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增长模式转型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模式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低成本竞争”模式形成的背景和特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人类发展史上也堪称奇迹。然而，说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评价则大不相同。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已有的增长模式是低效率的，主要靠的是低价劳动力。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有很大片面性。倘若中国的增长模式果真如此，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能够持续20多年，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企业要到中国来投资(其前提条件是中国的投资效率要高于境外)，无法解释那么多的中国产品能够卖到世界各地，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咄咄逼人的竞争力。正确认识和评价已有的增长模式，对总结以往的发展经验，探讨和选择今后的发展道路，都至关重要。
增长模式的形成，在中国现阶段就是工业化道路的选择过程。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将工业化定义为“现代经济增长”。工业化或现代经济增长的“启动”，依赖于一系列相关要素，如市场需求、资本积累、近现代工业技术的引入、能够从传统农业脱离且受过某种职业训练的劳动力等。有关的制度将这些要素结合起来，并提供可预期的保障。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启动和推进同样依赖于这些一般条件，但是能够显示其特点的，则是这个进程中特殊条件。在比较的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特殊条件的支持。
后发优势是经常提及的。其中既涉及技术，也涉及制度、政策以至理念。前者如信息技术，如20世纪初汽车在美国兴起时，不可能采用全球定位导航设备；后者如WTO的组织和机制，早期的国际贸易争端无法通过类似WTO的组织进行协调。所谓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后来者通过学习和吸收，以比先行者更低的代价或更高的质量完成大体相同的增长过程。后发优势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都可能分享的。中国的特点是，由于其经济规模大，差异性显著，而且处在经济转型阶段，在利用后发优势上具有更强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很少有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在如此之广的领域中吸收先行国家的技术和经验。
后发优势也容易被误解。典型的例子是某些“跨越式发展”口号和设想。后起者试图赶超的愿望不难理解。但跨越式发展主要体现在具有充分可替代性的技术或管理方法上，而不大可能体现在具有“自然发育”特性的发展阶段上。当光纤通讯技术出现后，后起者可以不像先行者那样顾及铜线通讯上的投资，而直接采用光纤通讯，在一个时期内技术上超越先行者。然而，在一个大国，试图“跨越”工业化阶段，而直接进入“信息化时代”则不大可能。手机、互联网不能替代住宅和汽车，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造住宅和汽车尚不能不用水泥和钢铁。在企业发展问题上，竞争力是通过竞争而培育起来的，而竞争是一个过程，试图取消这个过程，寄希望于引入新的设备和技术形成可观的竞争力，是对竞争力实质的误解，也是对后发优势的误解或误用。
另一个特殊条件是中国超大型或巨型的人口规模。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首先是人口大国。13亿以上的人口在今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是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任何一个都远不及中国的人口规模。即使规模最大的美国，目前的人口数量只相当于中国的1/5。市场广大和劳动力低成本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的两个重要优势，这两个优势都建立在“人多”的基础上。“人多”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在中国已经有了很长历史，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人多”的特点。只有进入工业化轨道之后，“人多”才能转化为市场广大和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中国已经幸运地进入了工业化轨道，由于其超大型的人口规模，市场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较其他国家更为显著。市场优势除了表现在市场规模大之外，市场的多层次也为经济增长中的递进性和多样性提供了机会。劳动力的大量供给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中的供方弱势，将使劳动力的低成本维持较长时间。
第三个特殊条件是中国严重扭曲经济结构下过多的农业人口。长期实行的城乡隔离政策和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严重不对称。目前超过半数的人口和劳动力依然只能生产不足1/5的产值。工业化最终要通过农业和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而分享发展的成果。在此意义上，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任务的艰巨性要超过其他国家。
农业人口多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可以向非农产业提供源源不断、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部分地与这一结构特点有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将是一个至少长达几十年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非农产业提供的就业空间、城乡就业摩擦、农业从业者的收入提高、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对农民合理利益的保护等问题，始终构成挑战。“均衡而可持续的转移”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政策目标。
第四个特殊条件是，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持续推进的。与成熟的工业化国家不同，中国的工业化起步于计划经济，持续推进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工业化在体制方面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由通过改革开放推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成功的改革开放可以为增长提供巨大动力，不改革开放或某些失败的改革开放则为增长设置障碍。体制转轨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成为这一时期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特色。
中国的特殊性还在于，改革开放走了一条被称之为“渐近式”的道路，采取了诸如分步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增长与稳定相平衡等方法和策略。经验已经证明，中国的这一改革开放模式，对市场形成和经济增长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完整的说法应当是，中国的一个时期的工业化，不仅是在体制转轨的背景下，而且是在显著的中国特色的体制转轨背景下持续推进的。
上述几个特殊条件，形成了现阶段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独特的要素组合优势和增长模式：在一个后起的已经有了一定工业基础且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国家，超大规模的人口数量拥有成为世界上最大市场的潜力，人口中较高比重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构造了劳动力低成本格局，改革开放在使需求释放、供给增长的同时，也使中国引入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利用后发优势获得了机会。在现有的国际环境中，某些国家可以拥有其中一两项优势，但很难同时具备这一系列优势并使之有机组合起来。例如，某个国家劳动力成本也很低，但不具有中国如此之大的市场；某个国家人口也相当多，劳动力成本低，潜在市场规模可观，但不够开放或缺少类似中国的工业基础等。如此多的优势在中国汇集，确实是一种幸运。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种增长模式中得到解释。如果一定要对这一增长模式的特征给出一个“说法”，“低成本竞争”可能是一个较好的概括。“低成本竞争”当然与劳动力低成本有关，但仅有低成本劳动力，而没有其他条件的配合，不可能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这是中国与其他同样存在大量低成本劳动力国家的区别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领域都体现出低成本竞争优势。能够体现这种优势的，主要是那些得到充分竞争的领域。传统国有企业主导的领域，特别是全国性、行政性大企业为主的垄断性行业(主要分布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低成本优势并不明显。曾经有过一个比较分析，某个国有石化大企业与国际石化大企业相比，人均工资要低得多，但我们的企业用人很多，结果我们企业单位产品中的人工成本反而要高。所以，当我们说到“低成本竞争”模式时，一定要清醒地知道，我们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不具备低成本的优势。
二、已有增长模式面临的转型压力与有利条件
即将到来的“十一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过去20多年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诸多基础性因素将要发生实质性变化，有的不复存在，有的将向新形态演变，已有增长模式将面临未曾有过的转型压力。
1.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土地和房产价格大幅上升，“民工荒”的持续存在及其引发的工资提高，都表明维持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要改变。我国人均收入超过“千美元关口”，是一件好事，但也是一把“双刃剑”，不仅意味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意味着要素成本的上升。低成本优势的削弱将会带动剧烈的结构调整，出路大致有三个：一是“转出去”，那些倚重低成本无法转型的企业，将会寻找新的低成本区域，转到那里去生产；二是“升上去”，有些企业“就地升级”，通过创新转向产业链的较高层次，谋求新的竞争优势；三是“淘汰掉”，总会有一些企业，既无力实现技术升级，又难以向其他地区转移，“高不成，低不就”，处于“夹在中间”的状态，最终被兼并或淘汰出局。企业和产业将会进入一个分化和重整期，整体的增长速度将会减缓。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削弱以至缺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一个较长时期内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其次，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竞争力，除了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外，还有一个重要优势表现在产业配套条件或供应链上。当要素低成本的优势减弱后，产业配套优势还存在，加在一起，总体上可能比单有要素低成本优势地区的竞争力要强一些。产业配套优势也是制约一些企业和产业向外转移的重要因素。对那些对产业配套条件有较强依赖的企业来说，如果要转出去的目标地区缺少相应的产业配套条件，低成本优势也无从发挥。但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而受影响最大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由于这些地区是我国最具活力、经济总量中比重最大的区域，由此，低成本优势削弱所引发的冲击将是全局性和基础性的。
2.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的显著加大。一个时期以来，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约束压力加大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国正进入一个工业化阶段资源需求量上升最快的时期，如果用一条曲线来表示，目前正处在爬升最陡的区间。过了这个阶段，需求量将会相对下降。以钢铁为例，在这个阶段，住房、汽车、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大量钢材。过了这个阶段，一方面需求相对下降，另一方面旧钢材可以大量回收利用，在生产同等钢材的情况下，对铁矿石的需求将大大减少。第二，13亿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所消耗的资源，即使是使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三，事实上，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在许多方面浪费惊人。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在节能方面有重要进展，到2020年，我国的能源消耗可以从32亿标准煤降低到24亿吨标准煤，降幅达1/4。第四，我国在许多资源禀赋上处于劣势，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新增量的多数依赖进口已成定局。这样无疑加大了我国在资源问题上的压力。环境约束压力的加强，首先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排放相应增加，另一方面，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环境正在成为体现生活质量的一种产品，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降低，并且有意愿也逐步有能力为获得好的环境产品而付费。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增大带来了两个严峻挑战：在国内，能否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建立起与我国的资源约束状态相对称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在国际，能否通过对外开放格局的调整，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利用外部资源满足我国经济增长的需要。
3.新增长点引致的外延扩张空间缩小。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依赖于需求的快速增长，而需求增长主要来源于几年一个轮次的消费结构升级所带来的消费和生产热点。由于后发优势的原因，与工业化先行国家相比，我国的需求结构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错位”，或者说“超前”。例如，先行国家是先有汽车后有彩电、电脑，而我国在汽车尚未大规模进入家庭时，彩电、电脑已经相当普及。所以，我们不能期待在汽车消费后出现一个电子信息产品的消费高峰。新一轮经济增长是由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通讯等拉动的。这一批新增长点将会延续相当长一个时期。根据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际状况，住宅、汽车这两个最重要的增长点作为主导产业继续保持20年左右的高增长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些增长点将逐步进入常规的较快增长轨道，随着时间推移，供求平衡、供过于求后，增长速度将趋于降低，前些年爆发式的超常规增长将难以重现。至于新技术(如生物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后所带来的新增长点，在发达国家也还看不清楚。这就意味着，在目前这一批增长点以后，出现规模意义上新增长点的机会将减少，相应地，依靠新增长点的更替，以外延扩张方式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将显著缩小。要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寻找新的推动力量。
4.金融风险因为增长减速和开放扩大而增加。我国金融风险隐患较大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过去主要表现在银行的不良资产上，近年来在证券、保险、信托等领域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有些问题堪称触目惊心。在过去的一些年，我国曾经出现过局部的严重金融风险，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金融危机，如某些农村金融机构、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的倒闭等，但未发生全局性的金融危机。即使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也成功地避开了冲击，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比亚洲受冲击国家更好一些。金融风险之所以没有转化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主要依赖于几个条件：第一，政局稳定并在事实上由国家提供担保；第二，经济增长速度较高而使金融资产流动性较好，例如尽管银行不良资产的“窟窿”不小，但天天有人存款，这个“窟窿”还露不出来；第三，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受外资金融企业的冲击较小。在未来一些年，其中有些因素将会发生大的变化。与其他国家相比，经济增长速度在一个时期还可以保持在较高水平，但随着时间推移，速度逐步降低是工业化国家历史经验中显示的共同规律。WTO关于金融领域开放的诸多条款将逐步兑现，外资银行更大范围的进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变、资本项下可兑换的最终实施等，都将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如果金融风险隐患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由此而可能产生的某种金融危机将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严重损害。即使金融体系本身不直接导致危机，经济增长中其他不确定性因素，也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诱因。
5.收入差距对增长的影响加强。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按照“倒U型”理论，中国目前处在收入差距较大的时期。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左右，在国际处于较高水平。这种格局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一些特定因素有关，如人口众多，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较大，体制转轨中由于体制和政策原因而导致的不合理或非法收入较多等。收入差距扩大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合乎逻辑的。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起因和后果中，哪些是正常和不可避免的，哪些会对经济增长带来现实和潜在的严重危害。收入差距扩大，客观上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而不同的利益集团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的难度加大。权力寻租和多种形态的腐败不论对公平还是对效率都会造成严重损害。在一些领域中，公平与效率并不表现为对立关系，往往是最不公平的地方正是最不讲效率的地方。利益冲突加剧，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受损成为重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弱势群体的收入下降不利于扩大消费，成为宏观经济比例关系失衡的一个方面原因。地区、阶层之间流动受限、受教育机会不公平等等，都会成为宏观上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障碍。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大概还会持续一个相当长时间，但这种差距应当被控制在现有的社会的结构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并且对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如果现有的增长模式不能满足这一要求，调整或改革就不可避免。
6.中国经济“超大规模”引起的内部和外部不适应。近一两年，中国经济的规模问题开始引人瞩目。在一些问题上看法或判断失误，重要原因是对中国经济的规模估计不足。我们说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是个什么概念呢？可以做一个比较。到2020年，也就是我们预期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接近15亿，这个数字与世界上所有高收入国家(大约30个经济体，其中OECD国家25个左右，还有几个石油输出国)，加上中高收入国家(约18个经济体)的人口总和相近。换句话说，在今后15年左右的时间内，我们要将所有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和工业化水平比我们高的国家，在与我国现阶段相同时期所做过的事情大体上再做一遍。这就是中国经济正在达到的规模。如果换一种表达，中国经济的规模可能会说得更清楚：在世界上的一个地区，有31个经济体(把每个省级行政区看成一个经济体)逐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其中27个人口在千万以上，9个在6000万以上，3个接近1亿。由这31个经济体合成的更大的经济体就是中国。
由于以前我们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总量规模尚不突出。近几年随着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超过了某个“临界点”，情况发生了变化，产出和投入的规模都变得突出起来。目前中国100多种产品的数量规模已是世界第一。其他产品，包括汽车等，也会是世界第一，不仅消费量世界第一，生产量也会是世界第一。当然，即使是世界第一，我们的人均水平还是相当低的。规模上的这种变化，首先是我们自己不适应。我们有时拿我国的某种产品产量与用某个工业化国家，包括那些大国，如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几个大国相比，感到太多了。其实，中国的人口数量以及由此决定的需求量，不仅超过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而且会超过若干个工业化国家的总和。当说到某种产品的产出超过几个工业化大国之和的时候，实际上是正常的。资源消耗，除了严重浪费的部分外，总量规模的扩大也具有必然性。这几年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规模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在一些重要产品规模的估计出现了严重偏差。例如，“十五”期间，原来计划电力每年增长5％，但2004年增长15％还不够；汽车产量，2001年时计划到2005年总量320万辆，其中轿车180万辆，但这两个指标到2002年年底都突破了；钢材产量，过去我们认为年产量1.4亿吨就到头了，但2004年的表观消费量达到3.1亿吨。在国际上，中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加强，出口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对外贸易国；中国企业和资金走出去，收购国际上的大公司；中国在一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上具有影响市场的“定价能力”，如此等等，都对国际社会带来了某种与以往不同的影响或冲击。近些年“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威胁论”的交替浮现，反映了国际社会面对“中国因素”的复杂心态。近期贸易摩擦的加剧、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论等，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中国经济总量规模上的特殊性，或者说“超大规模”，优点和弱点都很突出。优点是回旋余地大，对多种产业和经济模式都可以包容；具有多种形式的规模经济，国内市场可以容纳多个大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竞争过关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就会有较强的适应性，如此等等。弱点是有些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会较为突出，如资源约束问题在短期内集中表现出来。13亿人口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说中国的工业化有自己的特色的话，“超大规模”可能是最显著的特色之一。由此带来的优点和弱点、机会和挑战，如何利用，如何应对，工业化的先行国家不可能提供现成经验，必定要由我们自己来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
导致增长模式转型的因素不是个别和偶然的，具有系统和必然性。上述几个因素从不同角度勾勒出推动增长模式转型的主要压力。其中多数因素过去一直存在，但在近年的增长中显著加强了。我们面对的基本现实是，一个持续了20多年的增长模式需要出现实质性的改变。
三、增长模式转型的目标、内涵和战略
增长模式转型首先要有正确目标。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这一目标的确定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增长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把持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增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能有意或无意地为增长而增长，为GDP而增长，导致增长目标“异化”。增长应当统筹兼顾，在经济与社会、城乡、产业、区域、国际国内和人与自然之间力求达到一种动态均衡。增长还应当是可持续的，减少和避免增长中的波动，使增长潜力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得到充分、有效地释放。一定意义上说，实现增长在“时间上的均衡”。概括地说，增长应当是“以人为本”，全面均衡和可持续的。
增长模式转型具有多重涵义。通常人们较多使用“增长方式转变”的提法，所强调的是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等。我们所说的增长模式转型也有这一涵义，而且应当放在突出的位置。增长模式转型的第二重涵义，是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在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后，通过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形成以提升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为重点的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第三重涵义是适应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而进行的调整。随着中国人均产出和消耗水平的提高，总量规模日益突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贸易大国的兴起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中国对世界，还是世界对中国，都有一个调整过程。增长模式必然要适应这一调整而进行调整。
从以上增长模式转型的目标和涵义出发，考虑到转型所面临的诸多压力和挑战，转型的任务将是多方面、繁重而艰巨的。相应地，应当重点实施五个方面的战略。
第一，扩大内需战略。
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需要长期实行的基本战略。从国际经验看，大国通常以内需为主，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内需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近期出现的贸易摩擦，也要求我们把立足点更多地放在内需上。尽管我国的内需还有较大潜力，但正如前面分析过的，由于这一轮增长点以后，新的增长空间已经不大，对内需潜力要有合理估计。即使对已有的内需潜力，也有一个很好发掘使其充分释放的问题。毕竟在前些年增长潜力比现在更大的时候，还出现了几年的“内需不足”。与上个世纪后20年相比，现阶段的经济增长环境已经发生了相当大变化，可能是“冷下去容易热起来难”。面对经济过热带来的问题，其实是一种“愉快的烦恼”，因为经济还能够“热”起来。一定意义上说，算是一种“幸运”。如果代之以需求不足、经济过冷的烦恼，形势则要严峻得多了。所以，对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应十分珍惜，即使出现某些过热现象，应当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以使快速增长的势头能够保持更长时间。
扩大内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1)要继续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以带动需求扩大。重点是保持居民住房、汽车等消费的持续增长，保持城市化的持续推进。(2)在鼓励中高收入阶层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要通过多种途径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3)在产业选择上，让各种有条件发展起来的产业都发展起来，不要轻言某个产业不能发展。这既有利于扩大内需，也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二，自主创新战略。
创新是初级需求引致的中低水平数量扩张高潮过后、要素成本上升情况下最重要的选择之一。创新可以由外部力量引入，如外资企业所带来的创新，但我们这里所着眼的主要是本土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即所谓“自主创新”。创新可以是技术创新，也可以是组织和制度创新。在目前情况下，人们更多地强调技术创新。其实，在经济史上，组织和制度创新带来的变革并不亚于技术创新。当然，这样就涉及了一个很具争议性的问题：技术，或者组织，或者制度，哪个更重要，谁决定谁？我们所面临的是这些因素的互动，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解释这个互动过程或机制。由于技术是进一步增长中的“瓶颈”，是易于感知和度量的，而且技术创新可以成为组织和制度创新的前奏，因此，有理由将着眼点更多地放到技术的自主创新上。
强调技术自主创新是一个老话题。现在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技术自主创新讲了这么多年尚未取得大的进展，新形势下如何才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即我国自主创新的实质性进展需要哪些条件。
首先要有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过去20多年的增长模式，是以较低水平的需求和产业结构为背景，所需要的大多是成熟的中低技术，可以主要通过引进解决。在“先占市场”和“自主创新”之间，大多数行业中的大多数企业不论在追求效益的动机上，还是在实际能力上，往往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随使要素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趋于削弱，以中低技术占领市场的空间日趋缩小。成本上升背景下企业盈利的保持和增加，经济的持续增长，都需要通过创新来增加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提升产业结构。这意味着拉动自主创新的市场条件正在形成。缺少这样的市场条件，正是过去长时间内自主创新未能取得大的进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其次，大规模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条件的形成与改进。大规模制造能力意味着巨额研发费用可以被有效分摊，从而使自主创新具有成本上的可行性，研发投资的回收更有保障。这是在技术成熟产业中从事核心技术研发的重要条件。目前中国已有100多项重要的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还有更多的产品生产已经达到了承受巨额研发费用的规模。这就为我国诸多产业从制造环节向核心技术研发环节拓展创造了重要条件。较高水平配套产业群的形成，是一些技术复杂、零部件较多的产品在核心技术突破后能够迅速产业化的重要条件。以往我国有一些重大技术成果被束之高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内不具备配套能力。最近一些年，我国一些重要产业和产品的配套能力得到显著增强，有些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如果此时国内企业在核心技术上有突破，将有现成的产业链支撑其产业化和市场化过程。
能够组合全球科技资源的开放性研发体系至关重要。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封闭条件下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含义上有实质性不同。在封闭经济中，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意味着“闭门造车”，从头开始自主开发所有的技术环节和零部件生产能力。而在开放条件下，技术能力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全球性的系统，不可能也不需要再从头开始形成自己的封闭技术体系。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技术集成能力，即一个企业能够有效整合内部外部技术资源的能力。哪些要完全引进，哪些要与别人合作研发，哪些主要依靠自己独立研发，哪些采取几种方式不同类型的组合，将由企业依据市场前景、自身能力和合作条件，经过成本收益分析后作出选择。经过多年竞争和积累，国内企业集成国内外技术资源的能力在提高，为以我为主组合技术资源进行技术创新和开发新产品的打下了一定基础。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企业要成为负责任的、有长远眼光的创新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有没有自主创新的意愿和能力，是自主创新成败的关键。以往多年，企业特别是一些改革不到位的国有企业投入了大量的技术开发经费，但效果并不理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对创新成果负责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企业的领导人缺少自主创新所要求的长远眼光。具体地说，企业领导人缺少足够的动力去考虑5年、10年或更长一个时期的事情。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非国有企业的成长，已有不少企业初步形成了承担自身创新行为收益和风险的体制、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不同来源技术的相对价格变得敏感，会有内在动力去认真识别不同技术组合的市场和盈利前景，并按照新的开放环境和体制条件重新组合技术和生产资源。
以上这些条件，目前我们有的已经初步具备，有的部分具备，有的还需要作出积极的努力。
——促进改革不到位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改进，特别是改进企业领导人的选用方式，形成有助于自主创新的长效机制。同时鼓励非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造，克服和减少短期行为，增加长期行为。
——政府对各类合法的经济主体一视同仁，使他们能够在自主创新上公平竞争。
——完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策法规和其他制度建设，例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在那些对创新有显著需求的领域，要通过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而给创新者提供激励。
——加强风险投资市场体系的建设，使创新者能够及时得到与其风险和收益相对应的资金支持。
——在符合国际惯例的前提下，政府可以在税收、财政补贴等环节对自主创新的研发活动给予支持。
——政府通过组织前沿性重大项目、共性技术项目，带动和协调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
第三，资源节约战略。
面对巨大的资源约束压力，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应对的战略要点，如节约优先、增加供给、优化结构、环境友好等。其中，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最为可行、最容易见到成效的是加强资源节约。节约意味着需求减少，从而相应缓解供给压力。
推行资源节约战略需要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节约的自觉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节约或者说浪费现象的出现并非不懂节约的意义，而是由于存在利益关系，而利益关系又出于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当前在资源节约上有大的进展，需要解决好两个关键性问题。
一是让价格起作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资源浪费和误置现象，如我国本来在能源和多数资源占有上不具比较优势，但依然有相当数量能源和其他资源高消耗的产品生产和出口，原因在于价格过低，不能正确反映资源稀缺状况。价格“到位”或价格“正确”，将会有效地激励节约。原来有利可图的生产将会因为资源价格上调、成本增加而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原来不屑一顾的节约行为也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值得“计较”了。一个价格变动，往往比一打口号要管用得多。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05年上半年油价提高，小排量的经济型轿车销量大幅上升，而油耗高的SUV车则明显下降。价格起作用的另一个结果是刺激供给和调整结构。例如，当国际石油价格升至30美元以上后，原先亏本的“煤变油”和煤化工项目就变得有利可图了。这种结构变化有利于更为合理地利用我国相对充裕的煤炭资源。在中长期，将会刺激更具竞争力的新的基础能源的出现和发展。
二是让政府的社会性管制起作用。在存在经济学上所说的外部性的场合，仅靠市场或价格的作用并不能保障资源的有效配置。一个企业在生产产品的同时也生产污染，它将污染排放到企业外部，而不支付治理成本，由此增加企业利润。这部分利润实际上是以企业外部的人群和社会受到污染伤害为代价而获取的，是一种“掠夺性占有”。这种负的外部性需要政府管制介入加以解决。同样，在市场存在高额利润情况下，采用能耗过高而成本较低的设备或生产方法也能赚钱，“短期行为”的企业将会选择这样的设备或生产方法，但这些设备或生产方法对社会来说将造成无谓的浪费。如果没有政府强制性地推广能耗标准，这种浪费行为将无法得以制止。现实生活中为数众多的污染和浪费现象与政府管制特别是社会性管制不到位直接有关。而政府管制不到位表明政府职能转换的迟缓。现有的某些制度安排也制约了政府管制的有效实施，如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企业的收入和利润与政府财政直接相关，惩罚污染企业将会减少政府财政收入，于是往往对这类企业持“宽容”乃至放纵态度。
解决“价格起作用，政府管制起作用”的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进一步推动资源价格的市场化，资源价格能够由市场决定的，要尽可能地交给市场。
——在存在大宗、长期资源交易的情况下，如电力企业与煤炭企业之间的电煤交易，铁矿石企业与钢铁企业之间的矿石交易，应鼓励企业通过参股、联营、订立长期合约等方式，形成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
——对不能或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其价格的某些垄断性、基础性的资源产品，政府的价格管制要形成反映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能够及时灵活调整、透明度高的机制，以尽可能接近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减少或防止资源价格的扭曲。
——推动政府管制重点由经济型管制转向社会性管制。经济性管制是指管投资、管项目、管企业，社会性管制则主要是管安全、能耗、环保和相关技术标准等，就是说主要解决仅靠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由经济型管制向社会性管制转变，是一些年的国际潮流，也是政府管理经济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对资源节约来说，政府管制的重点要放在资源节约标准的实施、新节耗产品或措施的推广、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快相应的政府管制机制的改革。
第四，稳定增长战略。
对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来说，增长的非均衡是必然的。一些行业、地区表现出更高的增长率，构成整个经济高增长的动力和基础。当然，在适当长的时期内，随着另一些行业、地区增长率的提高，经济增长将会趋于均衡。非均衡增长可能带来波动，但非均衡并不等同于不稳定。好的微观基础和宏观调节可以弱化非均衡增长引起的波动，使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表现出可预期的稳定性。我国经济在高增长过程中波动较大，除了来自非均衡增长的技术原因外，还有来自微观领域的体制原因，即基础部门由于行政性垄断而出现的投资不足，消费品和部分投资品行业由于要素和环境成本过低而出现的过度投资。这种基于体制原因的投资失衡加剧了增长的不稳定。
在持续的快速增长中提高增长的稳定性，是增长模式转型中的重要任务。为此需要调整地方政府的目标和行为，加快对基础部门行政性垄断的改革力度，从体制上纠正投资不均衡、增长不稳定的起因。可采取的措施包括：
——调整地方政府的政绩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避免经济增长中的大起大落。
——改革政府投资体制。政府资金主要投向公共服务领域，而非直接生产领域。建立或完善真正能够落到实处的投资责任制。
——纠正人为压低要素、环境成本的行为。地方的土地出让，中央政府要有必要的制衡，引入适宜的竞争机制。政府既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要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处在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工资支付、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政府要切实承担起维护劳动者合法利益的责任，同时要求企业尽到其社会责任，纠正相当多地方存在的劳动力成本被人为压低的情况。
第五，金融改革战略。
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一个繁荣发展期后，出现了某种形态的金融危机。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是美国经济的黄金发展期。但到1929年经历了由股市崩盘开始的“大萧条”，危机期间，产量下降了近1/3，失业率高达1/4，直到5年后才恢复到危机前的生产水平。在日本，20世纪70和80年代的高投资预期导致了资产价格暴涨，随着增长潜力减弱、利润下降，银行形成巨额不良资产，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暴跌，经济持续低迷。1997～1998年由短期外国资本抽逃而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一批亚洲国家和地区遭受重创。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通货膨胀、经济停滞，直接起因于过去长期实行的负债发展政策而导致的债务危机。这些危机出现的原因有无相同之处，机制是什么？确实值得探讨。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快速增长而使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后，经济发展的条件将会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例如，随着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需要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发展起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较高的产业，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随着经济规模扩大，资源和环境的约束的压力增强，需要经济活动的多个层面做出积极的反应和调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不同利益集团达成共识的难度增加，需要政府通过公共政策的改进理顺利益关系，等等。如果经济持续增长所要求的这些新条件得不到满足，将会导致增长速度放缓；另一方面，随着新增长点减少和增长空间收缩，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出现下降也是合乎逻辑的。如果金融体系不够健康，当增长速度减缓后，随着流动性下降，金融和经济运行链条中的某个环节可能断裂，从而引发危机。金融危机又会冲击实物经济，将危机扩散到经济的其他领域。
金融体系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软肋”。通过改革、创新形成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意义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参照有关国际经验，即使今后一二十年可以总体上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在某个始点上增长速度有所降低，甚至较大幅度的降低，比如由8％以上降低6％或以下，也并非不可能。中国经济具有“速度效益型”的特点，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经有过统计研究，当经济增长速度低于6％时，企业将会出现大范围亏损，一定意义上可以将此看成国民经济总体的“盈亏平衡点”。当未来增长降速时，中国经济将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实体经济能否改善效率，使之盈亏平衡点下移，在较低增速下实现总体“盈利”；二是金融体系能否显著降低风险隐患，从而当增速下降、流动性放缓后能抵御冲击，保持稳健经营。后一个挑战显示了金融改革和创新的紧迫性。可以说，为了避免重蹈一些经济体曾经发生的金融危机覆辙，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在与时间赛跑。
金融改革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有：
——加快银行体系改革，重点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通过重组、上市等途径，改造其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降低不良资产率，按照国际规范调整资产结构，改进资产质量。
——在按照加入WTO承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金融体系对内开放，特别是对非国有经济开放的力度，促进新型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提高银行体系对不同融资要求的适应性，重点解决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改变过度倚重银行融资的状况，加快金融结构调整。抓紧解决困扰证券市场发展的深层体制问题，恢复证券市场的正常功能。扩大债券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
——促进金融创新，鼓励多种类型适应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的金融机构、产品的创新和供给。
第六，开放升级战略。
经过20多年的持续开放，我国已经形成了开放度相当高的经济结构。在新的增长格局中，这一较高开放度的结构面临着至少3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规模效应”。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后所带来的总量规模增长，使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著增加，中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等诸多领域的“定价权”或“话语权”上升。不论主观意愿如何，中国实际做出或被要求做出的贡献，所遇到的种种摩擦，客观上要求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求博弈规则与“中国因素”的上升相适应。一个时期以来围绕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而出现的争论和摩擦，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境况的反映。二是贸易结构调整效应。随着原油、铁矿石及其他重要原材料进口的增加，中国的贸易结构可能逐步呈现初级产品“大进”与工业制成品“大出”并存的特征。这反映了中国对国际资源供给依赖的加强，意味着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动。三是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中国国内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所推动的结构升级，将会多方面逐步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位置。例如，部分对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敏感的产业、产品，将会向中国中西部低成本区域转移；而在东南沿海地区，结构升级将使部分产业、产品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位置上移。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位置的变化，将对对外贸易、投资、技术等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经历了20多年的开放和成为WTO成员后，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将由范围和数量转向结构和质量，即“开放升级”，对外开放的战略和政策也应进行相应调整。
——实行适度的“角色转换”。由过去较为被动的适应国际环境，转向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环境；由过去主要是适应规则，转向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制定规则。在国际货币(汇率)、贸易、投资、金融、区域经济合作等领域，发挥更为主动积极的作用，在某些领域、某些时候，可能还需要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塑造积极的、负责任的经贸大国形象。
——相应地，在对外贸易活动中，要强调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原则。不适当的强调和依赖保护，不仅可能有悖于某些国际规则，更重要的是，与我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变化不相适应，对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不利。
——在初级产品对国际市场依赖加强的问题上，既要看到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的约束有所增强，短期可能引起某些初级产品供给紧张，更要看到我国的发展给初级产品输出国带来了难得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性的机遇，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诸多初级产品价格长期下降、低迷的局面正在改观。有研究表明，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考虑到中国发展的需求，包括石油、铁矿石在内的重要初级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是可以大体供求平衡的。要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增长，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完全可能在多方共赢的基础上解决初级产品供求平衡问题。还应看到，解决好这个问题，也为我们提升对外开放能力提供了机会。
——着眼于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位置的提升，吸引外资政策应当更加明确地将重点放在技术引入和创新上。继续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外包技术含量、附加价值较高的环节，鼓励这种转移与中国本土的原创性技术进步以某些可行的方式结合起来，例如，促进跨国公司的高技术活动以产业集群的方式展开，积极发展技术创新所要求的人才培训、信息收集和处理、产业配套条件等。这些举措在促进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同时，也会促进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同时也要积极促进技术传播和合作，在二者之间形成某种可接受的平衡。
——中国企业特别是优势企业“走出去”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部分竞争充分行业比较和竞争优势的形成，国内市场的相对饱和，资金一定程度的过剩，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变化，都在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但就中国企业较大规模对外投资而言，目前总体上还处在探索阶段。从一些年的经验看，相对于成功案例，失败案例可能更需要引起重视。特别是对那些在国内经营中体制缺陷突出的大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上更应持谨慎态度。很难相信那些在国内经营不善甚至一塌糊涂的企业，在购并国外企业后能有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