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书？伪劣品？——《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引发辞书界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音书论文,新世纪论文,辞书论文,汉语词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令人疑窦丛生的“外衣”
现在记者手里有王同亿主编《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2001年1月第1版第三次印刷、第五次印刷的两个印刷本。通过比较发现，两次印刷的词典正文内容不变，但是在封面、封底、版权页、前言、编纂人员名单等均做了相当变动。
第三次印刷本，封面勒口上有如下文字：“新世纪辞书系列有五最：最权威——一市四省的专家组审订；最现代——二十年来新词应有尽有；最先进——独创的查字法简便易学；最丰富——8万余个词条，5万余熟语和名言警句；最有用——一座大的语料库。”封底在“新世纪用新词典”的口号下有两段文字，分别是“北京专家审订组、湖南专家鉴定组”对词典的评价。
第五次印刷本，封面勒口上是“四项发明暨创新：起笔部首检字法；破坏式求真法；以熟语名言警句为例证法；词目选择紧扣时代法。以上四项发明创新权，未经允许，别人的字词典不得抄用或仿效，违者必究。”而封底则为“专家提示，用你熟悉的字词与别的词典比一比——是非优劣，你便自有评说。”
第三次印刷的版权页上注明“著者王同亿；字数3960千字”。第五次印刷本则为“主编王同亿；字数4360千字”。
第三次印刷本，前言中提到，“本词典主要为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习服务，因此，在重点收录现代汉语词汇的同时，还兼收了中小学语文课本中130多篇文言文中的古词语。”感谢名单中，其中以集体面貌出现的为北京、湖南、海南68位专家教授以及48位有姓名者，合计116人，其中2人为京华出版社负责人。
第五次印刷本，前言署名为王同亿，这一印刷本增加了署名序言，署名时间为2001年3月18日。前言中，也对作序者表示感谢，但是，这里前言的落款日期却与第三次印刷本一样，依然是2000年12月。感谢名单中有51人，皆有姓名。与第三次印刷本相比，人数上减少了65人，其中删除了三个专家组以及21人的名字，增添了24人的名字，增添者中包括作序者、京华出版社一位负责人。
第五次印刷本与第三次印刷本相比，主要审校审订者及特邀编辑都有较大变动。
这些更改，使人迫切地想问：（一）王同亿一再提到的一市四省专家，除了他笼统说的北京、湖南、海南68位专家之外，还有哪两个省的专家？连普通编纂人员都可以署名，为什么专家反而不能光明正大拥有署名权，只能以集体面貌出现？是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些专家还是连这些专家也不愿在这本词典上署名？如果王同亿的专家们已经列入他的审校编辑人员名单中，所谓的专家称赞是不是自我表扬？（二）何以同一版本的字典，第三次和第五次印刷本之间字数相差40万字？王同亿的“北京专家审订组”告诉人们“《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在编校质量上达到新闻出版署提出的差错四万分之一以下的要求”，可是为什么在这本“差错四万分之一以下”的词典里连版权页都不能令人信服？（三）同一版本的词典，两次印刷使“本词典主要为中小学生语文学习服务”改为“一切从现代读者（尤其是大中学生）出发”，是什么原因促使王同亿在短短几个月内改变主要服务对象的提法？（四）在王同亿让“一市四省专家”隐姓埋名的同时，他为什么又随意变更词典的审订编纂人员、感谢对象？
记者特别注意到，两次印刷本的前言一致提到“为编好这本词典，我们252人历经万难，呕心沥血13载”。然而，人们记忆犹新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王同亿推出《语言大典》以及在人民大会堂发布《现代汉语大词典》《新现代汉语词典》《新编新华字典》系列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及上海辞书出版社等多家单位分别状告王同亿及海南出版社抄袭侵权，几个案件历时四年多，于1997年7月25日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全部以王同亿和海南出版社败诉而结案。那么，究竟《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是历时十三载而成的精品，还是王同亿带领一帮人花了三年工夫日夜兼程操作而出的作品？即使这词典确实像王同亿说的那样花了13年时间，人们不禁希望了解《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与那些已经被判定为抄袭的辞书之间有什么联系？
二、辞书界：打假！打假！
2001年8月21日，在浙江省海盐县召开的中国辞书学会辞书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第三次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专家学者对王同亿主编、京华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新世纪》）作了深入细致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一，该词典在政治性、科学性、知识性等方面毫无标准、错误如山。
上海辞书出版社徐庆凯编审指出，该书涉及法律的条目错误已发现有数十处。如将“不破不立”释为“现多指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能侦破的，就立案，不能侦破的，就不立案”，既违反事实，也违反法律。又如“刑种”条说：“主刑是判徒刑，附加刑是罚金……”，而查我国刑法第33条规定主刑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而且“主刑是判徒刑”的说法根本不通，讲刑罚的种类，不应加“判”字。他说，《新世纪》的法律条目错误的性质主要有牛头不对马嘴、以偏概全、缺漏重要内容、混淆不同概念、无中生有等等。
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明鉴认为，《新世纪》是硬伤累累的不合格产品。比如在“江泽民”条中说他“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其中“同济大学”为“交通大学”之误；而“蜂王浆”释为“主要由白糖、麦精、奶油、奶粉蜜蜂、食用油料等构成”；更把上海、西藏、欧洲的面积分别说成是0.58平方公里、120多平方公里，1016平方公里，均差了上万倍；“鱼丸”释为“一种球形的糕点”。诸如此类的错误不胜枚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王琰副编审则从哲学、美学、艺术等十个方面指出《新世纪》自诩学术严谨，其实触目尽是谬误。
第二、收入大量低级租俗、格调低下的内容。
王同亿在《新世纪》第五次印刷本前言中说，那些“作茧自缚、画地为牢，不去打破以前那些清规戒律”“抱残守缺，习惯用老名人、大招牌来顶替学术权威性”的“语文工具书的编纂”，“根本不可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商务印书馆汉语室副主任何宛屏认为，王同亿打着“跟上时代步伐、大量收入新词新语”的旗号，在作为供学生使用的词典里大量收入粗俗下流、甚至黄色淫秽的内容。她从收词、释义、例句三个方面对《新世纪》的这一弊病做了解剖，指出《新世纪》中充斥着大量污言秽语。蔑称女性的如“烂货”“野货”，与嫖娼、淫乱、性有关的如“胡搞”“打野鸡”，粗俗、低级趣味的词汇、句子。如对“狐狸”一词的例句为“狐狸靠尾巴骗人，母狗摇尾巴调情”，比比皆是。同时还有一部分宣扬迷信、伪科学，反映旧思想、旧意识、旧时代的内容。各种粗俗的骂人话如“狗杂种”“狗东西”“龟孙子”乃至“国骂”“京骂”收录殆尽。何宛屏愤然质问，“不知道《新世纪》要把读者‘尤其是大中学生’引向何处？它的先进性究竟体现在哪里？”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语文教师邓虹以其中学教师的视角告诉人们，《新世纪》并不是什么“素质教育的福音书，而是毫无语文工具书的道德价值、科学价值、创新价值的精神污染。她说：“该书貌似新潮其实陈腐的价值观只会制约青少年的思想更新，只会对素质教育的开展起阻碍作用”。这对青少年学生有百害而无一利，是对词典前言所谓“继承我国灿烂的传统文化，增加语文辞书的文学色彩”之类的自我标榜莫大的讽刺。
第三，收词、释义、举例极其混乱，缺乏最基本的辞书编纂知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韩敬体研究员、李志江副研究员对此各自做了专门分析。他们认为，《新世纪》收词随意而泛滥，严重失衡，没有系统性，释义错误层出不穷，相关词语释义严重地不相照应，释义用语以及全书体例混乱。比如将许多是词典不应该收的自由词组“一滴”“一个”“一根”“最高”“最低”以及“吃人家的”“老姐儿俩”“把心掏出来”等等；还有许多是见词明义也不需要收的词，“母狗”“母猪”“母马”“母鸡”“牛屎”“狗屎”“鸡屎”等等；更有一批什么语言单位也不是，胡乱凑合而成的所谓“词”，如“不得”的一个义项作“不合适”，举例为“不得体”“不得力”“不得法”，但是这三个例子只是“不”和“得体。“得力”“得法”合成的词组，“不”和“得”不是一个单位，当然也没有“不合适”的意思。而胡乱释义，除上文已述之外，在语文知识方面为数更多。如“暴卒”本意是突然死亡，却被释为“凶暴的士卒”，“草帽缏”本意为做草帽的材料，却被释为“即草帽”。胡乱举例的极端是义例矛盾。如“芸”的一个义项是“香草名”，却以“芸芸众生”为例；“种”的一个义项是“分类学中位次紧接属以下……的一个分类单元”，却以完全与生物分类无关的“野种”为例。而王同亿对于《新世纪》最为得意的所谓用歇后语、俗语做例证却不仅常常格调不高，而且多数情况下不能恰当地起到书证或例句的作用。
三、王同亿如是说
8月27日晚，王同亿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我把词典编纂当成一项事业来做，贯注了一生的精力。在众多专家的支持下，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辞书界无人可比。《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经过5次印刷，已经售出十五六万册并且还在热销。这说明我的劳动成果已经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认可。”
针对既有各种批评，王同亿对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词典篇幅一直没有增加，开始在字数上存在统计错误，后来才纠正过来，所以第五次印刷本与第三次印刷本的版权页字数有所不同。审订编纂人员名单的变动，是因为编纂者中有的名字最初被遗漏，有的人不愿意登名字于是又删掉。一市四省的专家除了北京、湖南、海南的以外，还有江西和云南的专家，这两省专家对词典提的意见现在还保留在海南出版社，只是人数较少，因此没有特别注明。专家组里有一部分人也是编辑人员，但是对词典的评价是大家发自内心的感慨，不能说是自我标榜。至于读者对象，考虑到本词典包含所有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古汉语的字词，于是最初定位于面向中小学生，后来改动是因为销售过程中发现需求群体主要为大中学生，他们认识到本词典还有传播传统文化、保留文化精髓的功能。随着新情况的不断出现，今后每次印刷都会对前言等有所更改。
王同亿认为，《新世纪》词典如果有个别错别字，那是个别的、校对上的错误。这本词典经过资深专家审校，差错率远远低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出版品差错四万分之一以下的标准。任何书都有校对上的错误，现在所谓权威的辞书也存在许多注音、释义的错误。至于所谓的硬伤要摆出来，不能夸大其辞，通过学术论争来解决。收词、释义方面，作为对当前语言现象的一种记录，本词典收入一些俗语并不等于提倡，反而能够让人知道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好的，与格调高低无关。何况辞书毕竟是工具书，它的道德教育功能相对政治书籍来说要弱一些。词典中有的新词语释义是依据《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1978-2000)》（花城出版社）提供的报刊资料，并非杜撰。本词典中的法律条文解释相对其他词典而言，更为准确。体例上，王同亿认为自己编纂词典已经几十年，现有体例是依据丰富的经验摸索而成。
四、我们将要做什么？
辞书界的专家们指出，王同亿主编《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中已经发现的问题只是冰山的一角，现有差错率已经远远超过了新闻出版总署所规定的合格品允许的范围，《新世纪》根本不具有一本词典所应有的科学性、准确性，其谬误之严重、质量之低劣令人惊叹更令人愤怒。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编审说“王同亿的问题主要不在于知识基础、编纂经验的缺乏，而在于编纂辞书的指导思想、观念、态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方法的走火入魔。”周明鉴说：“对于尚无足够辨析和自卫能力的学生来说，《新世纪》已经成了‘定时炸弹’，时时会引导他们走向邪路或者接受错误的知识。”
与会学者建议，出版主管部门对此书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追究编者和出版者的责任，而已经购买此书的读者，有权索赔。
辞书界的专家们通过分析批判王同亿主编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对当前辞书出版进行深刻的反思，指出了今后辞书界、出版界努力的方向。
其一，增强词典编写者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当前辞书作者队伍中一部分人道德观、价值观的蜕变让人失望；在市场利益驱动下出现了蒙混读者、粗制滥造的劣质辞书。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提出，要运用学术批评的武器，匡正学风，明辨是非，根除学术腐败，培养科学的编纂态度，使辞书评论与辞书创新相结合。厦门大学中文系苏新春教授认为，应当在辞书评论过程中大力宣传正确的编纂原则、经验，端正基本的编纂态度，反对着眼于短期行为、重结果轻视过程、见利忘义的态度。
其二，出版法制、法规有待完善。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巢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辞书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也存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不良现象。一些出版社醉心于追逐利润而忘记了道德以至法律的责任，丧失了起码的责任感。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净化市场，把我们的辞书事业搞好，是辞书界、出版界面临的重大任务。他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制订《出版法》，以解决出版行政管理上存在着许多亟待治理的问题。上海辞书出版社陆嘉琦副编审认为，辞书与一般图书不一样，出版社有责任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贡献，应该拥有大批受过专业培训的辞书编辑，否则不能出版辞书。辞书编辑应该在思想道德水平、科学知识水平等方面符合新闻出版署的标准。
其三，加快辞书的修订与创新。语文出版社李建国编审认为，王同亿利用了21世纪到来的时机推销他的劣质辞书，今后辞书界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也拥有市场意识、商品意识，善于寻找最佳的商业时机；辞书界的出版者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中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改革和创新，面对日新月异的图书市场，不断修订已有的精品图书、推出新的优质辞书，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苏宝荣教授也指出，对于伪劣辞书，除了采取法律手段之外，也应该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劣质辞书是难以避免的，辞书界要积极开展批评，但关键是要更新更好的辞书，对现有辞书动态地修订，并用更好的辞书来占领市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词典室陆尊梧研究员提出，改革开放时期，涌现了的新词语，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有目共睹。这段时期新词语的特点是集中于各个经济领域、科学技术领域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作为语文词典特别是以收录现代汉语词汇为主的语文词典，为了即时地反映时代的语言风貌，在修订过程中一定要增收这部分新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