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的原因与路径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内容是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使用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依靠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而实现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为依靠生产要素的效率提高而实现的集约型经济增长。[1]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开始思考并关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但是至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依然难以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要求，面临日益紧张的资源环境压力及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竞争的压力。分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的原因，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前提，有其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的原因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其一般规律性，过去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刚刚进入的重化工业阶段决定了其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点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有其一般规律性因素。我国经济过去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粗放型增长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活力带来补偿性的、填补空白式的快速增长，粗放式增长的主客观条件都非常具备。90年代中后期开始，“买方市场”出现，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增长面临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约束。政府开始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时期增长依然保持了较高的速度，主要靠调整产业结构为主线的投资带动，国债投资基础产业带动，及产品出口的带动。地区差别显现以后，东部发达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的示范者和火车头，中西部加大开发力度进行追赶，也成为经济增长强大的推动力。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非常重要。这一时期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点依然没有转变。
2002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消费结构升级和城镇化进程加快，重化工业带动下的新一轮增长正在启动。处于高增长的主导行业主要是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这些行业拉动了一批中间投资品性质的行业，主要是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建材、化工等；以上两个方面又拉动了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的增长。
在这种增长格局中，快速增长的行业大多数属于重化工业。其结果，2003年和2004年重工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轻工业，分别高出4个和3.5个百分点，重工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左右。重化工业倾向还表现在能源消耗增长快，2003年工业消费能源总量占全部能源消费总量的近70%。能源消费的增长既有来自经济增速加快的原因，也有来自工业结构重型化的压力。
我国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人们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我国必须努力克服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弱点和弊端，走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2]韩文秀等人在一份内部研究报告中指出，作为一个人口基数如此之大的后起工业化国家，建立门类齐全的包括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在内的产业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尽管重化工业阶段带来一系列问题，但从世界各国的产业发展规律看，重化工业化是我国经济很难逾越的阶段。在重化工业阶段，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资源、能源短缺、污染加剧的矛盾，既不能抛开重化工业阶段的规律性特点，又不能对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污染的加剧视而不见。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通过技术创新、
加快产业调整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利用后发优势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全面改造、带动传统产业升级，以全新的方式和更短的时间实现新型工业化，争取在某些行业、某些项目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老路；反过来，通过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来保障经济顺利经过重化工业阶段，尽可能地缩短重化工业阶段的时间。
综上，我国的“投资推动发展阶段”或“要素推动发展阶段”，与那种已发展到后工业化阶段，信息产业、服务产业高度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高等为特征的“创新推动发展阶段”和“财富推动发展阶段”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任何增长方式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产物，有其一般规律性因素，目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因而政府决策中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凭借主观意志，而应根据发展的实际状况和阶段，尊重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树立阶段性目标。
（二）二元结构的特殊国情及非均衡的发展决定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1.城乡差距导致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尚未过去，投资带动增长的特点明显。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在于走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我国的城镇化正以每年大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发展，但目前仍处于城市化滞后阶段。
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只有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才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社会发展环境。当然，有些地方在城镇化进程中操之过急，不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
2.解决城乡劳动力就业问题增加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度。解决城乡劳动力就业问题，在过去、将来都是政府政策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就是要制定有利于扩大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政策；完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战略目标，也必须保证一定水平的劳动力就业率；解决贫富差距，更需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我国目前城乡就业人数7.5亿，每年新增劳动力1千多万，再加上由于改革和结构调整时期的隐性失业显性化，还要解决农村约1.5亿甚至更多的过剩人口问题，同时面临21世纪前十年劳动力人口增长高峰期，就业压力沉重。
每年安排大量劳动力就业，本身属外延粗放型经济增长，这制约了经济增长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向以技术、资本密集型为主的转变，这一因素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硬约束。但是不着手解决劳动力就业又会带来诸多问题（王积业，1995）。政府决策上面临两难选择。
3.存在明显地区差距情况下，大规模资源开发阶段并没有过去，增长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在我国尤其是经济差距较大的西部地区，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发展，其次才是在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集约化的问题。因而转变增长方式方面需要开发和节约并重。事实上近年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国债投资和中央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拉动的。对这些地区而言，在较长的时期内通过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和基本建设实现经济的增长是必要的、难以避免的。[3]建立依靠自身集约化的增长机制需要有一个过程。
综上，二元结构的基本国情及发展的非均衡性，决定了我国增长呈现“投资驱动”的特征将维持较长时间。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化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今后几十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
现有国情下，要发挥比较优势，处理好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将比较优势化为现实的国内外竞争力，更加大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
（三）体制约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展不顺的深层次根源
1.宏观层面——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处于转型过程中，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尚不完善。我国处于转型过程中，市场不成熟，市场秩序的完善还存在一些制度真空和政策缺失，政府还应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这需要继续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因为目前政府人员角色转换还不明确，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还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4]
其中问题较大的是投资审批制度、行政性垄断制度，以及以权谋私等腐败问题。政府从经济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过程中，在观念转变方面和完善调控手段方面还需要继续深入。
2.中观层面——地方分权体制及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行为错位。有学者提出了“中央政府经济”与“地方政府经济”的概念，尽管存在争议，但现阶段地方政府作为一个重要主体，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值得注意。政府官员作为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相关者，再加上政绩考核制度的不完善，其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对增长方式转变起“逆向调节”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行政性分权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使其在推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主动作用。但由于改革没有到位，一些地方政府的职能存在错位现象。
在局部利益驱动下，小钢铁、小水泥、小化肥等所谓五小产业兴旺发达；对少数人造假贩假打击不力；大上钢铁、汽车等项目，大搞工业园区；用不正当竞争的办法招商引资，将属于社会资源的公共产品无偿或低价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甚至将招商引资指标化、政治化。一些地方政府从对地方市场的干预保护，对地方所管国有企业的干预保护，对地方税收影响高的产品、产业的干预保护，发展到今天凭借政治权力实现资源的资本化——“以地套现”，即通过强行占有农村土地以套现银行资金。地方政府考虑的是，发展赶超及稳定、解决就业等问题都需要上项目，并靠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解决，而资源的破坏、环境的污染是次要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既可能建设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同时有些人还可进行权力寻租，由此带动的粗放式发展思路愈演愈烈。
3.微观基础——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还在建立过程中。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仍然是真正的攻坚战，政企不分、预算软约束痼疾还没有消除。“公司制”改革中“换汤不换药”现象突出，尚未真正建立起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司治理结构及相应的运行机制。
我国经济的增长表现与企业的绩效表现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没有较大提高，发展主要靠政策投入以及银行投入。目前，国有企业实现的GDP增量在全部GDP增量中不足20%，但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中的比重达70%以上。在股票市场上获准上市募集资金的，也主要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破产、债转股、主辅分离等行为，其中都包含着政府对国有企业“父爱”式的政策。
民营企业同样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是企业组织形式还处于中小分散的水平，产业集中程度不高；二是产业结构趋同，产品结构单一；许多都是在市场准入壁垒弱、技术水平低的产业从事经营活动；三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品技术含量处在低水平。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处于成长发育期，以数量扩张、跑马占地外延式的发展为主要手段，加之企业人员素质不高，管理水平欠缺，走的依然是粗放经营的路子，实现集约型增长还需要一定的时期和过程。
（四）外资的技术外溢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贡献不高，国内企业上升空间受到压制
1.对引资的质量重视不够，“以市场换技术”还需更加努力。随着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使我国企业依靠自身的科技创新来提升产业结构、集约化经营的发展思路受阻，面临着国际资本竞争的压力，被动服从于跨国公司利益。目前我国相当部分高附加值的产业与产品已被跨国公司占领，在这些领域对国内企业的挤出效应比较明显。
理论上可以通过利用外资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带动我国企业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其中不乏个别企业成功的案例，但从整体看效果仍不理想。
分析表明，现阶段我国企业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自身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非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因此，尽管普遍认为外资企业的要素生产率要高于国内企业，但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生产技术扩散、传播、示范等外溢作用不理想。[5]
各地引资、用资过程中都存在片面地追求引资的规模和速度的现象。一是不重视引资的质量和结构。外商通常只是将传统技术、传统产业部门甚至对环境有污染的部门转移，而核心技术依然留在本国内。国外的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我国，加重了我国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二是不重视国内企业自身能力建设，引资后逐步失去话语权和主动性，忽略了通过引资提升自己的内涵和价值。这在某些行业和地方尤为突出。
2.对外依存度高，但结构不合理，外向型发展处于低水平。一般认为，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起积极作用。现阶段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但出口中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份额较大，产品附加值低、技术档次低。这种以数量取胜、靠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出口，面临其它发展中国家同质化的竞争，又不断受到发达国家反倾销的阻碍，其竞争优势正在减弱。
近年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从2000年的15%提高到2003年的25%，上升速度很快，但其中相当大部分是由投资在我国的跨国公司完成的。我国的加工贸易高度依赖外资，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不足，从OEM（代加工）向ODM（代设计）和OBM（自主品牌）发展还有很长的路。因此这种外向型发展处于低水平，现阶段对我国增长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有限。
（五）经济快速增长的繁荣掩盖了深层矛盾，只有当外延式增长的动力不足时，内涵式增长的成效才能显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9%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每年有上千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出来，他们形成强大的内需来源并拉动经济发展。在广大农村地区，很多地方还是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巨大国内市场优势作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其发展潜力远没有发挥出来。快速增长的巨大市场空间，使人们对提高资本投入质量和效率的重视程度不够，紧迫感和危机感不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3年以前，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的支撑以及外资企业在我国持续增长的直接投资。依靠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似乎条件不成熟。
步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以后，预计在本世纪头20年中，需求量将继续增加，资源、能源等消费会进一步增长。同时，民间投资也开始大规模地进入重化工业，尽管快速扩张中有粗放型特点，但只要产品能够销售出去且有盈利，企业就不会更多地考虑进行集约型生产，牺牲资源环境的代价抑制不住其投资扩张的冲动。只有当外延式增长的动力不足时，内涵式增长的成效才能显现。
总之，经济增长方式涉及到一定的资源基础条件、科技发展水平以及配置资源的体制因素。尤其是我国有13亿人口，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与转型经济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具有任何国家都没有的困难。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方式在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的国度里，是难以自行完成转换的，能否适时、顺利地完成转换，取决于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理性选择行为。因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是一个艰难的渐进过程，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完全实现。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建议
（一）促进以提高现代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为目标的产业结构调整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应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内容。经济发展新阶段下的结构调整，与过去只注重工业结构的调整有所不同，包含更为广泛的内容。除工业自身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外，还包括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以及由于技术进步和第三产业发展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特别要注意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要处理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解决就业问题的矛盾。
1.把大力发展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高技术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口。在发展高新技术的过程中，要避免陷入引进依赖的陷阱，努力实现导入增长模式向原创的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变。
(1)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在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等方面加大力度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与WTO规则相适应，实现税收优惠范围由特定产业向高技术企业的转变。建立“政策引导、企业自主、金融支持、各界参与”的多层次、多形式的投融资体制。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建立知识产权评估和交易体系。运用关税调节手段，鼓励企业更多地引进专利和专有技术，将技术转让与设备引进相挂钩。
(2)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迅速扩大我国的高技术产业规模，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逐步使我国成为世界高技术产品的制造和研发基地。通过“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国际重大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加大高技术产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力度。及时把握高技术发展引起的未来产业变动趋势，加强对世界高技术开发及产业变动趋势的信息收集，相应做好新产业分化后需要的技术准备，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至于出现技术断层，从而延缓调整升级的进程。
(3)加快运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在我国处于重化工业加速发展这一阶段，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运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显得尤为重要。注重发挥高技术产业的渗透和带动作用，加快推广运用高新技术，振兴成套设备、数控机床等装备制造业；提高汽车、石化、冶金等传统产业的产业层次，提升传统工业的增长质量。
2.把提升装备业的技术水平、加快装备业发展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支撑。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快工业化发展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有先进的技术装备来支撑。装备制造业基础性强、关联度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生产消耗水平和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1)要抓紧调整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力争在优势产品、重大技术装备和高精尖加工能力上取得突破。鼓励有实力的骨干企业发挥龙头作用，推进专业化分工协作，形成若干各有特色、重点突出的产业集群。
(2)完善市场体系，促进产销衔接，促进科研与生产、应用与制造的紧密结合，建立有利于加快装备业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为振兴装备制造业提供良好环境。
(3)把发展重大技术装备作为振兴装备制造业的重点任务，加强组织协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依托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落实好国产化的依托工程，提高重大技术装备对现代化建设的保障程度。
3.把鼓励和支持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是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也是有效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解决城乡劳动力就业问题，推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重要途径。
当前要改变部分行业垄断经营严重、市场准入限制过严和透明度较低的状况，按市场主体资质和服务标准，逐步形成公开透明、管理规范和全行业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加快垄断行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放宽部分行业市场准入的资质条件，改革市场准入的行政审批制度，大幅度地减少行政性审批。创造有利于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
具体来看，围绕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该优先发展交通运输、金融保险、物流配送等支持国民经济高效运行的生产性服务业。
最后，如何处理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再就业的关系是“十一五”时期甚至是更长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回答的问题。关于就业优先还是增长优先的问题，不少学者主张就业优先。但对就业优先的涵义要明确，在发展中要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视传统产业改造，同时，也不能忽视以结构调整为主线。
就业、再就业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是一个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如何处理国内就业压力与国外竞争压力的关系问题。从方向和原则上讲，必须坚持结构调整为主线，在结构调整中逐步解决就业、再就业问题。主要理由在于：一是只有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才会产生新的增长点，并带动其他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劳动岗位；二是如果为安排就业而去发展已饱和的传统产业，容易受市场制约，导致产品缺乏销路，就业也难以扩大，一部分职工要下岗、失业；三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系到提高国际竞争力，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否则，丢掉了国内外市场，会使国内失掉更多的劳动岗位。[6]
因此，政府要做的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完善的失业救助和社会保障体系，对失业人员实行完善的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二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机会；三是积极推动劳动力人力资源的培养培训，使其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顺利完成转型，稳定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稳定。
（二）大力提高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涉及的因素很多，其中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也是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基点。只有依靠自主创新，才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最终使注重集约型发展的思路得以体现。
1.发挥后发优势，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总体而言，我国还是一个科技实力弱小的国家，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加强与国外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获得大量国外的前沿科学信息和先进技术，是加快我国技术进步速度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应高起点，以世界一流为目标，发挥后发优势，引进、消化、吸收与自主研究、开发并举，引进先进产品与引进优秀人才并举，逐渐形成自有知识产权和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2.把握好技术创新的关键领域。要加强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自主开发和创新，为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持。推进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能源与环保技术、海洋空间技术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增强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考虑到资源与环境的要求，技术创新在以下方面更为重要：一是节约资源、开拓资源方面的技术创新，二是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的技术创新。目前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石油为主，不仅总量有限，而且使用中易造成污染。必须利用科学技术，搞新能源开发，包括太阳能、风能、潮汐能、核能的开发利用等。
3.大力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科技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产业化。只有被市场认同，才能带来经济上的有效性。要大力推进高技术产业化，加快发展特色产业基地和产业链。[7]进行合理规划和布局，推进高技术产业的集聚，并通过产业集聚产生的带动效应，加速向周边区域和其他产业扩散。进一步推进高技术产业化重大专项工作，针对经济、社会、科技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适时调整产业化重点。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靠政府的组织和调控，又要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培育一批技术推广机构，形成有效的技术传导机制，实现科技与经济的亲密联姻，力争在“十一五”期间，使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60%以上。
4.加强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质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撑。消灭贫困的惟一途径就是教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功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经验之一是非常注重民族教育。我国应该把教育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大力发展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及各种劳动技能培训，以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
（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转变政府职能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待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发达国家一般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竞争是促使效率提高的最重要因素，而政府只是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校正由于“市场失灵”而造成的资源配置的误导，并为生产效率的提高创造环境。
1.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首要问题当属政府职能转变。第一，要改变长期以来由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多个社会组织包括协会、社团、中介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共同管理和治理社会。其目的在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财政支出的有效利用与公共福利最大化。第二，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上控制腐败，并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第三，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使政府由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政府，由一个看不见的财政变成一个看得见的财政，由一个监督不严的政府变成一个受到严格监督的政府。
2.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弥补市场缺陷。现阶段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要积极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多地依靠经济政策工具，而不是行政命令手段。例如，推出相应的技术标准限制相对过热行业的投资，对污染排放征收环境税，使环境成本内部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市场失效问题。还可通过实行可交易排污许可证制度、押金返还制度等多种市场机制下宏观调控措施的使用，促使企业推进清洁生产，以有效地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
3.产业政策要体现政府鼓励的产业策略，建立动态支持制度。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手段。产业政策要体现政府鼓励的产业策略，对于高科技产业、环境保护产业等属于政府鼓励的重点产业，应有具体的鼓励措施和扶持政策，鼓励企业以最有效的方式利用资源，实现低投入、高产出，并推动技术进步。在这方面，首要任务是建立透明的游戏规则，为所有企业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特别是对于投资于环境保护产业的企业要使其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广阔的市场和盈利前景，让企业有积极性投入到相关领域，客观上达到生态和环境保护的目的。
4.加强限制型政策的约束与执行力度，健全法律，并严格执行。目前我国限制性政策不完备，特别是在引进外资政策方面，虽在理念上把高污染、高耗费型产业列入禁止型项目，但政策尚不完善。已有的限制型政策存在执行力度不够的问题，如我国排污收费制度虽明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并通过收费促使企业治理环境，但由于收费标准偏低，导致企业宁愿交排污费而不愿治理。
因此加强限制型政策的约束与执行力度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才能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
政府要通过健全和完善各种法律、法规来强制执行，一是完善市场秩序的法律，规范和鼓励竞争，保证竞争的有序进行，如反垄断法等；二是保护资源环境方面的法律，以限制市场盲目性对人类长期发展的破坏作用，减少负面外部效应。
（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
企业是经济运行和市场竞争的主体，也是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企业体制、机制改革不彻底，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都影响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企业加快改革、集约化经营和培养核心竞争力的过程实际上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
1.打好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使其有动力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把提高经济效益和追求盈利作为经营的主要目标，这样才能形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一向重点地区推进，二向重点行业包括基础设施领域和公用事业领域推进，三向重点企业特别是中央所管的企业推进。特别是国有资本占96%的中管大企业，“一股独大”的局面没有改变，与中央指出的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产权改革目标有很大的差距。因而，改革决不能动摇和后退，步伐应当加快，同时又要规范运作。
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加快国有经济战略性布局调整步伐。制定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整体规划，大幅度缩减国有比例。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采取分阶段逐步退出的策略。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按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以相对控股为主。
2.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集团）。发展大公司（集团），鼓励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联合，有利于打破地区、所有制限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历史上，一个国家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时，伴随着国力成长，在产业组织结构上都有一个大型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一批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这些大企业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提高运行质量。
我国企业要抓住发展的重要机遇，既要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和一定的市场占有份额，又要从整体上提高核心竞争力，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并逐步具备与国际跨国巨头抗衡的实力，否则将在激烈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
3.企业管理要规范，与国际通用的标准接轨。管理也是生产力，特别是体现规模经济的现代企业更要做到管理规范，与国际通用的准则、标准接轨，这同拥有先进的技术一样重要。世界上有许多先进成型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如企业业务流程再造、信息化管理等，要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为优化管理流程、迅速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管理的数字化、规范化、科学化发挥作用。
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同样面临如何规范化运作，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问题。当企业发展上一定规模时，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已成为制约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瓶颈。
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适用。在企业内部形成相互制衡的决策与监督机制，通过制度管理和科学管理，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决策科学、风险降低、运作高效。
（五）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实施“走出去”战略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的研究表明：越开放的经济，效率越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越大，其竞争力越强。对外开放度提高，有利于全球配置资源，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企业在国际竞争压力下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竞争力，但这个目标要通过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才能实现。
在国际合资合作“引进来”方面，继续巩固现有基础，拓展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更大规模上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高端人才，深入了解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意图，掌握与跨国公司合作的主动性，全面提高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和整体素质。
设法促进跨国公司加大对我国的技术转移力度，同时加强对外资企业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通过政策导向来促进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产业关联度将是我国今后政策的重要方面，产业关联不仅仅局限于原材料、零部件采购等后向关联，而且要加强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技术研发、产品创新方面的前向关联。在引进外资过程中，要延长我国企业的产业链，带动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同时选择若干关键的技术进行突破，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形成自主的核心技术竞争力，进而建立以我国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这样才能提高企业的产品附加值，在国际竞争中占领主动位置，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新的拉动力量。
“走出去”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其实质是将我国的经济发展空间拓展向全球。我们在发挥比较优势，带动商品输出和劳务出口同时，要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扩大海外市场范围，逐步从产品输出发展到境外资本与技术输出并重，使我们的企业成为跨国经营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知名企业。走出去还有利于我们获得国内短缺的资源保证，这是我国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必然选择。在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的情况下，应该鼓励企业到世界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投资，加快我国资本的海外战略。
（六）切实保护好资源与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要牢固确立“既要快速发展，又要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切实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必须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从各个方面落在实处。转变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中更强调节约，把节约型社会放到一个战略的问题上来认识，全民齐动员，才能达到预想的目标。
制定资源战略，积极参与全球资源竞争。在现阶段，鉴于我国自然资源短缺的现实，必须严格控制自然资源出口，包括限制变相的自然资源出口和初级自然资源加工产品的出口。适应一些发展中国家以资源换发展的需要，利用我们已有的技术和资源，建立独资的开发生产基地，或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开发，建立一批弥补我国资源不足的国外供应基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模式。原来的循环模式是“资源—产品—废弃物”，新的发展模式是“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发展模式。这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为价值取向、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为核心的新型增长方式。[8]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鼓励资源循环式利用，推进企业循环式生产，形成产业循环式布局，促进产业合理集聚，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积极倡导节约，对资源管理进行制度创新。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价格体系，逐步建立资源更新的经济补偿机制。政府还应制订鼓励节约、节能的消费政策，如有些国家对于使用节能环保产品的消费予以补贴，而我国政府受多种目标尤其是受某些利益集团的牵制，有时采取一些逆向调节的政策，如对节能型微车的上路、消费不仅不鼓励，还采取歧视性政策。今后，应清除这些不合理的政策，保持政策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合理开发和节约有效利用自然资源，使经济、社会发展真正建立在科技不断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生态平衡、环境优美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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