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政策制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审视历史研究对政策之形成的贡献，但无意重启关于因政治目的而使历史工具化的辩论，也并不主张为政治或政策备择方案提供信息是历史研究的唯一或主要功能，而只是申言历史在政策制订过程中有一项重大任务必须承担。事实是，历史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功能并不新鲜。直到18世纪为止，历史一贯被认为给社会应当怎样运转提供了模型，甚至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实证主义史家仍然认定历史的目的具有一种“突出的实用性”，申言它是“行动和权势的工具，用以制造未来”（巴勒克拉夫，1991年）。但是，从本世纪后半期起，科学知识愈来愈占优势，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既运用于其他学术研究领域，又运用于公共计划，从而导致政策的制订采取了一种技术治国的、非历史的途径，因此在为解决当前问题而制订政策时往往忽略人类的全部历史经验。
我并不以为历史资源富有现成的模型，可以一成不变地搬到当代条件下来应用，但有一点却也是真实的：在社会的各个层次上，人们无不广泛运用过去来了解现实。确实，过去形成了个人、机构和民族据以理解各自面临问题的参照框架，根据对过去的知识亦即历史经验来权衡取舍，为自己的决定辩护（霍布斯鲍姆，1997年）。例如雅科夫·维茨伯格（1986年）便曾表明，外事领域的决策人在判断局势、决定并说明何以采取某种战略来应对之时，总是立即诉诸他们自己的历史知识。尽管事实如此，但人们却仍然极少研究受过专业训练、以探索往昔为本职的历史学者对决策过程能有什么贡献。
本文所拟探讨的正是：历史学者对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制订，曾经有过以及正在作出的贡献。阿普尔比、亨特和雅各布（1994年）曾申言：“史家最擅长者是与往昔建立联系，以求明察当代的问题和未来的趋势。”事实表明，史家的专业知识和分析技巧，能为政策制订人员勾画历史的演变，加深他们对现时问题的了解；因为这就把现时问题置于更广泛的时间纬度之中，与往昔的情景相比较，扩大了思考备择方案的范围，切实估价昔日政策的真正效果，并且根据以往的经验为今后可能发生的令人关心的问题预先提出建议。
更好地了解历史学术与政策制订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对决策人员有益。当前的许多研究课题，其经费拨款规章中无不提出一项标准：须与现实“相关”（史密斯和拉森，1989年）。英国经济及社会研究理事会便规定，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探讨具有战略意义而于国家为重要的、与现时有关的科学问题”，强调研究规划须和潜在的用户建立联系。因此，历史学术界之深入探讨本学科能为公众和政府最为关切的问题做些什么，对他们本身也是有益的。
历史与民族的记忆
人们公认，现代国家之建立其民主的合法性，所依靠的是公民觉悟的政治形式而非传统的等级制度；它们应用历史而建构一种共同的往昔形象以形成民族认同感，增进群体的亲和力而达到团结的目的（努瓦里埃尔，1985年；阿居隆，1987年；里乌，1987年；阿普尔比，亨特和雅各布，1994年；霍布斯鲍姆，1997年）。正如霍布斯鲍姆和兰杰（1983年，第13页）解释的那样：
所有的历史学者，无论此外还有什么目的，无不致力于这一过程[确切辨识历史，它于是成为民族的知识或意识形态库藏的一个部分]；无论是否自觉，他们总是在为创造、拆毁和重构往昔的形象做贡献；而这种形象并不仅仅是专业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也属于公众领域，因为人是一种政治的存在。
由于这个原因，史家的专业知识便与政策制订紧密相联；它从现在和未来着眼，就如何陈述往昔作出界定，从而建立或保障着集体的记忆。
史家的专门知识首先应用于保护历史的遗迹，例如，地方、国家和国际层次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就需要有史学家、艺术史家和考古学者的知识投入；量的方面，需要开列文物古迹的清单；质的方面，需要准确评定一件件文物、一个个古迹遗址的罕见程度和潜在价值，作为合理的保护政策的依据。同样地，负责保存使用文献遗产的机构，无不系统征求史家的意见以规定选择文献加以保藏的标准。在欧洲，新近有大量档案资料回归所属国家；这些档案资料从二次大战时起就藏存于苏联的档案馆，最终被一位美国的史家发现。接着是一场又一场的辩论：它们属谁所有？哪些应当挑选出来物归原主，交由本国的档案馆保存？这件事突出表明了历史学者的判断对于制订档案政策的重要性（克尔，1995年）。史家也应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以判断现时和今后的可能需要，就文献机关提出的资料决定往昔的形象，从而对社会作出贡献。
就这些案例而言，人们认识到史家的研究成果或专业意见对政策制定起了直接的作用，因为决策人确实需要信息，自觉到“知识有缺口”（魏斯，1986年）。卡洛尔·魏斯（1991年）于此有一个提法，称之为研究工作的“数据”功能——将文献研究或实地考察、或是有见识的分析所获得的实证数据提供给决策人，帮助作出决定。
倘如让·里乌指出（1987年，第204页）的那样， 确认集体的记忆确实便是“历史的第一项任务”——即史家们“帮助说明深深埋藏在民族的心脏之中的传统遗产和认同”时之所为——那么，当历史的分析涉及民族的往昔，而这往昔本身便是在公共辩论中引发的某个问题的根源之所在，则当此之际，史家的工作就很有可能对政策制订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不妨举一个普遍见于所有民族的例子：如何有选择地纪念过去的事件——法定纪念日选择的根据，往往便是历史研究的结果。就此，法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它那场大革命为现代的民族国家提供的认知模型，至今仍然是培育和衡量公民良知的规范。1989年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曾经成立“二百年历史研究全国委员会”。 历史学界曾经多次讨论，争辩纪念这一复杂的历史现象的含义及其包含的种种因素，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所起的作用（《争论》，1987年）。尽管这一场又一场争论并没有导致什么新的研究成果（里乌，1987年），却足以突出表明历史研究所作出的解释如何使人们增长见识，影响政策取向，确立往昔事件的正式版本而纳入民族的记忆。
对于就民族记忆所进行的历史研究，更加直接的政策反应，见之于德国和法国政府针对修订主义或者说否定主义（revisionist
or negationist）史家的论说而采取的立法措施。1984年德国刑法第130条规定，禁止公开发表违背宗教或种族宽容的观念；而法国于1990年通过的“盖索法”（“Loi Gayssot ”）则判定对“反人类罪行”——即纽伦堡和东京两处军事法庭所界定者——的任何否定为刑事犯罪；这些都证明公众和政府双方如何关心和保护集体的记忆，不许伪造历史，不许曲解历史，不让集体的记忆遭到损害（注： Despitegeneralagreement amongst historians that the revisionist positionlacks credibility due to its highly unscientific use
ofevidence,and disquiet at the id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claims made by negationists,the passage of the Gayssot lawnonetheless encountered
considerable
opposition
in bothacademic and political circles for its perceived infringementof the liberty of free expression already protected by Frenchlaw(Faurisson. Robert(1990),' Contre le revisionnismehistorique:La loi Fabius
aliasGayssot',Revue d' HistoireRévisionniste, no.2,aoüt-oct 1990).Even so, the FrenchMinistry of War Veterans has a service devoted to ' vigilanceand memory'for whom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emory includes monitoring
historical
work undertaken on the subject of
contemporary conflicts.）。
对修订主义历史作出的政治和法律的反应确切表明，在如何对待民族的记忆这个问题上，必须严格区分合乎理性、以史实为根据的历史分析，以及为当代某种政治主张服务的历史辩说。显然，对历史的讨论一旦归结于政治上的正统，便会制造出某种“官方的”历史，其基础很可能是对史实的故意隐瞒或歪曲。历史于是不再是政策备择方案的源泉，倒成了政治选择的结果。早在1882年法国史家厄讷·雷曩就曾提醒人们注意，以有选择的眼光来看待过去，这种办法曾被用来建造集体的记忆。他指出：“遗忘——我甚至要说还有历史记录上的错误，乃是民族创建中一个根本的因素。”由于这个原因，有人声称，无论政治家们多么讨厌，史家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指出民族集体记忆中的曲说和不说，从而对之提出质疑。事实是，随着对民族和个人权利的觉悟的增长，导致“普世化”的民族团结话语遭到怀疑，于是这种质疑也就在20世纪后半期特别地广为流传。由此而来的对历史的重新解释——它更加重视任何一个民族内部在经历和价值观方面的多样性——已经对各个层次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史家挑战业已得到接受的民族历史，其中影响特别大的一个领域是教育。所有现代国家的政府均十分重视在各自的全国教育系统中讲授历史，史家因此负有一种社会的责任，要向公众和有关部门说明对现行历史教育政策的看法。阿普尔比、 亨特和雅各布在《就历史说真话》（1994年）一书中，追踪美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其间的高潮是发现由族群和其他少数群体提出的另种史观，指出居于统治地位的主流历史，把这些族群和群体的经历或是不怎么提及，或是全然压下不表。他们于是得出结论道：
关于美国历史，应当怎样讲授的猛烈争论揭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怎样讲述往昔的故事，这就是一种力量。事实是，对美国历史的讲授——在教科书、牧师布道和竞选演讲中说了又说——对当代事件的发展过程本身起了重大作用（1994年，第157页）。
以较为公正而多元化的手法重写本国的历史，可以视为民族成熟的象征：它已经能够正视自己的往昔。（“民族及其往昔”，1996年）。这个立场在新西兰人权专员的身上得到了正式的反映，他评论道：
事实证明，我们的有记录的历史，对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表述有很大缺欠；在那个时期进行过的争取文化平等的斗争胜利了而又失败了。……我们如今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大体上，我们的历史书籍把事情弄错了。我们正在重写历史，这是我们演变成熟过程的一个部分（莱德劳，1990年，第293页）。
由此可见，历史学界对往昔事件的解释互相冲突，破坏学术界和社会的一致，而若矛盾尖锐，则有可能直接影响到教育政策。例如法国在大革命二百周年时，从国立学校的考试卷子中删除了某些东西；又如作为glanost（透明）的结果， 昔日确立而一致推行的国家的“官方”历史土崩瓦解，俄罗斯便下令禁止讲授本国史，并且取消了国立中学的历史考试（阿普尔比、亨特和雅各布，第290页）。另一方面， 史家有可能提出进一步的事实证据，质疑对公认的历史版本的解释和其中留下的空白。例如1997年9月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译注：1913年生； 历任多所大学讲师、教授、名誉教授；多卷著作包括《太平洋战争》、《历史与责任》、《审定教科书》等）赢得诉讼，使法庭宣判日本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二战期间日本暴行材料的审查为非法（《国民前卫周报》，1997年9月7日）。
但是，质疑业已确立的历史版本一事的政策意义，并不限于澄清历史或纠正教育部门对学生的误导。事实上，特别是有些群体感到自己受到往昔的历史局势或事件、主流史学家从史料研究得出的结论和分析的负面影响，要求翻案或修订；这种要求启动了对有关历史的重新审视，其中有些已经导致国家在全国修改政策。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许多后殖民社会中本土人民对土地提出的要求，得到政治和司法当局的审查。这些要求所引以为据的“土著所有权”（native title）概念，便是按照传统习惯和当前继续通行的土地关系界定下来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有关当局，均要求历史学界研究确立这些习惯和土地所有制关系，以期证明这种要求的历史实在性。由法院或特设委员会和特别法庭传下来的若干判例所形成的政策，肯定土著人民的所有权，便是以对历史详情的回顾为根据的。更有这样一些案例：史家在现存著作中表达的一致意见得到接受，成为这些要求据以成立的事实基础（怀唐伊[新西兰地名]审判，1985年）。此外，还常常拨出专款委托学术界研究特殊问题，既调查某些具体要求是否合理，也就历史情况提供广泛的报告以作为备参考的背景材料（土著人士及托雷斯海峡岛上居民委员会，1993年；李，1994年；迪里，1996年；协议和解厅，1996年）。
历史学者核实根据历史事件、包括在世者所不能记忆的事件造成的后果，提出赔偿要求。这固然十分重要，但贡献实不止于此。1996年，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 ）的一个研究小组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100 000多份文件，其中发现的具体事实证明， 瑞士银行违背英美乃至瑞士本身关于中立国家行为的规定，为纳粹德国“洗金”。因此之故，二战期间惨遭大屠杀的犹太人的后裔，原就已经提出的赔偿损失和退还纳粹所掠夺财物的要求，大为增强。从档案研究获得的证据起了中心作用，迫使各国政府和瑞士银行展开调查，西蒙·韦森索尔中心敦促瑞士政府委任一个历史学者小组协助清查这一交易的有关事实（《国民前卫周报》，1996年8月11日）。 还有些过去的案件受到审查，是起因于历史学者的干预。新近有几桩案件突出表明，单个的历史学者的发现，如何使一些群体得以根据这些证据要求政府采取行动。1979年，历史学家玛西亚·伦西斯在瑞典国家档案馆的发现可为一例：他找到的文件证明，迄至1976年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曾于1935年执行一项强制性绝育计划。该计划公开之后，政府只得答应对受害者作出赔偿，而社会政策部部长则承诺成立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国际信使》，1997年9月4—10日）。
历史学者常常应有关部门的要求，或是需要信息，或是需要填补某方面的“知识缺口”而提供资料或分析（魏斯，1986年），历史研究于是被用于解决发端于往昔的问题而具有了魏斯所说的（1991年）那种“辩护”地位，亦即作为证据而为案件的此方或彼方辩护。当然，各门社会科学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研究人员既然并非全然地“价值中立”，则研究成果是否都可以信任？以关于土地所有权的个案为例，作为依据而提出的研究结论有的就被判决为未能达到可以接受的专业研究标准；而依靠专业的历史学者则又受到批评，说是土地所有权都被学术界接管过去了（迪里，1996年）。但一般地说，人们还是公认：即令没有哪个研究者能够声称自己绝对客观，只要研究工作遵循正常的科学规范，历史研究的价值就无可否定（奥里亚特，本期；亦见布尔默，1986年b；魏斯，1991年；霍布斯鲍姆，1997年）。
为当代的问题提供历史的视角
史家对处理当代问题的政策的贡献，未必一定局限于考察具有历史根源的特定事件。个人的研究所获，有可能为当代的事件描绘出历史的背景，从历史的角度阐明问题。有些研究工作是考察具体事件在历史上的前例，这就有可能重新界说问题的提法和处理方式，挑战不准确不正确的假设，影响公众舆论，为决策打下基础。法国的移民问题是一个有意思的事例。热拉尔·努瓦里埃尔（1985年）申言：公众就这个题目引用历史资料发表的大量意见，把过去那些信仰天主教的欧洲人之“顺利”移民和当前在民族和宗教上均多样化的新移民两相比较，说明新移民之“成问题”。而严肃的历史调查却揭示出另一种情况：新移民来到法国，总是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整合过程。接着，他批评人们不应该使用历史上的统计数字来支持当前的移民数量空前地大的说法，指出这既没有考虑历史背景又不顾计数方式，把不可类比的事情相类比。莫里斯·阿居隆则以类似的观点申论（1987年），法国居民集体态度的历史表明，法国从来都是一个多族群、多文化、多信仰的国家。两位作者均强调历史学家的重大任务在于“把理性的声音引入”这场全国性的热烈辩论。努瓦里埃尔进而指出，为了批倒极端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必须继续发展对移民史的研究（第148页）。关于民族问题立法改革的1997年韦尔报告，充分体现了这个题目所引起的广泛思考，它从对有关法律的历史分析得到启发，引用新近的人口研究成果，揭示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的文化同化过程，实际上和欧洲的移民同样顺利；或者，（按努瓦里埃尔找到的证据来说）至少是并不更难（《人道报》1997年7月31日以及8月1日）。
类此，科克里·维德罗维奇申论（1987年）：在后殖民社会从事发展的人士，如果欲避免误解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传统，并且由于以此误解为根据而采取不相宜的发展模型，那就必须充实扩大他们对殖民主义历史的研究。她坚决认定，为了寻求建立适宜的组织和权力形式，若干发展模型应求助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分析研究，而此种研究着重的是各个社会中的延续性。把传统和现代性、殖民主义者和殖民地人民做简单化的划分，便会导致对“传统”的文化和行为作出错误的界定（注：A similar plea for greater attention to be paid 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the necessity for the adoption of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related to colonialism was made recently by David Scott in 'Colonialism'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54,December 1997.）。但如就殖民主义在边界、政权结构、民族性和城市发展等方面的冲击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那就会发现殖民主义结构对后殖民社会一切层次上的认识、态度和价值观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因此，历史知识愈丰富便愈能懂得从事发展工作的人士所面对的各种当代问题，也愈能以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看待和处理它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引入的种种概念和方法，历史分析为当代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用观点的能力已经大为提高。大体上，在极其富于影响力的法国编年学派（the annales school）的启发之下，这种“新”的历史学开阔了史家的考察范围，让他们得以看到其他学科的发现，向它们借用社会科学中种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从而大为丰富了自己的领域。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投入是数据处理和数量化，统计测量工具的运用导致“计量历史学”（注：Historical analysis relying on statistical measurement(OED).）兴起，并且在历史学界得到承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这种新方法与史家的传统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探索昔日事件的最全面而客观的原貌（克拉布，1980年），获得更加完整的历史现实的图景以及数量化知识的史家得以参与当代所关心的课题的讨论，提供实证以纠正过去的重大错误决策基础的历史误会，为当代事务作出贡献。例如塞缪尔·海斯（1987年）曾表示，纵向的统计分析足以证明，美国社会结构中一贯顽固存在虽经历次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而仍然贻害无穷的不平等。他这个结论导致人们质疑经济增长便导致平等增加的观念，于是要求重新界定多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根本基础。与此相类似的是，新近英国对生活水平中的分配所进行的系列调查，表明了贫富之间日见其甚的两极分化。这项发现是重要的，因为政府的许多政策所根据的正是对人民生活水平的估计，该发现无异于提出对当前实施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古德曼等人，1997年，根据1997年8月3日《国民前卫周报》的访问记）。
这种研究工作的另一个目的，是为决策人扩大备择方案的范围，具体办法是列出一段时间中对某一特定问题的种种反应以供比较。阿普尔比、亨特和雅各布（1994年）举出一例：美国公众辩论宾夕法尼亚州的坠胎法是否违宪，这是一项就300 年来对不想要的妊娠的反应和行为进行研究的精细分析，它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和社会环境的看法，而这正是法官们据以考虑如何作出判决的根据。类此，齐格（1983年）申论说，关于劳工史的一项研究根据文献勾画出劳工运动的趋势以及解决冲突的惯常方法，这就为当前处理工业关系的做法提供了以历史为根据的备选方案，鼓励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在意识形态和视角观点上的多样化尝试。
这样的一种历史研究，魏斯称之为“主意”（1991年），只是以间接的方式进入决策。它并不提供与决策直接相关的具体数据，而只是勾画出理解当前事件的参考框架，以及界定和处理现时课题的途径。通过影响人们对这些题目的基本思路，重新设置有关的参数和大致方向，这一类的研究有可能增进人们对特定问题的敏感程度，从而影响问题在政策日程上的进退。这种间接的关系还有一种作用，那就是突出学术研究与政策制订之间常有的差距；它尤其突出公众舆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把原来属于学术探讨的课题转变为决策者关注的问题（里乌，1987年；彼得森，1997年）。
历史与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这种联系，仅仅是50年代的“新”历史学导致的影响之一。 通过主张以历史的视角——从长时期（the"longue duree"）、在广泛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的经历，编年学派的奠基人通过历史把时间维度重新引回社会科学之中。于是，计量化和扩大了范围的历史研究这两种方法，就把过去曾经互相分离的各门社会科学联系到了一起。社会科学曾经倾向于以非历史的方式利用往昔，从过去找例证来检验某些一般性的推论，但求符合而不顾时序也不管情景场合；如今则开始按历史的观点来摆正自己的研究方向了；历史社会学领域的发展可为这方面的一例。另一方面，历史学者过去在传统上总是更加关心把往昔的事件置于其历史环境中来描述和阐释，或是着重关心经历一段时间的变化过程，如今则更加注意制订解释的和理论的框架来阐明有关的数据，于是有可能以更具普适性的方式推进历史知识（克拉布，1980年；霍姆斯鲍姆，1997年）。虽说已有这种联系，我们仍然必须看到史家和社会科学家之解释数据，即使是出自历史的数据，根本的重点依然不同。但又恰恰是由于这种不同，二者才能对政策制订作出各自的贡献。社会科学家的分析理论是把过程和问题概念化而作出界定，为政策制订者提供分析工具以便了解和阐释当代现象。这种理论的视角，需要与更具历史眼光的、把历史的上下文一齐考虑在内的具体分析相结合，以便估价普适性的分析是否可以用于特定的个案。
历史分析提供这样的一种视角并取得相当效果的一个领域是经济。自从50年代以来，经济学者们对长期增长的强调，增加了历史的维度在对“假设—演绎（hypothetical-deductive）模型”的精雕细镂中所占的重要性（巴勒克拉夫，1991年）。对历史的这种应用的一个生动事例， 是亚历山大·格森克朗于50 年代早期提出的“道路依靠”（"pathdependence"）。格森克朗引用历史统计数字解释经济发展的过程，特别是19世纪期间若干欧洲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他以经验数据为凭据，重构了其中每一国家中早已有之、从而决定了该国其后的发展所取“道路”的那些经济和体制的因素。“道路依靠”便以这样的方式，明确标示关于特定历史环境（史家的传统领域）的知识有多么重要：这些先例为解释——哪怕只是部分地——当代的个案提供了基础。格森克朗尤其强调这种方法对制订说明经济发展的普适性理论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将其整合于为解决当代某些经济落后国家的个案设计的途径而加以运用。为了界定他关于历史知识如何对解决经济问题作出贡献这一观念，他写道：
历史研究主要是把一组又一组得自实证观察的普适性假设运用于实地考察资料，看看接近到什么程度；希望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把某些共同点、某些典型环境以及这些环境中若干因素的某些典型关系确定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决定，基本上都是就若干因素的综合而作出的。史家的贡献在于，指出可能有关的因素以及可能重要的因素综合；经验的范围如若较为有限，这些东西是不容易识别的（1962年，第5—6页）。
由于保罗·戴维、纳森·罗森堡以及道格拉斯·诺思等经济史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考察制度和技术上的变化，用做分析经济发展的重要框架这样一种理论，道路依靠理论愈来愈受到重视。
历史统计信息总结出过去的经验以作为预测未来趋势的根据，突出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无论任何国家制订政策，这种信息都是必需的。甚至可以说，“国家政策的制订受制于决策人员所能得到和运用的统计信息的质和类型”（威基，1974年，第465页）。 历史统计为发展规划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视角，使决策者得以“检验[当前的]统计数字，看看今天的具有基本性质的数据是否符合历史的轨迹，因而是否支持[政策引以为据的]有关设定”（第479页）。 威基还说：“如果计划人员审视历史上的变化模式，他们就有可能改变原来的计划，采取一种现实的观点，另行决定从何着手”（第477页）。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 70年代墨西哥城就人口增长进行过一次调查，威基根据对有关历史统计数字的分析得以预测今后年代的人口增长率，从而提出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相应需要，作为该市和附近地区城市发展规划的指导原则。历史统计研究成果的这样一种应用，如今仍以诸如“普罗夫梅克斯城市研究系列”那样的多学科开发规划的形式继续积极进行，且作为建议向有关方面提出。
战后时期特别盛行的现代化理论，把发达世界的历史经验加以引申，藉以告知第三世界国家应对它们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而采取何种措施。以历史人口学为例，这方面的纵向分析追溯到工业化之前的时代，推翻了此前公认的关于家庭结构的观点，引证工业化的效应作为基础，描绘预料中的人口结构变化，并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因素相联系（拉斯莱特，1965年；霍布斯鲍姆，1997年）。把以西方为基础的外来模型强加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做法诚然已经名声扫地，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体制改革的纵向分析，却愈来愈被承认为建立第三世界国家可持续发展模型的至关重要的基础。
最后，历史统计研究之直接应用于政策领域，还使历史学者得以“检验政策的意义”（威基，1974年，第848页）， 或通过实际效果以评价往昔政策的得失。以下就拉美国家举两例。P·赖克（1978 年）利用对三个拉美国家共产党党员数字的纵向统计，揭露了美国国务院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估计之“非现实主义”，指出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是这些国家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倒是美国政府对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反应。类此，按时序排出的关于墨西哥宗教信仰的一系列数字表明，墨西哥国民革命的领袖们一心一意想把老百姓的天主教信仰转移为对世俗政府的忠诚而效果不大，至少是人们的宗教行为并无变化。政府的计划人员应当从中得出一条教训：不必指望运用国家的权威去改造人民，造成深刻的社会变化（威基，1974年）。
这一类的历史研究通过估价往昔政策的得失，或是根据历史经验预测未来趋势，从而有意识地进入决策圈，这种做法有两大优势，有利于它对公共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其一，它以量化的数据为根据，立论便有坚实的基础；其二，对未来政策的建议极有可能就出自研究成果——二者都对研究本身提出了极有分量的要求（魏斯，1991年）。虽然确实存在这种历史研究直接导致政策变化的案例（威基曾引用他本人的例子，说明墨西哥的预算草案如何系统地低估了中央政府的岁收，导致政府转而采用较为符合实际的计算方法[威基，1974年，第12—14页]），但历史学者们应当像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地采取现实主义态度，意识到决策过程本身就具有一种非理性的属性，它对来自利益冲突的多个集团的矛盾意见全都敞开着大门（布尔默，1986年a，魏斯，1991年）。就此进行的调查表明，决策人往往只是在研究成果和已经作出的决定相一致的情况下，才会直接利用这些成果（韦茨伯杰，1986年；魏斯，1991年；彼得森，1997年），或者是这种成果属于若干可以考虑的备择方案之列，并未越出由政治、组织或其他方面的因素所划定的“可接受范围”（魏斯，1991年；彼得森，1997年）。
政策制订过程的记忆
特别是近十年以来，人们愈来愈觉悟到以决策过程为外沿，寻求了解当前的形势和做出决定的历史背景的莫大重要性：往昔的决定直接影响着当代的局势，而当代的决策是要在当代的局势中作出的。马克·彼得森写道：
现时与过去是大有关系的。因为此前的政策形成制度以及制约着制度的规章，改变了政治系统权力的构成和利害得失关系。过去能推动事态发展，因为它给现时的政策制订人员以及对政策制定者施加影响的人提供信息——提供含义丰富的种种主意，告诉他们按照某种思路制订的政策可能或不可能带来什么后果。过去的结构和信息这两个方面的效应会结合起来，形成某种反馈（1997年，第1084页）。
许多论者都曾正式或非正式地评论过政策制订机构之缺乏集体记忆 （威基，1974年；彼得森，1997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个人和行政机关在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中到底留下了什么影响，我们尚无完备的经验性知识。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部分地是因为政策制订人员和官员们一旦离职就带走了一种宝贵的信息：政策决定是怎样作出的；他们没有留下对政策遗产的令人信服的分析综合或是关于对政策如何精雕细镂的记录——没有把他们的知识和经验留给那些如今承担起这种职责的新一代决策人。人们如今觉悟到了这种缺欠，而历史学者则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之作出反应：
第一，鼓励研究体制和机构的历史，而决策机关和学术界之间结成的纽带则对此起了推动作用。在法国，分管文化、就业、社会保障、以及经济和财政的政府各部均已成立了历史部门，与学者合作而推进对本部门及其所关注的领域的历史研究。英国则有一个独立的机构——“英国当代历史所”发挥这项职能。这些机构的活动重点一般是出版档案材料以便公众查阅，以及组织从事学术研究和政策制订的人员对话，交流信息。
第二，将历史的经验告知政策制订人员，这种做法难说有什么新鲜之处。基思·汉密尔顿说明，早从19世纪时起，法国政府就有选择地印刷出版外交政策方面的文件，藉以“传授法国的政治传统，教导青年外交人员”（1993年，第185页）（注：Sous-Commission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Commission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8 Mars 1882.Hamilton also emphasizes the impact on public opinion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Foreign Office archival documents was intended to produce.Explaining that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odern democratic governments have looked to the publication of archival documents as a means to promote a unifying national sentiment and secure popular legitimacy for their policy choices,he outlines the propaganda victory obtained by the publication of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archival documents challenging the war guilt clause in the 1919 Versailles peace treaty,which in turn prompted the British,French and American governments to publish their own selections of documents which were considered as influential resources in foreign policy(1993).）。虽然过去已经不再作为一种模型提出来，但历史的视角对于了解政治决策过程仍然是极端重要的。法国文化部历史局局长奥古斯坦·热拉尔说：
我认为愈来愈清楚的是，通过历史来了解政治上的决定，要比通过社会—经济数据容易些。通过历史特别是通过“反思的社会学”，由于它们把各种决定的来龙去脉明明白白地摆了出来，我们就能看出不同的政策类型、主要的备择方案以及采取行动的不同方式，而这些在短期内都可以作为未来的模型”（热拉尔，1993年）。
了解历史渊源，政策制订就能较为理智。了解过去曾经尝试过或考虑过哪些政治的选择，当代的政策制订人员就能拓宽眼界，多一些备择方案。法国就业部历史局局长克劳德·谢特居蒂就此举出的例子是，80年代该部官员用来调解汽车制造业纠纷的技巧，其过程如何、效果如何都没有记录下来，无法供现时的政策制订者参考。
不过，如谢特居蒂和英国外交部的基思·汉密尔顿所说，人们如今广泛使用的是电子传媒，文献记录已经不足以准确重建职能机关制订和实施政策的活动。因此，研究人员开始利用口述历史以求弥补这个缺口。他们访问参与（过去的和现在的）政策制订过程的人们，藉以查明个人在其中的作用，同时也了解过程中的某些方面，因为仅从效果着眼是看不清楚的。访问中有一类是去采访民族的领袖或者“杰出人物”（威基，1973年）。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对墨西哥革命领袖人物的系列访问，访问的目的是了解他们个人生活经历中，有些什么样的因素构成了他们的世界观的基础，也力求了解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因为这些东西无不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以及政治抉择中体现出来。另一种更为广泛流行的方式，是邀请高层次的政策制订人员和行政官员口头作证。法国的经济和财政部以及就业部都在编制这样的口述历史档案，而美国的外事口述历史计划，则具体规定要“从美国外交的方方面面抓取某些东西，就个人在外交政策的制订中所起的作用建立一套独一无二的记录”（阿尔德里奇，1993年，第211页）。 再一种做法是英国当代历史所的“证人研讨会”（witness seminars），把政策制订人员和过去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参与者一齐请来，与有关历史领域的学者专家合作。
通过这样的工作取得的成果自然要加以传播，而传播的对象便包括现时的政策制订人员；这就明白显示这项工作的目的是要和现时的政策问题联系起来。事实上，法国政府各部给各自的历史部门布置的任务，就是为部长们提供本部的历史信息，虽然我们并不确知部长们是否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不过，如奥古斯坦·热拉尔评论的那样：这种历史部门的工作成果虽然没有直接导致什么政策行动，却也使得人们“敏感起来”，使得政策制订机构的人员意识到，和当代的政策备选方案有关的历史前例（例如在现存的文化机构上花费的钱完全无助于消除不同社会群体在获得文化方面的不平等）（热拉尔，1993年）。历史研究的这种运作再次发挥了“启蒙”或“出主意”的作用（魏斯，1991年）：提供信息，使政策制订人员多一个视角、多一种比较方法来估价不同的政策方案。此外它还起了一种具体的桥梁作用，使史家和决策人找到和扩大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以及彼此均可受益的合作形式。
结论：几点建议
既然历史研究能在如上所述的种种情况下对政策制订做重大贡献，而就此课题进行的探讨和资料出版又均如此缺乏，这就有必要提出若干初步的建议，以求推动这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这方面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就历史研究如何影响政策选择的具体事例收集资料，而尤其是要促使人们更多也更深刻地了解应当使用什么方法更为适宜，以及这些方法对政策制订过程的投入的性质。
这就引向进一步的探讨：历史学者以及更一般地说，学习历史的学生——其中部分人今后可能从事政策制订——的培训，必须更加注重历史学科方法论的教学，注重各种不同的方法如何适宜各种不同性质的研究。这就意味着强调任何社会科学家从事任何研究计划的一个核心点：如何正确提出问题，其中包括考虑到研究的发现与当前和今后的社会和政治之关注是否相关、有何意义。
历史提供对环境和历时变化过程的详尽知识，对了解任何当代问题不可或缺。它这方面的重要意义及其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一致，提示我们必须尽力促进学科际的研究工作；强有力的历史因素将保证对当前所关注的各种课题都能以历史为背景、从历史的视角加以探讨（罗尼，1981年）。这方面已有很成功的个案，例如普罗福梅克斯城市发展研究计划，以及当代英国历史所对欧洲科学研究理事会关于英国中央政府变化中的性质之“白厅计划”的贡献。
最后，历史研究如果应用于政策制订，则研究工作者便须确保自己对政策制订过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也需要对政策制订人员在使用研究成果时所面临的各种制约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看法。在一个层次上，这意味着与学术界以外的人们（政策制定人员、中介者、以及向公众报道信息的媒体）保持联系。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广泛传播研究的发现和分析，因为历史研究常常被用来“启发”舆论，它既能影响人们对当前具体问题的根本思想和观点，又能突出这种问题、使之为政策制订者所关注。此外，历史研究的成果既然作为直接的投入而提供给政策制订人员，那就必须注意提交的方式；也就是说，它应当能够满足决策人的期望。语言清晰，结论的归纳条理分明，这两条对历史知识在学术界以外的传播特别重要（魏斯，1991年）。而如果研究的发现涉及预测未来的方向，那就需要付诸具体的语言和尽可能准确的数字，这样才能引起决策者更大程度的重视——于是又为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增加了一条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