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城市科技体制创新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体制创新论文,城市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02))06-0030-11
为了对上海的科技体制做出正确的评价和政策建议，我们考察了国内发展高技术产业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城市，分别是深圳、西安、和北京（以中关村为代表）、上海，通过横向比较，探讨这四个城市在科技体制创新方面的不同特点，以期能对上海科技体制的现状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一、不同城市横向比较
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日益激烈，高新技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我国，各个省市都在全力促进本地科技事业的发展。深圳、北京、西安和上海这四个城市无论在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还是发展速度上都在全国名列前茅，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四个亮点。
1、高新技术发展总体情况
深圳科技事业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赋予的政策优势，在没有历史包袱的背景下迅速的建立了现代市场机制。由于作为海港的特殊优势以及毗邻香港、台湾，深圳的外资活动非常活泼，三资企业的比重很大。而这些外资企业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信息来源丰富，多追逐国际市场的高附加值、高盈利率的行业作为其创业的方向，因此，深圳在发展初期积聚了大量以“三来一补”形式为国外生产科技下游产品的加工工厂。正是在这种外资力量的导向和推动下，决策层在90年代初做出了发展高科技,抢占高新技术产业制高点的决策。利用政策优势加强对科技发展的各种支持，坚持自主开发与对外引进并重，强调自主知识产权。高科技发展迅猛，年均增长率超过50%，2001年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1321.36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5.87%，成为经济的第一增长点和推动力。
北京中关村地区被认为是我国知识经济的发源地。改革开放初期，在解放思想的影响下，这里出现了科技人员下海创办科技企业的高潮，涌现出大量的新技术中小企业，在不断竞争中也相互合作，使得这一地区迅速成为北京的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区域，每年诞生或迁入数百家甚至上千家中小企业，少数中小企业成长为大的企业集团，如联想、方正等。北京拥有雄厚的智力资源优势，能够牢固把握创新源头，坚持走自主开发的创新模式，成为我国高科技发展的一面旗帜。
西安深处西部内陆，是历史文化名城和老工业基地。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要归功于决策领导层的危机意识和赶超意识。政府的高度重视，强调管理创新和机制创新，划立“小特区”，在城市内的范围内营造一个全新的市场化环境。为科技事业的发展积极调动各种创新资源，为科技创业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上下形成一种合力，高新区内完全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办事，探索出一条内陆地区建立高新区、发展高科技的路子，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
上海在发展高科技上则以引进技术为主的科技创新模式，高新技术产值中，外商投资企业占的比重高达60%。使上海成为我国最先引进、消化和向全国传播发达国家创新成果的基地。当然，也说明上海的自主开发能力不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产品不多。
2、R&D研究
在研发资源上，北京毫无疑问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作为我国最大的科研基地、高等教育基地和最大的科技人才聚集之地。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高校68所，校属研究机构309个，在校学生30万人。以中科院为代表的研究机构489家，研究人员38万，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在京院士达489名，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技术研究中心的数目占到全国的1/3。因此，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科技人员的高度密集，雄厚的创新源头实力是中关村得以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上海和西安的科技研究整体实力虽弱于北京，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数目在全国也名列前茅，尤其是西安拥有大批军工研究所和军队科研单位，积累了大批技术资源。相比之下，深圳在研发力量上是最没有实力的城市，只有两所全日制大学。深圳战略决策者充分认识到这一劣势，在政策优势吸引人才的同时，下大力气建设“虚拟大学园”，坚持“不求我有只求我用”，与中科院及国内外30多所名校进行合作，为它们进行科研成果的转化和高级人才的培养提供各方面的支持。
在研发主体方面，只有深圳真正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研究开发体系，727家研发机构中由企业人的占93.4%，全市研究人员的90%集中在企业，研究经费的90%以上来自企业。北京、上海和西安虽然科研机构改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政府仍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科研开发的主体，无论是经费的来源还是研发项目的选择，政府还存在干涉企业的现象。北京以中关村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群为支柱作用，重视基础研究；上海的科技创新主体以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为主，重点是引进项目的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工艺研究；西安的中小型民营科技企业在研发中起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在研发模式上，京、沪、西三地的研究机构的转制工作尚未彻底完成，受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科技成果与经济需要仍存在着脱节。深圳在解决科技与经济这“两张皮”的问题上走在全国前头。
3、产业结构与规模
比较京、沪、深、西四地高新技术的发展，从绝对规模大小看，依次是上海、深圳、北京、西安；从增长速度快慢看，依次是深圳、北京、西安、上海；从占城市经济结构的比重看，依次是深圳、北京、上海、西安；从高新技术产业内部组成角度，电子信息产业排序为深圳、北京、上海、西安；现代生物工程与医药排序为上海、北京、西安、深圳；新材料排序为上海、北京、西安、深圳。
四个城市中都已经初具规模是电子信息产业、现代生物工程与医药和新材料。2000年电子信息产业在北京和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比例分别为80%和89.5%，上海也达到67%。上海拥有包括新型金属材料、新型无机材料、复合材料、有机高分子4大类、24个小类的完整体系，新材料品种约占全国的1/3，在新型建筑材料、汽车材料、信息材料、生物材料、能源环保材料等五类新材料等方面，形成良好的发展势头，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2000年全市新材料产值达300亿元；而北京、深圳的新材料2000年分别为89.76亿元、27亿元。由此看来，上海在生物工程和医药、新材料方面相对于北京、深圳具有比较优势，而北京、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较发达。同时，北京、上海由于机械、钢铁、化工、纺织等传统产业占有较大的比重，而传统产业存量资产的大量存在为市场要素的流动设置了整合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得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难以较快提升。
中关村地区虽然智力资源非常密集，但制造业配套能力较弱，受制于缺乏制造业基础和蓝领工人这两个条件，科研成果在北京之外的产业化的比例明显高于在本地。一方面是由于北京制造业成本太高，人工成本、电价、水价、地价、房价等都明显高于外地一些城市，另外交通堵塞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已经使得有些外资企业选择了退出。相比之下，深圳在电子信息行业的市场配套优势尤为明显，以微型计算机的生产为例，遍布在深圳、东莞、惠州、中山等地的数千家中小型企业为IBM、康柏、联想、长城等整机生产厂提供了包括主机板、显示器、键盘、机箱、电源等在内的80%以上的零部件。密集的城市群落、便利的交通，形成了以深圳为中心的交互同一的市场体系，产业配套，缩短了流通链条。
西安注重发挥地方科技优势，调动科研院所和大学入区发展的积极性，以逐步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光电子一体化、环保与能源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四大产业群。
4、企业制度
高新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企业是否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来运作，决定了企业经营效率的高低。四个城市中，深圳比较特殊，基本没有自己的历史沉淀，一开始就主动的选择权而不存在路径依赖的问题。西安在高新区这个“小特区”内，一切按照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进行动作，要求企业一成立就要做到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民营企业的数量占到高新区企业总数的85%，其技工贸收入以占高新区总收入的70%。以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主西安科技企业基本不存在历史包袱问题。
上海与深圳都是从90年代开始发展高科技产业，但上海以引进技术为主，深圳则是以开发技术和引进技术并重。结果上海虽然短时间引进了一批国际著名跨国公司，建立了包括上海贝尔、华虹等在技术方面领先于全国的大型合资企业，使上海与世界的技术差距迅速缩小，但这种高科技企业多为生产型企业，与传统的“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基地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是资本密集型的。上海高科技企业的另一部分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中小企业的比重很小，这与上海的历史起点有关。建国后，上海一直是老工业基地，以大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方式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由于国有企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和跨国公司的投资策略，由此造成没有能够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研究与开发的能力培育开发型的企业，并将力量主要放在中小企业上，而深圳企业以民营为主，较早地按照国际惯例解决了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
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北京高科技企业最初是由高校、科研院所实体发展而来，产权不清一直是阻碍企业向产业化、国际化迈进的核心问题。近几年，被称为中关村“巨头”的四通、联想、方正、希望、大恒等企业相继推出了自己的产权重组改制的方案，一个时期曾在“村”内引起了“裂变性”的轰动效应。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中关村还有近2000家企业被产权问题所纠缠。
5、投融资问题
四个城市在投资环境上有比较大的差异。深圳金融机构密度居全国之首，金融人才最为集中；毗邻香港加上其活跃的民间投资氛围，使深圳能够充分利用香港这个离岸金融中心的资金；二板市场确定在深圳创立对深圳的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发展是一最大长期利好。上海近些年在金融业上的发展非常之快，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日渐稳固。相比之下，北京和西安在金融环境上略显逊色。
四个城市的政府在加大财政对科技开发的投入；加大财政对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资金的扶持；提高税收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优惠这个三个方面作了很多工作，这些政策和措施基本上大同小异。
为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四个城市都非常重视风险投资事业。深圳由于起步早、市场环境好、开放度高，在很多方面都略胜一筹，风险投资公司管理和运作机制日趋成熟，基本形成了包括资金市场、各层次的风险投资主体以及服务中介和监督中介、项目市场这些要素有机组合在内的风险投资市场体系。深圳在退出机制的建设上先人一步；它与境内外资本市场进行了充分的接触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外的风险投资家通过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对深圳的产业发展已有了充分的了解并极具信心，深圳活跃的民间投资和良好的创业氛围以及交易活跃的产交所和高交会都有利于退出渠道的畅通。
值得一提的是西安的做法。作为内陆老工业基地，投融资环境不占优势的条件下，决策层充分认识到这一劣势，在体制创新上狠下功夫，其中，高科技园去作担保，在全国的科技园区里做的最早也是最成功的。银行虽支持科技事业发展但由于担保难制约了银行支持企业的力度，特别是中小科技企业的发展，针对这一现实问题，西安高新区与西安市科委以财政资金引导，联合二十多家企业出资1000万元于1996年成以担保为主要业务的“西安高新区投资服务中心”，几年来，累计担保74次，担保金额达到14950万元，有力的支持了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
西安不仅注意本地资金与技术结合，还特别利用发达地区的资本市场为本地企业融资，以主动出击的方式，组织本地企业多次赴香港、深圳、上海、北京等地举行项目发布会，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据统计，西安已经在上海吸引了6.5亿元的风险投资。企业的融资意识明显的增强。
在风险投资的立法工作上，深圳的法规建设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比较完善；上海、北京、西安虽然起步比较晚，动作却相当快，尤其是中关村，明确将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扶持、服务上，为中小高科技企业能在一个公平、公开的市场环境中高效运转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西安为进一步激发民间资本发展风险投资事业，于2001年出台了《西安高新区关于鼓励和吸引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降低了创办风险投资公司的门槛，而且明确规定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可以享受国家赋予高新技术企业的一切优惠政策。
四个城市风险投资的发展都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导，投资市场体系都亟待完善尤其是退出机制的建设和综合性人才的缺乏。
6、政府作用
技术从基础科学到产品的商业化运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基础科学技术研究阶段，二是产业技术阶段，三是企业研发生产阶段。基础科学技术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和公共部门提供；产品及工艺技术则是典型的竞争型产品，产业共性技术是基础科学和产品与工艺技术之间的桥梁，兼有公共产品和竞争型产品的性质，应该由政府和企业合作来提供。所以，政府在推进科技进步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积极支持并组织公共科研机构搞好基础科学研究；二是支持协调有关机构和企业联合从事产业共性技术的开发；三是为企业产品和工艺开发营造良好的环境，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四是通过中长期科技计划为产业和企业技术发展提供指导方向。
作为首都，北京是各种与经济发展相关的非物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智力资源、信息资源、公并资源、“公众效应”资源等都是非首都城市不可比拟的。但是，首都同样受到很多的限制，北京政府需要考虑和处理的非经济问题，明显多于其他城市，很多情况下，出自首都地位的要求，很多做法与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要求产生冲突，如企业聘用外地人才落户北京，受到很严格的限制，另外，处于首都政治稳定的考虑，改革开放中绝大多数试点工作都没有放在北京进行，直接影响到北京的投资环境。
深圳的科技法规建设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围绕着技术秘密保护、无形资产管理、技术成果入股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章条例，比较完善。西安、上海、北京在这方面相对欠缺。
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指导方向上，深圳基于特区内土地面积狭小的问题，决定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带，横贯全市东西，有高新园区、龙岗工业区等九大片区组成。西安利用西部大开发的契机，提出要把西安建设为中国西部创新科技城。上海和北京政府则没有明确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深圳市政府在把技术推向市场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市府先后组建了科技成果交易中心，技术市场信息中心、技术经济行、专利代理服务网、高新技术产权交易中心，形成了一个包含交易市场、中介机构、咨询机构在内的多层次的市场体系。高交会的举办，带动技术贸易模式发生变革，初步解决深圳面临的技术储备不足问题。相比之下，上海虽然有产交所、北京有科技周，但势单力薄，辐射力有限，市场交易体系尚不健全。
在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方面，由于起点和创业环境的不同，深圳比较强调政府的保障职能，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风险投资长远发展的公平的市场环境；上海则较强调政府的扶持职能，具体体现在启动资金的提供和各种优惠政策上；西安高科技园区和北京中关村，则特别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
7、园区建设及人力资源
四个城市都非常重视人力资源的培养，在支持优秀青年科技人员创业，特别是支持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创业上都推出了很多具体的扶持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大同小异。
在科技园区的建设上，四个城市显示出很大的不同。中关村的崛起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民间，民营企业是伴随着种种非难和抗争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关村的发展归功于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对科技人员下海创业给予的充分肯定。从而掀起了中关村地区科技人员兴办高技术企业的高潮。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1998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发布《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正式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西安高新区是自上而下人为推动设立的。园区的建立，是决策层的经过充分的论证考察，遵循“政策扶持、贷款起步、负债经营、滚动发展”的开发建设机制，政府未投入开发资金，完全依靠自己不断创新，实行按企业化的开发运作方式，运用市场配置资源。而且，不仅强调技术、产品的创新，而且强调园区的功能还包括要培养懂技术、管理和市场的新型企业家，发挥“科技成果商品化、企业团队形成、科技人才转变为企业家”这三个过程。为广大科技人员提供了能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坚持靠“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和政策留人”。园区管理职能集中在营造软环境、硬环境和完善公共服务上，园区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现代化程度高，而且建立了高效快捷的管理运作服务体系及市场化机制。
深圳因为毗邻香港这个信息中心和金融中心，园区在信息、人才、体制等软环境的建设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比较而言，上海的科技园区则布局分散，只注重了硬环境的建设，忽视了软环境的建设，仍旧以政府的投资和推动为主，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和落实不到位，缺乏各种中介服务组织的支撑。
8、文化背景等其他因素
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经济活动都受到“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但除此以外，文化氛围也相当于一只“看不见的手”，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而思想又决定了人们的做事的态度和方式，它的作用虽然是间接的，但是却更加持久，更加深远。日本为什么能发展那么快？是因为日本是个忧患意识很强的民族，这种对未来的忧患促使每个人都肩负一种责任，追求实干，崇尚创新。在文化氛围上，四个城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新兴移民城市，只有短短20几年的发展历史。政策的导向使这里孕育着发展的机会和不确定性，吸引着全国各地不同技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汇集到这里。这种敢于抛弃原来既得利益，追逐机会和发展的行为本身就是勇于开拓创新的一种表现，而不同经历和背景的人的汇集，也使得文化本身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另外，市民中年轻人的比重大，创新意识、风险意识、价值观念、对新生事物的敏感性和接受能力强，使得深圳充满着年轻、蓬勃向上、勇于开拓、敢于创新、不惧失败的文化气息。
相比之下，北京、西安和上海都是具有悠久历史沉积的城市。北京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关村周围因多所高等院校和IT企业的聚集，逐渐形成了以年轻人为主的信息产品消费群体，年轻人比例高，创新热情高，是中关村文化的重要特点。近些年来，随着留学归国人员的增加，中关村已经出现了美国硅谷的PBU文化，年轻人的创新意识和热情在相互交流中得到不断的强化和发展。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能够获取国内外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金融信息，并有能力进行加工处理；同时北京作为首都，对于中央影响全局的一些重要决定和决策，在捕捉和获取信息方面，与深、沪、西相比，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作为千年古都的西安，是5000年华夏文明的典型代表，西安人纯朴、直率、大气，做事踏实稳重；因深处西部内陆，与外界交流相对较少，人们较为保守，安于现状。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与经济特区、沿海城市的经济差距逐渐拉大，西安人的忧患意识和追赶意识日益突出，这个文化上的新特点在促使西安创造和调动一切可能的资源发展高科技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西安利用它的旅游资源优势，借助旅游的渠道，走国际化的道路，让更多的人了解西安的高新技术发展，吸引更多的人来投资创业。
上海是我国的商业金融中心，具有浓厚的海派商业文化气息，人们对外的接受和兼容能力较强，这决定了上海在引进、学习和模仿国外先进科技方面具有相当优势，因此，上海市选择技术引进的二次创新战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同时，上海外资经济发达，大批人才被吸引进外资企业，为此，作白领、拿高薪成为上海的社会潮流、年轻人追求的首要目标，开发创新、不惧风险的社会氛围相对缺乏。除此之外，金融市场发达，商业文化浓烈，人们的证券投资意识强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削弱了人们进行科技创新，投资实业的积极性。身处国际大城市的上海人天生具有优越感，忧患意识远不及西安人强烈。
比较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
京、沪、深、西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目前已呈现出四足鼎立的态势——深圳高新技术产值的比例占总产值的比例最高，上海高新技术产值的绝对数值在全国仍居首位，北京和西安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神速。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上：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以外资的推动为契机，企业为中心，以企业的产权改革为突破口，激发企业的激励机制；上海走的是对传统工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并举的两条道路，在新产品的开发和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上，比较薄弱；北京和西安的高新技术产业是通过政府兴建科技园区的形式发展而来的。北京的新技术与传统产业呈割裂局面，关联不大。西安地处内陆，在区位、资金、政策、信息及观念等多方面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采取人为相对隔离开传统环境，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力的市级领导决策机构的方法，通过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走出了一条内陆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路子。
二、上海市科技体制存在问题的消解与科技体制创新
上海的产业体系和现代大市场体系比较完善；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比较发达；对内对外开放度比较高；教育、科技和人才的资源比较丰富，同时具有浦东开发优势和很强的城市综合功能优势。应该说，上海具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肥沃土壤，有技术跨越的实力。这两年，在政府各界的努力之下，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明确发展方向并制定了重点目标，改变了过去众多学科齐头并进的局面，这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还有很多方面不尽如人意。比如说，自1992年以来，上海市高技术产业发展迅猛，产值年均递增41.96%，但还是落后于深圳的61.64%，上海虽然已涌现出贝尔、广电、宝钢等重视技术创新的企业，但是还缺少像北京的联想、方正、深圳的华为、中兴，西安的大唐电讯那样有较强科技竞争力的大企业。另外，上海没有像中关村那样培养出像王选、柳传志、段永基这样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家。上海也没有像西安那样积极在国内外寻求各种创新资源。是什么原因导致上海的科技不能顺利的实现创新和跨越？
1、制度瓶颈是制约上海实现技术跨越的最重要因素
目前，上海的国有经济庞大，传统产业仍处于重要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与之相适应的、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政企关系、行为方式、管理模式和思想观念。在传统产业的改造尚未完成并且在全市经济中还具有较大影响的情况下，与之相适应的传统环境就必然要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保留。在这种环境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显然要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
上海要实现技术的跨越，关键是要进行科技体制的创新。进行制度创新的过程，首先是个思想观念转换的过程；其次在重大问题形成共识之后，研究、推出新制度、新规则的过程。作为政策制定者，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
2、政府的职能定位有待进一步调整，决策的制定与科技发展规律的契合有待加强，观念仍需不断创新
高科技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很强的工作，涉及科技、经济、金融、教育、工商、税务等各个职能部门，而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只是为企业创新提供各种条件。与深圳相比，上海的政府对企业干预较多，也承担了许多完成的工作。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首先是观念的创新。加强与各方面的配合与协作，为推进科技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政府要树立为企业服务的观念，企业要改变过去靠资金投入为主的发展观念，转向以创新求发展的思路。
第一，推动社会科技进步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政府的作用是为企业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给企业的发展开拓广阔的空间；建设法制环境；疏通融资渠道；投资支持基础理论研究和公用技术；提供各种支持性设施。
第二，政策的制定要尊重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的原创不等于技术的原创，两者需要的环境不同。提高科学的原创能力需要宽松、自由的环境，另外还要有必要的待遇，解除后顾之忧。技术不一样，它是在已有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解决一系列技术问题来实现原创，技术原创一般需要调动较大的物力、财力、人力，而且是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在科技创新上不能提“速战速决”的口号，不能一味的追求“国际领先、国际先进、重大突破”。更重要的是如何拟合存量资产的技术结构和产业化能力，将技术原创转化为市场的竞争力量。
第三，科研院所的转制不等于企业成为研发的主体。上海一直非常重视科研院所转制工作，根据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发展规律，政府应支持成立一些从事某些领域共性技术研究工作的研发联合体。因此，要提高上海的创新能力，可以借助科研院所转制的机会，对科研机构进行有效的整合，利用这部分资源与企业合作建立研发联合体。
第四，资源的配置不以区域为界限。在这方面，上海应该借鉴西安“在全国及全世界的范围内积极寻求创新资源为我所用”的做法。其实上海作为港口城市和金融中心，更加具有资源调配的优势，只是政府职能部门仍没有摆脱过去计划经济下“大而全，小而全”的做法。上海应利用西部大开发的契机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增强在全球范围内调配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的能力，形成以上海为龙头，面向全国辐射以及内外互动式发展的新局面。
第五，高新技术产业化不等于高新技术的工业化。高新技术的产业基地不一定同时是一个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制造基地。一般来说，一个产业的价值创造过程可以被划分为几大环节，如研发、试制、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等，而不同环节对区域环境条件的要求是很不相同的。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区域，其经济发展中大致都有一个优势环节逐渐明确和加强，而劣势环节逐渐外移的过程，这是一个区位优势与企业或产业环节之间的双向选择过程，是一种资源的合理配置方式。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所谓的“工业空心化”，即生产制造企业和企业部门纷纷移向海外，但研发基地和公司总部却极少移出，其实质是将工业经济转移出去，而留住并加强知识经济。由此，上海的积极引进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梯度转移的研究，将经济发展过程的劣势环节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再配置。
第六，自主创新与对外交流如何并举。上海走的是以技术引进为主的“二次创新”模式，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很少。因此在各种报纸、杂志上经常呼吁上还要加强“自主创新”，与外资经济一比高下。我们认为用“自主创新”来表达一种民族感情或国家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实质上，对创新者来说每一个创新都是自主的，即自主决策，产生、把握和实施“新组合”、“新处方”的想法，并带来经济上的效益。至于使用的资源是否是自己已有的，还是通过市场买来的，都属于“自主”的范畴。
在当前全球经济、技术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中，越来越多的创新来自于交流，过于强调“自主创新”，往往会忽略“创新源于交流”这一事件本质；过于强调“自主创新”，也往往会忽略“创新带来经济效益”这一创新实质价值所在。一味强调“自主创新”，而不对创新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不去自觉地把握创新的规律，往往会不自觉地重蹈自我封闭覆辙。
3、上海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很深，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化相对缓慢
上海在推进科技进步的过程中，矛盾最为集中、工作最为薄弱就是产业化问题。上海的科技成果不少，但真正转化为产品相对说并不多，而形成生产能力并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则更少。就上海所拥有的科技资源而言，上海的科技原创能力稍显不足，一方面，在经费的资助上存在一些缺陷，经费的争取仍然找官员、找领导；在研究经费的投入方面，对于有些真正原创的、不被理解的东西，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受求稳心理的影响，往往得不到扶持；与此同时，对年轻的科研人员的支持力度还可以加强。另一方面，政府的作用由于调控权力“部门化”而被弱化，造成企业、学校及研究机构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协作，产学研结合的有效机制发育并不充分，不能占领产品的市场制高点，导致重复开发，科研开发与市场脱节。市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企业要凭实力和竞争力占有市场，让市场成为科研的起点和终点。
与此同时，创新应该允许失败。但实际运作中从领导到基层对研究项目操之过急，缺少宽容。另外，创新的成功与否，不能完全用能不能产业化来衡量，很多创新成果能不能产业化取决于其他因素，如充足的资金、政策支持，还有社会消费者对创新产品的接受程度。这些都不是创新者、带头人能左右的。
此外，我们还缺少一个从创新到产业化的接力棒，传统体制将知识的生产、分配、利用与经济分离，让创新的人从源头一直走到产业化，通常是不现实的。我们不能把高技术的发展只寄希望于少数精英、专家，而应该建立一个从技术到市场的紧密结合、分工明确的梯队。
4、政府所推出的促进科技进步的政策措施在落实过程中，缺乏企业的良好响应和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安排预期
上海市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措施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但在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手段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过分依赖计划的作用，没有注重以经济手段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在实践中，有很多文件提到了产业共性技术的开发，但并没有在组织上、行动上落实。对产业技术开发和企业技术开发中长期方向的指导还没有列入有关部门的工作内容。在企业产品的开发上，政府部门干预太多。政府不能通过设定各种各样的指标和考核标准来促进企业技术开发，这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政府要重视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的定制，应该将规划的目光放在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科技资源，追求社会经济目标下的高科技附加值，使技术和经济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目光只盯着企业的具体产品。在这方面，西安和深圳做的比较好。西安市正在积极谋划建设“中国西部创新技术城”。要以陕西和西安的科技资源，起到以对西部产业结构调整改造升级的辐射带动作用。深圳市决定在西起南山，东至龙岗，绵延100公里的范围内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带。而上海目前尚无明确的高新技术发展长期规划。
5、上海科技园区的布局和投资项目布点过于分散，缺乏集聚效应
首先，园区内缺乏支持高新技术产业长期发展的中介服务组织。
上海虽然比较早的进行了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建设，但是与西安、中关村等相比较，科技园区运行机制上还有很多不适应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要求。一是布点相对分散，创业的凝聚力相对不足。国外成功的高科技园区，都是因为有集中的高科技人才和企业，如美国的硅谷，我国的中关村，多为依靠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力量发展。上海在科技园区的选址没有充分考虑与高校的结合问题，因为人才和企业的分散难以发挥积聚效应。二是片面注重上规模的产业项目和园区的硬件建设，而忽视了软件建设，特别是园区自身市场化运行的组织系统和运行机制，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园区内市场化的中介服务组织相对不足。真正的高新技术区往往是法律、财会、金融、咨询的密集区，这是由高新技术本身的知识产权特征、高风险性和高附加值特征决定的。上海并不缺乏从事这类中介服务的人才，只是没有给这种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政府在科技园区建设中包办太多，抑制了市场化组织机制的发育。
6、在风险投资问题上，重视资金和技术的建设而制度的建设发育不足
不难理解，培育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机制要比技术、经济存量本身更能推动技术的发展。风险投资就是将高新技术成果经济化、产业化的一种机制。美国高技术的飞速成长正是得益于风险投资机制的完备。上海为发展科技事业也成立了一定数量的风险投资公司，但目前支撑这些风险投资公司的主体是政府，市场化的、真正的风险投资行为还不多。很多人仍然认为风险投资就是把资金注入到拥有技术的风险企业中去。而实质上，风险投资是有关风险型创业的信息、知识和理念的载体，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般的资金。上海虽然以政府出资的形式设立各种基金以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但效果不理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创新信息、知识和理念的交流、互动的网络，即缺乏完整的风险投资市场体系，而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是一个使投资变现而撤出的机制，这就是风险企业的上市系统。因此，上海应该加强技术产权交易所的建设，同时研究论证设立创业板的条件和政策，并积极与境外有关机构合作，实现风险投资的产权或股权的有效转让，把成果的转化与风险投资结合起来。
7、上海公共技术平台的建设相对滞后，制约中小科技企业的发展
技术信息对创新极其重要。有很多信息是很难、或不可能数字化的信息，如试探、反馈与调整、技巧、气氛等，只能通过相关人士面对面地、近距离地交流才能获得。上海一方面存在着很多在国内外领先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发展缓慢的中小科技企业。由于没有一个可以交流的公共技术平台，这些小企业与先进技术及大企业之间呈割裂关系，只能依靠自我积累和自我探索向前缓慢推进，无疑制约了创新的步伐。
上海应该根据工业基础和发展的重点，从长远和全局的视角出发，以研究部门为主体，组织不同行业的技术交流咨询机构，负责信息的发布、交流及共享，在技术与企业之间牵线搭桥，推进和提升整体的技术平台，解决重点领域突破和整体水平提高的矛盾。
8、缺乏有效的人力资本激励制度
现实经济运行中，投入生产和服务的各种资产的价值都会随着被使用而被消耗掉。机器会逐渐磨损，原材料会越用越少。专利和版权也会逐渐过时，唯有关键人物识别、解决问题的技能，会越使用价值越高。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资产实质上是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能力表现为留住并发挥所需人才的能力。中关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像王选、段永基、柳传志等能把握知识经济规律的企业家或知识创造型人才。上海国有经济庞大，在分配机制上很多企业仍沿袭了国有企业的做法，按工龄、劳动时间、职称职务等，这都难以衡量创造性劳动应有的价值。针对这些存在问题，需要采取以下动作：首先，通过人的技能所创造的价值，不能简单地用其所花费的时间来衡量，因为越是技能高的人，解决同一问题所花费的时间会越比他人短。第二，在人的技能的参与下，价值创造和实现的过程，可能仅仅由于各要素的组合方式的改变而不是由于各要素参与的量的变化，就得到大小相同的结果。第三，人是技能的载体，技能发挥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当时思想情感的状态，而这也是很难事先预测和把握的。
这里，关键是要采取一种将关键人物与公司发展前景紧紧绑在一起的分担风险、分享收益的新型机制。上海不妨选取一些科技公司，赋予创业者“科技创业股”，进行股权、期权改革的探讨和实践，大胆探索“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各种可能形式。另外，倡导社会加强对创业失败者的关怀和鼓励，赋予失败者客观、公正的评价，褒扬失败后仍坚持不懈的精神，促使更多的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9、上海人的优越感过重，主动精神比较差
上海位于有“鱼米之乡”之称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气候适宜，环境舒适，作为国际大都市，全国的人才、资金等资源都向这里汇集，各种会议、展览、交流也多选在这里进行。长期的计划经济观念和特大城市所具有的积聚能力，潜移默化的造就了上海人比较重的优越感，而主动出击的意识很差。比方在人才需求方面，上海市目前从事风险投资的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原来是从事行政管理、证券投资工作的，缺乏风险投资经验。西安、深圳为发展风险投资事业，政府出面多次到香港、美国招聘人才，在主动出击和超前意识方面，上海总是落在后面，“等人上门”的思想在很多机构仍然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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