由全球性发展实践的大潮推动，继而受蓬勃兴起、不断嬗变的发展科学和发展理论的冲击，发展主题终于突进了哲学的视野，叩响了发展哲学的大门。在整体上解答全球发展之谜、探索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发展哲学，已日益成为各国研制发展战略、建构发展理论的观念前提和核心纲领，引起了全球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真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应将这一时代主题上升为哲学的中心视界，建构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宏大的视野俯视20世纪的人类历程，从而完成了哲学主题和模式的双重转换，以开放的姿态迎接21世纪挑战。
发展哲学模式是发展实践模式的哲学反思，是发展观念深层的逻辑构架和理性表达；发展哲学模式的演变展示着发展观念格局的更新，结构的重建。21世纪，将是全球性大发展的世纪，因而也必然是发展哲学模式嬗变创新的世纪。在世纪之交，回顾百年历程，展望未来前景，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发展哲学：20世纪演化的逻辑
百年回眸，发展哲学经历了多次嬗变，从发展客体论到发展主体论；从中心—边缘理论，到全球性交往论，再到可持续发展观，展现了一个宏伟的历程。
哲学是问答逻辑。生活提出问题，哲学解答问题，哲学是生活的解答录。20世纪发展哲学之所以如此演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发展实际的需要结构变化使然。作为起点，发展的客体论有两大基本特征：其一，认为发展的本质或主要关键在于经济增长，或财富的积累，发展的目标就是如何追求或保证GNP的有效增长，即脱贫致富。其二， 将发展经济学作为发展理论的主要形态。这一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观在一定阶段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是非常合理的。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人们需要结构的起点必定是对衣食住行等生存需要的追求，而这一切只能通过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产活动来满足。经济发展是其他一切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从发展的现实来看，二战后一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独立，但是在经济文化上仍然贫穷落后，一种求生存发展、求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演化为轰轰烈烈、淹没一切的实践。“脱贫致富”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GNP 成为衡量一切发展成败得失的关键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当然，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客体论在指导第三世界发展实践时虽然具有上述合理性并有其积极作用和成效，但远未达到预期的佳绩，相反却引起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通胀失控，经济结构失调以及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等等。巴西、伊朗和巴基斯坦都在60～70年代曾因经济增长较快而一度繁荣，但后期却纷纷跌入低谷。实践证明，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进化的过程，单纯的经济增长是难以奏效的。无论是纳克斯、刘易斯或赫尔希曼或缪尔达尔等人的发展经济学，还是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都存在着一个假设前提：发展的本质是经济过程。这一观念起码是有重大缺陷的。它以物为中心，在主体—客体两极中指向客体一级，这不仅忽视了人作为现代化主体的作用，忽视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的相互作用，而且这一发展观以其“示范效应”宣传“西方中心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正像人们所反复批评的那样，发展经济学或经济发展观总是以西方经济为蓝本来建构框架，这正是它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它在实践中的挫折导致了它的裂变：走向主体论。
发展主体论是以人的现代化为发展本质和根本标准的发展观，也是对发展客体论的超越和否定。其理论的切入点是从发展经济学转向社会心理学研究。原美国社会学会主席英格尔斯在其所著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中，借批判发展客体论，来系统论证了发展主体论。其内容主要包括：其一，批判发展客体论，提出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发展主体论。以往的发展理论对增加GNP 的关心超过了对所有其他方面的关心，这是有失偏颇的。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化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化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全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因此，人的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相比，更具有重要意义。由此，现代化理论实现了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观念转变。其二，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发展过程，即从所谓传统社会造就的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变。英格尔斯通过社会心理学的人格量表测定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人格并得出结论：传统人格保守、封闭，没有时间观念，与现代化格格不入。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变革，推动人格的转型。当然，发展主体论也存在着较明显的缺陷：一是对人的现代化界定脱离了本土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强调了主体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却过分轻视了环境的制约作用。二是对“传统人”和“现代人”的划分带有“西方中心论”倾向，对不发达国家、非西方人颇有歧视。其做法，往往是先行认定西方人的素质是现代的，尔后再指认非西方人与之相反的素质则是非现代的。比如，西方人参与意识强，则非西方人参与意识差；西方人倾向于个人主义，非西方人则倾向于家族主义，等等。这种“西方—非西方”与“传统—现代化”等同的划分方法，仍然是“西方中心论”陈腐偏见的产物。它进而对非西方国家发展主体地位及其发展的内生性作了更彻底的否定。
从“中心—边缘”论即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其发展观的共同特点是从全球性发展结构的角度来界定发展的可能性，是在全球空间层面上展现的主—客体相关论。依附论将世界分为“中心—边缘”两部分，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弗兰克继承普雷维什的“核心—边缘”以及刘易斯等人的相关概念，以“宗主—卫星”结构来分析世界相互关联体系，认定“低度发展国家和已发达国家之间过去和目前持续不断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才是导致目前低度发展国家发展停滞不前的最主要因素”。他反对现代化学派关于传统国家的现代化只能依靠国际资本主义中心传播的观点，认为低度发展国家只有摆脱其对发达国家的过分依赖，其经济才有起飞的可能。桑托斯分析了世界经济的不公平性，认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某部分发展是牺牲其他部分的发展而获得的。贸易将加剧这一不平等关系。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是依附理论的完善形式，它进一步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关联整体。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世界体系被看作由中心国家、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组成。这一体系的本质就是不平等。他认为：中心的改变和体系的变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边缘国家可能变成中心国家，中心可能发生位移，但这决不是体系的改变。重要的是改变体系。可见，与现代化理论相比，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从经济社会结构出发分析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是对以抽象片面的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的扬弃。它包含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主体地位的深切的关注，有助于激发和唤醒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发展主体意识。但是，这一发展观依然充满矛盾：它既不满于不平等体系，又认为这一体系所形成的“中心—边缘”格局难以改变。因此，“主—客”相关论最后不得不回到传统的单一主体论的原点。
以文化作为差异的基点，来确认世界发展主体的多元化、多极性，这是发展哲学家佩鲁在《新发展观》中阐释的基本理论纲领。他强调“发展是内生的、整体的、综合的”过程，反对外生性和依附性观念。他特别强调将人作为发展中心，将发展视为包括经济增长、权力、政府、文化价值互相关联的整体性过程，是各国在世界交往中各为主体、独立内生的过程。从此以后，多极主体交往论便成为发展哲学的主导观念。然而，在世界总体的发展中，各种文化、文明的相互关系如何？这一关系又在当代全球的发展中居于何种地位？
最初的解答却是消极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及其《不是文明的冲突是什么？》等文中提出了一个以全球文明冲突为主线的发展范式。他认为，主宰全球“后冷战时期”发展的基本模式，不再是独存的“西方中心论”，也不是任何一个单一的主体论，而就是多极主体间的交往——其核心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文明的冲突是主宰世界政治的主要范式，也是主宰全球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究其原因，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文明的差异是比国籍和政治信仰更稳定、更基本的差异。其二，随着交往的扩大，使世界变小，全球一村，世界一家，使不同文明的人强化了文明意识，增加了文明间的差异和敌意。其三，现实发展的推动。西方文明国家的强大，促使非西方文明国家发展本土文化。基于上述原因，他认为，文明的冲突是一个基本的和必然的事实，是当代国际社会结构的主范式。显然，亨廷顿一方面确认各文明特别是非西方文明不再是历史的客体而是发展的主体，承认发展主体的多极化，另一方面又必然地将这一主体际交往关系视为消极的和对抗的，他描绘的是一幅全球血淋淋的文明冲突图景，并以此为基准企图建立美国的新冷战模式。
其实，全球在走向多极化的同时必然使发展主体多极化和平等化。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有同样的发展主体地位和发展权。各发展主体的发展目标、道路、模式也日趋多元化，并且在主体际间还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即交往关系，它是建构全球发展总格局的作用机制。
转向可持续发展观是全球性多极主体交往观的新成果，也是人类跨世纪的新发展观。从布朗的《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到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环发大会所通过的两个纲领性文件《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观被逐步明确界定为三个命题、两重关系。三个命题是：其一，人类的发展不能削弱自然界多样性生存的能力；其二，这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削弱另一部分人发展的能力；其三，当代人的发展不能削弱后代人发展的可能性。两重关系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这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关系。从本质上看，三个命题、两重关系表现的正是一个交往实践的完型。其交往实践观的基本结构，即“主体—客体—主体”。因为，可持续发展观所指认的主体际（这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当代人与后代人）关系，必然以“主—客”关系为中介。其客体是中介化的客体和客体化的中介。前者是指在交往实践中，在实践价值关联的意义上自然界不是自身的终结，生态系统决不存在自足的内在价值。在实践价值上，自然界必然地与发展主体相关，对之开放，构成从事实层面向价值完型的转变。不仅如此，它还是这一发展主体与另一发展主体交往的中介，担负着多极主体相互开放和协调共进的功能。所谓客体化的中介，是指每一个主体所面对的自然客体，表面上是“主—客”关系，实际上是通过环境保护和环境优化（环境支持）来与另一极主体相遇，是“主—客—主”交往关系的一部分。在交往实践中双向建构和双向整合，造就可持续发展的格局。
20世纪发展哲学模式的演化，指向着一种积极的交往实践观构架，这正是21世纪发展哲学模式的创新之门。
全球交往实践构架：新发展观
我曾经指出：发展哲学研究，已成为全球的中心视界。展望未来，发展哲学模式的创新嬗变，必将是对新时代精神精华的凝聚，是全球发展主题变换的辐射，也是发展哲学逻辑的必然。
作为21世纪全球交往实践构架的核心，交往实践观是新时代精神的精华之所在。交往实践是指多极主体间通过改造或变革相互联系的客体的中介而结成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他们的宏大发展哲学—历史观的奠基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曾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交往实践或物质交往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交往实践或物质交往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基本形式，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关键，是社会转型、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机制。时至今日，当代社会展现于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无数人的交往行为交织构成的复杂画面，是由不同主体、不同系列和不同层次的交往活动所组成的发展结构。而交往实践，正是这一结构的内在基础。展望未来，全球发展结构正呈现出一系列新时代特征：
其一，多极主体性。这是交往实践观的第一特征。全球发展正日益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由一两个大国主宰世界发展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在否弃“西方中心论”等单一主体观之后，21世纪交往实践发展观将强调：各国无论大小，在发展权上一律平等；强调各发展主体发展的自主性、内生性、创造性和个性。展望世界，各国在进一步总结各自发展经验、概括发展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哲学。例如，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观，中北欧国家对斯堪德纳维亚模式的探索，东南亚的新加坡“新儒学与现代化发展”的研究，韩国总统金泳三“重建中心意识”的提倡，西亚北非对于伊斯兰思想与民族发展课题的考察，等等，都在酝酿作为指导理论的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发展哲学，这是跨世纪的工程。
其二，发展主题决定了新世纪的发展哲学模式将在更深入地研究发展哲学一系列重大问题和基本范畴的基础上，努力建构和重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全球各发展板块时间的错落和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及其在这多元化世界中发生的日益密切的交往，从发达的航空航天交通到全球互联网，使世界发展格局既高度多元化又高度全球化，全球问题和本土问题相关度大大提高。学术界对“现代化与后现代”、“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一元与多元”、“公平与效率”、“可逆与不可逆”、“必然与选择”、“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支持”等事关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的解释与回答，将影响其理论的建构。例如，某些西方学者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与太平洋经济的世纪，世界期待着中国。从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的发展目标始终定位于现代化的实现；在实现目标之前，始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不能排除中国在此阶段始终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潮和战略的挑战这一可能性。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科学性就在于：既要高屋建瓴地把握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又要在世界范围内与西方后现代思潮积极对话，在对话中汲取营养，摈弃糟粕，从而成为既指导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理论，又是真正涵盖世界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其三，在全球各极发展主体交往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发展哲学的框架和模式的演变和互动将更剧烈，呈现多元化和相关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历时态的发展实践所致，每一个时期都会产生适应于那一时期需要的主导观念和框架，另一方面，是多极主体间的文化视差所致。对于发展实践的人文解释，对于发展主体的境遇关怀，对于发展目标的意义追求，各文化的视界均是独特的。独特的视界必然产生独特的发展哲学框架。正像交往实践的双向建构一方面造就多元异质主体，另一方面造就全球公共秩序一样，精神交往的双向建构一方面创造各具个性的发展哲学，另一方面创造全球化的公共发展哲学。
其四，全球交往实践发展哲学将最有希望成为未来社会的蓝本。发展是全球问题。因此，21世纪构画的发展哲学，必将与未来全球发展蓝图的设计与实践操作紧密相联。多元化发展哲学的比较将日趋重要，而它们之间的交往、对话和竞争，则意谓着是新世纪全球社会蓝本的竞争。中国的发展哲学，应当在未来的“蓝本之林”中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