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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书馆哲学
1.1哲学的概念
作为一个学科概念，学术界对哲学的认识是共同的。《辞海》：人们对于整个世界（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1〕。《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式，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2〕。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涉及包括自然、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哲学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从各门具体的科学知识中概括总结出来的关于整个世界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知识〔3〕。可见，哲学的任务在于探究世界最根本、普遍的规律。
除了作为一个学科概念以外，常见的还有另外两种含义：(1)宗旨或信念。如通常所说的某某的人生哲学是什么，意为其人生的目标，宗旨是什么；(2)某一个领域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也常常以“哲学”称之。这可看作是一种借用，即对某一学科范围或研究对象的整体的、基本的看法。以上三种“哲学”的含义，在认识对象的层次、范围上不同，但就其涉及到基本的、本质的规律而言又是共同的。如同哲学家黑格尔(G.W.Hegel 1770—1831)所说的：哲学认识本质〔4〕。
1.2 图书馆哲学
我们在上文所述对“哲学”的三层含义区分的基础上来讨论“图书馆哲学”。
首先我们考察其它一些学科的“哲学”是在何种意义上被使用的。
——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lphy)，西方常用以指现在的自然科学，如牛顿就将其物理学著作命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它实质上是关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联系的学说。黑格尔评论道：“牛顿的哲学所包含的没有别的东西，只是自然哲学，亦即从经验，从知觉所产生的关于自然定律、力量、普遍性质的知识。〔5〕”
——法哲学，也称法律哲学。研究关于法的一般理论，侧重于抽象的原理及法学方法论。学界认为，法哲学以抽象的思维方法探求法律最高、普遍、统一的整体原理及知识，如法律现象的地位、价值、理念以及它的最终使命等。
——道德哲学，或称伦理学。研究道德现象之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西方，约在公元前4世纪，伦理学便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部门。亚里士多德（Arisstoteles前384—前322）首创伦理学概念，并且最早对伦理思想作系统论述。
——政治哲学。以国家及其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亚里士多德亦为其创始人。在《政治学》中他论述了关于国家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国家是最高的社会团体，以最高的善为目的；人的本性是政治的动物，国家的生活是人的本性的完成〔6〕。近代政治哲学起源于马基雅维利(N.Machiavelli 1469—1527)，所著《君主论》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如果说在中世纪教会坚持它的教条作为普遍真理，那么现在恰好与此相反，人们是以自己的思想、情感、观念为凭据，引起了对于教条的不相信。同样，这种主观的原则曾经转而反对当时公认的政治制度，进而寻求别的新原则校正旧的制度，因而普遍的政治原理也就建立起来了。〔7〕”
——教育哲学。在哲学分支中大约是图书馆界人士最为熟悉，也与图书馆哲学联系很紧密的学科。它以一定的哲学观点研究教育基本问题，从教育本质论、目的论、课堂论、方法论、道德论、价值论等方面进行研究。
——科学哲学。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非常重要的哲学分支，与图书馆哲学也有密切关联。它从哲学角度考察科学，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的逻辑结构，科学的发展等。结合以上讨论，笔者认为“图书馆哲学”有三层含义，而且在事实上也存在着相应的使用。
第一层含义是图书馆事业的宗旨和目标。这个含义的图书馆哲学应该说是讨论颇多的。例如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J.H.Shera)在《图书情报服务百科全书》中的长篇词条图书馆哲学(Philoslphy of librarianship)，中国大陆的译本就直接译为“图书馆事业的宗旨”。谢拉本人也认为“图书馆哲学这一术语从未被定义或从文化与社会联系中考察过，它实际上是一种信条而非一种哲学”〔8〕，就此种含义来讲，自图书馆出现就有了“图书馆哲学”，它往往是人们所接受的隐含的关于图书馆的信念或基本信仰。当我们说图书馆哲学就是服务，或服务是图书馆事业的神圣职责，我们是在此一层含义上来使用“图书馆哲学”。
第二层含义是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即不是直接涉及具体工作及程序、步骤，而是具体实践工作以外的理论问题。此一层次的“图书馆哲学”问题受到关注是从巴特勒(P.Butler)和阮冈纳赞(S.R.Ranganathan)开始的。巴特勒在《图书馆的参考职能》中指出，图书馆员一般不关心其职业的哲学准则，“一些图书馆员不喜欢也不信赖理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与需要理论观点比较起来，这世界更需要完善的图书馆服务”〔9〕。巴特勒希望追求“纯粹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并且确实为此作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
阮冈纳赞对图书馆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名著《图书馆学五定律》，在国际图书馆学界所引起的反响要超过巴特勒，其原因可能正如兰开斯特(F.W.Lancaster)所评论的“五定律”从表现上看起来很通俗，但实际内容却很深刻。它们从根本上阐明了图书馆应该为之努力的目标，在今天仍然象50年前一样适用。〔10〕”五定律中“书是为了用的”是图书馆的基本法则，其它4条定律由此引伸、推理而得。第一定律认为，图书馆的主要职能不是收藏、保管图书，而是使图书得到充分的利用。就图书馆中图书的采访、保管、服务等项工作看，目的全在于图书的充分利用。第一定律阐明了图书馆的性质和任务，指明了图书馆工作的出发点和目的。图书馆应当是促进藏书利用的机构，应当铲除横亘在读者和藏书之间的种种障碍，使读者能够自由地、畅通无阻地使用藏书〔11〕。谢拉可以被认为是第二层含义的“图书馆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图书馆学引论》理论色彩相当浓厚，正如沈宝环教授所指出的“是相当接近图书馆哲学思想的一部名著”〔12〕。谢拉认为，图书馆是由三个相互联系和依赖的部分所构成的一个整体，这三部分或三个职能也可以被认为是系统的三种功能：即获取、组织、解释或服务。谢拉尤其强调服务的重要意义，认为服务是图书馆的准则，是获得和组织之得以存在的基础。谢拉对图书馆在社会、文化中的地拉，图书馆的职能作用，图书馆的基本组成要素，以及图书馆与其它信息交流机构（如大众传播机构）的比较等，也都作出了十分精辟的论述。
中国学者对此层次的“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本世纪20、30年代，1934年杜定友出版了《图书馆学概论》，明确提出图书馆的设立有三大要素，一为书，次为人，三为法，并以三要素为中心展开其图书馆学体系。同年，刘国钧出版了以四要素（图书、读者、干部、建筑与设备）为中心的《图书馆学要旨》。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学者一直没有明确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概念，而在很大程度上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来涵盖。”以1956年在南京首次举办的图书馆学科学讨论会为起点，国内掀起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热潮，展开了一场对图书馆学的性质、对象和内容的讨论，使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逐渐从偏重技术方法的描述转向科学理论的探讨〔13〕。80年代，是大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兴旺发达的年代，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体系结构，学科性质、相关学科、研究方法论；图书馆的性质、职能，图书馆系统与结构，图书馆与社会等。对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状况，已有很多文章进行分析评述，笔者也曾在多篇论文中作过评述，此处不再赘述。
台湾学者对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著作，由于资料难以获得，笔者一直无缘拜读。最近有幸读到沈宝环教授的《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感触很多。沈教授不愧为图书馆学界泰斗，文中所表现的渊博学识，深厚的哲学素养，对图书馆学的全面、深刻的理解，创新的理论观点（尤见于生命要素与图书馆活动的对照，以馆员为中心的理论等）都令人敬佩万分。而沈宝环教授十分推崇的高锦雪、赖鼎铭两教授的图书馆哲学著作除赖教授的《论知识社会学》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的一篇论文外（该文十分精彩，令笔者受益非浅），其余都没有机会看到，十分遗憾。仅从读到的沈教授和赖教授的两篇大作看，感到大陆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虽大致上可相当于台湾学者所称的“图书馆哲学”，但就哲学的背景及哲学的素养，乃至对于哲学新进展的关注而言，台湾学者显然要略胜一筹。就研究课题的深度和广度而论，“图书馆哲学”也超过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因为它涉及的已不仅是图书馆学的理论问题，也论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问题，笔者将这一层次视为图书馆哲学的第三层含义在下文叙述。附带提一句，关于大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台湾“图书馆哲学”研究之异同似乎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比较和评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若有比较充分的资料，笔者将对此作一评述。
第三层含义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所涉及到的哲学问题。我们知道，哲学所研究的是有关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最一般性的问题，那么图书馆领域除了实践和本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之外，还涉及到那些最根本性的问题呢？对此作一番深入的思索，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首先，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公认是朝向信息社会或知识价值社会，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当然应当反映这一变化。我们必须有与以往不同的信息哲学和知识哲学。图书馆学作为以信息交流和知识组织为对象的学科，既有条件，也有责任为发展起这样一种新哲学作出自己的贡献。沈教授文中所引包得菲关于图书馆哲学的三个观点，对第二、第三个（即哲学家提不出来图书馆哲学，图书馆员应该用自己的智慧发展一套图书馆哲学）笔者深表赞同，而对第一条（图书馆员不懂图书馆哲学）则觉得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基次，对该层次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若能取得成绩，无论对于图书馆学，其它学科，以及哲学的发展都将是极大的贡献，对于提升图书馆学的学术地位也将功不可没。直到目前为止，图书馆学在学科之林中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理论和方法的输入者，图书馆哲学作为信息时代的知识、信息哲学将可能成为理论和方法的输出者，其意义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对该层次的图书馆哲学问题作出系统、深刻思考的当推谢拉。他在不同著作中多次论述图书馆学的基础是社会认识论，并以此与传统的哲学认识论进行比较，引起了相当多的人的共鸣，直至90年代还在不断引起学者的评论。遗憾的是，“社会认识论”既没有由谢拉，也没有由其它人发展而成为系统的、完整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依笔者所见，第三层次的“图书馆哲学”是图书馆界最需努力但是也最为欠缺的方面。要想研究获得成果，研究者必须对于哲学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具备真正的哲学家的思维能力，其次要对图书馆学有全面和深入的掌握，再次要有敏锐的眼光和创造性才能，做到以哲学家的眼光来发现和研究图书馆领域的哲学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创见。以笔者的学识与能力，当然无法担当此等重任。下面只是将长期以来所思考的图书馆领域的哲学问题及自己的观点作一陈述，按照哲学的分支，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知识论等方面。
2 图书馆哲学的本体论
2.1哲学本体论
按照哲学史的区分，本体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基础分支。
在西方哲学史中，本体论指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的学说。“本体”一词来自拉配丁文on（存在，有，是）和ontos（存在物）。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1547—1628)在其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本体论”一词，将其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
本体论问题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第一，从哲学发生学意义上说，本体论是关于世界本原的学说，也是关于普遍东西的学说，关于存在的学说。要研究世界的本原及其存在状态。
第二，从逻辑发生学的角度看，本体论寻求的是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因此它又是关于存在的逻辑学，是一种从逻辑起点推演出来的思辨体系。（这一点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本体论的研究主要在探究世界的本原或基质。哲学家们力图从形形色色的具体事物中寻找某种普遍的，一般的东西为万物的本原，以此来解释世界，世界的本原或者说万物的本体问题成了古代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各派哲学家力图把世界的存在归结为某种物质的、精神的实体或某个抽象原则。巴门尼德（Parmenides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提出了唯一不变的本原“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实体，笛卡儿（R.Descartes 1596—1650年）首先把研究实体或本体的第一哲学叫做“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莱布尼兹（G.W.Leibniz 1646—1716年）试图通过纯粹抽象的途径建立完整的关于一般存在和世界本质的形而上学，即独立的本体论体系，黑格尔将绝对精神视为唯一客观独立存在的实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基础。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些流派，如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等，反对任何“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也有一些流派试图重新建立关于存在学说的本体论，如胡塞尔(E.Husserl 1859—1938)的先验本体论，海德格尔(M.Heidegger 1889—1976)的基本本体论等。
2.2图书馆哲学的本体论问题
当我们将目光从哲学转到图书馆学，试图用哲学理论来分析图书馆领域的问题，首先令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图书馆这个世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不首先回答这一问题，可以说全部的图书馆工作和理论就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以往的哲学本体论中，很难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就一元论哲学理论来看，一事物的本质要么是物质的，要么是精神的。但图书、资讯究竟属于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图书、资讯内容是精神产品，但它又有物质载体，或者是以纸张为基底的书籍和报刊，或者是磁带、磁盘，所以它不能纯粹归结为精神世界。同样，也不能将图书、资讯归结为物质世界。图书、资讯作为“物化的知识”，虽然有物质载体，但它们是人工改造过的客体，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表达和传递人类的知识和智慧。事实上，图书、资讯的世界是二重性的：任何书籍都是记录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不是空的东西。有了物质载体，知识信息才能够保存、传递。而载体的内容是思想、知识，是经过人们的大脑加工而成的，是精神的产物，直到波普尔(K.R.Popper)关于“三个世界”的哲学理论提出，才给以上问题的探究提供了哲学本体论的基础，正如英国著名情报学家布鲁克斯所指出的，波普尔的哲学为图书、情报行业提供了理论基础〔14〕。
波普尔认为，可以把多样性的宇宙现象分为三个基本层次或“三个世界”，那就是：1.物理世界；2.精神世界；3.客观知识世界或客观精神世界。引人注目的是他主张客观精神世界的实在性，他所指的客观精神世界是指一切见诸于客观物质的精神内容。或体现人的意识的人造产品或文化产品，如：语言、文学、艺术、神话故事、科学研究过程中的问题、猜测（理论）、论据，以至技术装备、图书、工具、房屋、飞机等等。
第三世界的对象虽然是人造的，即是人类主观意识的产物，但是它们不属于第二世界，它们“与人的意识毫无共同之处，它们完全不同于主观意识的观念或主观意识的思想〔15〕，这是因为它们是“客观化”或“具体化”于世界1中的思想。世界3的许多对象存在于物质客体形式中，并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世界1又属于世界3。世界3是实在的，这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1)它们是客观化于“世界1”之中的，如语言是客观化于声波之中的，艺术品是客观化于材料之中的。
2)它们能通过“世界2”而作用于“世界1”，从而成为改变“世界1”的有力工具。
3)它们是“自主的”，即它们是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或独立性的。世界3的对象虽然是人造的，是人的意识的产物，但是它们却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自主的，即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相对独立性或自主性。它“自主地”发生发展，有自己的生命。人们可以研究它，发现它，但却不能任意改变它。
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常常被误解的地方。人们引述波普尔哲学观点时往往认为“世界3”就是已经存在的“客观”的知识世界。但是事实上波普尔的“世界3”范围更大一些。他从上述“世界3”的自主性理论出发，推论出有未被人们发现或未被人们认识而“潜在地存在”着的“世界3”对象，他称之为“未具体化的世界3”对象。所以世界3不仅包括具体化的世界3对象，而且还包括“未具体化的世界3对象”，它是由两者的总和构成的。假如用世界3.1表示已客观化于“世界1”之中的“具体化的世界3对象”，那么可用公式表示：
世界3＞世界3.1
也就是说，世界3的内容远远大于“具体化的世界3对象”的总和，因为它还包括现在尚未发现，而将来可能发现的大量的“未具体化的世界3对象”。
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在西方学术界曾引起广泛而热烈的争论，在图书情报学界更是引起始料未及的反响。在当代的哲学大家之中，其理论受到图书馆学家的热情欢迎并引起强烈共鸣，除了波普尔可说是绝无仅有。笔者认为，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或是图书馆学界人们的赶时髦，而是表明这一理论确实触及了长期困扰图书馆学的疑难问题，但第二方面的本体论问题，即本体的存在状态，至今仍然缺乏有深度的研究。知识（或图书、资讯）在图书馆领域以何种状态存在既是一个实在的问题，同时该问题的答案又将为完整的图书馆学体系提供一个逻辑起点。长期以来，大陆的图书馆学界提出了许多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或曰图书馆系统，或曰信息交流，或曰知识中介交流等等，其实质都是为图书馆学逻辑体系寻找逻辑起点。现在看来，这一问题是属于图书馆哲学的本体论问题。我们认为，社会知识（图书、资讯）的存在状态之特征在于它们都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16〕，从符号角度，借鉴当今符号学研究的成果，将可能为图书馆哲学本体论的第二方面问题的探索带来生机与光明。由于该问题与方法论与知识论关系十分密切，具体阐述将在方法论这一部分作出。
3 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论问题
3.1 哲学认识论
认识论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指研究人类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的哲学理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性和标准等等。认识论的任务是揭示认识的本质及其规律。
在中国哲学中有着悠久的认识论研究传统。如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老子绝学、弃智，用静观、玄览的方法体验无名无形的道可以认为是神秘的直觉方法，而墨子的认识方法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
就西方哲学而言，认识论取代本体论成为哲学探讨的中心是在文艺复兴以后。这一时期，要求把人从神力之下解放出来，把哲学从神学的枷锁之中解脱出来，罗素(B.Russell 1872—1970)说“通常谓之近代的这段历史时期，人的思想见解和中古时期的思想见解有许多不同。其中有两点最重要，即教会的威信衰落下去，科学的威信逐步上升”〔17〕。这一时期，哲学家们谈论最多的是关于知识的问题和人性解放的问题，特别是前者。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性是和理性不可分的，只有发挥人的理性，有了知识，人才有力量。正因为如此，在关于知识的来源、范围、标准、人们如何认识世界等一系列问题上，哲学家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自我与外部世界，外在经验和内在经验，感性和理性的关系是讨论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围绕着寻找可靠的知识的不同答案，形成了所谓“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派。
“一般来说，经验论在两个观点上与唯理论相对应：一个是关于我们观念的主要来源；另一个是有关真知识的来源”〔18〕。英国经验论创始人培根（F.Bacon 1561—1626年）坚持从经验出发，认为真正的知识只能从经验中获得；知识就是存在的反映，而人对存在的反映是从感觉经验开始的。培根指出：“围困人们心灵的假象共有四类……第一类叫作族类的假象，第二类叫作洞穴的假象，第三类叫作市场的假象，第四类叫作剧场的假象。〔19〕”而排除和肃清这些假象以获得真知的方法就是以真正的归纳法来形成的概念和原理。
笛卡儿是近代唯理论的第一个代表。他否定感性推崇理性；否认归纳法，认为只有从清楚明白的公理出发，通过演绎推理才能达到真理性知识。笛卡儿通过怀疑的手段，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原理，认为这是最清楚明白的原理“我能够怀疑一切，但不能怀疑“我怀疑”这件事。既然思维需要一个思维者，我就不能怀疑作为思维者的我的存在。笛卡儿以这一原理作为出发点，推演出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他认为真理应当是清晰明确的，而清楚明晰的观念不是从经验得来，而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探求真理的有效方法是演绎法。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一书中，他的第三条原则就是“关于打算考察的对象，应该要求的不是某些别人的看法，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推测，而是我们能够从中清楚而明显地直观出什么，或者说，从中确定无疑地演绎出什么；因为，要获得真知，是没有其他办法的。〔20〕”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些哲学家已经看到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片面性，试图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在康德（I.Kant 1724—1804年）的认识论提出之前，近代经验论发展到了休谟（D.Hune 1711—1776年）的怀疑论认为人不能认识世界；近代唯理论发展到了沃尔夫（C.Wolff 1679—1754年）的独断论，认为人已经完全认识了世界。康德试图批判地总结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经验教训。从它们的错误结论中摆脱出来。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哲学”，意思就是说，认识论不要先去讨论凭经验还是凭理性才能认识真理，而是在认识之前，先要判断一下什么是认识，人的认识能力有多大，范围有多广，来源有哪些，界限在哪里等问题。“康德的最重要的书是《纯粹理性批判》。这部著作的目的是要证明，虽然我们的知识中没有丝毫能够超越经验，然而有一部分仍旧是先天的，不是从经验按归纳方式推断出来的。我们的知识中是先天的那一部分，依他讲不仅包含逻辑，而且包含许多不能归入逻辑，或由逻辑推演出来的东西”〔21〕。康德把获得科学知识的过程，看作是认识主体以先验范畴形式对感性材料的综合过程，强调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康德认为自己是在哲学领域里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现代西方哲学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内容到风格都与19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哲学截然不同，一个普遍而突出的特点是几乎一切重要的哲学流派都认真地思考语文的问题，致使20世纪成为名符其实的语言哲学的时代。法国新托马斯派哲学家马里坦（J.Maritain 1882—1973年）于1957年时曾说“没有什么问题象与记号问题有关的问题那样对人与文明的关系如此复杂和如此基本的了。记号与人类知识和生活的整个领域相关，它是人类世界的一个普遍工具，正象物理自然世界中的运动一样。〔22〕”因此语言哲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研究。
3.2 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论问题
将前述从培根、笛卡儿到康德等大哲学家的认识理论对照图书馆领域的实际，我们又会感到困惑不解。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或是对于两者的调和。都只是涉及到个人如何获得知识。怎样检验知识，认识的能力和限度如何。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关于社会的知识是如何积累和进展，社会的知识的评价标准如何，社会认识的界限和限度何在。尤其是，社会的已有的知识积累对个人知识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
从图书馆哲学的本体论中，我们已经了解图书馆领域的实质是“第3世界”，即客观知识或社会知识的世界，而传统的哲学认识论所研究的却是主观意义上的知识，所以这种哲学认识论不能够说明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论就丝毫也不奇怪了。无怪乎波普尔要说“传统的认识论，如洛克、贝克莱、休谟以至罗素等人的认识论，它们严格地说来都是离了题的”，因为“它们只集中于第二世界或主观意义上的知识的研究而离开了科学知识的研究的正题”〔23〕。
就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论而言，我们需要一种理论，能够阐明图书馆这种社会机构对于社会认识和个人认识的意义，以及由于个人知识的汇集如何导致社会知识的增长。在这方面，巴特勒和谢拉都曾有过深入的思考。巴特勒认为，所谓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装置。图书馆是把社会记忆移入活着的个人的意识的一种社会机构，这样社会就是有记忆能力的。知识的历史规定图书馆的历史，而知识的历史应成为通过图书馆学说明的最重要领域〔24〕。
谢拉在他的多部理论著作中一直倡导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认为这应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该学科要研究整个社会中起作用的所有交流形式的形成、流通、协调和消耗。图书馆正是交流链中的重要一环，因此社会认识论应成为图书馆学的基础。在《图书馆学引论》中，谢拉指出“通过社会认识论这一术语，我提出了一项新的研究或科学，它不是在大众传播学的原有范围内作文章，而是关于知识本身的一个知识总体。知识是如何发展和扩大的，这是人们，特别是哲学一直研究的一个主题。而怎样把知识安排得协调，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加以利用，这还是一个几乎未被认识的研究领域。无论认识论或心理学家，都没有能够就复杂社会中的智力差别和知识整体作出系统、全面、完整的研究，社会学和文化学家忽视了使社会结构成形的知识方面〔25〕。”
正如赖鼎铭教授敏锐地注意到的，“席拉（本文译为谢拉）不愿使用知识社会学这个名词的主要原因，乃是知识社会学在当时所关注的是被社会所决定的知识；主要是探讨社会因素对‘观念’影响的范围，与社会控制知识的程度。这种知识社会学所强调的是思想的层面，重点在了解意识形态影响与主宰个人思想的情况〔24〕。”这样的知识社会学与谢拉所倡导的社会认识论的确是有距离的，也许这可以作为“哲学家提不出来图书馆哲学”的又一个例证？
谢拉未能对“社会认识论”作系统的阐述，但他的思路无疑对今天我们研究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论很有启迪：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是个体的，主观知识的认识论，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论是社会的、客观知识的认识论。
笔者以为，这一新的认识论的研究内容应为：
1)社会知识的性质、起源、功能
2)社会知识的发展规律及发展阶段
3)社会知识的类型、结构
4)社会知识的表达方式
5)社会知识的技术手段（包括创造、存贮、传播、检索等各环节的技术手段）
6)社会知识的形式和内容整序
7)社会知识的评价标准
8)社会因素对社会知识的影响和社会知识对社会的影响
9)个人知识的社会化过程
10)社会知识的个体化过程
11)个人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交互循环过程
笔者也曾试图尽微薄之力，在上述范围做了一点工作〔26〕，虽然所获成果实在是太不足道，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按上述纲领展开的图书馆哲学认识论研究，其前景将是辉煌而激动人心的。它不仅会带来图书馆学的革命，也将造成一次新的哲学领域的革命。
4.图书馆哲学的方法论和知识论
4.1哲学方法论
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形而上学》是有关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亚里士多德发现的逻辑思维形式和规律，他所创立的逻辑体系到文艺复兴以前的许多世纪内，都是西方思维方法的规范。但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没有专门的自觉的方法论学科分支。方法论的发展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不可分的。探索正确认识自然的科学方法论的迫切需要使哲学作为方法论的意义突凸出来。近代方法论与认识论有密切联系：培根总结了科学实验的经验，提出了新的认识方法即经验归纳法；笛卡尔提出了理性演绎方法论。
“培根认为过去科学和哲学之所以毫无结果，是由于缺乏正确的方法。我们必须想出求知的一种新途径、头脑所用的新机械或机关，那就是新逻辑、新工具”〔27〕。这种新逻辑、新工具就是归纳法。培根力图找出优于所谓“单纯枚举归纳”的某种归纳，提出了求得因果联系的方法。这一方法由穆勒（J.S.Mill 1806—1873年）在《逻辑体系》中发扬光大，就是后世所称的著名的穆勒五法：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并用法、共变法与剩余法。
笛卡尔十分推崇理性。认为必须从一些绝对确实的最初的原理出发，从一些清晰明确的命题出发，推向同样的确实的未知的新真理。在《方法谈》中他提出了探求真知的4条方法：(1)普遍怀疑，把一切可疑的知识都剔出去，剩下决不能怀疑的东西；(2)把复杂的东西化为最简单的东西，例如把精神实体简化为思维。把物质实体简化为广延；(3)设定一个次序，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上升到对复杂的对象的认识；(4)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确信毫无遗漏〔28〕。哲学方法论上值得一提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认为如果哲学的任务在于探索事物的性质，指出实在的实质、缘由和根据，指出事物的存在、基础或本质以及目的，那么它的方法必须适合它的目的，这个方法必须重视理性在世界上演化的过程。要正确地对待事物，必须揭示它的全部真理，论述它所有这些矛盾，并且表明它们如何调和与保持在协调一致的整体中。辨证的方法有三个环节或阶段：从抽象的一般的概念开始（正），这个概念引起矛盾（反），矛盾的概念调合于第三个概念中，因而，这个概念是其它两个概念的结合（合）〔29〕。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方法论的进展主要表现在科学哲学：冲破了对科学理论的静态的逻辑分析，而把对方法论的研究同科学发展的历史联系起来，波普尔把科学的发展看成是一系列的证伪过程，强调演绎，否定归纳，推崇证伪，贬低证实〔30〕。(T.S.Kuhn 1922—)提出科学发展是通过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交替发展来实现的，科学革命则是范式的取代〔31〕。其它如拉卡托斯(Lakatos 1911—)和费耶阿本德(P.K.Feyerabend 1924—)等都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明科学理论的革命和发展〔32〕。
4.2图书馆哲学的方法论
由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是密切联系的，传统哲学的方法论对图书馆领域也是难以适用的，其原因仍在于它是以个体、主观知识为对象的方法。
在图书馆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我们所解决的是图书馆领域的宏观问题，但仅仅有这些还不够，还不能说明图书馆活动的本质，尤其是各个时期的图书馆各个环节的活动其本质究竟何在？第二，由于技术与载体的发展变化，图书馆具体活动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从纸张载体图书到电子出版物，从有形的图书馆到数据库，虚拟图书馆，其本质发生变化了吗？这些都需要在图书馆哲学的方法论上得到说明。
依笔者之见，图书馆哲学的方法论实际上是要沟通宏观理论和微观现象，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和核心范畴，围绕这一核心范畴阐述图书馆是怎样完成其组织社会知识的职责的。
符号理论应成为图书馆哲学的方法论基础。
4.2.1符号与知识
符号活动是人类的本性。“凡物都有一个名称——符号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特殊的情况，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理这个原理包涵了人类思想的全部领域”〔33〕。哲学大师卡西尔（E.Cassirer 1874—1945年）说，符号系统原理是打开人类文化大门的秘诀，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
符号现象与人的社会活动之间，有着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人的活动领域的扩大，方式变迁，会使作为活动手段之一的符号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符号形式演进到什么水平，人们的社会交往水平或社会性的程度往往也会演进到什么水平，符号越有效、准确、迅速地传递信息，人群系统就越能具有更大的信息量，符号对人类知识系统具有重大意义，本世纪最著名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卡西尔以煌煌三大卷的《符号形式的哲学》论述了人类的全部知识。在卡西尔看来，人类的全部知识只不过是各种不同的符号形式。
回到社会（客观）知识上来看，这一点就更为明显，波普尔所谓的客观知识就是“表述”的知识，表述必然是以一定的符号形式进行的，所以社会知识也好，客观知识也好，换一个提法也就是以符号表达出来的知识（艺术、语言、数学符号）。如果知识不以一定的符号表达出来，就只能是纯粹的个体知识。“人类的知识不可能离开符号和记号，也正是这一点使它具有人类知识的性质……人类知识按其本性来说就是符号化的知识”〔34〕。
可以说，人类知识的本质是一种符号系统，人的理智是一种符号操作和推演的能力，符号是知识的本质和核心，不同种类的知识其实就是不同的符号系统或是有着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
4.2.2图书馆工作的本质——社会符号系统的组织和转换
A.知识形态和符号形态
一定的思维认识结果或主观状态的知识，不是用任何形式的符号都能有效地、确切地表达。随着知识形态不同，便需要不同形式的符号表达。知识对符号形式的选择作用，使特定的符号形式和特定的知识形态之间形成了特定的联系，使不同形式的符号系统成为不同知识形态的载体。这一演变的主线是：有声语言—文字—人工语言。每一种新的符号的出现，不是取代或取消它赖以产生的，原来的符号，而是增加了一种新的。
新的符号形式出现，不仅为知识的表达提供了新的方便的手段，而且为思维活动的进行也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操作工具，由此创造出更加丰富和高级的思维认识结果，产生出新的知识，由此又促进了人类认识发展、知识形态演化。
目前，对于符号进行研究的学科已经非常庞大。对于符号问题感兴趣的有哲学家和其它各领域学者〔35〕。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U.Eco)在其名著《符号学理论》中试图提出一幅符号学诸学科分界图。他按照对象或记号的性质异同原则，尽量广泛地把自然和文化的通讯过程分门别类的归入符号学领域：动物符号学、嗅觉符号学、触觉通讯，味觉符号学，副语言学，医学符号学，运动和动作符号学，音乐符号学，形式化语言研究，书写语言系统研究，天然语言研究，视觉通讯系统，物体系统，情节结构，本文理论，文化代码研究，美学本文研究，大众传播研究，修辞学〔36〕。
由此可见，符号学领域是一个涉及范围十分庞杂的领域，以符号作为切入点的图书馆哲学方法论势必要选择自己研究符号的角度。
B.符号的内容、形式和载体
内容即符号内在包含的意义，即某一符号充当什么样的对象物的标志。
形式是指符号的外在表现，即符号在我们感官面前的那种物理表现。
载体与形式有一定的关联，形式根据它和内容的相关程度，可区分为两层面：一是纯粹外在的层面，它对于内容不起影响作用（如用不同颜色的笔写同一字母）；二是与内容有关的，如视觉形式和听觉形式的符号，它们可以影响内容，或者受内容的影响，符号总是记录在一定的物质形式之上，称之为载体。
符号的内容、形式、载体三方面结合而成为一个整体。
文献交流、文献信息交流、文献学，都是在载体这一层次上研究知识，但正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技术的发展使得知识研究和组织的层次将要发生转换。
C.知识组织——符号的转换和程序
首先来看以载体为对象的组织方法。
目前文献学、资讯科学、图书馆学中广泛使用的文献整序的基本原理如下：设有若干篇文献资料，如果将这些文献资料按照文献的某种关键码排列成一个序列，并且需要使用文献的用户能将自己的情报需求转换成相应的关键码，并在排列后的文献序列中找到自己所特定需要的文献，则称这些文献是有序的，按照关键码排列文献的工作称为文献整序。
整序是对文献进行的。然而，为了整序和检索的方便，整序的直接对象往往是文献的替代文献，替代文献反映了原始文献的主要外部特征，同时形式上却比原始文献要简洁得多，替代文献和原始文献的关系，以及替代文献的作用，可以清楚地在福格特(O.Fogit)给出的下图中说明〔37〕。
文献整序原理见下图：
D表示文献（原始文献），S是文献的主题，D是替代文献，K是分类资料，F是用户的情报提问，即问题，R是检索，F是替代问题，福格特指出，文献交流的实际过程是：文献工作者在拿到文献资料之后，首先根据分类资料K对其加工，形成替代文献，并将替代文献存贮在检索系统中，检索时，用户（或检索操作员）首先也根据分类资料对问题进行加工形成替代问题，检索的核心过程是通过替代问题和替代文献的匹配比较进行的，替代文献的生成和对替代文献的整理都依赖于图中的分类资料K，事实上“K其实是加工和整理文献时用到的一种参照体系，即情报检索语言”〔38〕。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上述方式是行之有效，基本满足社会需求的。然而在载体知识由于科学发展和知识的生产者、创造者越来越多，因而载体的数量激剧增长之后，原来的方法就不再能够适应需要了，重要的问题变为“获得所需要的知识”，而不是获得“记录有某主题知识的载体”，这就势必要求图书馆的处理技术和符号系统发生相应的转变。
已经有相当一批文献涉及到这一转变，其中布鲁克斯(B.C.Brookes)是较早意识到图书资讯学界需要这一转变的人士。在《情报学的基础》一文中他指出“图书馆学家和情报科学家的实际工作是对第3世界中的各种记录进行收集和组织以便加以利用，而其理论任务是研究第2世界和第3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描述解释它们，以有助于对知识（而不是对文献）进行组织，从而更有效地加以利用”〔39〕。在《情报科学基础讨论》一文中，布鲁克斯进一步认为“在图书馆，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组织起来的知识，而仅仅是按分类原则排列好的图书。如果要获得知识，比如逻辑知识，就必须阅读逻辑学，若要读完某一专题的书就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而且在阅读中还会发现在庞杂的内容中，有很多重复、矛盾和过时的东西”〔40〕。所以，图书馆人员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组织知识作用，但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行更深层次的加工，真正对知识本身而不仅是知识载体进行加工，而这一点目前的计算机数据库也还无能力做到。
布鲁克斯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迪内尔提出了关系型知识结构〔41〕。刘植惠在情报基因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知识基因的概念〔42〕，吴国恩提出了文献的初步结构分析，以内容结构作为分析的主要内容〔43〕。也有一批文献致力于知识组织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44〕〔45〕〔46〕〔47〕
总起来看，研究方向有两个：一是试图寻找知识结点（基因、概念等），一是试图以引文分析等方法建筑和确定知识之间的关系，从大的范围来看，都没有超出布鲁克斯的认识地图的范围，关于这一研究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突破。
对知识进行组织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提出的任务，哲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先驱是莱布尼兹，在莱布尼兹的思想中一再提及一种世界性的符号语言，1660年发表的《组合技术论》，副题就是使全部知识转换为具有可计算性的方法，莱布尼兹终身为一个计划而奋斗：将所有知识纳入一个概括性的一览表，使文科与理科的每一分支都回归到最原本的定义，而每一分支与其他分支地关联又能表达至某种程度，使其中任何一部分或任何想查寻的事实均可毫无困难地立即找出，该计划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有特性的语言”，也就是一种符号系统。每一符号代表不同的逻辑思想，从而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推理语言。这一思想被布尔、皮亚诺、怀特海、罗素吸收，并包含在他们发展的数理逻辑中。
莱布尼兹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道闪光，由于文献量及其分散程度的增大，知识分化的加快，今天的知识、资讯比起50年甚至100年以前更难于存取，解决的办法看来是存在于符号领域。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套新的符号语言和符号系统来转换和处理大量的知识、信息。这种处理比载体的层次要深入，但不是在意义的层次上处理（那是专门学科的任务）。未来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在形式及形式与内容结合这一层次上来研究符号。
4.2.3一个有希望的研究纲领
笔者认为，以符号研究为核心，有希望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纲领。
首先，它能够很好地解释图书馆的各种职能与要素，对于藏书、读者等诸种现象都能予以说明。
其次，它可以将从宏观到微观的各种现象的理论统一起来，尤其是将客观知识的组织和客观知识的交流统一起来。
第三，具有对以往理论的涵盖能力和对新现象的解释能力。例如可以对新型数据库，电子图书馆等等新的发展予以说明。
第四，可以揭示新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目前在图书馆、资讯领域有两个趋势：一是和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或思维的信息加工理论）接近，二是向人工智能和知识工程方向发展。
前者我们已经不陌生了，美国情报学会会刊曾于80年代以专号形式讨论资讯科学的发展与认知科学的关系〔48〕。而后者则是一个相对较晚的发展，人工智能的主要应用领域是知识库、专家系统和机器人。专家系统的研究不仅对图书馆学具有利益，可在图书馆的诸多领域得到应用，并且人工智能研究中具有明显的图书馆学性质，如知识表示法、知识收集、用户接口、认识模拟、问题求解、计划和检索策略等。
人工智能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弄清楚知识如何被有效地组织起来，把人脑结构同知识的收集整理联系起来，还需要研究知识在人脑中的结构。而图书馆学组织知识当然也要以最便于人们记忆和使用的方式进行。所以两者是一种双向靠拢的关系，其中的联结点就在于符号。
目前的超文本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可以看作知识组织的新进展。传统文本的信息组织是线性的、顺序的，这种组织方式并不完全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因为人们阅读时的思维并不总是线性的，有时是跳跃性的。从本质上说，超文本是一种管理文本信息的技术，它将本文信息存储在许多结点中，用链将这些结点连成一个网状结构〔49〕。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图象、声音、视频、动画等多媒体信息逐步进入超文本中，超文便转向了超媒体。现在，超文本(Hypertext)和超媒体(Hypermedia)二词已很难区分〔50〕。从计算技术的角度来看，首先，超文体是一种数据库方法，经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数据库访问方式的沿链访问数据的新方法；其次，超文本是一种表达思想的方法，它是一个类似于人工智能中的语义网式的表达方法；最后，超文本是一种接口模型，它采用“控制按钮”的方式组织接口。超文本和多媒体的组织方法究其实质就是向人脑识别、接受和组织信息方式的接近，在检索文献时，节点间的多种链接关系可以动态地选择性地激发，从而根据思维联想或新信息的需要从一个节点通过链跳到另一个节点，由此形成随着人们思维和需要的流动而构成的数据链。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接近过程还将继续下去。
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研究，一个以符号研究为核心的纲领将会在这一过程中作出图书馆学的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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