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的变革——史念海先生的主要思想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地理学论文,地理学论文,沿革论文,思想论文,史念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4-0020-09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一门学科，这已是大家的共识。在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变革的过程中，很多学人在各自认识和研究的实践中，结合时代风势的发展变化，都不同程度地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史念海先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1933年秋季史念海先生开始比较系统地接触“沿革地理”这门课①，后来加入“禹贡学会”，并终其一生与这门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67年的学习、教学和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历程中，他不但见证了这门学科的形成和演变，而且以其研究实践推动了这门学科的现代转变。研究他的思想和实践不但有助于了解这门学科发展的历史，而且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史念海先生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 一、沿革地理学：继承、实践与认识的变化 像很多前辈学者一样，史念海先生认识和从事历史地理的研究是从沿革地理开始的，而对于这门学科的认识及其变化却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初的认识大约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认识的来源有二：一是乾嘉考据学关于历史上地理事物的“史实”变迁的考证；二是顾颉刚、谭其骧等先生所开设的“中国地理沿革史”等性质的课程。后者虽然直接和具体地与他的学习和研究实践有关，其实也是在前者这一基本理念下的产物。二者关系密切，并且也是当时主流学术思潮的特点，很少有人能够超越这一限制。就是1934年的“禹贡学会”成立和《禹贡》(半月刊)发行以后，虽然其研究宗旨对相关研究有一些比较系统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及其遵从此“宗旨”的研究实践，却仍然没有逸出“沿革地理学”的藩篱多少。因而，其实质仍是地理沿革史的内容，它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整个30年代，史念海先生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郡县增损、地志互勘、郡国及其疆域考证等内容上，这是对传统沿革地理学的继承和延续。这种工作，大约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虽然，在随后的研究实践中，自觉和不自觉地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但其研究主体仍然是沿革地理学。50年代中期当他反思其研究历程时说：“过去二十多年的岁月里，竟有十几年的时间是糊里糊涂地走着清代乾嘉学者的老路，只在考核地名的变迁、制度的沿革以及区划的分合上用功夫，这仅仅是替史料作出一些注释，使读史的人得着一些方便罢了。”[1]这些话虽然是采访人所写，但应当是史念海先生说的话。 史念海先生最初反思沿革地理学并尝试着突破和发展沿革地理学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约40年代初)。反思的实践基础是长期以来沿革地理的研究比较远离社会现实，并以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的较为单一的“考辨”为特点的事实。而直接造成这一反思的刺激则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对本学科就此“有为”的自觉意识。他说：“‘七七事变’发生，我身陷危城，辗转绕道，颇历艰辛，始得归来。当此大难之际，竟未能执干戈以为社稷，这样的文章究竟于世何所补益？可是如何有用于世，一时也难于说得具体。经过几年漂泊的生活，才又恢复到旧日的营生，到编译馆工作，因而能再与顾(颉刚)先生同处一地，时相晤面。我这次再见到顾先生，就提出我这几年的感受。顾先生也认为我的这些想法合乎道理，并且说欲求有用于世，应于沿革地理之外，兼治地理之学。”[2]5在此背景下，日渐形成“有用于世”的理念，并欲以此为方向实现对于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突破”和发展。所以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我所能够探索到的，也只有下列这两点：其一，沿革地理学诚然在历史地理学中居有一定的地位，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却不应仅限于沿革地理学的范围。如何才能超出这样的局限？由于当时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和有关范畴尚未有明确的论定，还难说的具体。好在已经注意到事物的变化，应该以说明变化的缘由及其过程和影响。这样就可以稍稍轶出沿革地理学的旧规。其二，我逐渐体会到像历史地理学这样一门学科不仅应该为世所用，而且还应该争取能够应用到更多的方面”[3]289。其实，“有用于世”的理念，包括“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于我国古代历史著述的不少方面，就是在沿革地理学研究中也不乏一些代表性的经典性著述。元人胡三省的《通鉴胡注》自不必说，就是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以及顾炎武有关“经世致用”的众多沿革地理著述，总体上也都表现了这种思想。只是清代“乾嘉考据学”发展以来，学人渐渐远离了这样的著述目标，以至于逐渐相仍，为后世所沿袭。史念海先生试图通过“有用于世”的理念来突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研究范畴，应该说是在这一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对于沿革地理学“有用于世”理念的自觉和重新发现。这样的“发现”及其研究实践，意在克服传统沿革地理研究比较远离“世事”的纯粹考证方向，强调重视和发展沿革地理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功能的方向。这对突破传统沿革地理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上，史念海先生以前与顾颉刚先生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已经鲜明地表现出了这样的思想。但从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的发展来讲，这一“发现”及其实践并没有实现超越沿革地理学性质的范畴，当然也没有改变这一时期其相关研究仍然属于这门学科的属性。 在理念和突破方向基本明确以后，在实践层面的落实和突破工作却来自两个方面的实际工作：一是历史学方向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较为单纯的考据沿革的做法；二是选择《中国的运河》一书的自觉尝试和从事《西汉地理图》编绘及其研究任务中的探索。在实践层面选择《中国的运河》一书进行有意识的或者说自觉的尝试性探索。据他说“当时思想上也不无迷惘困惑之处”，“在困惑之余，我总想为这门学科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它(历史地理学)是不是独立发展，不再局限于历史学的一个辅助学科？我初步设想，既是历史地理学，就应该着眼于整个地理方面，使它能够和它的名称一样，是历史的地理学。由此出发，我就试写了一本《中国的运河》，着重探索运河变迁的原委，以作为开发水利的借鉴”。[4]297但这项研究，据他后来说，“还是由史学着眼和立论。固然也曾试图说明事物变化的缘由及其过程和影响，却往往是偏重于社会和人为的方面，自然的因素就显得极少”[3]289。而且在方法上，该书也“未能稍离考据的窠臼”[2]6，就是说，其中的研究虽然也有一些改变，但在方法上仍旧没有超出考据学的范畴，在性质上仍属于历史学的研究。就“突破”沿革地理学和发展历史地理学而言，这样的尝试应该说总体上是不太成功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史念海先生遵从顾颉刚先生之命，编绘《西汉地理图》。“《西汉地理图》不以州郡图为限，举凡经济、交通、人口等只要能以图表示的，皆在编绘之列，现在所能记得的，大约有三十余幅。根据顾先生的指示，编绘的步骤，是在资料搜集具备之后，先行撰写有关论文，再进行制图”。这一工作虽然“还是离不开考证的”，但“在政治地理图之外，兼绘制其他方面的人文地理图和一些自然地理图”。[2]3-5由于《西汉地理图》“不以州郡图为限”，这就在突破沿革地理方面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另外，这些图幅又涉及经济、交通、人口等众多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内容，在内容上对以往沿革地理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再加上，对相关研究要“先行撰写有关论文”，遂在这些分支学科上分别进行了一些程度不同的专题研究和拓展。这些研究就为历史地理学一些分支学科的发展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如《晋永嘉乱后中原流人及江左居民》(《西北论衡》7卷15期)、《晋永嘉流人及其所建的坞壁》(昆明《益世报·史学》18期)、《保卫大西北外围地理形势》(《西北论衡》7卷8期)、《关中水利与西北盛衰之史的研究》(《西北资源》2卷1期)、《永嘉乱后江左对于流人之安置》(《责善半月刊》2卷9期)、《汉代对于西北边郡的经营》(《文史杂志》2卷2期)、《论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及其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文史杂志》2卷9期、10期)、《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3卷1期、2期)、《娄敬和汉朝的建都》(《东方杂志》40卷5期)、《晁错及其边防政策》(《政治家月刊》1944年创刊号)、《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文史杂志》6卷2期)，其中数篇被收入后来出版的《河山集》初集和四集中，成为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代表性作品。而这些研究成果的共同特点，是关注历史上的人地关系、国家与地理的关系、地区盛衰等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研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从沿革地理学的传统研究中走了出来，并逐步走向新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大路上。史念海先生后来说“编译馆的四年则是我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奠定基础的时期”[4]296，大概就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的。 史念海先生对沿革地理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变化过程：从最初的“跟着作”，到后来的“困惑”、反思，再到“思欲改变”的尝试和最终有所突破。这期间有最初对乾嘉学派考据学的崇拜，有对沿革地理学长期作为史学附庸的狭隘的“注脚”性研究的批判，还有后来在对历史地理学形成比较明确的认识以后而对沿革地理学的重新审视和客观看待，前前后后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对乾嘉学派考据学的崇拜等自不必说，就是对沿革地理学的认识前后也各有不同：1.抗战时期对沿革地理研究表现出“困惑”、“思欲改变”甚至不满，主要是因为他认为沿革地理远离“有用于世”的功用。所以，他一直想用“有用于世”的目标来改造和发展沿革地理学。客观地讲，出于对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的考虑，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中国疆域沿革史》也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不过，单纯的“有用于世”的理念和方向不可能将沿革地理学引向历史地理学，这在逻辑关系上尚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尽管说史念海先生后来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表了非常高水平的研究论文，但就这些对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发展所做的贡献似乎不宜有所夸大。2.50年代，史念海先生一度对沿革地理学的评价较低，认为它“只在考核地名的变迁、制度的沿革以及区划的分合上用功夫，这仅仅是替史料作出一些注释，使读史的人得着一些方便罢了”，也就是说，它还不是一种独立的学科，而是一门为历史学服务的“史料注释”和考辨性的工作。这种认识尽管带有一定的经验性特征，不是基于较为系统研究的科学结论，但却反映了当事人对自己以往研究的深切感受。这样的研究内容与沿革地理学的内容和对象基本相同，所以也可以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史念海先生对沿革地理学的基本认识。3.80年代以后，随着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日臻成熟，史念海先生遂在研究和反思“沿革地理学”时，对沿革地理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科学的研究和认识：(1)沿革地理学的肇始应追溯到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班固所首创的记载方式，尚未以沿革的名称相称。后来在方志的撰述中，始有以建置沿革为篇名的，……遂成为这样一门学科的专称”。“《史记·河渠书》也应该是一篇沿革地理的著作”，“只是它仅记水道的沿革，不及《地理志》的等为全面”。[5](2)沿革地理学是早期的历史学范畴中的地理学的一个部分。不过，由于它实际上主要“考核一地的因袭废省，和人与地的关系初无干涉”[6]63-64，因而也是历史学范畴的一个部分。后来，随着沿革地理学的不断发展，“由一个部分几乎取代(地理学)全体”[6]66，从而越来越远离早期地理学及其主题——人与地的关系问题，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学范畴的一个部分。(3)“沿革地理学为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分，而不能代替整个的历史地理学。”[6]69(4)沿革地理学在以后的发展中形成自己的体系，“由这个体系扩大，就可以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中的历史政治地理部分的具体基础。而且沿革地理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也还可以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斟酌运用”[6]70。应该说，这是80年代以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理论上对于沿革地理学所做的最为系统的研究和总结。②它不但论述了中国沿革地理学的历史和发展，而且还澄清了沿革地理学与地理学、历史学以及历史地理学这几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指出，沿革地理学依然是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可以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斟酌运用”。按此认识，沿革地理学首先是历史地理学的基础研究部分，通过这样的研究，历史地理学可以获得坚实的资料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新历史地理学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其次，沿革地理学本身也在民国以来的研究实践中不断发展，在一些领域获得拓展或进一步发展，从而构成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他虽然没有展开论述，但从其文字表达中，我们依稀能够感受到这个“一个部分”中应当包含有这一内容。这样发展了的沿革地理学，我称之为“新沿革地理学”，它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沿革地理学”与旧沿革地理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不“只在考核地名的变迁、制度的沿革以及区划的分合上用功夫”，不只单纯“是替史料作出一些注释，使读史的人得着一些方便罢了”，而且还探讨其中变迁的过程、规律，以及这些变迁与地理环境变化、社会经济发展乃至政治、军事条件等之间的关系及其原因。这些变化的产生应该说与时代学术思潮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特别是受近代以来科学思想的日渐影响而逐步实现的。比如，在上世纪40年代，钱穆先生作《史记地名考》，“乃据三大原则互相会通”，这三大原则：“一曰地名原始”，“二曰地名迁徙”，“三曰地名沿革”。[7]5-7这其中不仅蕴含着鲜明的科学精神和理论总结，也与旧沿革地理学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当然，这样的变化，也得助于新时代背景下一些学科的新发展，像音韵学、训诂学，地理学中“地理通名”与专名的认识，历史学、考古学中关于民族迁徙的研究，等等。这是传统的沿革地理学较少能做到的。史念海先生后来的一些研究，如《以陕西省为例探索古今县的命名的某些规律》(1979)、《论雁门关》(1983)、《函谷关与新函谷关》(1984)、《新秦中考》(1987)、《壶口杂考》(1989)和《论九原郡始置的年代》(1993)等，都不是“替史料作出一些注释”的简单工作，而是一种新的、扎实的、系统的实证研究和规律探讨。这既是对以往沿革地理研究的发展，也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这一点讲，史念海先生是比较早地步入“新沿革地理学”研究队伍当中的成员之一，并且也是自觉探索和发展这门学科的先行者之一，实际上也是少数最有贡献的学者之一。 至此，史念海先生已经对沿革地理学及其与地理学、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厘清，对它们各自研究的内容、地位等在理论上进行了清理，这就拨开了长期笼罩在这门学科中的几门学科相互纠缠的认识的迷雾，为后来者指明了清晰的研究方向。 二、向历史地理学的转变：理论、方法的转变与学科体系的构建 如前所说，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禹贡》(半月刊)(1935)英译名改为《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的发布，一些学者就开始循名责实地质疑、思考和探讨“历史地理”的研究内容了。比如，杨效曾的《地理与历史的中心关系》一文发表在《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2期上，文章内容虽未直接指向这一问题，但已经开始触及到其中的一些方面。顾颉刚先生于该期“编后”有一个说明，其中讲：“本期中，‘地理与历史的中心关系’一文的作者希望我们把整理史实作为理解历史进化的初步手段，不要把考证看成终极的目标，这个意思当然很对。可是，我终觉得，学问应有全体的关联，有综合的目标，但个人的工作却不妨只为一部分的”[8]。杨效曾所说的“把整理史实作为理解历史进化的初步手段，不要把考证看成终极的目标”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对禹贡学派众多学人所从事的“沿革地理学”的不满意，这也是史念海先生于40年代就“困惑”或探索“思欲突破”的沿革地理学的问题。顾颉刚先生一方面肯定了杨效曾的意见，同时却也从更宏阔的学术研究的认识意义上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也就肯定了禹贡学人正在进行的沿革地理学的研究工作。不过，顾颉刚先生等并未故步自封，而是在沿革地理以外还提倡“人文地理研究”。对此，史念海先生说，“这里提出所研究的人文地理，不论其含义如何，显然可见其所研究者已经不限于沿革地理了”。除此之外，《禹贡》(半月刊)的“发刊词”和“工作计划”还涉及到自然地理以及一些超越沿革地理学领域的研究问题，“鼓励从事沿革地理研究的学人，超迈到地理学的领域”，“这就是历史地理学所包含的内容”，“使沿革地理学逐渐向历史地理学发展”。[9]824-825就是说从禹贡学会成立开始，禹贡学人虽然已经开始探索历史地理学的一些问题，但仍旧主要集中于超越沿革地理学的方面，而于“人文地理”、“自然地理”以及尚未明朗的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学科框架及其研究方法等都还没有明确的触及。 不过，在此以前或与此同一时期，德国学者赫特纳(Alfred Hettner)已于1927年明确提出“历史地理学”这一概念，并对其研究的对象做了较为明确的说明。[10]193-195随后，英国学者达比(Henry Clifford Darby)出版了《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1936)、美国学者布朗(Ralph H.Brown)出版了《美国历史地理》(1948)等专著。所以有学者称，“上述三部著作，从理论到实践，为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们标志着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11]127，[12]129-131其实，如果从历史地理作为历史时期的地理的观念这一点来看，西方学者的认识可能还要更早。如美国学者哈特向说，“康德在区别‘现在的地理’和‘古老的地理’时早就说过了，以后马尔特和维默尔也谈到。赫特纳阐释得极其清楚，在1895年的第一次阐述中说得简略些，几年后就说得更详细”。[13]215相比之下，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认识则比较晚，就是在上世纪40年代，亦还在困惑中探索着。直到1947年，侯仁之先生在成为达比的学生以前尚自称“还不知道有历史地理学”[11]128这门学科。尽管如此，这不等于说我国学者就没有在实践层面从事着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工作。1920年至40年代，梁启超、丁文江、陈寅恪、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众多学者实际上都有一些属于历史地理学性质的文章发表。再加上禹贡学会其他学人的探索，这就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出现和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不过，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突破以及在理论指导下的自觉研究，却还不是那么容易。这期间还要经历若干年的探索。史念海先生说：“中国历史地理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这样的结论是经过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者较长时期的论证才得出来的。这样的结论得来是不易的。”[14]4很清楚，这一结论的前半部分是来自西方学者的观点，后半部分则是前苏联历史地理学家雅尊斯基(V.K.Yatzunskiy)的观点。[12]131我国学者通过借鉴、吸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将二者结合起来，从而形成这一科学的结论。50年代史念海先生撰写《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的讲义时已经明确了这一点，因此，这本书标志着史念海先生已经在理论上实现了由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的转变，也标志着他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已经进入自觉的整体思考和研究阶段。 应该说，在实现由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的理论转变的过程中，包括史念海先生在内的不少学人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关于这门学科系统的研究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实践工作，史念海先生则是走在前面的。1953年他因教学之需而撰写《中国历史地理讲义》，虽然其中“只讲了三个部分，就是历史人口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政治地理”[14]4，但这已经为普通的“中国历史地理”的撰述提供了基本思路和结构性方向，也就是按照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来依次撰述，以反映整体的中国历史时期地理的表现、演变及其规律。可以看出，当时的认识还主要是在历史人文地理诸领域，就是对历史人文地理的认识还是有一定的局限的，所以他说“这只能说是当时的理解”。其实，当时甚至在此以前，他和不少同仁已经认识到历史自然地理是历史地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和历史人文地理居于同等的地位，并共同构成历史地理学的两大部分。但由于自身在地理学方面的天然的缺陷，以及同一时期诸同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如何研究和系统讲解，尚没有形成系统而成熟的理解和撰写，因而就没有涉及这一部分内容。尽管如此，这部讲义还是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因为《中国历史地理讲义》初稿写成后，“曾经打印了一些油印本”，“发给受业青年和有关师友和同行们”，“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一些讲授这门课的同行们，也都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只讲这三个部分”。[14]4大概由于这样的原因，1983年，教育部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全国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编写会议，会上决定并指派史念海先生编写《中国历史地理》教材，随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约他讲授这门课程，于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催生下，他在原来《中国历史地理讲义》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地理纲要》进行了更为全面、系统的修改。这就是1991-1992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借此机会，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思考和研究，进而成为我国第一部最为系统的现代历史地理学通论性著述，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建设以及促进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总体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自此以后，不少历史地理教材虽然应运而出，但基本的理路却没有逸出这本书的框架和结构多少，只是在内容上各有千秋而已。辛德勇先生说：“筱苏师的这部著作与时下一些综合各方面研究成果的同类著述是迥然相别、不可同日而语的。这部书不仅从头至尾都出自先生潜心研究，结论直接得自第一手资料(当时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现成成果可以参考)，且融汇自己的学术思想和风格于字里行间，质量和水平不是常人所易于企及的。更重要的是当时筱苏师通过这部书，事实上已经为新型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勾勒了基本框架。”[15]116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 这部著作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史念海先生关于历史地理学的思想和认识。(1)它以全新的形式实现了由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的系统转变。在此，沿革地理学只是作为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手段和基础，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准备基础的资料工作。同时，一些“新沿革地理”的研究，成为历史地理学某些具体问题研究的组成部分。(2)人地关系是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基石，人地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的探讨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目标，顺应或利用规律以利于人们更好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是历史地理学的根本目的。所以，他提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定义是：“探索中国历史时期各种地理现象的演变及其和人们的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并进而探索这样的演变和影响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14]6这里“历史时期各种地理现象的演变”，既包含了历史自然地理，也包含了历史人文地理。其间的“演变”既包括自然力量所导致的地理现象的变化，也包含了人为力量(主要是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所导致的地理现象的变化。同时强调了这些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及其规律的探讨。而对于其根本意义的说明，则鲜明地体现了他一直以来所追求的这门学科“有用于世”的理念和深切的济世情怀。因此，这一定义融科学性与道义性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历史地理学的鲜明特色。(3)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作为历史地理学的两大分支具有同等的地位。在该书中，初步实现了在禹贡学会和抗战时期就已经困惑并试图探索的将历史自然地理纳入这门学科的愿望。当然，这种工作的实现，主要还是得力于历史地理学界多年来关于历史自然地理众多具体问题研究的积累，特别是1982年《中国自然地理》之《历史自然地理》的出版，为实现这一愿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其中史念海先生就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他早年所著《中国的运河》，20世纪80年代初所著《河山集》二集，以及一系列其他相关论文，也成为实现这一工作的基本材料。所以在本书中专辟“历史自然地理”一章。虽然与历史人文地理诸内容相比较而言，这些内容还显得较为薄弱，但它已经奠定了坚实基础。(4)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是不断发展的。最初的《中国历史地理讲义》只列有历史人口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政治地理三个分支，该书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历史民族地理和历史军事地理，但依然有历史聚落和城市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没有写进去。所以他说：“随着这门学科的深入研究，也许还会有更多的增加”，就是说现有的分支学科只是这个时代的认识的反映，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将不断发展，并会增加新的人文地理分支学科。就是已有的分支学科，也可能分化出新的分支学科，如历史农业地理就是从历史经济地理中分化出来的分支学科。(5)实地考察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较为有效的步骤。诚然，实地考察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来研究历史地理问题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从史学家司马迁到历史地理学家郦道元都在这方面进行过成功的实践，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禹贡学会成立以后，继续秉承这一思想和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地理考察。但自觉地将这一思想和方法运用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实践，并且形成广泛影响的，则是侯仁之先生和史念海先生，他们的研究各有特色，成绩也最为突出。比如《中国历史地理纲要》这本书，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都“是用历史资料(包括文献与遗址遗物)与实地考察密切结合的研究成果。这就使中国历史地理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意义之重大，可不言而喻”[16]4。总之，这些基本思想及其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这部通论性历史地理著作，从理论到实践两个方面比较系统地建构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科体系，总体上实现了由沿革地理学到历史地理学的全面而系统的转变。 在此转变过程及其以后的时间里，为了彻底澄清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其他一些理论问题，他还提出和论证了一些新的认识：(1)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渊源不同。《禹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地理学著作，但不是第一部历史地理学著作。历史地理学既然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那么，判断它的渊源就应该以最早时期的历史地理著作为起点，看它的内容是否是记述和探索它以前的历史时期的地理事物及其演变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就属于历史地理学。如果仅仅是对它所在的时代的地理事物的记述和研究，则只能说是那一时期的地理学，扩展而言，就是说它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学。基于此，他先后写成《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因素》[17]120-139、《论班固以后迄于魏晋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17]140-167、《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6]56-88等论文，从理论到实践两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思想。(2)历史地理学史与地理学史不同。这一观点虽没有明确述及，但从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时期的地理学的不同可以推知。历史地理学史是关于历史时期历史地理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而地理学史则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学形成、发展的历史。二者虽然有一定的关系，但具体的研究内容是不相同的。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地理学史的著述基本上都是关于地理学的历史，而关于历史地理学史的专著则几乎没有，如果说尚有一些单篇著述的话，则以史念海先生的上述几篇文章为代表。(3)倡导和积极发挥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功能和作用，[18]1-13形成自己历史地理研究的鲜明特点。其实，“有用于世”的功能本是历史地理学所具有的基本功能之一，但在史念海先生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却特别重视和强调这一功能的发挥，甚至在他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实践中长期坚持这一方向。这一思想观念主要来源于3个方面：一是明末清初以来“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二是抗日战争时期撰写《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时代需求和实践；三是走出沿革地理学长期远离社会现实需求的“困惑”的追求。早期的两部著作自不必说，就是这部《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定义，也将其落脚点集中在“使其有利于人们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目的上。这是其他历史地理学著作较少特别强调的。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史念海先生的众多历史地理研究著述，都不同程度地贯穿着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及其研究有利于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贯穿着“有用于世”的思想。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夸大这些研究对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本身的贡献，只能说他在发挥这门学科的这一功能方面的研究中所做出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在这一意义上的研究，形成了史念海先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鲜明特色之一。 在从沿革地理学中走出来以后，史念海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在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大的分支学科的众多领域全面展开，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因此而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这些实践性成绩在学术界已经有不少的总结和论述，在此不必再行赘述。下面仅就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提出来，以供讨论。 1.历史地理学定义中“历史时期各种地理现象”的问题。这个“地理现象”在史念海先生的研究中主要是“可视的物质现象”，包括各种地理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可视的”地理现象。就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到现在为止，几乎所有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定义，虽然表述不尽相同，却几乎都是在这一层面上来谈历史地理的主体对象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在这一层面展开。而对于不可视的、隐藏在地理现象背后的相关地理问题及其演变等较少关注，或者缺乏自觉地意义上的深切关注。比如，关于相关历史地理对象的结构、模式或者秩序等的有目的探讨就鲜有触及。如果说以前者为主的研究是史念海先生等老一代历史地理学家以及当代众多历史地理学家或重要工作者的研究特点的话，那么，对于后者的研究将是拓展和深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鉴于这一点，历史地理研究的主体对象似应该改为“历史时期各种地理”，而不要用“现象”来排除地理的不可视的存在及其发展，这样才会更有助于历史地理研究的开放性发展。 2.目前学界关于史念海先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尚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分歧或者表述上的不确切和混乱，应当立足于史念海先生本人的认识过程、学术实践过程及其成就以及当时中国国内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背景来客观地看待这些问题。如有些人讲，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实际上已经突破了沿革地理学的范畴；又有人讲，1944年出版的《中国的运河》更是把“为世所用”的思想提到了这门学科生死存亡的高度；还有人讲，20世纪30—40年代的一系列论文，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甚至还有人说，《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标志着历史地理这门新兴学科不再作为历史学以及地理学的辅助学科，它以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彻底地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中脱胎出来；又有人说，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史念海先生自己发明的，等等。如前所说，20世纪40年代以前，特别是《中国疆域沿革史》以降至50年代，史念海先生还处于对于沿革地理学的“困惑”和“思欲改变”的探索期。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年中竟然“糊里糊涂地走着清代乾嘉学者的老路，只在考核地名的变迁、制度的沿革以及区划的分合上用功夫。”[1]同时，他也多次谈到《中国疆域沿革史》是沿革地理学的研究，《中国的运河》虽然想突破，但仍是以考据为主，并且是以历史和社会等人事立论的，在突破上并不是很成功。至于说《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标志着历史地理这门新兴的学科不再作为历史学以及地理学的辅助学科，更是不确切。因为，史念海先生在这本书的绪论中明确提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同时也指出了沿革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部分的观点。所以就不存在上述如此表述的意义。 当然，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或表述只是表现于现有研究的一部分，还有一些类似的意见，都需要我们更加认真、客观地来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史念海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精神。 ①史念海先生当时就读于辅仁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谭其骧先生为历史系讲授“中国历史时期的地理”课程(史念海《重排本前言》，参见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页)。其学科属性是“沿革地理”。这应该是他系统接触这门课的开始。时下有不少著述称谭先生开设课程的名称是“中国地理沿革史”，包括顾颉刚先生、葛剑雄先生、王学典先生、顾潮先生和陈光中先生等都如是说，这大概是一种泛义的说法。 ②1950年7月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设》(第2卷第11期)上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指出当时各大学误将“中国沿革地理”混同为“中国历史地理”课，其中涉及到沿革地理的内容等一些问题，但尚不是一种关于沿革地理学的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标签：地理学论文; 自然地理论文; 历史地理学论文; 史念海论文; 人文地理论文; 禹贡论文; 地理论文; 历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