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铭记论文,作用论文,未来论文,档案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鉴定昨天的文件，主要是为未来创造过去。可是未来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过去呢？本文即是从这个角度来论说档案鉴定。不过，笔者在此表达的只是一种加拿大式的后现代叙述，即非对鉴定策略和标准的探讨，也不是对各种鉴定流派的细说。
鉴定是档案工作者承担的一项重大的社会责任。一位南非档案工作者曾这样写到：档案工作者从事的工作纯粹“是在构建未来的文献遗产”，他们决定“哪些社会生活将传递给后代”。他们才在真正地形成档案，决定着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谁能够声名远播，谁最后无声无迹。在这样的建构活动中，正是鉴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鉴定的过程就是确定载入档案的人、物、事的过程，它界定和选择哪些文件成为档案，并接受随之而来的各类档案处理（包括著录、保护、展览、查考等），它最终判定哪些文件被销毁。
笔者认为，鉴定是档案事业的中心，是一项没有终点、永无止境的工作。然而也有不同意见。档案前辈，甚至当今的某些档案专业人士仍认为，鉴定具有一种反档案性，因为它会将文件剥离其形成时的上下联系。但大多数档案工作者都承认，不可能悉数保存文件，只能从全部中选取部分，只是他们在鉴定或者说在确定文件的“价值”、“意义”或“重要性”的指导原则或理论上，难免存在差异和分歧。
本文的标题“铭记未来：档案在构建社会记忆中的作用”或许会使许多档案工作者，包括历史学者感到惊讶甚至担心。前后两句都与正统的档案学说背道而驰，与社会公认的档案作用相冲突。固有的观念认为，档案工作者记录过去而非未来，处理历史事件而非现实或未来事件，他们不构建历史和记忆，因为这是史学工作者和其他档案用户的角色。档案工作者更像是文件形成者和研究利用者之间看不见的桥梁或忠实的经纪人。他们是往昔岁月的卫士而不是阐释者。他们从事的是保护工作而非记忆工作。
的确，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至少在加拿大，档案工作者一直自豪地称自己为“历史学者的助手”"the handmaidens of historians",Handmaiden在英语中有女仆之意——译者注）。历史地看，Handmaiden这个词具有令人吃惊的服侍和性别含义。就像大多数妇女直到上一代仍在社会和历史记忆中无影无踪，只是默默无闻地做着男性功业的内助，档案工作者也始终在社会记忆的建构中保持着隐形状态，他们的作用很少被提及。我的同事汤姆·内斯密斯(Tom Nesmith)最近就撰文指出：
西方哲学试图边缘化或“抹掉”的关键事物之一就是交流的“符号”或意义……这表明西方哲学追求“没有表达的纯粹存在”的愿望，或者说它想对现实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却不愿过多考虑交流过程对我们所知事物的影响。这种抹去符号的做法使档案成为“幽灵”，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并进而在整个社会中处于隐形状态。
这种隐形的幽灵般的档案活动也反映着档案专业的一个传统观点，即档案是自然、客观、中立的。然而，我们是否想过这些档案是怎样得以留存并进入档案馆的呢？加拿大著名的历史学家乔伊·帕尔(Joy Parr)曾提醒史学家注意：历史诠释始于他们在档案馆阅览室打开档案盒那一刻。从某个档案盒里史学家只选取阅读某些案卷，只注意某些作者、群体或地区，只摘录或复制某些文件，然后他们利用这些被选取的特权文件进一步片面地打造某一特定的叙述和诠释框架。实际上，现实情景远比帕尔描绘的令人震惊。主要的历史诠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在档案工作者装盒之际，在于另外98%被销毁的未装进档案盒的文件潜在的影响。这是档案工作者和史学家之间最大的沉默，它被称为档案鉴定。
我本人的观点很明了。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有义务保护或记录过去，还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惟其如此，才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而不只是某此重要用户或传统用户的价值。
当我们论及档案与未来的时候，请允许我引用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前馆长阿瑟·道蒂(Arthur Doughty)爵士的名言，“在所有的国家财产中，档案是最为珍贵的。它们是一代人留给另一代人的礼物，我们对它们的爱护程度标志着我们的文明程度。”这段话讲于1924年，在加拿大许多档案馆的招贴画甚至水杯上都能见到，它还被刻在渥太华唯一一座纪念一位公务人员的塑像的基石上。我不想强调道蒂提出的档案“财产”（那些构成美国研究或加拿大研究的基础文件），而想把焦点放在道蒂的“爱护”观和他把档案当作馈赠给未来的“礼物”的这一态度上。档案工作者究竟应对文件做些什么，他们又该怎样“看护”文件呢？或许最重要的是，他们首先该决定怎样挑选档案并把它们置于自己的看护之下？他们应当如何装满帕尔的盒子？做这件事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这个以各种技术代代相传的记忆“礼物”的集体性质是什么？现在如何选择过去并使未来据此“了解自己”？加拿大是否在这方面独辟蹊径，开创了有别于他国档案工作者的独特而丰富的方法？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加拿大档案界在鉴定方面的一些观点。但首先我要为你们绘制一幅关于档案的传统观念图，我敢说，不只档案工作者，所有在档案馆做研究的用户也都持这样的观点。然后我要考察一下新潮激进的档案论——简单地说就是“后现代档案”，并说明为什么由加拿大带头进行了有关的讨论，特别是关于鉴定方面的阐述。
欧洲在19世纪最早阐述了传统的档案理论和专业实践，经过几个世纪不正规的发展后输出到世界各地。这一发展与历史作为大学里的一门学科和专业相伴而生。多数早期的专业档案工作者就是在大学里接受的史学训练。
正如早期的史学关注的是民族国家的政治、法律以及经济特征，最初的档案原则阐述也强烈地偏重于国家。几乎所有的档案方法的经典论著都是由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撰写的，主要关注的也是政府、公共或集体文件，研究这类文件向档案馆如何有序移交，研究如何保护它们的原顺序和最初的分类，私人和个人档案则被赶入了图书馆和图书管理人员的地盘。的确，直到今天，欧洲各国由政府资助的档案馆一般只保管政府的公务文件；国家、地区或大学图书馆则收藏个人手稿。
此外，早期的档案工作者生活在文件缺乏的时代，他们的经验来自处理数量有限的中世纪档案和较为稳定的政府组织文件。在达尔文思想方法的影响下，1930年以前的档案先驱思想家们认为，从国家部门进入档案馆的文件是行政处理过程的一种自然有机的留存，档案工作者按原始顺序将它们保存在档案馆。英国档案管理者被称为“保存者”，就反映出这样一种心态。
正因为如此，是国家官员而不是档案工作者决定了哪些文件将在以行政和政治需要为依据的自然筛选过程中得以留存。文件本身被视为不具价值判断的容器，反映着导致其生成的那些活动和事实。用早先的一位理论家的话说，档案工作者保管这些文件“不存偏见或事后的想法”，因此被认为（实际上被颂扬为）是公正、中立、客观的保管者。一位影响巨大的前辈甚至断言，档案工作者是“现代世界制造的最无私的真理奉献者”，请注意这里的真理用的是大写。
传统的档案观必与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业已形成的顽固偏见相呼应，那就是为主流文化和当权者服务。这种做法让官方叙述占有特权，却忽视了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记录，忽视了他们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国家的影响。由此采纳的证据和真实性规则往往偏向产生这些规则的文本文件，并以无视其他各种记录载体为代价。那些充斥着此类思想的实证主义的“科学”的价值观在当时以及后来的档案工作者的头脑中安营扎寨，妨碍了他们对多元观察和认知方式的采纳和记录。档案工作者要找出或重申档案馆文件的一个原顺序，而不是允许几种顺序或无顺序存在，进而也意味着不允许提供给研究者的档案目录中的文件存在多种顺序。呈现给利用者的是整理完好的、合理化了的、铁板一块的文件汇集，而这样的文件汇集在工作现实中恐怕从未存在过。这一传统也严重妨碍了档案工作者去解决新技术带来的电子问题，因为，档案工作者积极地介入文件实际的生成过程的“前期”而不是在很久以后被动地接收文件，是使今天基于计算机的历史得以被明天撰写的唯一希望。不仅如此，现代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的数量庞大，需要档案工作者做出鉴定，从中挑选出1～2%的典型文件作为档案保存；这种为社会记忆挑选历史素材的主动性建构当然与较早的观念完全不同，过去，档案工作者只是被动地保管文件形成者移交给他们的文件，无论是完整的全部还是残留的一部分。
除了记录技术上的变化之外，对档案机构（至少是公共或公共资助的档案馆）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的看法近几十年来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过去的这个世纪发生了一次集体转移，即从以国家为基础的司法——行政档案话语转向以更广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用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档案话语。简而言之，将社会记忆的定义局限于有权者形成并留存的文件记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
其结果是，加拿大公共机构中的档案工作者开始思考如何记录政府管理的过程，而不只是记录政府管理。“管理”不仅指政府部门的内部事务，还包括对公民和群体与国家对话和交往的认知，国家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自身的职能或活动。这个观点认为，鉴定人员在处理机构文件时，应该注重管理文件而不只是政府文件。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展开论述。
上述变化使档案工作者在通过档案形成集体记忆中成为积极的中介者。由于需要研究和掌握职能、组织结构、过程以及背景的性质，从而对它们作为现代档案鉴定和著录基础的重要性，作为保护、展览和网站建设选择基础的重要性做出解释，公正的档案工作者这一传统观念（如果曾经存在过）现已不再被接受。档案工作者在其各项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掺进自己的价值，因此有必要非常审慎地检讨自己在档案生成和记忆形成的过程中所做的选择，他们必须为后代留下十分清楚的记录，说明他们是怎样做出这些选择的。幽灵必须变成血肉之躯。
在对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实证主义的档案框架进行重新反思，并用我所建议的后现代方式取而代之的过程中，加拿大档案工作者一直领导着国际潮流。世界各地发表的关于后现代档案的英语文章，我估计至少有75%出自加拿大人之手，他们向以下五个传统的档案中心原则发起挑战：
1、档案工作者是中立公正的“历史真相”的保管员，他们根据普遍的、不含价值取向的理论来管理文件；
2、档案作为文件、档案馆作为机构，是实践活动和行政管理中不含利害关系的副产品。
3、文件的起源或来源必定出自一个单独的机构，而不是置身于复杂的生成过程和多种论说中；
4、档案整理和编目所赋予文件的“顺序”和话语，是不含价值判断的某一既定现实的再创造；
5、档案是（或应该是）被动继承的、自然的或有机的元叙述。
加拿大的后现代档案观不只是学术和理论上的阐述，在工作现实中也有诸多表现。最为明显的例子要算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创立的“宏观鉴定”的概念与方法。
宏观鉴定认为，确定档案价值的标准，既不像过去那样要按国家命令，也不像近来这样看历史研究的趋势，而是试图通过分析公民与国家相互作用的职能反映出整个社会的价值。其他国家从加拿大模式中吸取的主要经验恐怕远不止职能分析。宏观鉴定注重管理的职能而不是每个政府机构的结构或工作活动，它像重视国家的作用那样重视公民和团体的相互作用，它包罗所有载体，寻求多种叙事和有争议的热点论述，它有意识地将边缘者、“另类”、失败者与成功者一视同仁，设法给他们一席之地。
社会结构、社会职能、公民和团体这三方相互作用的各种情形被各个社会赋予了或大或小的价值。当某一职能现象的价值确定被移植到档案鉴定模式时，它反过来又决定哪些相关文件具有档案价值或不具有档案价值。宏观鉴定理论假定这种社会价值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确定：档案工作者将一般的职能属性具体化，并指出文件形成者（也即组织、机构、活动者）之间具体的交叉和冲突特点；社会历史趋势和格局（也即从职能、项目、活动中反映出的现象）；职能和组织结构触及到的代理人、客户、公民或团体，后者也对前者产生直接或间接、明确或不明确的影响。宏观鉴定理论探索这些因素和行为的性质，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或相互关系，确认某些职能——组织结构因素相对而言更重要或更有“价值。”这就是宏观鉴定被称为“职能鉴定”的原因。由于宏观鉴定是根据文件生成的职能背景和现实的使用来确定它们的价值，因此它是一种以来源为基础的鉴定方法；由于它首先是看职能而不是文件本身，因此被认为是种“自上而下”的方法；由于鉴定在传统上一直是以文件的价值为重，因此这种首先关注职能价值的方法被称作“宏观鉴定”。我要补充说明一点，“自上而下”与职能解构方法有关，但与行政等级制无关，绝不能认为上层精英们产生的文件自然更有“价值”。
简而言之，宏观鉴定策略把鉴定的首要焦点从文件转移到文件产生的职能背景。鉴定的主要问题已不是文件写了些什么（或画了些什么、拍了些什么、照了些什么），放在哪里，有何研究价值，而是以对职能——组织结构的解构和分析为基础，抓住下述关键。首先，文件形成者的哪些职能和活动应该被记录（而不是哪些文件应该得到保存）？其次，一个机构在计划和落实重要的职能、项目和工作时，谁会产生文件，产生什么类型的文件，这个人在文件的形成和日后的利用中会与谁合作或交往？再次，哪些文件形成者或“职能”（而不是文件）最重要？最后这个问题最为关键。此外，我们还要研究反向的问题，比如，哪些职能无法在机构的文件中得到充分的记录而必须用私人手稿、其它档案载体、口述史形式以及非档案文献（出版物、“灰色文学”、建筑、碑刻、纪念物、博物馆和美术馆人工制品等等）来丰富和补充。只有当上述问题得到解答后，档案工作者才能现实地锁定那些可能最具档案价值潜力的真实文件或文件系列。
一旦完成宏观鉴定，档案工作者就要面对具体的文件系列、文件系统或全宗，并对它们做出鉴定。这时，传统的鉴定标准可用来对文件做更细致的考察。政治、技术、法律以及保管问题也要在这时考虑到。最后的阶段还要顾及研究利用的趋向，但不能让它引导鉴定过程。如果上述策略被称为宏观鉴定，那么涉及文件自身的标准就是微观鉴定。微观鉴定标准包括对诸如年代、特性、审美、时间跨度、完整性、深度、可控性、脆化程度、复制、货币价值、利用等因素加以评估。
要挑选出最佳文件，档案工作者必须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宏观鉴定要求档案馆对档案工作者的研究做出有力的承诺，要向未来公开其决策过程。档案工作者往往对这种研究的复杂性了解不够，很容易忽略它的重要性，由此产生的“盲区”显然需要更多的透明度和解释。正因为如此，我想重点谈谈宏观鉴定的两个必然结果——研究和透明度。
为了从浩瀚的文件宇宙中确定一小部分档案，档案工作者需要进行初始性的研究，发现历史的和当前的那些或具有代表性或具有特殊性的职能、组织以及关键人物。无论是在政府和企业内，还是在整个社会，这些职能、组织及个人总是随着时空推移而发生变化和演进，档案工作者必须通过研究来认清和评估这些变化的趋势。一旦确定了鉴定和收集目标，就需对选定的个人、群体、协会、社区、机构的历史做更多的研究，从而决定哪些文件可以用最适当的载体最好地记录个人或机构的活动，包括他们与其他个人、群体和机构的相互作用。这里还需要对交往方式、记录载体的性质与特征以及组织文化和信息系统加以研究。组织理论的一些新观点显示，必须扩展支撑宏观鉴定的职能——组织结构——事务处理框架，这样可以使里面包括一些新的见解，比如急剧变化的网络状组织现在是如何工作的，像文件这样正式的记忆产品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它们有时为何与非正式却见效的机构的记忆策略及训练系统相分离，这一切反过来又怎样受到不同的管理风格、协作式的工作交往以及使组织行为日益趋同的社会网络的影响。
这一系列有关传统的和新的组织理论的复杂的背景因素，自然会影响正在形成中的文件的性质，因而成为档案工作者必须认真研究的对象。惟其如此，档案工作者才能确定一个特定的组织或个人，某项职能、活动或公民交往中所形成的文件的意义和价值。
宏观鉴定不大关注历史研究趋势，认为把“价值”建立在过去、现在或预期的历史研究利用格局这个基础之上在概念和实践上大有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宏观鉴定不应该是实用的，或文件挑选的结果不该是有用的。宏观方法真正的含义是档案鉴定从其主观上讲要求建立一个无懈可击的知识框架。
除了深入研究文件的背景之外，宏观鉴定的第二个必然结果是使这些研究结果向未来开放，增加透明度。我们档案工作者必须牢记未来，必须对未来有所交代，把我们做出保存和销毁决定所依据的研究和个人假定明白地记录在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会在某些鉴定决定上犯错误，我们的后代有必要了解我们为什么留给他们这样的记忆遗产。
我们档案工作者如幽灵般地隐形于社会，也许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们的委托人不知道我们在广泛地销毁可能对他们有用的资源？也许除了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那些倒霉的同行外，档案工作者总体上一直非常幸运，我们做出的鉴定决定始终逃脱了公众和法律的密切监视？也许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档案行业向文件形成者日益呼吁的透明度和社会责任感，在自己身上并没有很好地实践（比如我们没有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我们做出的鉴定选择，以及这样选择的理由和有关的研究材料）？我们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做出某项鉴定选择？为什么我们认为研究利用者，特别是在后现代环境下，只对档案馆现有的文件目录和说明——也即关于“馆藏”文件的范围、内容、形成者的描述——感兴趣，而不去思考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选择保存这些文件而不是其它文件？
就政府和公共机构文件而言，我建议应考虑把一些否定条目列进文件组合目录内，这样在向利用者说明我们从某个文件形成者那里接收和征集进馆的文件的同时也说明所有那些未被收集进馆的文件系列和全宗（包括各种载体）。此外，还要说明决定收集或不收集的鉴定理由。我认为应该把文件描述目录与广泛深入的鉴定研究报告结合在一起，因为一些时间跨度长的、开放型的文件系列，其收集过程可能长达几十年，而且依据的鉴定标准或做出鉴定的档案人员前后不尽相同。我还建议将鉴定者本人的情况、简历记录在案，其中包括他们在鉴定时所遵循的价值的详细说明。至于私有部门或专题档案，我认为应该提供同等的有关选择决定的证据——或许可以列出档案工作者认为应属于档案馆收集范围内的所有个人、团体和协会的名册，而不只是那些被鉴定为应接收进馆的档案全宗的清单。此外，还应解释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采用了何种标准，以什么样的价值观为基础，使用了哪些方法，由哪位档案人员鉴定的，反映了怎样的个人和专业价值。
档案工作者一般不提供上述这些信息，甚至认为鉴定的规章已足以令人满意，这样一来利用者就只能看到一个预先设定的世界——一个由档案工作者和其他人员预定的世界。他们得到的其实仅仅是他们看到的那些东西。他们见不到我们档案工作者在做出鉴定之前所看到的更多的文件。这或许可以解释档案馆为什么与美术馆和博物馆不同，总能够逃避各种文化大战，为什么我们通过鉴定以及相关的档案工作来建构社会记忆的活动至今不但未受到挑战甚至还被忽视。档案工作者的所作所为就这么不重要吗？亦或它是隐形的、不为人知的、未被表现出来的？难道我们应躲避挑战和公共监督吗？如果是，为什么？显然，档案幽灵仍在驱使着我们。因此，有必要将档案工作者（主体）与文件（客体）结合在一起。
加拿大独树一帜的档案观能否为21世纪做出世界性的贡献？后现代档案有没有未来？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颂扬差异而不是单一，坚持多元化的叙述而不是主流叙述，要关照整个社会和人类全体的历史经验而不只限于充当国家和公共文件的保管者，无论是谁，凡渴望在这些理念的基础上建构档案记忆的人们，会发现加拿大独特的档案鉴定方法能够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一些有用的视角和工具。
史密森博物研究院美国历史博物馆信息技术文化专家史蒂文·卢拔提醒我们，“必须视档案为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必须视档案馆为权力的场所而非权力的记录者。档案不仅仅记录文化行为，也从事文化行为。”如果文化和权力这类词语不是中立的，那么，反观阿瑟·道蒂爵士曾说过的档案是“珍贵的财产”，是代代相传的构成人类“文明”的最伟大的礼物这句话，显然也不是中立的。这一代档案工作者希望为“文明”和“文化”制作什么样的礼物？当他们试图为未来馈赠一个过去的时候，又想让未来怎样来记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