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烈杨毓麟未刊函札述考(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烈论文,杨毓麟未刊函札述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2)08－0104－08
三、随五大臣赴日考察宪政前后
杨毓麟由日本返回国内后，“往来北京上海之间”，①从事反清活动。他与友人一起“谋炸内城宫殿及颐和园，以震动天下人耳目。潜居京城数月，以无隙可乘，失意南归”。②他还曾应黄兴之邀回长沙参与创立华兴会事宜，后又赴上海与蔡元培、章士钊负责联络留日学生，接济湖南。后长沙起义事泄失败，黄兴脱险至上海，与杨毓麟组织爱国协会，以谋再举，并由杨毓麟充任会长。因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牵连，黄兴被捕入狱。为了避免搜捕，杨氏再度于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1904年12月4日)与宋教仁从上海启程前赴日本。③
杨毓麟到东京不久。又遇到一件事情。即瞿鸿禨派人招聘他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任职，被他以“脑病”为理由婉拒。据张缉光之函称：
世伯夫子大人钧座：
昨奉手谕及杨公使覆电，笃生既患脑病，此时万不能来馆中。国文一科，实属无从设法。枚良兄在此，学生各有进境，另聘他人，未必能如枚良兄之循循善诱，且此时亦实无他人可聘也。若聼其旷废，尤非学堂之所应为。……至新班学生，或暂请他教习兼授，一面竭力访求国文专科教习，俟聘订得人来馆，教授有法，枚良兄再行推却，亦无不可。迫切上渎，敬侯钧命。肃敂福安。受业制张缉光启。④
此函所提到的杨公使，系指杨枢，字星垣，生于广州，汉正黄旗人，原广东候补道，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1903年10月15日)抵达东京，以四品京堂候补，接替蔡钧任出使日本大臣。⑤
原整理者所署时间为“光绪廿九年 月初八日”，亦误。盖因杨毓麟已经在杨枢抵达日本前回国。因此，笔者认为，此函只能作于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1904年12月4日)之后。由于杨毓麟二次刚刚抵达东京，许多事情要做，故以“脑病”婉辞。当然，不排除杨毓麟本人确实因为脑病而不能赴译学馆之职。因为杨氏多年患有脑疾，其蹈海之前，在《致怀中叔祖书》中称：
怀中叔祖大人：作此函与长者永诀也。守仁脑炎大发，因前患脑弱，贪服磷硫药液太多，此时狂乱炽勃，不可自耐。欲趁便船归国，昨晚离(氵厄)北淀来利物浦。今晨到车站，然脑迸乱不可制，愤而求死，将以海波为葬地。今日命尽矣，形神解脱，恩怨销亡，万事俱空，一缘顿尽，骂我由公等，不暇惜矣。⑥
可见，杨毓麟长期被“脑病”困扰，暂时不克赴瞿氏之招。
瞿鸿禨在委托张缉光“招致”杨毓麟未果后，再度要驻日公使查访杨氏，可见其对杨毓麟之重视。
此函还揭示了杨毓麟后来在译学馆所担任的职务是国文专科教习。
杨毓麟在日数月，又返回国内，并且很快到达北京。个中原因，据冯自由记载：是因为杨毓麟重视“从事中央革命，谓发难边区不如袭取首都收效之速。居京数月，赖张伯熙之助任译学馆教员”⑦。
当时，译学馆已归并京师大学堂，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故冯自由称“赖张百熙之助”，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如本文以上分析，杨毓麟能在译学馆任职，更多可能是瞿鸿禨在发挥作用。盖因当时译学馆监督为朱启钤，朱氏乃瞿鸿禨之姨侄；译学馆提调为张缉光，乃瞿鸿禨之弟子；此二人与瞿鸿禨书信往还频繁，关系至为密切。杨毓麟在译学馆任职，当然离不开瞿鸿禨的关照，他的京师之行，实际上是瞿鸿禨通过张百熙“招聘”的结果。在此期间，杨毓麟还在授课之余，参加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间与同志吴樾、马鸿亮、杨积厚、庄以临、侯景飞、金猷树诸人组织北方暗杀团，众多主用手枪，笃生独主用炸弹，众如笃生言。出郭门数里之山谷中试之，果猛烈异常。”⑧
当时译学馆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震惊京城：瞿鸿禨之子希马，当时正在译学馆读书，不知何种原因，这位公子哥居然在学堂“纠集同志”，“组织革命党”。李盛铎所保存的京师大学堂学人所写《公启》，揭示了此事件之原委。公启称：
启者，瞿尚书之公子，在译学馆肄业，纠集同志，密图革命。同馆某生等拟纠同馆将其革命诸词出首，尚书深惧祸发，匿其公子。属该馆监督朱启钤究出为首举发之人，欲阴中以罪置诸死地，以灭其口。朱固尚书之妻党，以绝无学识之小吏，攀援而得此巨差，遂承意旨刻意搜罗，致动公愤，大起风潮。尚书之私人李亦元，虑有宣扬于尚书不利，乃函致各报馆，嘱勿登报。
某报馆主笔，复书允之。且嘱转告尚书，勿深究某生，持论甚正。尚书能从与否，尚未可知。然其阴险性成，恐某生终不免于难。某等志切同仇，不能不据实声明，以保善类。今将往来两书，录呈左右，以为碻证。倘日后尚书有倡杀某生情事，某等必不甘休，亦望海内诸君子，大彰公道，协力相助，大局幸甚。
学界不平人公具。⑨
对于此事，尚未见有文揭示。笔者得此资料，已经廿余年，反复思考，不得其解。盖因瞿公子之父，乃朝廷显宦，何以能眼看着儿子转向革命党？现在看来，此事很可能与在译学馆任教的杨毓麟等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有直接关系。在杨毓麟等言传身教的影响下，这位年轻人居然敢在东华门附近的译学馆组织革命党，可谓胆大包天。
光绪三十一年是晚清历史上很特殊的一个年头。这一年朝野上下发生了许多大事。一是清政府欲行立宪，并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在北京火车站遭到了吴樾的炸弹袭击；二是革命党人在东京举行盛大集会欢迎孙中山先生，并聆听孙中山慷慨激昂的演说，随后即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还有一件不为人们所关注的事情，清廷派出的考察五大臣前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在这支考察队伍中，有一些原来的革命党人，成了五大臣的随员及助手。杨毓麟也是其中一个。
据载，杨毓麟在得知清廷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消息后，曾与吴樾谋划刺杀五大臣。据冯自由记曰：
会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调查宪政，笃生认为时不可失，遂力谋厕充随员以行事。樾于九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出发北京正阳门车站之日，决行荆聂之事，以车动力猛，炸弹自行爆裂，死之。然清吏未疑及笃生之所为，故笃生仍得同行。抵东京，与黄克强、张继、宋教仁等筹商扩充同盟会及实行方略，乃辞退随员职务，再返上海，约集同志设正利厚成肆为江海交通机关。⑩
冯自由所述，颇为详尽。然而，有的细节却与史实相悖。冯氏谓杨毓麟到日本后“乃辞退随员职务，再返上海”。事实是，杨毓麟非但没有“辞退”，而且是在完成宪政考察的差事之后，还随考察宪政大臣一起回国；并且在上海完成了所承担的编译各书任务。杨毓麟在上海期间曾有书信致瞿鸿禨。该信称：
中堂世伯大人钧座：
守仁自随使赴东，分担考察事件，与外务部主事戢翼翚同任内务行政及地方自治制，兼研究各国宪法之异同，及日、英、法、比财政制度之异同。虽学力浅薄，所得无多，而纲领所在，略能领会。惜时日促迫，不能比较中外事宜，以求损益因革之要归，而斳于推行尽利。然鄙见所及，非必无一得之愚，当俟他日趋叩堂庑，陈启崖略。
现在使节归朝，本当随轺北上，惟以编译各书，缮写未竟，故逗留此间。期在七月中旬以前，一律蕆事，遣专人赍呈考政大臣以后，回里省亲；或在冬间上京，更行趋侍耳。此次与戢主政同任考察事件，戢君语言精熟，识解超儁，而于内务行政，地方自治，用力尤勤，故搜集材料，颇见宏富。守仁自顾所学无能为役，滥竽其间，自惭形秽。现戢君以母忧，月内当旋里营祭奠。他日以事北上，必当趋叩台阶，想能一赐清光，假以颜色也。
东邦绒画组织颇佳，奉呈四幅，聊以表依恋之意，伏乞哂存。肃叩钧安。世愚侄杨守仁叩禀。(自上海写呈)。(11)
读罢杨氏此函，可知他在东京考察项目是内务行政、地方自治及日本与西方制度之异同。而冯氏有关此事之记载，全然不着边际。又据整理者注明，此信写于光绪卅二年六月廿四日，应该是正确的。杨毓麟所介绍的戢翼翚(1878－1908)，湖北房县人，最早留日学生之一，力主排满，对孙中山先生“倾倒备至”，曾参与发起励志会，创办《国民报》、《译书汇编》等，后回国任外务部主事、员外郎等职。丁未政潮后，瞿鸿禨被逐，袁世凯入军机，称戢翼翚交结革命党，由袁氏私党步军统领那桐将其在天津抓获，于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九日押解回湖北武昌。(12)
四、与两江总督端方两通函札之分析
光绪三十三年春，同盟会成员于右任在上海创办了一份《神州日报》，社址在上海租界内繁华地段，即四马路巡捕房对面的群学书房三楼。该报是一家大型日报，不用光绪年号，而用干支和公元。尽管它没有公开宣称自己是革命派的报纸，但却在合法外衣的掩护下，鼓吹革命。该报在《有闻必录》栏目，以照登函电、来件、转载等方式，连篇累牍地报道革命党人反清起义等活动，批评清廷的腐败政治的文章，鼓舞了东南各省革命党人的反清斗志。杨毓麟是《神州日报》的主笔，实际上也是该报纸创刊时最重要的灵魂人物。他殚思极虑，夜以继日地将自己的全部精力，专注于为该报撰写评论和一些重要文章。杨毓麟用自己的文学才华写出了一篇篇揭露清廷政治黑暗的文章，号召青年人不要与封建官场同流合污，指引了不少读者明辨是非，走上新的征途。
杨毓麟在《神州日报》的工作，体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用知识启迪国人的一贯追求。在研究杨毓麟在《神州日报》的活动过程中，笔者于清宫档案中，发现了他写给两江总督端方的两通亲笔信。该信内容新颖，值得注意。杨毓麟致端方的第一通书札谓：
大帅钧鉴：迁延滬上，逾历季序，翘仰旌节，依恋弥深。适友人创立神州日报社，以文事相嬲，且谓与其放浪丝竹之场，销耗精神，虚糜岁月，不如收敛视听，潜心文史，尚可以疏瀹情思，排遣欢悲。既旅处无聊，亦藉卖文自给，非复别有旨趣，存乎其间……凡日报组织，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分门别户，非一人精力所能兼顾，势不能不分寄数人
……至有言满汉问题者，则亦非深达人心之论。果其研究政治事情者，于此种国家存亡安危绝大关係，不应一无紬绎。而但从俗而称之，曰满汉也，种界也。夫满汉、种界，乃历史事情之一节耳。过此以往，终必有浑融之一日。岂独满汉而已，即黄、白、棕、黑，亦必终有浑融之一日。
候选知县杨守仁谨肃九月二十七日(13)
杨毓麟致端方的第二通函札云：
敬再禀者：
神州报馆自创办以来，迄今已历半载，编辑虽殊欠完善，而经济则综计前后，所需为数已属不赀，更回禄受创甚钜。顷来销数，虽未为大劣，而欲图扩张一切，则於事颇难，势不得不需有增入之赀本，乃能促进其增长之度。
现在宪政萌芽，明谕昭垂，实以增进国民智识为先务。而东南舆论，又夙仰提倡诱导之功。神州日报久托帲幪，发生长养，得至今日，藉此基础，可与善成。可否曲与奖藉玉成之处，统出鸿慈。兹饬总经理人叶景莱仲裕君，专为此事，趋叩崇阶，所有一切情事，均由景莱面呈(述)陈。仰候钧裁，伏乞慈鉴。
候选知县杨守仁再肃，九月二十七日(14)
端方，字午桥，号陶斋，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由廕生中举人，入赀为员外郎，迁郎中。戊戌变法时颇受光绪皇帝青睐，政变后又进《劝善歌》获得慈禧重用，(15)从此驰骋晚清政坛。此人有八旗才子之称，聪明过人，爱好广泛。对满汉关系尤其关注。在担任两江总督后曾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吁请“统筹全局，永策治安，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折”，折中指出：
逆贼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其演说之言，报纸之语，无非诬谤君父，煽惑愚民，种种狂悖，非臣子所忍闻，尤非奴才所敢述……彼等又秘造炸弹，广募死士，思以冒犯乘舆，下逮政府百僚稍有势力者，咸将施其强暴。奴才等去年车站遇险，即其发端……今日欲杜绝乱源，惟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则惟有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而于种族上杜其所借口……如此则逆焰自衰，逆首以二人孤立而见摈于天下，无复能为患矣。夫所谓于政治上导希望者，则奴才等前此所谓宣布国是定十五年实行立宪是已。(16)
此折反映了端方政治嗅觉极端灵敏，真正抓住清廷当时的要害问题。
清档中所存杨毓麟给端方的两通函札，只有月日，没有写明是哪一年发出的。然而，因《神州日报》创办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到九月二十七日正符合函中“已历半载”，故可以断定，此两通致端方函札，均系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所写。当时，杨毓麟为《神州日报》而日夜操劳。信中所述“回禄受创甚钜”，当指该报纸创刊后，曾发生过火灾，使报社的经济状况遇到严重困难，因此，杨毓麟写此书信请求端方的支持。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述：
神州报出版未久，以邻居失火，亦遭殃及。笃生缘电杆而下，未葬火窟，竭蹶再振，幸而复刊。(17)
冯氏所述与杨氏此信均谈到“回禄之灾”，可谓内容相辅相成。
信中提到的叶景莱(1881～1909)，字仲裕，浙江省杭州市人，曾担任复旦公学学长，时为《神州日报》之主要成员，担任经理，处理财务事宜。叶氏于光绪三十二年加入光复会，鼓吹革命，不遗余力。宣统元年(1909年)，时年仅29岁的叶仲裕投长江自尽。杨毓麟能写信让叶景莱去南京面见两江总督端方，希望得到端方在财政方面的支持，说明他与端方此前曾有往还，否则，不可能冒昧写信，请端方出面协助。
杨毓麟与端方之交往，最晚应始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当时，慈禧派出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杨毓麟是五大臣出洋考察团队随员，自然同端方有较长时间的接触。而且，端方在光绪三十一年出洋考察宪政之前，曾担任过湖南巡抚，对湖南情形应该有所了解。杨氏在日本考察宪政回来后，与端方之私交应该说还算可以，否则不会以要事相求。
从当时政局来看，杨毓麟之作此二札，并非偶然。由于刚刚经历了丁未政潮，与杨毓麟关系密切的军机大臣瞿鸿禨，已经被慈禧罢官而离开京师。端方在出洋考察宪政之后，即被慈禧任命为两江总督，并以推行新政相标榜。
杨毓麟的信是写给两江总督端方这样一个对满汉关系十分敏感的人物，所谈内容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否可以视作是为了换取对《神州日报》的支持，而专门说一段言不由衷的话来讨好端方呢？
笔者以为应慎重理解，似乎不可以对原信的内容作任意曲解。
以这两通信函内容观之，杨毓麟信中特别谈到有关满汉界限，将来会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消弭，融为一体的内容。这种对满汉关系的解释，与五年前作者本人在《新湖南》中的论说，迥然不同，与一般革命党人的排满言论相比亦大相径庭。这种言论，如果不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反复思考，是无法提出的。他已经超越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排满来号召起来革命的思想。
需要说明的是，杨毓麟此信是写给端方这样一位封疆大吏，其目的全然是为了办好《神州日报》而发，与一些留日学生为自己升官发财，谋取私利者迥然不同。只要阅读过端方档案中的各方来函，便可晓然此种区别。譬如同是留日学生，又同是五大臣考察宪政随员的陆宗舆，在由日本考察宪政回国后，亦给端方投递密信。其函曰：
奉电谕，沈生事已荷玉成，敦翁亦接奉手示，至感至谢。尔来政界变态倏忽，舆亦行色匆匆，笺禀有稽，良用愧歉。
西林枪法本乱，本初与之不接不离，坐观其变，因应甚妙。惟因此而庆、瞿交情益汲汲。放段之初，瞿本不太赞成，至有湘人赵侍御之奏，嫌疑益重，故赵革职之拟旨，双目早袖于怀。而林侍郎复以三囗朝廷之福为请，开罪于邸益深矣。此次林补度支部侍郎，本有无庸在军机行走字样，为二相所求，乃幸而免。林尚有一辞折，言较激昂。双目力劝止之乃已。然林之顽钝固陋，阻挠新政甚多，西林最后之折囗，是重翻郎润园旧案。前日会议之后，未有声息，(而)外间谣言不一，谓枢府必有稍动，顾能打胱双目，则政党局面方能小变也。
伯棠如回京，此公思想绵密，当有所助。又风传杏城颇运动入枢府，恐舆望或差耳。至京中各衙门腐败颓荡，原是本色。最糟者，为法部，少老协同张仁黼初闹权限，继摧新政，近少老颇持一种不解之偏见，好话不肯听，而甚信麦蔚农，真是气数，将来中国改良司法，历史上徒添一层污点，知遇所在，言之痛心。
舆此次随同菊老天津一行，晤袁数面，袁于新事依旧独断独行，气不少衰，可佩。
朝局如是，救中国者恐在方镇东南，久仗生佛，幸勿稍存顾虑。惟好用名士为请。贤大老近习东海、西林钧座，皆所不免，即舆亦喜师事名士，毛实君舆向深企其为人，近闻其在北洋，以本初官制失败之后，事事与本初反对，力主反旧，其学识之不能自主，乃至于此。可鄙孰甚。顾吾侪留学生亦大宜自警者。京中文武学生，坐拥厚薪，不干正事，日角逐于堂子麻雀之场者甚多。闻南洋武学生尤阔气。
窃思吾侪学问未足，经验又浅，况当此时局，而不从艰苦卓绝上做工夫，前途尚復何望？舆去年视察东三省，所闻所见，无不伤心惨目。舆此此赴东，早将升官发财思想屏绝九屑(霄)，并劝菊老少用官场习重之人，而南洋诸同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幸钧座有以劝之。倚装匆匆，词多失检，尚祈鉴原为幸。顺叩，钧祉万福，并祈密照。
名心叩上。五月初六日。
又及，初八日起程赴奉，一二月再归应御史试。(18)
陆宗舆，字闰生。浙江海宁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聪明机敏，随机应变，归国后在巡警部等处任职，随端方出洋后升迁迅速，后跟徐世昌赴东北，出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东三省盐运使，尽为肥缺。由此函内容可以判断，当写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六日。时丁未政潮风暴初起，朝局动荡。陆宗舆通过向端方提供京城政治秘闻、出谋划策、阿谀奉承等手段来取得端方信任，谋取私利。其动机的卑劣，手段之狡猾，已昭然若揭。此同杨毓麟为办好《神州日报》上书相较，可谓黑白分明。杨氏所为者，民族之大义；陆氏所谋者，一己之私利。
五、带领杨毓麟前往英伦的蒯光典
在《神州日报》工作年余之后，杨毓麟为了探寻救国救民之途径，决定远赴英伦。关于此中情形，冯自由记曰：
戊申(一九○，八年)春迎其慈母，并携其弟殿麟至沪，相依一月。时清廷派蒯光典为留欧学生监督。聘笃生长秘书，笃生以事机未熟，暂难发动，遂随蒯至欧洲。(19)
对于杨毓麟赴英原委，史家记载过于简略。冯自由所谓“笃生以事机未熟，暂难发动”，是否是杨毓麟赴英国原因，颇难确证。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清代档案，厘清带领杨毓麟赴英国的欧洲学生监督蒯光典的若干史实。这些史实对于了解杨毓麟赴英的具体日期、工作性质及其最后之归宿，无疑会有许多帮助。
首先，杨毓麟所跟随赴英的蒯光典，究竟是一个何种人物。《清史稿》有蒯氏小传，文字简明扼要。略谓：
蒯光典，字礼卿，安徽合肥人。父德模，见循吏传。光典幼慧，八岁能诗，随父官江南，所师友多当代名儒，闻见日扩，名亦日起。其论学务明群经大义，而以六书、九数为枢纽，治六书则必求义类以旁通诸学，识双声以明假借。性强记，有口辩，尤熟於目录掌故。有所论难，援据该洽，莫能穷也。
光绪九年进士，授检讨。典贵州乡试，与其副不相下，以狂倨见讥，然榜发称得士。充会典馆图绘总纂，精密胜於旧。中东兵起，发愤上书，不报，遂乞假归。总督刘坤一聘主尊经书院讲席。光典念国势弱，在列诸人惟鄂督张之洞有大略，又尝所从受业师也，因往说之洞慎选才俊，习武备，为异日革新庶政之用。之洞韪之，卒不果，而聘为两湖书院监督。二十四年，叙会典馆劳，以道员发江南，创办江宁高等学堂。大学士刚毅按事江南，司道百馀人同诣谒，独延光典密室纵谈国事，语切直。刚毅大憾，即议裁高等学堂。光典力争，不能得，拂衣去。坤一两解之……
三二年，授淮扬海道，加按察使衔。三十四年，命赴欧洲监督留学生。诸生不乐受约束，辄相訾謷，岁馀谢职归。诏以四品京堂候补，充京师督学局长。宣统二年，赴南洋提调劝业会，卒於江宁。(20)
据此可知，蒯光典乃是翰林院中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聪明好学，长于撰述，对《许慎说文》、《陆德明释文》、《昭明文选》旁及史地等传统学问，均有考述。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西学亦颇有心得，以为是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他踌躇满志，很想做一番事业，却总是没有机遇。笔者曾见到蒯氏的一通短札，是写给甲午战争后曾在小站练过新军的胡燏芬。
短札略谓：
云楣老前辈：侍羁绁辇下，碌碌无似。学惭巾垒，未解雠书；识逊曼倚，祗同索米。侍蒯光典(21)
不难想象，满腹经纶的蒯光典，当时非常厌倦京师翰林院平淡无奇的生活。他后来投靠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先是讲学金陵，而后又投到他的恩师张之洞门下。时武汉两湖书院设东西监督，梁鼎芬为东监督，讲中学；蒯光典为西监督，讲西学。梁鼎芬曾经把康有为、蒯光典相提并论，并将他们推荐给张之洞。谓“康蒯二子，深相契合，两宾相对，可以释忧”。(22)后来由于中、西监督学术观点不同，性格气质各异，梁、蒯常常发生冲突。蒯光典思想开通，且力主维新，故在两湖书院与反对变法的梁鼎芬关系愈来愈紧张，被梁鼎芬指责为离经叛道。
蒯光典离开两湖书院后，来到金陵。梁鼎芬于庚子自立军起义后，致函张之洞称：“此事仍是大贼所为，又办旨有督抚送部引见字样，督字请公细阅，万万勿以荐特科办法(如荐梁贼启超、蒯贼光典之事)致使天下志士灰心。”(23)在端方任两江总督之后，他又致函端方：“公真海内第一，蒯那里懂得公是本朝第一。”(24)其阿谀奉承之态已跃然纸上。梁氏政见心术，于此可见一斑。
由于蒯光典才能出众，办事干练，尤其是张之洞从武汉赴金陵署理两江总督之际，对其才能发挥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四日，张之洞又联合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联名向朝廷举荐蒯光典担任江鄂两省欧洲留学生监督。其奏章称：
太子太保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方跪奏，为江鄂两省欧洲留学生监督关系紧要，拟遴员接充以资整顿，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各省派往欧洲英、法、德、比各国留学生，惟江鄂两省最多数。前经臣之洞暨前署两江督臣周馥，先后檄委候选道员吴宗濂充江鄂两省留学生监督。凡在英法德比四国学生均归该员管理。现查吴宗濂已由比国参赞奉命兼权使事，其留学生监督一差亟应遴员接替。
伏查江鄂两省，留欧学生人数既多，其奋志向学者固不乏人，亦虑不所诣，未能齐一，此时德性向学之浅深，即关他日国力人才之消长，与其考核于学成之日，不若策励于就学之初。监督有稽查约束之责，至关紧要，必其学术资望足以表率学生，而后崇德辨惑，可以收整齐严肃之效。
江鄂两省候补道蒯光典，学术淹通，识力沉毅，堪膺监督之任，臣端方与臣之洞皆知之有素，往返电商，意见相同。合无仰恳天恩准令江苏淮扬海道蒯光典，开缺前往欧洲接充江鄂两省留学生监督，俾收实效，如蒙俞允，其监督办事章程应如何切实厘定，当饬该员随时禀承驻使，并电禀臣等，斟酌施行，遇有紧要事宜，仍由臣等咨商学部核夺，再淮扬海道员缺例应由外拣补，俟蒯光典奉旨开缺，当由臣端方拣员请补，除咨吏学两部外，所有遴员接充欧洲留学生监督缘由，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四日。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奉硃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交外务部。(25)
张之洞与端方的保荐被朝廷接受，但是，蒯光典赴任，却又等了一年。因为其中有许多复杂的程序，直到次年才起程赴欧。这期间也是蒯光典精心挑选组织自己赴欧的团队。杨毓麟成为其中一员，他选择跟随蒯光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二人均主张以西学救国，可谓志同道合。
关于杨毓麟赴欧的具体日期，在吉林省教育档案中，保存有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二品衔欧洲学生监督蒯致吉林提学使咨文》。咨文称：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十日奉两江总督部堂札开，准吏部咨湖广总督张，两江总督端，奏为江鄂两省欧洲游学生监督关系紧要，拟遴员接充，以资整顿一折，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奉硃批，该部知道。钦此。相应知照等因，到本部堂，准此合行札饬，札到该道即便钦遵等因。奉此遵即祗候议定经费、权限。复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奉两江总督部堂札开，准学部咨本部，奏派欧洲游学生监督，并陈明开办要端一折，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相应恭录谕旨，抄粘原奏，咨行贵督，转该监督蒯光典定期赴欧，遵照奏案，妥速筹办，并随时报部核定等因，并抄贴原奏到本部堂，准此合行抄折札饬，札到该道即便遵照办理并将起程日期报查等因。奉此遵即准备行李，于三月二十四日附法国公司邮船阿尔芒倍希克起行。(26)
据此可以确定，杨毓麟随蒯光典赴欧的具体时间，应为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当时的欧洲游学生监督的办公处所设在英国伦敦，其工作性质是约束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尤其是限制他们的反政府活动。作为革命党人的杨毓麟，对于此项工作是何种心情，是不难想见的。蒯光典在欧洲时间不长，仅仅一年即离开伦敦返回北京。是何原因，清史稿只是说“岁馀谢职归”，究竟何故？笔者后来见到吴宗濂在五四运动后回顾中国教育史时说了一段话，颇能揭示当时真相。吴氏称：
蒯君光典，字礼卿，籍皖，牺牲实缺关道，而携眷属职员仆役多人，驻于伦敦，甘就留学监督，热心学务，良足钦仰。不过未满一年，即有留法官费闽生，跳楼自尽之变。学会代表赴英交涉，又起冲突，致将蒯君踣地，灰心辞职而归，言之殊有余痛。是可见学生易起纠纷，固不自今始也。吴宗濂自述(27)
吴宗濂(1856－1933)，字挹清，号景周，江苏嘉定人，监生出身，由上海广方言馆而入北京同文馆学法语和俄语，后入外务部。在蒯光典赴英国之前，曾任欧洲留学生监督，蒯氏接任后，吴氏仍然为驻欧使节，故其所述颇能揭示当时真相。不受约束的留学生，居然将蒯光典击倒在地，使监督颜面扫地，故辞职而归。
杨毓麟作为秘书，面对监督与留学生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其心灵深处，所受到刺激之深，是毫无疑问的。因此，蒯光典离任之后，杨毓麟辞去秘书之职，开始了他在英伦的留学生涯。
六、余论
杨毓麟是一位为辛亥革命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面对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危迫局面，他每时每刻都在思索，如何能使中华民族转危为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抵达东京未久，即写出《新湖南》等鼓吹革命的著作，其思想的光辉，激励了许多有志青年投身反清革命洪流。杨毓麟还参加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并且是军国民教育会中激进的暗杀团的领队人物。为了实现其目标，杨毓麟还在日本学会了自制炸药的本领，曾带领暗杀团成员来到京津地区，歃血盟誓，以死报国。
然而，由本文中所揭杨毓麟的未刊书札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另一个重要侧面：他在主张对清王朝实行暴力革命的同时，还不放弃采取改良的途径，即通过清廷上层的实权人物，推行他的教育救国，改变封建专制，使中国走出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富强的康庄大道。
杨毓麟的这种思想是由来已久的。从戊戌变法到自立军起义期间，他就有这种认识。来日本之前，黄兴等曾对杨氏苦苦劝告，据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记载：
杨笃生、秦力山等经过这次失败，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杨笃生和秦力山出亡日本的前夕，克强先生和我在书院斋舍秘密为他们饯行，力劝他们丢掉保皇的幻想，只有革命，才能够救亡图存，为南学会死难烈士报仇。杨、秦等痛定思痛，认识了我们主张的正确，表示完全接受。(28)
在抵达日本之后，他一面鼓吹革命反清，一面又对清政府实权人物抱有幻想。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军机大臣瞿鸿禨于庚子事件之后，身处中枢要职，大权在握。而瞿鸿禨本人对杨毓麟又比较赏识，这样更增加了杨氏对清政府有幻想。然而，历史发展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因素。杨毓麟所指望的瞿鸿禨，恰恰并非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物。正如瞿氏门生汪大燮在致其弟康年密函中称：
弟谓瞿意非不佳，然不足辅，此言真中病根矣。专门弄小巧机，祗最为大体之害，反不如木笨不弄机巧者之愈也。无定性、无定识、无定谋，真是通病，可危之至。惟兄且不独为大局危，兼为瞿危。现在大权实集于一身，而以委蛇处之，责之者必不恕也。如世、如林、如那，则又谓其专，不能开心见诚，同事万不能谐也。世所谓做傀儡之说，非憾词乎。(29)
上文中的世，系指世续；林，系指林绍年；那，则指那桐，均为清廷要员。
汪大燮此函可谓一针见血击中瞿鸿禨之要害。尽管瞿鸿禨身边有许多能人，如亲家余肇康，其弟子张缉光，外甥朱启钤等，这些人都帮他出主意。杨毓麟也加入其中，出谋献策。而瞿氏却是“无定性、无定识、无定谋”的三无人物，因此一遇风吹草动，慈禧变卦，便被奕、袁世凯打翻在地，一切都成了明日黄花。
杨毓麟的理想破灭之后，便陷入到深深的苦闷之中。冯自由称：
(陈)天华逝后六载，即辛亥六月，杨守仁(笃生)在英国闻黄克强在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黄花岗一役败讯，亦愤而自投于伦敦海滨。陈、杨皆湘人，亦忧国伤时之文人，岂同受汨罗江屈大夫之召耶？不然，何三湘爱国文人投水之多也！(30)
杨毓麟与陈天华的确有一个共同特点：一方面主张革命排满，一方面又依赖清廷的开明人物，实施改良；二者有如水火，互不相容，但是，它们又非常自然地统一在杨毓麟、陈天华身上。(31)尤其是杨毓麟，他是一个受过传统科举教育，很有头脑，又有文采，且取得候选知县头衔的知识分子，放着现成的乌纱帽不要，偏偏要自讨苦吃，孜孜不倦地寻觅一条使中国摆脱专制，实现民主共和的道路。虽然，杨毓麟的理想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实践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不计私利，为国献身的高尚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杨毓麟苦苦寻求救国救民途径的精神，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由此笔者想到：冯自由《革命逸史》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所写杨毓麟、陈天华等革命党人的活动，多有与中日两国档案相抵触者。这些叙述，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缺乏原始档案作依据，大多为数十年后的追忆，很难说全部为信史。本文所揭示杨毓麟与清政府的高官显贵之间的复杂关系，冯氏书尽付阙如。这对于全面了解这位革命先烈，不能不是很大的缺憾。
注释：
①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王兴国编注《杨昌济集》，第28页。
②⑦⑧⑩(17)(19)(30)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7，117，117，117－118，118，118，121页。
③杨毓麟第二次赴日日期考证，见饶怀民：《杨毓麟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④张缉光《致瞿夫子函》，(光绪廿九年月初八日)抄件。
⑤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等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页。
⑥饶怀民：《杨毓麟集》，第362页。
⑨《京师大学堂学人公启》，未刊稿。
(11)杨守仁：《上瞿中堂禀》，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抄件)。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三十三年录副奏折档。
(13)(14)(18)(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两江总督时各方来札。
(15)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从东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158页。
(16)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44页。
(20)《清史稿》，列传卷239，第41册，第12580－12581页。
(21)蒯光典《致云楣前辈函》，未刊稿。《清代名人书札》第3册。
(22)(23)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115页。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张之洞等请以蒯光典接充欧洲留学生监督折》，光绪朝录副奏折档。
(26)吉林教育档《学生监督蒯光典为遵饬赴欧开办事给吉林提学司咨文》，档号J033－04－0088。
(27)《吴宗镰自述》，《人文月刊》第2卷，第2期。
(28)湖南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本)第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76页。
(29)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928页。
(31)陈天华的政治活动，可参阅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从东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第217－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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