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的多维意象及其哲学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意象论文,哲学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哲学上看，所谓“意象”，就是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结合，或者说是赋有某种特殊含义和哲学意味的具体形象。由于“青年”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多面体”，因此在我们的视野中也必定形成多种意象，而这些不同的意象背后又蕴含着建构出它们的多种哲学视域。探寻青年的多种意象并发掘其内含的哲学视域，无疑是青年研究在理论上获取进一步哲学提升的一项“基本建设”。
一、“青年”的年龄意象与青年内涵的哲学溯源
任何概念都在外延上行使着区分的功能，“青年”也标明了一种“青年”之内与“青年”之外的区分，根据这种区分我们可以判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使用“青年”这个词进行陈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在谈论青年，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对青年的一种共同理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词语的意义存在于“某种比我们的语言更为原始的观念”[1]中。对“青年”意义的哲学追问同样可以通过追溯这一词语发挥作用的观念演变的轨迹来加以辨明。
“青年”被用于对人的一种分类描述，可以看做是以人为对象进行的某种区分与限定。在日常生活中，“青年”往往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被使用。一种情况用来描述人生命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人的一生分为儿童、青年、成年与老年四个阶段，青年属于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文学家们习惯于用春、夏、秋、冬四季类比人生的这四个不同阶段，青年阶段代表着充满活力的热情之夏。使用“青年”的另一种情况是用它来指称由生命发展处于青春期这一特定阶段的人构成的人类群体，这一群体中的成员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与属性，或者说具有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
“按年龄定义谁是年轻人”是一种通用的做法，年龄似乎也确实给如何界定青年提供了可以被广为接受的客观标准。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断定青年是因年龄获得定义的吗？或者说，青年内在的意义全部是由年龄赋予的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先来思考何为年龄。年龄是与时间相关联的一个概念，年龄是可以量化的，其量化标准正是依据时间的量化标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从他的先验分析论视角指出，时间只是一种把握世界的“内直观形式”，是现象得以在感知领域呈现的“主观条件”。然而，现象呈现的具体内容仍然来自变动的经验世界。年龄在形式上依存于时间这一“直观形式”，但是具体内容依存于人的生命运动，依存于人生存中的成长、发展与变化。可以说，年龄是对人生命状况中可见差异和变化的一种界定，这种差异呈现于时间序列中，并依时间建立起一种可理解的客观的逻辑关系。因此，时间赋予了年龄得以从客观上实现的可理解的形式。然而，年龄的现实意义来源于人的生命运动中存在的可见的、可理解的差异变化。可以想象，对于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们来说，当生命运动中缺少了这种可见的差异变化，年龄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青年”与“年龄”两个概念范畴就其形式上具有相似的地方，两者都可以同时用来描述人生的成长阶段与处于某一阶段的特定人群。就青年与年龄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不是年龄定义了青年之所以为青年，而是青年这一范畴标明的某些不同于其他年龄阶段的东西才使得其成为一种有意义的“指称”，并被专门用来区分出“青年”这个群体。虽然青年不是由年龄赋予其意义，但是年龄又是构成青年范畴的内在要素，正是从这一点上看，年龄可以作为界定何者为青年的“客观量化标准”。也正因为如此，对青年之含义的追溯不能脱离对年龄的领悟。我们知道，“青年”这一概念界定了一种群体差异，一种不同于“儿童”与“年长者”的群体差异，这种差异以年龄差异为前提，正是由于存在由年龄标识的生命成长中出现的可观察的差异变化，我们得以区分青年这一不同于其他类别的群体。当然，年龄与青年的差别也是明显的，除了年龄的外延大于青年之外，还表现为年龄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在表达生命成长时年龄具有一种前后依存的渐变性；而青年在年龄阶段上则表达了它与儿童以及年长者之间的一种分离与断裂，从差异性上表达了这些年龄段之间的相互区分甚至对立。
青年与年龄之间的复杂关系还表现在，界定何为青年虽然以年龄为前提，但究竟以什么样的年龄差异作为依据划分出青年，又不能仅仅根据年龄获得充分的解释，而只能追溯到年龄之外的某些东西。例如，不同的地区可能根据不同的年龄界限确定青年的界限，这种不同或者是在遵循习俗的基础上达到便于统计的目的，如联合国对青年年龄的统一界定为15—24岁的人；或者是考虑到“这一群体相对比较成熟和稳定”，比如马来西亚《国家青年政策》规定青年为15—40岁的人；或者用青年来指涉没有获得独立社会地位的一个群体，如泰国一度把青年定义为25岁以下的人①。这些不同的根据来源于年龄之外的某些东西，或者说，是某些外在的因素作用于年龄，使得以如此方式规定青年成为可接受的，并进而成为可理解的。
可见，界定青年这一概念范畴的群体差异具有直接的社会根源，或者说什么样的特征被认为可以作为界定青年之所以为青年的根据，这一点是由社会决定的。从历史起源上来说，青年这一概念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法国阿利耶斯发现，18世纪以前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青春与青年的概念，更没有青年这样一个社会群体进入社会意识。青年进入社会意识发生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一方面，青年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法国大革命时期，青年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正是特殊的历史使命造就了‘青年’这个概念，也正是在改造社会的现代性大变革、工业化大转型的时代里面，青年才成为历史的主体”[2]。另一方面，青年又是工业革命中受压迫的一代，1844年，英国佐治·威廉在伦敦创办基督教青年会，向工业革命浪潮中迷惘的职业青年传播基督的福音，现代意义上的青年群体开始得到社会的关注，并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逐渐得到广泛认可并作为一个主题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可见，从其开始进入社会意识空间，青年的现代用法就被赋予了两种不同的意义，其一是作为历史的主体出现，被看做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其二是作为问题群体出现，被认为面临某种共同的社会困境。对青年的这两种不同的解读仍然普遍存在于当前的社会认识中。
也就是说，当用于区分青年的某些差异被有目的地凸现出来之时，我们不应该忽略在这种凸现之后政治意识所起的作用。青年与年长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像“昼夜、天地、阴阳、生死”那么不同，赋予青年意义并确定青年界限的差异也并不都是自然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即使不可否认青年存在某些特定的生理特征与心理意识，但是这些生理特征与心理意识也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发生过程，而是他们在社会交往中或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从而成为将青年与其他群体相互区分与相互分离的标记。
总之，青年依年龄获得某种可区分的标识，使得青年借助于年龄这种时间形式而进入认知领域，但时间赋予青年的仅仅是形式意义，年龄差异所构成的仅仅是区分何者为青年的前提条件，而在年龄的背后，究竟什么样的差异被选择用来区分青年与界定青年，其决定性影响因素既是社会的，也是政治的。因此，任何对青年之意象的把握如果不分析其社会与政治的内涵，都无法获得对青年之内涵的充分理解。
二、青年的社会意象与青年范畴的认知建构
“青年”可以看做是用来整理给定现实的认识范畴，其意义源自于社会的建构。当然，既定现实进入社会意识的视域既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也需要一定的理论洞察力。作为思考社会关系的分类范畴，“青年”往往在两种不同的情境中得到使用：或者用来描述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即称之为“青年”的这一类社会存在；或者作为一种理想型，用来强调青年“应当是”与“应当为”的价值规范。
在社会文化意识中，存在着关于青年的两种不同社会意象：一方面，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青年常被看做是叛逆者与麻烦制造者，是需要得到关注的问题群体，青年们“常被视为社会的难题，人们惯常用‘尚未’（not-yet）、‘未成熟’（not-full）、‘依赖’（depent-on）以及‘过渡中’（in transition）等术语来定义标记他们”[3]。另一方面，在文学中，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青年又被称颂为是希望，是未来，他们充满热情、富于创造力，被认为是应当担负历史责任与创造新世界的一代，正如同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在《青春颂》中用诗的语言所表达的：“青春，你的手臂就像雷电似的威风，你的飞翔宛如雄鹰般的矫健。”
青年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象都能在历史与社会现实中发现其根据，能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比如，一方面，青年冲动、不守规矩、做事不老练、更容易犯错，倾向于成为“问题青年”；另一方面，在每一次革命浪潮中，青年都能成为革命的主力军（青年的现代起源就与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有关），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们也是社会建设的主要劳动者，他们走在科学技术的前沿，在奥运会上创造世界纪录。当把两种不同的认识置于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中思考时，就可以发现两者具有类同的地方。无论是“问题青年”或是“革命青年”，他们都是作为被认识与被摆置的群体而存在，这种“被”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政治权力关系中处于从属与服从的地位。汉斯·旺·埃维耶克揭示出了青年在社会关系中的这种“被安排”：“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征召青年们为军人、工人、交易员或者运动员。同样，如果需要，我们也会将他们拒斥于劳动力市场、最低收入线或者大学之外……社会需要在青年中进行挑选，需要对他们进行分类。目的就是要使青年们保持沉默，平和地融入社会，满足社会的当前需要。一句话，我们需要利用青年们作为一种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缓冲器。”[4]在这种意义上，青年不是权力的实施者，而是权力的服从者。为此，青年就需要被界定为不成熟、不稳重、不适合于承担政治责任；同样为此，青年又需要被界定为热情的、具有创造力的，是革命者与建设者。
政治性的关系往往隐藏在对青年的一种“客观性认识”之中，对青年的诸种社会意象也被理解为是一种客观描述，而这种客观描述在关键的环节与青年的生物学印象相联系。青年处于青春期，具有这个年龄段适时出现的一些生理特征，诸如性发育渐趋成熟，身体变得强壮，力量增加。生理的特征被认为是自然的，是不受人与社会等主观因素影响的。根据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观点，人的心理发展变化受到人的生物学结构的影响，对人的心理形成起关键作用的俄狄浦斯情结正是人的身体结构在心理意识上的一种影射。因此，精神分析学派把青年理解为具有特定年龄、心理和生理特征的一个群体。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根据遗传原则把人的发展分为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构成人的一个不断寻求实现自我同一性的成长过程。他认为，青年期属于出现同一性危机的时期，面临新的社会要求与社会冲突，其自我意识尚无法真正融入既定的人类意识与社会意识之中，这正是“问题青年”得以在社会中出现的原因。
青年冲动、不成熟、不守规则、处于过渡期等或被看做是这一年龄阶段特有的心理与性格特征，一些学者还试图进一步从生物学角度寻求其自然的或本质的根据，试图发现这诸种解释都是客观的，是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与主观愿望的。但这样的看法是不确切的。正如同拉康在对弗洛伊德的解读中指出，弗氏的精神分析能够合理地解释社会意识的心理传承，但导致俄狄浦斯情结形成的真正原因不是身体上的某一结构，而是一种象征权力，是先在的社会律法。在既定的父权制社会中，这种先在的社会律法具有父权的特征。因此，青年期的同一性冲突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冲突，也可以说是青年在融入社会的进程中与先在的社会律法的冲突，这种冲突并不需要根据遗传原则来获得解释。事实上，当埃里克森用同一性原则来解释青少年对社会的不满与犯罪时就预先假定了青少年与社会相对抗的形象，进而追溯至生理与心理的原因来解释这一形象的产生。
女性主义者朗格托恩从理论上发展了社会心理学中“自我实现的预言”，批评男性对女性的客观化使得女性变成了男性希望她们所是的女人②。在以“客观”的名义对青年意象的描述与解释中，同样存在这种认识上的“客观化陷阱”。这里的“客观化”是指因为对某一并非真实的认识持有强烈的信念而使世界改变以符合这种信念的过程。在无所不在的社会网络中，行为主体所受到的心理暗示往往会影响到行为者对行为的选择。在认知领域中，年长者认为青年叛逆、冲动、不成熟、不稳重，并认为这些都是青年阶段自然呈现的、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特征；年长者在与青年的社会交往中抱持这种观点，并依据这种“客观印象”看待青年、理解青年、认同青年；鉴于年长者的认知权威，青年从心理上也接受了这种客观形象，认为自己就应该是叛逆的、冲动的、不成熟与不稳重的，在其行为中也就会更倾向于选择符合这一“客观形象”的行为方式，从而从事实上变得叛逆、冲动、不成熟与不稳重。这种受武断的认知影响而建构的“事实”反过来又为认识的似真性提供了“经验的”与“客观的”根据。由此观之，对青年形成的任何“客观认识”都无法排除主观的诱导，青年所呈现出来的“客观形象”实际上是包含着种种主观需要的“认知意象”。
也就是说，无论是青年的“问题形象”或是青年的“创造者形象”：一方面都是关于青年的某种社会意象，另一方面都只是对社会现实中与青年相关的某些社会现象的部分表达。不过，应当强调的一点是，这些“问题”或是“创造者”特征并不只是存在于青年群体，它们不属于青年的“专利”。因此，它们既不代表青年的客观本质，也不应该被标杆为青年的客观形象。任何试图通过寻找青年缺之不可的某种特征规定其本质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在这个意义上有如哈拉维所言：“剥开洋葱的表层，其中心没有任何东西。”[5]
借用韦伯的术语也可以将“青年”理解为一种把握社会结构关系的理想型。“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6]“青年”概括出现代社会发展中人类群体依某一年龄阶段出现的分化，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具有经验内容的某些成分。但是，也正如同韦伯所指出，对于把握社会现实的理想型，如果把它作为一种实在，认识就可能陷入危险的边缘；然而，如果把它与现实进行比较，认识就可能获得有益的启示。在既有的政治权力关系中，青年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处于权力的下层。在对青年意象的客观化或对青年理想型的实在化认识中，既定的政治权力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服务于特定权力关系的这种青年意象不断从青年的“自为”转化为青年的“自在”，进而取得了经验中的“实在性”，而对这种“实在”的批判是无法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哲学语境中进行的，它需要我们对“权力”与“权威”进行一种新的认识论探究，即要求对关于青年的社会意象在认知根源上加以政治哲学的反思，这种探究与反思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思维方式与哲学范式的转变。
三、青年的政治意象与青年身份的哲学流变
青年进入社会意识领域发生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是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在一定的意义上，理性化程度成为现代化程度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准。可以说，无论是青年以历史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变革，或是青年进入社会意识的领域，都与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密不可分。社会学家滕尼斯区分了共同体与社会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存在形式，认为前者根源于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生命的相互关系，后者依据彼此分离的、理性的原则建立相互关系③。现代化进程正是一个共同体作用逐渐弱化而社会作用逐渐强化的过程。青年进入社会意识领域源起于现代社会的理性组织原则，青年标明了与非青年的一种既分离又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青年进入社会意识也确立了一种新的政治关系，即青年与年长者之间的服从与统治关系。事实上，这种新的政治关系在前现代社会可以发现其原型，即家庭依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父与子之间的统治与服从关系。青年与年长者之间形成的这种新的政治关系也可以看做是现代社会的理性原则侵入共同体时传统父子关系的衍变。
年龄、性别、种族往往被看做是具有类同性的分析轴线，它们均用来刻画出不同的社会群体与政治关系。年龄界定了青年与年长者之间的对立，两者之间构成代际关系；性别界定了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对立，两者之间构成性别关系；种族界定了白种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对立，两者之间构成种族关系。在现代社会系统中，不同的群体关系构建起不同的社会政治关系，但是三种不同的社会政治关系具有类同的权力结构，其中，青年、女性与有色人种都作为无权者或权力的受动者占据类同的社会政治地位。同时，这种类同的政治权力关系就建构了一种对差异的政治赋义，使得特定的年龄差异、性别差异与种族差异分别在针对青年、女性与有色人种的政治情境中获得具体的政治意义，而且是具有“理性根据”的政治意义。恰如鲍曼所言：“所有的统治者都能依靠理性为他们服务。”[7]于是，一种为现代理性所“证实”的观点就认为，冲动、叛逆、不够稳重、缺乏经验等一系列本质特征决定了青年不具备成为领导者与决策者的基本素质，因此难以担当大任，需要服从于年长者；类同的“理性立场”同样见于妇女不够理性从而需要服从于男权的统治，还有非洲黑人散漫、野蛮、属于未开化的种族从而需要服从于白种人的统治。
虽然就结构分析而言，青年、女性、有色人种面临类同的政治地位与政治立场，但是当把这种结构关系置于历史维度上解读时，青年政治、女性政治以及种族政治之间又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与政治预期。从问题的历史起源来说，性别问题具有更悠久的历史根源，是伴随人类文明一同产生的；青年问题则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才作为可见的社会问题得到认识；而种族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在全球化扩张与殖民化过程中在与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对抗中形成的。在21世纪由多元文化意识推动的、强调身份政治的后现代语境中，性别政治与种族政治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妇女以及有色人种以边缘人的身份与主流对立，其政治立场逐渐得到社会承认，并取得与主流进行对话的权力。然而，青年政治从来未曾如性别政治与种族政治一样树立起以青年为政治标识的旗帜，或者说明确提出以青年立场为主导的政治从未真正形成，青年也从来不是以边缘人的身份取得与年长者对立或对抗的政治身份。换而言之，在“他者”地位越来越得到彰显的后现代政治语境中，青年作为他者的政治地位却未曾真正得到彰显，因而，青年政治也就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旗帜鲜明的政治意识出现。如果说青年与女性在权力关系中同等地属于服从与被统治的一方，同等地没有话语权，是权力的“他者”，那么当女性主义政治越来越具有不容忽视的政治影响力的时候，却为什么没有形成独立的青年政治与青年立场？
如果说青年政治意味着青年成为政治的主体力量，或者说，有利于青年的利益诉求成为政治的行动目标，那么回顾社会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青年政治并不是未曾出现过，而是在每一次现代社会革命与变革中以对不合理的当前社会统治加以批判的方式呈现。无论是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还是19世纪兴起的社会主义革命，或是20世纪美国声势浩大的左翼运动与青年反战运动，青年都是这些政治运动的主流。他们反教皇、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反霸权主义的批判意识同时也代表了某一历史阶段进步的时代意识，青年与年长者之间的代际冲突就被以政治利益为基础的时代冲突所取代。可见，在政治实践层面上，青年意识与青年政治并不是以青年作为边缘人与权力“他者”的身份通过强调青年的政治立场与青年的权力而得到诉求，而是作为社会进步方向的代表隐含在时代意识与时代政治之后，进而获得由社会发展给予的历史合理性。
作为一种社会身份，青年与女性、黑人的身份标记存在一个显著的不同：性别与种族是贯穿人一生的身份标记，相反，青年只是人的生存经历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性别意识与种族意识能够获得超越时间的同一性，而青年的自我意识从一开始就在时间中呈现为一种阶段性的或暂时性的意识。青年身份的流变使得青年难以结构化为一个具有固定边界的群体，无法形成连贯的、统一的、具有同一性的青年意识。然而，一种具有同一性的青年意识却是使得以青年为标识的政治意识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并且，以青年为身份的政治赋权同时也意味着在青年进人“后青年”身份时面临的一种政治权力的褫夺，这也是以青年为立场的政治意识不可回避、同时也是与政治实践中的权力意识相违背的一个悖论。因此，青年随年龄增长出现的这种身份流变使得青年身份与青年立场在政治实践中无法成为青年政治的凝聚点。
青年进入政治领域，在行为的理性选择上就面临权衡两种政治利益的考量：一种是作为权力“他者”的权力诉求，一种是作为权力“继承者”的权力预期。在每一个发展着的青年人身上，其代表时代进步意识的历史主体这一政治身份，都以“正在进行时”的方式取代着与年长者相对立的“青年”这一政治身份；同样，在政治立场上他们以构成代际主流的方式持有社会批判的立场，而不是立足于权力“他者”的青年立场。这一选择既符合青年要求成为权力主体的权力诉求，同时也没有放弃他们作为“权力继承者”的政治预期。
差异区分是主体得以形成自我意识的前提，也是主体由以进入世界、分辨世界、认识世界的必然途径，但是差异本身并不足以成为既定等级秩序由以形成的根据；理性为进入规范的思考与有秩序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理性也并不必然服务于一种等级制的思维方式与一种等级制的权力关系。因此，青年被摆置的社会身份与立场意识不是源自于对青年的一种自然的差异区分，也不是因为理性的安排，相反，可以说，差异与理性都被既定的政治秩序所安排，由此构造了一个维护既定秩序的意识形态的想象空间，成为服务于既定等级秩序关系的工具。借助于意识形态的想象方式，政治权力在社会中涉入对青年的认知空间，并由此形塑出青年的“主体意识”。正如马克思以饱含希冀的情感指出，符合人类本性的人类史是一部没有压迫与等级秩序的历史。走出这种维护等级秩序的意识形态，需要马克思意义上的、一种符合人性发展的政治想象力。如果不超越这种既定的政治意识，而只是借助“理性的工具”，青年将无法摆脱陷于权力夹缝中的宿命。当然，这种政治想象力同时也是一种哲学想象力，一种对世界、对社会以及对人类生活及思维范式的转变。青年需要借助于这种想象力走出传统的桎梏，重构其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意识；青年哲学也需要走出用历史、经验、理性、既定的权力与权威等思维范式为框架而构建的“哲学大厦”，重构一种以自己为主体的、适合自己居住的“哲学大厦”，这就是从哲学上对青年所不断进行的“认识你自己”的心智活动。
①参见赵化刚：《国际视野中的青年：定义、属性和问题》，载《青年研究》，2005年第7期。
②Rae Langton,"Feminism in Epistemology Exclusion and Objectification",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sm in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27.
③参见斐尼斯·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77页。
标签：群体行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客观论文; 权力论文; 年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