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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04)01-0007-03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1](P12-13)正是由于这种品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取得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深化与创新的反映，也是党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反映。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是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来的。后来和“实事求是”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教条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基本指导原则。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P534)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2](P611)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再次指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3](P801)由此不难体会，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这个理论体系既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又凝聚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同时也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思想和时代条件及国际环境等。具体地说：
第一，立足中国实际。就是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和外国经验。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具体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断调查研究、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第二，赋予中华民族特性。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的表现形式，同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相结合，集中反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和精神遗产，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2](P534)
第三，体现时代性。就是研究时代的特点和需要，研究时代对理论的呼唤和要求，把理论对时代的回应讲清楚，要从时代的发展上使理论创新呈现“呼之欲出”的态势。由于马克思主义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所以，同时代特征相结合，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邓小平所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4](P292)
第四，把握发展规律性。就是要分析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理论的内在联系，既要揭示其中一脉相承的关系，又要揭示各自发展创新的不同观点，要从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中阐明理论发展的必然联系，阐明理论的继承创新是合乎规律的必然结果。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建立，既可以发生于不同时代，也可以发生于同一时代、这是由时代发展的阶段性，特别是某些阶段的特殊性决定的。
第五，寓于新的理论创造性。就是在实践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力求理论有所创新，创新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新就是突破前人，也乐于被后人突破。新的理论源于新的实践，又反作用于新的实践。因此，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上，而应该不断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使之理论化，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没有的新结论、新观点。
二、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党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任何一种思想、理论或者主义，要在异国他乡发生影响并被大多数人所认同、所掌握，必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相应的主客观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实现了中国化，实现了它在中国的新发展，是由以下四个基本因素决定的：
首先，革命理论的贫困和饥渴，呼唤着一种新思想、新理论的到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5](P1514)要革命，就需要新的革命的指导思想，新的革命理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
其次，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高认识成果，是最科学、最正确、最先进的理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列宁主义的产生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先进性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证明，而中国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以马列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
再次，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的正确性、灵活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曾同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同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作过斗争。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末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6](P109)。邓小平曾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只有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力求做到“实事求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够敢于说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话，敢于做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做过的事，才能够与时俱进，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最后，对中国的实际状况要深入了解。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前提，革命实践是革命理论的源泉。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外，主要的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7](P287)1993年7月，江泽民同志指出：“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由此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8](P79)如今，中国的基本国情与诞生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社会，与诞生列宁主义的俄国的情况大不相同，现在的中国与五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的中国也大不相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这就必须依靠我们的党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成果。只有理论而没有实践或者只有实践而没有理论，都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取得了阶段性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们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一理论品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始性和开创性成果。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阶级、道路、前途、步骤以及转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它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关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等七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比如中国革命的阶段问题，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比如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无产阶级只有依托农村，建立工农武装，创立红色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再比如，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马克思曾经预言，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前资本主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但只是一种设想，此前还没有任何先例。列宁领导的过渡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且对资产阶级私有财产采取的是没收的办法，和平赎买由于遇到资产阶级的强烈抵抗，没能实现。毛泽东则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新民族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经过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然后再从新民主主义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开创性工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宝贵内容。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归纳起来主要有“七个第一”：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第一次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第一次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理论；第一次完整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第一次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模式和精神文明建设模式；第一次提出了以民为本和“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和最新理论体系。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9](P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三大基本要素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三者之间辩证地连为一体，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其中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基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条件。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新的实践，提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关于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思想；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9](P8)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脉相承性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时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9](P3)
第一，在理论体系上一脉相承，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说，这个体系“完备而严密”、“具有无限力量”。“马克思主义同‘宗教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10](P309)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科学体系都融汇贯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内核。因此，在理论体系上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人类社会，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用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中国社会，从而先后解决了以社会主义社会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设、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正如江泽民同志说的那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P11)所谓“科学判断”就是实事求是地判断。总之，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中，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三，在改造社会根本目标上的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人类社会经过多种社会形态的更迭之后，必然要达到最高形态即共产主义，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以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为根本目标。正如江泽民同志多次重申的：“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1](P54)
第四，在社会基本矛盾和改造社会根本手段上一脉相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论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三个代表”也首先从要求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治统治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1](P293)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3](P108)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谈话要点》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4](P370)此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论论证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和引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他们的文化观，指出在先进的文化下将培养出完全不同的人，创造出这种人将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条件和目标。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3](P1058)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1](P38)表明了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在从马克思主义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基本矛盾和改造社会根本手段上是一脉相承的。
第五，在人民群众推动历史观上的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得到了高度的尊重和发挥。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最高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为最高标准。”[3](1031，1096)邓小平则提出：判断改革开放政策的对错标准“应当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P372)这些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人民最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第六，“两个先进队”与毛泽东建党思想一脉相承。对“两个先进队”的概括，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曾经使用过“两个先锋队”的表述。1935年12月，党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12](P620)“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所以说，“两个先进队”与毛泽东建党思想一脉相承。
收稿日期：2003-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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