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真实含义及中国的创制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走势论文,含义论文,真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1)06-0010-06
虽然各项现代化建设工作是真实的，但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却存在着普遍的误解，而有关现代化的理论大多是不正确的。简括地说，现代化的真实含义就是全球范围穷国追赶富国的持续竞争运动，但由于发达国家的故意和偏见，现代化被普遍误解为人类道义为善和物质为强的文明方向。[1](P3-18)由此，需要先说明现代化的真实含义，才能够有针对地讨论中国创制的走势，也就是中国现代化特征和发展前途。
一、追赶的主要含义
作为一个概念，现代化在20世纪60年代的形成有两个原因。其一，美国既想在全世界推广它的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又想扩大它的全球市场，于是就要学者们去研究尚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并出钱资助其研究。其二，日本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关注，于是在日本的箱根开了一次研讨会，认为世界各国都会大同小异地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两个原因得出了一个结果，即西方是现代国家，也是文明的表率，而不发达国家仍处于传统社会，也就是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落后状况，因此，走西方的道路就成了人类道义为善和物质为强的现代化文明方向。[2](P494-520)但是，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又由于发达国家是发展的标准，所以不管怎样理解现代化，它只能是全球范围穷国追赶富国的持续竞争运动。其实，由于全球都被卷入了现代化运动，各国和各个地方都已经充分现代化了，而能够拿来作为比较的追赶目标，不过是某国或某地方的所谓综合实力。因此，从亨廷顿提出现代化的9个特征以来，[3](P283-313)现代化如果真有什么内容的话，那就只是其量化指标的不断繁多、具体和提高。
上述情况表明，现代化本身毫无理论意义，因为它既不可能对所谓实现现代化作规范标准，对于传统和现代、或者穷国和富国的研究也是各不相干。换句话说，传统或穷国的情况与现代化毫无干系，它们为什么要转向现代化是由富国的主观任意来解释的。因此，现代化根本不能形成一个说明问题的解释项，而不管是否叫“现代化”这个概念，世界文明的实际图景不过是各国竞相去制定、达到、再制定那些所谓的现代化量化指标，以取得和保持本国在全球追赶中的优势地位。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出现代化真实含义大致包括的主要内容。
第一，穷国追赶富国是现代化特有的性质和内容。在现代化之前，世界各国也有贫穷和富裕的相对区别，但那时的穷国并不一定要追赶富国，因为穷国和富国并不构成(或处于)同一的世界，即使有殖民侵略，也是反抗与压迫之间的斗争，而不是追赶。同一的世界是指世界成了一个整体，现代化之所以具有世界性质(包括结构和范围)的道理也就在于此。在这种格局中，不管穷国和富国各自想干什么，它们都不得不从世界范围来考虑这些做法的可能性、可行性及其影响或结果，而实际上能够干什么就取决于一国的实力，极端地讲也就是穷和富的水平差距。因此，穷国只有具有富国的实力才能摆脱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境况，所以追赶成了穷国和富国共同参与的获得、保持和增进竞争优势的运动。
第二，追赶与现代化是互为表里的，即追赶的参照和动力都是现代化，而现代化的真实含义及现状也都是由追赶来确证和体现的。富国(其实就是率先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不愿意在道义上说自己不对，于是就把贫富的差距说成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本来，传统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任何事情的形成、确立和生效都是传统。但富国不这么说，它们把传统作为落后、贫穷、愚昧、甚至反动的代名词，以此来支撑富国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合法性、甚至有效性。这样现代化就成为进步、富裕和文明的代名词，进而成为追赶的目标。在此意义上讲，现代化其实就等于“与时俱进”(这话并不错，因为modern就是时尚和时髦的意思)，如果谁不搞现代化，谁就不道德。因此，不仅穷国在追赶富国，富国也不得不参与这种追赶，并努力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以阻止穷国追上来。但是，现代化不是被实现的，而是由所有国家构成的贫富排序的体现，因为至少从逻辑上讲，这种追赶永无止境，总有半数国家处于贫富排序后半部分，也就是总要追赶。
第三，现代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世界”作为一种文化范畴的生成，而追赶则是这种文化的最主要的形式特征。本来，世界是一个空间概念，西方的殖民扩张，也就是各列强在空间上划分势力范围。但是自二战以后，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等各方面，“世界”都成了每个国家的文化参照。这种参照不是指“世界文化”，也不是指哪一种文化，而是指一种普遍的机制性功能，任何一国都不可能不考虑这种文化范畴的世界因素而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为。因此，不管如何理解现代化，叫着现代化的这种文明进程从此也就具有世界性，反过来讲，不从世界角度看问题根本就谈不上现代化。但是，参照的现实性是由各国的实力来支撑的，所以参照总是以各种追赶的形式而生效。
第四，真实的现代化是上个世纪60年代才确立的，而构成这种确立的三个主要因素都确证着追赶的现实性和持续性。其一，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奇迹使人们相信，现代化是一个规律性的文明进程，各国大同小异地都避免不了；其二，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有了追赶富国的实际可能，而出于全球市场运作的考虑，富国也不得不让(甚至还希望)穷国来追赶自己，否则，一方面是富国的财富增加将失去市场，另一方面富国将继续背着道义上的骂名；其三，中国以其建设成就和潜力表明了发展可以有多种模式，但各种模式必须有一个沟通和互动的联系，作为共识，这个联系就被叫做现代化。
第五，把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等文明形态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的看法是可疑的。由于西方现代化起步较早，而且这三个方面也是西方的实力优势所在，所以它们愿意把这三个方面说成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而它们的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偏见更使它们不能放弃这些内容。但是，不管发展中国家(即穷国)是否看出了其中的欺骗性(“依附理论”其实已看到了这一点)，总之它们为了自身的发展，也就视而不见地把这些内容权且赋予了“好”的特性，即把其当成文明的趋向、或者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任务。
二、中国现代化的创制走势
明白了追赶中的竞争就不难理解，现代化不过是个说辞，不仅所有各国或各方在发展自己的时候都是各干各的，而且即使各自不谋求别国或别方听从它，至少都不希望别国或别方来干涉它。现代化理论无法对此作出解释，只能支离破碎地提出各种判断和预期。但是从实践上讲，事实已经表明中国是最有可能经由追赶上升到世界前列、并自成具有世界影响力一极的大国。因此，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最具有追赶动力和实力，同时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必然要进行整体的和全方位的创制，它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同一逻辑：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直接开启现代转型和现代化建设来说，所以追赶被看成了民族的伟大复兴；由于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共产党的政治理念既需要延续，更需要创制。
具体说来，这些创制的最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党制度、共同富裕以及国家形象与国际责任。中国现代化的性质、方向和特点，都是由这些创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而且只有这样，中国现代化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道义为善，以及竞争实力的物质为强。
1.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的创制，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这种经济体制，现代化理论对此也没有说清楚，严格说根本没有提出这个设想。简括地说，这个创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经济领域的运作机制依据、实现或体现一种有导向和被调控的平等权利。
表面看来，市场经济被当作中性的运作机制，所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采用，但无论从历史形成还是现今世界的主流导向来讲，市场经济仍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体制。其实，“市场”不过是指做买卖的地方，所以市场经济的含义不能从字面来理解。就发生的意义来讲，市场经济原本是指经济运作所依照的一个基本法律规范，即对于以平等的方式获得的平等的权利的交易和让渡。由于历史上这个权利是商人用金钱从当权者那里买来的，而且最终以集市为空间载体买到了对于这个权利的自治，所以依据这种平等权利的交易和让渡规范来运作的经济体制和机制，就叫做“市场经济”。[4](P112-156)与此同时，逐步形成了议会民主制度，用来保证这种经济体制和机制的有效实施。因此，市场经济不仅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且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互为因果、互为支撑的。具体说来，平等的权利就是对私有财产(特别指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的绝对拥有，获得的平等方式就是用钱来买断，而这些权利就成了经济运作的本钱和手段。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之后，这种权利被所谓供需关系掩盖了，而卢梭的“天赋人权”更是把金钱交易获得的经济权利转换成了政治权利的虚假平等。离开上述市场经济含义的性质，主张包括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以及自由竞争等因素在内的各种“市场规律”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神话。
但是，正是由于私利的驱使，市场经济具有促使效益最大化的运作机制或功能。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制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既要利用市场经济的效率，又能够有利于、至少不至于因此而损害公有制的主导及其共同富裕承诺。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制含义就是针对于此而言的，换句话说，既然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平等权利，创制的内容主要就在于对这种对平等权利的导向和调控，即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首先，作为起点，权利获得的平等方式不是金钱交换，而是政治理念对经济体制的安置，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延续。这样，虽然市场运作允许并保证利益的最大化，但平等的权利并不是对这种最大化的获取和占有，而是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以及不同所有制对市场竞争的参与。其次，为了利用和提高市场的效率，体制和机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或目的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这个调整主要体现为三个基本内容：一是允许以包括股份制在内的各种方式占有资本；二是让经济实体独立核算，以及实施依据供求关系和利润竞争而形成的市场价格；三是允许包括所有权和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依其贡献进入分配。第三，用党的领导和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来保证社会主义性质延续和体制机制改革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所体现的是政治原则与经济效益的动态平衡。这样，党不仅仅实行政治领导，而且和政府一起作为行为主体实施经济活动的规划和运作。第四，将政府调控所拥有的决定性作用和市场的利益激励机制结合起来，一方面在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导向和公正原则的前提下发挥市场的效率，另一方面则将政权的功能延伸到制定和实施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多次分配。
由于是有导向和被调控的平等权利，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来讲，在体制和机制方面至少存在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国内的创制与国际的认同。所谓和国际惯例接轨是不得已的事情，真实的任务还在于创制的有效性，尤其是如何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转化。在现代社会，经济已经成了政治运作的主要领域，而经济体制本身就是现实政治的主要构成方面。为了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已经是中国最大和最真实的政治，其关系转化的机制和特征都是政治经济化。相反，发达国家出于维护其竞争优势的需要，采取了经济政治化的做法。比如将所谓人权因素列入判断市场化程度的标准就是这种做法的典型体现。因此，中国的一个长期任务就是如何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转化，尤其是如何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层面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制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其二是政府的调控与市场的自为。现在，所有的市场经济都包括政府调控，因此，计划并不必然是市场的对立面，而现实的市场不仅都是与计划相结合的，而且也都有着市场本身的计划性。事实上，资本主义之所以仍具有活力，甚至在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正是因为有选择地借鉴和吸纳了计划经济的体制和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因此，相对说来，中国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市场化的程度如何，而是如何以区分市场和计划的功能针对及其适用域为前提，保证这两者关系处理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实效。
2.关于政党制度创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也是从未有过的政党制度创制。按照通行的政治学，政党制度的类型主要有两个划分角度或标准。一是以民主与否的性质划分，即政党之间有无合法的竞争。于是，多党合作制在理论上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即八个政党由一个政党来领导的政党制度是否具有民主性。另一是以政党的数量来分类，这样多党合作制也必须回答一个理论问题，即从执政资格来讲八个参政党算不算政党。对此，中国政党制度创制的核心含义，就是以能力与道义同一的执政根据支持的政党体系及其代表性民主。
所谓能力，指的就是合法性，而道义则是指合理性。在中国，这两者作为共产党的执政根据是同一的，因此，多党合作制的创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以相同的政治属性建立合作联盟并以此作为复数政党成立的排他性原则；第二，执政和参政的地位及其职能是政党体系内部的法定区分和分工；第三，体系内某些政党的成立不必以执政资格和要求为前提；第四，体系内某个政党可以放弃执政资格并自觉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第五，政党以法定合作的体系方式实施执政功能。[5](P236-271)通过这五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政党制度创制的特殊性在于，所有政党都属于同一个政治性质，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政党的执政功能是以体系的形式来实现的。因此，多党合作制既不是威权型(authoritarian)，也不是极权型(totalitarian)政党制度；合作既不是不同政党的权宜联合，也不是为了组成某届政权或政府的随机搭伙，而是对政党相同属性的制度安排。多党合作制的创制体现了一个明显的工具理性，即减少政治浪费。根据上述创制内容(尤其是第一和第五)，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都是政党，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民主党派的参政职能恰恰是复数的政党体系内部的法定分工，而民主党派一方面作为政党体系的构成部分，另一方面主要通过参加政权和政治协商等方式，与共产党共同承担和实现政党体系的执政功能。因此，这种政党制度创制了以政党体系来实现执政功能的新形式，而其基本参照的普适性就在于它的性质选择和执政形式是高度统一的。至于党际竞争的民主，在中国的创制中体现为政党品格的代表性。对于共产党来讲，“三个代表”既是它的道义逻辑，也是它在这方面的排他性能力；对于民主党派来讲，其代表性的含义是指不同领域的群体对共产党的态度。因此，多党合作制已经从逻辑上使党际的竞争失去意义了，而政党制度的民主性质创制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党以其代表性为基础的合作关系与协商机制，另一是执政功能方面道义为善的减少政治浪费。
从发展走势来讲，政党制度创制在保持能力与道义的同一方面至少有两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即动员机制的道义性和可持续性，以及政党制度(包括合作制和多党制)与政党消亡的关系。减少政治浪费是道义为善的做法，所以具有合理性，但它也是一种工具理性，所以其道义为善又是不完整的，需要由目的本身的属性来补充。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这样就需要依靠各种动员机制，甚至与此相伴的道义导向和意识形态很容易使动员成为某种政治常态。由此至少带来两个矛盾和问题：一是动员机制和民主形式的矛盾，即动员本身如何证明和保持它的道义为善性质；另一是动员机制与真心认同之间的一致性问题，即如何保证动员的持续和效用的真实。这些矛盾和问题不解决，运动的常态就难以改变，甚至极权的可能也难以遏制。同样，多党合作制本身具有合法性，在分类意义上也具有普适性，但是，最终达到政党本身的消亡也是多党合作制的合理性所内涵的和特有的道义为善性质。由此至少也带来两个矛盾和问题：其一，如果特定的道义为善具有普适性，与不同政治属性政党的和谐共存就是一个矛盾；其二，不仅政党消亡只是一种逻辑推论，具体方式几乎无从设计，而且即使这个逻辑能够转换为现实，可以想见它也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因此，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保证宣称具有这种道义属性的政党能够持续具有这种属性而不发生改变，包括将由哪种政党和政党制度来承担这种道义的引领。
这两个问题是互为表里的，或者说是同一个理论问题的两面。一是历史根据与发展要求的联结转换，即如何使政党政治创制的合法性与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取得、并保持一致，以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如何成为符合人类文明取向的根本选择。另一个是理论逻辑与现实效益的联结转换，这种转换的直接作用不仅应该可以减少政治浪费，而且必须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竞争。事实上，尽管排他性代表资格的根据和保证都希望，并且需要结果的证实和支持，但在原则和逻辑上却都是来自并依靠某种自我宣称。因此，这方面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代表性的道义为善如何成为现实，以及如何建构并发展社会主义的政党政治学说和实践。
3.关于共同富裕创制
经济和政治最终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而社会主义的本意也在于，只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公平地分享了一切来自社会的文明(主要指物质财富)，经济和政治的这种服务才是正义的。中国现代化创制在社会领域的核心内容，就是将发展同时作为利益平衡的基础和手段，用来保证旨在随时兑现共同富裕的利益平衡。这一创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针对。一方面，它是经济和政治的服务旨向和实体对象；另一方面，它的构成主要是民生状况。由此，中国共同富裕创制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规划导向的利益平衡以及在贫富差异情况下的兑现形式。
首先，发展是有规划导向的，它作为“硬道理”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对计划经济本身的否定，而是改变了过去那种用政治计划经济的体制，从而尽可能解除对发展的制约。作为利益产出的基础，发展提供的是物质实力，所以不管增长方式怎样创新或转换，GDP总量仍是第一位的目标。在此意义上讲，共同富裕是由利益平衡来保证的，包括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此，分配公平的计划性是从属于产出效率的市场性的，而这种从属关系所体现的是规划导向与利益平衡的机制协调。第二，自觉保持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一致性。由于发展的全球化趋向和影响，利益平衡只有在国际范畴的意义上来理解和运作才可能是真实的。这种做法的突出特征，就是以制度层面的互不干涉为底线，尽可能谋求合作互利的共识及途径。即使是对创制国际新秩序的参与，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前提或原则的，即努力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此意义上讲，利益平衡本身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所体现的是特定要求与共同文明的协调融合。第三，利益平衡就是共同富裕的随时兑现形态。发展之所以能够作为利益平衡的机制性手段，在于共同富裕不是被赐予的，其本身也没有一个量化标准。在此意义上讲，共产主义对于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可见不可及的地平线，而是意识形态要求的当下兑现。因此，正是对民生事业的重视、保障和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制提供了合理性。市场经济的平等权利是以金钱为交易标准的，它的平等指向不是人而是物；共同富裕的随时兑现则要求人本身成为标准，这个标准的针对是公平地享有，而不是用来交易的筹码。因此，每一个享有公平的个体也要对提供享有的发展负责，贫富差距的遏制和缩小也只能在每个人都参与发展的过程中才是可能的，而发展就由此同时成为利益平衡的基础(产出体制)和手段(分配机制)。
由于共同富裕的不可量化或相对性，以利益平衡来支撑的共同富裕创制也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比如，随时兑现是一种体制保证，但在运作机制上就会有量力而为的限制。因此，一个明显的困难，就是意识形态要求的当下兑现作为共同富裕的特性如何与利益平衡的真实标准相一致。又比如，就发展水平或程度的目标来讲，中国提出的是小康社会，其量化标准是指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但是，目标本身并无从保障贫富差距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状况将会怎样。从现代化竞争来讲，发展的内容和方式也在变，因此发展作为平衡利益的手段也无从保证，至少还需要继续体制和机制的新创制。
4.关于国家形象与国际责任创制
随着中国在现代化竞争中的不断强大，它在世界上必然面临两个问题，就是树立怎样的国家形象以及如何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简括地说，对此的创制就是讲文明导向、不称霸、倡导和谐世界，从机制层面将价值导向和行为示范结合起来，形成具有和谐张力的国家形象与文化形态。
但是，无论从逻辑还是现实来讲，价值导向的必须性与行为示范的选择性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此，价值导向和行为示范的和谐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希求或预期，而张力的和谐与否，以及形式的和谐能否保证导向的落实等问题，都成了实践上的具体困难：一方面，正面的导向往往过于原则和宏观，难以在具体内容上与行为示范相对应；另一方面，示范本身缺乏刚性的约束力，尤其难以协调尽国际义务和负国际责任的关系。针对这种困难情况，创制的和谐张力主要是以否定的方式起作用的。比如，不称霸是对各种霸权主义和行为的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国内的文明导向，否定的是国际的意识形态输出；和谐世界的最低要求是互不干涉内政。这种否定方式是明智的，因为创制在树立国家形象和履行国际责任方面是一种肯定性的自我宣称，但同时又使得行为主体对此的认同响应和贯彻落实都具有很大的选择空间。
尽管价值导向性和行为示范作为张力的双方在机制层面并不完全一致，在功能上也不能保证既定预期的实效达至，但是从体制上讲，这种张力所体现的毕竟是自觉修养与社会习惯的和谐共存。事实上，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国家形象和国际责任虽然在观念上具有发展方向的预示和引领作用，但其真实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由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创制和发展状况决定的。因此，尽管现在还难以对预期的和谐张力作确定的表述，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即创制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制定国际新秩序的参与，以及这种参与能力和实效的增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创制的一个突出特征同样是否定性的，即不能把各种现代化指标变成西方中心主义，而从创制的走势来讲，这方面的理论探索针对和实践建构任务应该都是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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