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控权力转移：面向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协调机制论文,权力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6)04-0036-32 一 引言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秩序中?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吗?这些问题是目前国际关系领域热议的话题。①许多学者都曾尝试回答上述问题，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Kaplan)认为全新的无政府状态将会导致全球混乱。②伯特兰·巴迪(Bertrand Badie)指出了八国集团(G8)、二十国集团(G20)等现有国际机制的不足，当今大国在国际政治中需要应对越来越多各种行为体(有的行为体性质特殊)，其难度也越来越大。③关于权力分配，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和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认为，世界将永远处于失衡状态，美国优势不会消失。④格奥尔·瑟恩森(Georg
)却持相反观点，认为目前世界处于新旧霸权交替的空位期。⑤果真如此，该空位期很快就会结束，因为核心指标已显示世界权力正发生大规模更迭，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很快就会到来。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的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是前两项实力的基础)正在减弱。与此同时，中国、印度正快速崛起，其他新兴国家实力也在增强，这将终结一超独霸的单极格局以及美国无人能敌的优势地位。⑥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国际权力大规模重新分配，通常伴随着国际冲突甚至战争的危险。⑦权力转移理论特别指出了高危期——对现有体系不满的快速崛起国家，很快缩小了与心有不甘的衰落霸权国的差距，⑧进而与霸权国实力相当，最后实力超过昔日霸权国。⑨本文认真对待权力转移理论提出的问题定义(但并非全盘接受该理论的所有假设)，探索和平管控权力更迭以及权力转移的可能性。 霸权国可采取一系列策略应对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最有效的办法不是置之不理，或试图阻碍即将发生的改变，而是坦然接受。霸权国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以和平方式管控权力转移，然而这是一桩错综复杂的任务，单凭衰落霸权国一己之力还真是强人所难。⑩因此，本文受19世纪欧洲协调机制启发，充分考虑到当前的各种挑战，提出以“大国协调”机制，作为管控权力转移的工具。 本文首先概述了当前及未来国际体系权力发展状况，接着探讨权力转移理论指出的权力转移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11)然后提出霸权国在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进程中可能采取的三大策略。比较这三大策略后，本文认为最佳策略是坦然接受，并通过联手合作，以和平方式管控权力转移，目的是避免爆发权力转移战争，尤其是有可能升级迈过核门槛的战争。在此，本文超越(至少是传统的)权力转移理论，指出应摒弃传统上只关注衰落霸权国和快速崛起国这一对矛盾的狭隘做法，而是很有必要在管控机制中引入其他大国，这既是形势使然也是建构合法性的需要，目的是增强大国和平互动的可能性。实现上述实践的最佳途径是充分借鉴欧洲协调机制的经验教训，构建与时俱进的、面向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而这也是本文的主要论点。本文首先重温欧洲协调机制的历史，因为这毕竟是大国协调的最著名的例证，然后分析了欧洲协调机制的成就与不足，总结了两条可资借鉴的经验：一是从19世纪欧洲协调机制中提炼出一整套经典的协调规范；二是提出了欧洲协调机制不具备的一些新原则，这些新原则应该(与经典的协调规范一道)指导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最后，提出了应建立面向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并把该机制与现有的推动大国合作的各种机制进行比较。本文的结论是，在各种替代方案中，大国协调机制不仅能更好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挑战，并且能更好地处理大国关系。 二 国际秩序：权力更迭、权力转移与权力转移理论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权力更迭。支持该结论的证据很多，例如，八国集团扩展成二十国集团、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关于美国衰落的诸多文章、对金砖国家越来越多的研究、“中美国”(Chimerica)、“中印度”(Chindia)等概念的引入。 关注国家之间的权力再分配进程，不能忽视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的重要性。(12)关于这点，有以下三个注意事项：首先，虽然某些西方国家能够接受主权让渡的观念(例如，欧盟成员国对总部的主权让渡)，这种做法在西方世界也是极为罕见的——欧盟模式并非遍地开花。(13)其次，除了西方，对那些近年来快速崛起的国家而言，放弃国家主权或权力是外交政策中深恶痛绝之举，因为这些国家过去大都曾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奴役，只能行使部分主权，甚至毫无主权可言。最后，很有必要区分不同政策领域：虽然非政府组织对经济、人权、气候变化等议题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各国政府，尤其是大国政府，都积极维护其在国际安全领域的特权。 权力转移理论指出，处于国际秩序最顶端的两个大国之间发生权力转移时，风险最大的时期始于崛起国与衰落霸权国实力旗鼓相当时，在赶超期间风险达到顶峰，当昔日霸权国实力不及崛起国时，风险期也告一段落。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旗鼓相当指两国中实力较弱一方的能力占到实力较强一方的80％。(14)
图1 世界排名靠前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美国GDP的比例(2014年名义GDP数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GDP.pdf。上图所列国家至少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 如果用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能力指标来考察当今国际权力转移，结果并未预示很快会发生权力转移：(15)没有哪个国家的GDP达到美国GDP 80％的门槛；毋庸置疑，目前美国依然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见图1)。(16) 然而，GDP年增长率则显示了另外一幅画面：美国经济增长停滞，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相比，处于长期相对衰落的境地(参见图2)。1994-2014年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大约为2.5％；2005-2014年这十年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只有1.6％。1994-2014年间，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最快的新兴国家——CDP年均增长率分别是9.7％和7％；2005-2014年这十年间，中国和印度GDP年均增长率分别是10％和7.7％。
图2 1994-2014年间美国、中国、印度GDP年增长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2016年3月10日访问。 因此，当前局势可谓处于“国际体系分化不确定的混乱时期”。(17)一方面，美国目前的压倒优势似乎无人能敌；另一方面，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很低，而新兴国家的发展势头强劲，经济增长率高。这一发展趋势可以追溯到1990年，而最近的金融危机更加剧了这一趋势。虽然许多因素都有可能中断这一趋势，但并无内在因素显示该趋势不能持续发展。当然，不仅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会遭遇风险或“未知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较低的)经济增长也会遭遇同样的风险。 因此，有理由期待国际体系会出现某种权力更迭，从美国维持霸权、霸权有所削弱的保守观点到真正权力转移的激进观点，不一而足(参见图3)。
图3 2000-2050年间，中国、美国、印度GDP总量发展预测 资料来源：Dominic Wilson and Roopa Purushothaman,Dreaming With BRICs:The Path to 2050,Goldman Sachs,Global Economics Paper 99,London,2003,p.3。 历史上，权力转移通常诱发大战。根据权力转移理论，崛起国超越霸权国期间，尤其是即将要超越时，风险最大。(18)在那种情况下，衰落霸权国很可能采取预防措施，趁自己优势尚存时率先攻击挑战国。(19)根据权力转移理论，挑战国率先攻击霸权国的可能性更大，以便为自己的崛起画上完美的句号。然而上述权力互动，仅提供了一种机会结构，即具有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权力转移理论并不认为该可能性会自动实现。(20)权力转移理论并非纯粹的结构性理论，而是相当重视诱因的重要性：崛起国必须具备发动挑战的意愿，这种意愿的基础是对国际秩序现状不满。(21)崛起国率先发动战争的前提条件是对现状不满。(22) 权力转移理论与现实主义理论都很重视国际权力互动，但两者最大的区别体现在如何定义国际秩序常态。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建构国际体系秩序的原则。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国际政治常态应是类似金字塔结构的等级制度。(23)该结构受霸权国支配和管理，霸权国依据自己的信仰、期望和利益，创建和设计了当前国际秩序。(24)霸权国可以通过自身的压倒性实力，或者通过国际组织，来完成管理工作，在国际组织中，霸权国及其盟友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投票权，从而使得霸权国能够通过规范性结构所赋予的采取行动的能力来发挥作用。(25)该国际秩序，除了能够提供“稳定”这种公共产品，还能给霸权国及其盟友带来经济、安全利益，从而把这些利益变成私有产品。(26)处于该受益核心圈以外的国家，能够获得的经济及安全产品就少得多了。(27) 霸权国可以对小国的抱怨置之不理，但大国或者崛起国的不满则另当别论。(28)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心怀不满的崛起国即便已经在硬实力方面超越了昔日的霸权国，依然会保持侵略态势。因为昔日霸权国虽然已被推下王位，但还能从自己一手打造的国际秩序中持续获利。鉴于霸权国及其盟友能从旧秩序中获利，故坚决反对重组该秩序，权力转移理论因而认为对现状不满的崛起国势必会通过暴力手段推进变革。(29)该理论认识到了对现状满意度的重要性，并强调要对崛起国的潜在不满情绪进行认真分析，目的是消除不满。然而奇怪的是，至于霸权国对新秩序或现存秩序的不满情绪，该理论则没有系统研究，而这两种(新旧霸权国的)不满态度，都是有可能是导致冲突的同样重要的原因。(30) 三 如何处理权力转移 虽然权力转移理论聚焦权力转移过程中的战争，该理论也不排除以和平方式实现权力转移。前提条件是崛起国对现状很满意——本文还要增加一点——霸权国对期待中的未来秩序也很满意。因此，权力转移理论可以对如何以和平方式实现权力转移提出建议。 从和平权力转移的角度看，识别导致不满情绪的原因非常重要，包括崛起国(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守成国(对未来秩序)的不满。权力转移理论重点强调对崛起国行为的研究，但很显然霸权国对崛起国所采取的政策也同样重要。(31)对崛起国的挑战以及可能发生的权力转移，霸权国有三种回应方式：置之不理、百般阻碍和坦然接受。(32) 首先，置之不理(ignorance)是指霸权国没有意识到潜在挑战国的崛起，或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例如，霸权国对权力转移过程中的风险持怀疑态度；也可能意识到危险，但并未将其列入优先事项。在上述两种情形下，霸权国都未能妥善制定权力转移策略，而是认为“一切照旧”。因此，权力以何种方式转移，完全受崛起国操控，受制于其对国际秩序的不满程度及其目标取向。(33) 其次，对霸权国而言，对权力更迭的漠视并不常见。通常情况下，霸权国会采取百般阻碍(resistance)的策略，极端情形是发动预防性战争，目的是充分利用现有优势，趁崛起国羽翼尚未丰满时发动袭击。(34)另外，霸权国虽有侵略野心，但也不必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利用其在国际机制中的有利地位，改变游戏规则，从而阻碍挑战者的崛起。(35)但这种做法会加剧与对手的敌对情绪，使得双方关系进一步复杂化。该策略如果成功，有可能延缓权力转移；如果失败，则会增加冲突与战争的风险。(36)最后，霸权国还可以通过增强自身实力，采取内部外部的平衡措施，维持既得优势。(37)然而，不确定因素是，弱小国家的潜力能否抵消崛起国的快速增长，退一步讲，即便有这么多小国，这些国家是否愿意与衰落霸权国结盟以维护其霸主地位，也是未知因素。(38) 最后，在处理崛起国的不满情绪时，霸权国还有一个选项就是坦然接受(acceptance)。其目标也由维护自身优势，退而求其次转向力求在未来权力转移过程中赢得一席之地，并伺机发挥作用。坦然接受并非一项简单的政策选项，而是一个连续渐进的统一体。管控是坦然接受策略提供的最有吸引力的发展方向——此时，衰落霸权国已经意识到权力转移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霸权国能提前意识到这点，就能在自己优势尚存时，帮助崛起国熟悉国际秩序，使其成为现有秩序的利益攸关方(而非挑战者)。此种做法意味着与崛起国合作，改革现有制度安排，以满足崛起国的需求。具体策略从吸收崛起国加入现有机制，到真正实现权力分享的制度安排，不一而足。该进程纷繁复杂，不能仅停留在“小兄弟”或“敷衍寒暄”的层次，而是必须给予挑战者管控秩序的权力。(39)愿意采取管控策略的霸权国必须避免落入坦然接受的两个极端。如果霸权国采取管控策略的目的是实施拖延战术，尽量避免权力转移，则管控策略很容易就变成了百般阻碍；另一个极端是过分夸大挑战者能力，从而导致近乎妥协或投降的绥靖政策。(40)愿意管控权力转移的衰落霸权国无疑是在走钢丝，然而权力转移是否可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崛起国的特性。通常情况下，崛起国都心怀改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目标。(41)但野心太大的崛起国永远无法管控：例如，1938年签订的《慕尼黑协定》显示，纳粹德国欣然接受英法两国针对苏台德地区所做的领土妥协，目的是为日后入侵捷克以及进攻波兰做准备。(42)与那种对手过招只有两个切实可行的选项：抵抗或投降。幸好，历史上那样野心勃勃的国家并不多。(43)如果崛起国野心不大，其对现状的不满是可以管控的。因此，建立在权力转移管控基础之上的坦然接受策略，能够有效应对当前及未来的权力更迭以及潜在的全球权力转移。(44) 截至目前，本文依据权力转移理论所涉及的权力转移问题，都局限在双边关系层面，然而这并不能真实反映国际体系里的权力关系。权力转移理论的贡献在于，指出了权力转移期间(包括赶超期与旗鼓相当期)是潜在不稳定高发期，而以和平方式实现权力转移的关键前提条件是当事双方的满意度。该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认为权力转移是两国之间的对决，仅仅涉及一个衰落霸权国与另一个快速崛起的未来霸权国。这种狭隘视角不能反映国际体系里真正的权力与政治互动。(45)事实上，国际体系通常层级分明，总有一小部分国家实力大大超出其他国家。因此，每逢权力转移期间，许多对现有国际秩序不满意的国家都跃跃欲试，认为机会来了：不仅仅是霸权国和崛起国，还有其他大国，随时准备利用国际秩序大动荡之际，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第一梯队的国家，即便不是所有国家都处于崛起或衰落的进程，或有望成为下一个霸权国家，然而这些国家对于整个体系的稳定依然息息相关。毕竟所有大国皆有能力破坏稳定形势与国际和平，而不仅仅是实力最强的那两个国家。 因此，为避免爆发权力转移战争(该战争常发展为破坏性极强的系统性战争)，在应对权力转移局面时，以和平方式实现权力转移的最佳策略，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提高主要崛起国的满意度，或者是提高将要在权力转移过程中换位的两个国家的满意度，以期降低两国冲突的可能性。诚然，提升这些大国的满意度至关重要，但仅此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关注更大的层面，即涉及所有大国的多边安全治理。欲达此目的，在重塑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有必要让国际体系的其他大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大国的需要，呼应了理查德·勒博(Richard Lebow)对权力转移理论的批评，勒博认为，权力转移期间发生的战争，通常不是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其他对立国家之间的战争。(46)事实上该批评强调并印证了权力转移理论的基本观点，即旗鼓相当时期和权力转移时期是非常危险的，该批评进一步指出错综复杂的局势充满了变数。为更好地把权力转移理论与其他大国的作用结合起来(而不仅仅局限于霸权国及其主要挑战国)，需要全面分析冲突的各种因素。这种结合有可能创造出全新的权力转移管控方式，权力转移过去被视作两国决斗，而现在被放到一个更广泛的多边主义层面去考量，因而有可能达到更好的冲突斡旋效果。当然，无论对哪种形式的机制化权力转移管控方式而言，全面理解权力转移期间各方的互动都并非易事。 四 大国管控的潜在工具 本文已罗列出了伴随权力转移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并概述了三大策略：置之不理、百般阻碍、坦然接受，还论及制度结构改革的必要性，目的是增强霸权国、崛起国以及其他大国的满意度，或者至少是减少这些国家的不满情绪。接下来，本文将探讨如何运用上述研究成果，如何使用权力转移以及大国管控的潜在工具。 治理国际秩序需要许多大国的共同参与，这就意味着强调建立或维持美帝国的策略与本文论点相左。(47)同理，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提出的方法也与本文观点格格不入，虽然伊肯伯里认为自由霸权体系内的所有成员国都应享有不同程度的话语权，但他同时又仅仅只关注衰落霸权国，而忽视了崛起国以及其他大国的作用。(48)例如，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提出的中美两国集团G2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冷战缓和期的站队噩梦又死灰复燃了。再者，仅凭这两个国家——虽说其力量不容小觑——也无法承担全球治理的重任。(49)民主国家联盟(A league of democracies)(50)又被称作全球北约，会把俄罗斯(51)这样的大国排斥在外，从而催生对抗性结盟；另外，曾经是殖民地的南半球民主国家也不一定愿意加入该联盟。普林斯顿大学国家安全项目提出的“法治下的自由世界”(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也不可行。(52)以“世界性民主”(cosmopolitan democracy)(53)形式存在的全球性国家也没有吸引力，非民主大国和那些不愿意让渡主权的民主国家都对此不感兴趣，因此其可行性比建立大国协调机制小多了。J.A.库克(J.A.Cook)提出在全球推广美国宪法，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世界政府，这种观点更不可行、更不易让人接受。(54) 鉴于上文提到的各种观点还都比较有市场，现在的问题是，在后单极世界以及全球权力更迭时代，大国政治如何才能更好地开展多边协调?本文作者之一哈拉尔德·米勒(Harald Müller)提出了三大方式：一是合作安全，(55)参与国认同安全具有相互依存性，只有各方合作才能实现安全；二是安全共同体，其基础是参与国家和社会拥有共同的价值观，(56)虽然这一概念很动听，但其对统一价值观的严格要求，会让目前的大国关系及现状承受更大压力；三是借鉴19世纪欧洲协调机制。该机制支持者认为，虽然协调机制不能消除所有分歧，但该机制是最能契合当代大国多边主义的概念，参与各方互相承认彼此地位平等，共同规范超越了意识形态和地理界限(前提是承认彼此地位平等)，定期磋商机制是采取联合政治行动的前提条件。(57)当今世界很难满足建立安全共同体的严格要求，因而采取措施建立协调机制更为可行。此外，协调机制可以在借鉴合作安全概念基础上，构建规范化与机制化结构，这就比合作安全宽泛高远的目标来得具体。(58)本文接下来主要谈大国协调概念，尤其是历史上欧洲协调机制的规范与实践，同时还借鉴其他两种方式的有用因素。虽然欧洲协调机制是本文作者灵感的重要源泉，但依然很有必要修订该机制，以适应21世纪之需。另外，除了探讨协调机制的基本优势，本文重点关注协调机制能否在国际体系权力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达到促进和平的效果。 五 以欧洲协调机制作为大国权力管控工具 在协调机制下，各大国以机制化方式持续合作，目的是在某一国际秩序内，塑造、维护、管控任何变数。欧洲协调机制确保欧洲大国之间享受了相当长时间的和平，该时段始于拿破仑战争结束直到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甚至克里米亚战争后仍在发挥作用。(59) (一)欧洲协调：短暂的完美机制 虽然主要是历史学家在研究协调机制，(60)国际关系领域学者也在思考大国协调方式，国际关系理论对欧洲协调机制的评估与历史学界颇有不同。 理性主义学者多重视协调机制的特定权力分配，而(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在协调机制下，欧洲列强合作，避免发生战争，是成功运用权力政治平衡术的经典案例。(61)此外，他们还断言，“协调机制下的大国行为，完全符合现实主义的期待”。(62)因而协调机制是反对霸权大规模战争结束后，才得以临时出现的短暂和平现象。科里纳·卡根(Korina Kagan)认为，运用现实主义理论来阐释协调机制的最终衰落更确切，因为大国行为并未彻底摒弃短期一己私利。卡根坚信，协调机制并非其自诩的牢固安全机制的光辉榜样，而是一个“低效机制，未能有效限制国家行为，未能改变国家行为，不论是否有协调机制，国家行为该怎样还怎样”。(63)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协调机制的失败不足为奇，因其对大国行为提出的标准高不可行。(64) 作者认为，权力平衡论是临时性的事后观点。现实主义理论把权力平衡分为三种类型，其中最经典的类型是对抗体系内最强大的国家，以平衡其霸权。(65)依据该理论，各国应联合对抗英国，但历史并非如此。第二种类型的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该类型指对抗有可能对系统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66)依据该理论，应该出现下面这三种对抗。第一，各国应联合对抗法国，因为拿破仑战争刚结束时，法国尚存复仇野心，但该局面只维持了短短三年，法国便被吸纳加入了欧洲协调机制。第二，各国应联合对抗俄国，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式微之际，俄国扩张野心昭然若揭。如此权力平衡，很快演变成了克里米亚战争，导致欧洲协调机制短暂失效。而在1850年前，“俄国问题”主要是通过欧洲协调机制内部的程序及实践来解决的。第三，1871年后，各国应联合对抗德国，因为德国在欧洲大陆快速崛起，并在短期内发动了三场侵略战争。然而德国统一后，俾斯麦立即坚定地重返欧洲协调机制，尊重其规范实践，因而反德联盟难成气候，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反德联盟方又兴起。(67)第三种类型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提出的权力平衡，他指出，所有大国都竭力发展武力，目的是在残酷的达尔文生存竞争中幸存下来。(68)依据该理论，自1815年起，军备竞赛会非常激烈，然而19世纪并未出现激烈的军备竞赛。苏法利诺之役(battle of Solferino)以及美国南北战争显示，军事技术发展很快，但各国的军备发展并未失控，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有许多其他诉求，从而节制了军备需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年，军备竞赛才进入白热化阶段。(69)卡根认为，19世纪的主题是权力平衡，这一论点有悖史实，历史未按上述三种权力平衡模式发展的原因可归纳为一句话：欧洲协调机制在发挥作用。 还有许多学者(大都可以宽泛地划归建构主义者的范畴)关注协调机制创建的规范与实践，认为在安全治理领域，欧洲协调机制是牢固高效的国际机制的光辉典范。根据该学派历史学家及国际关系学者的经典描述，协调机制的规范及规则彰显了欧洲大国之间非同寻常的安全合作高水平。保罗·施罗德(Paul W.Schroeder)是致力于研究欧洲协调机制外交史的专家，他不同意上文提到的现实主义者的观点。(70)他指出“各同盟国选择道义、法律及政治手段，而非权力平衡措施，来维持均势”。(71)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欧洲协调机制是牢固、高效安全机制的典范。(72)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Kupchan)和克利福德·库普乾(Clifford A.Kupchan)把协调机制视作一种“集体安全形式”。(73)他们认为构建协调机制，必须满足三个前提条件：第一，机制内没有霸权国。第二，潜在盟友对系统稳定必须看法一致。第三，主要大国之间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政治团结，并拥有共同的道义价值观。最重要的是，机制内的核心国家必须都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国际共同体，维护该共同体符合各国长远的国家利益。关于理想的国际秩序，主要大国仅仅是看法一致还远远不够，各国还必须认识到需要努力捍卫并促进政治上的团结，才能实现理想的国际秩序。在这方面，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福祉与稳定是同等重要的，而不是前者要服从后者。(74)查尔斯·库普乾和克利福德·库普乾还认为，协调机制的合作框架以及机制成员出于自身利益对和平的维护，能有效确保平衡不会演变成故意剥削或恶性循环。再者，他们还声称出现安全困境时，协调机制能推动磋商，而非趁乱寻求达到有利于自己的新平衡。 查尔斯·库普乾在2010年的研究中，把协调机制的成功归功于自我克制这一基本规范。因此，承认彼此核心势力范围，同时在危机到来时愿意自我克制，即便涉及自己的核心势力范围，也愿意通过协商解决，这才是19世纪没有发生血腥纷争的原因。(75)查尔斯·库普乾还强调，各方均认为文化传统及政治体制的差异是正常现象，因而避免干涉别国内政。虽然各国之间有分歧，但还是形成了共同身份(“欧洲价值观”)。1848年后，在那些更自由的国家，尤其是英国，资产阶级通过选举制度改革获得了更大权力，这些国家因此开始挑战共同身份这一共识。(76) 珍妮弗·米岑(Jennifer Mitzen)从典型的建构主义角度出发，对欧洲协调机制有独到见解。她认为欧洲协调机制体现了集体意愿，参与该机制的五大国都有意愿、有责任承诺自我克制，并对欧洲安全采取共同的公共管理模式，从而创建并维护了协调机制。机制化的交流(用米岑的话说是“论坛”)，不断强化这一承诺。在这些论坛上，“协调机制共同的声音”引导各国统一思想，更加强化其承诺。与研究欧洲协调机制的其他学者一样，米岑也强调超越“赤裸裸”私利的规范、机制及实践。但是，她认为国内局势对整个协调机制结构的影响不大。她的观点是，协调机制的力量源泉来自国际领域，该观点兴许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能在逻辑上抑或实证上否定国内局势有可能对国际合作产生负面影响。(77) 马蒂亚斯·舒尔茨(Matthias Schulz)的专著涵盖了1815-1860年这段历史时期，有的地方甚至谈到了一战前夕，该书可谓研究欧洲协调机制最全面、最高水平的专著。(78)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欧洲协调机制与神圣同盟混为一谈，不少学者还因而对前者有偏见，是舒尔茨让人彻底明白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他指出两者在机制以及成员国方面的不同，还详细指出协调机制如何应对变局，例如，帮助希腊、比利时和罗马尼亚独立，帮助纳沙泰尔省(Neufchatel)顺利从普鲁士统治移交给瑞士当局。(79)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意识形态及王朝利益都退居第二位，最重要的是确保体系稳定的共同意愿。在关于欧洲协调机制起始时间的争论中，舒尔茨的观点很有说服力，通常人们认为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标志着欧洲协调机制的终结，但舒尔茨却认为在1854年后，欧洲协调机制的规范、机制及实践都保留下来了，1871年后强势复兴，虽说五大国之间很难恢复以前的亲密关系，但协调机制在后续几十年里还在发挥作用，成功维护了欧洲的安全与稳定。该观点得到了弗里德里克·凯布林(Friedrich Kieβing)的响应，他详细论证了协调机制的机构及实践的长期有效性，认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巴尔干战争爆发前，该机制一直在发挥作用。(80) (二)欧洲协调的机构、实践及发展 在欧洲协调机制运行期间，奥地利、法国、英国、普鲁士和俄国共同的政策指导思想是避免大国战争，从而确保国际体系的稳定。(81)毋庸置疑，上述五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其地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然而，这五个国家的实力并非势均力敌，各国实力差距很大。1814-1914年这百年时间享有“英国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Britannica)：英国的霸主地位无人匹敌，其实力源于雄厚的工业产能、强大的海军力量、先进的政治体制以及庞大的殖民帝国。五强中实力最弱的是普鲁士，其与英国的实力差距甚为悬殊。 各大国纷纷解除国内大部分武装力量，这些力量曾经与拿破仑军队作战(法国军队正是昔日的拿破仑军队)，而只维持少量的职业化军队，承担对付异见人士的军事执法任务，却不足以发动或参与大国争霸战。(82)协调机制参与国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动机如下——二十多年的战争已令各国筋疲力尽，担心另一场大国争霸战争将彻底摧毁国际秩序，该秩序已遭到拿破仑的重创。协调机制参与国相信，其他伙伴国也有和本国一样的厌战倾向，从而就维护秩序的责任形成共识，因此各国不愿因追求次要利益而败坏自己的名声。(83)协调机制的实践遵循几条神圣原则：相互团结、(军事)克制、合作、有约必守，频繁举行的会议更加强化了这些规范。(84) 各国统治精英都不喜欢秩序受到破坏，都意识到大国有责任避免重复最近历史上发生的大屠杀。(85)协调机制成员国非常珍视和平与稳定，不愿意因征服、扩张而引发动荡，削弱竞争对手，这有效地节制了过去几百年来导致动荡的重要因素。这些国家通常厌恶国内动乱以及“不良治理”。因此，协调机制参与国统治精英的价值观都相对保守，然而这种价值观并非一成不变。(86)欧洲协调机制有共同的安全目标及威胁定义，各成员国时刻准备在有需要时互助。当时，各国一致认为对国际稳定的主要威胁来自边缘小国动乱的溢出效应，因此该机制的安全关注与政策协调延伸到了(非成员国的)国内事务。 在当时有限的通讯及交通条件下，欧洲协调机制提供了一种非正式的治理结构。会议制度及外交使节是沟通协调及交换信息的工具。最重要的程序化规范要求重大问题通过会议协商解决，而不能采取单边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响应性：要自制，不能削尖脑袋追求一国私利；要尊重伙伴国的核心利益。各国不仅不追求在外交上挫败他国，反而还尽量避免在外交上挫败他国，从而避免了互相羞辱。欧洲协调机制还形成了一种实践：不需要立即兑现的互惠，各成员国并不要求立刻回报恩惠，而是相信伙伴国日后定会回报恩惠。1713年签订的《乌德勒支和约》提出了权力平衡的原则，但却要依靠国内政策来实现它，而现在各国对权力平衡的理解是共同管理任务，是大国协商一致的结果，“大国对自身的定位，不再是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而是联合构成一个整体”。(87)在其早期历史上，欧洲协调机制就成功解决了“不满”国家的问题，成立之初该机制只有四个成员国，法国是昔日对手，并且是对维也纳会议结果最不满意的国家。但该机制很快吸纳法国作为正式成员国，从而避免体制外存在不满者，进而对协调机制本身的稳定以及国际和平与稳定构成风险。 欧洲协调机制各成员国，充分协调对欧外交政策，尽量照顾伙伴国利益。当该机制的稳定受到威胁，即便不涉及成员国的核心利益，所有成员国依然都有权参与危机决策。(88)该规范被打破时，会引发抗议——这显示该原则是欧洲协调机制赖以生存的“生命线”。(89) 然而，战争并非完全不可想象。虽然各国都有意识尽量避免战争，虽然各国都相信所有国家都会尽量避免战争，但政客心里还是担心会有风险，例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瓦解开启了一个危险的权力真空。(90)当俄国试图通过系列战争扩张势力时，其他国家纷纷采取外交行动限制其势力，避免俄国变得更加危险。欧洲协调机制成员国一致同意，不能趁奥斯曼土耳其虚弱之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91) 各国价值观日渐分道扬镳，民族主义抬头，这两个因素对共同身份认同构成双重挑战，导致欧洲协调机制的最终崩溃。(92)其中英法两个成员国朝更加自由化方向发展，而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则依然奉行非常保守的君主制。另外，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人口增长，几乎所有大国的民族主义都日趋强烈，民族主义反映了中下阶层的崛起，统治阶级利用民族主义来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93)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价值观方面的不同，削弱了协调机制共同的价值基础，而民族主义又令各国遵守响应性规范的意愿大打折扣。(94)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欧洲协调机制的危机第一次达到顶峰。(95)而军事技术的发展，例如，武器火力持续加强，导致各国纷纷重建数量庞大的常备军队。欧洲协调机制曾在相当长时间内化解了安全困境，而新形势下安全困境陡然恶化。(96)在以合作著称的欧洲协调机制外，出现了对抗性的两极联盟体系，从而在结构上削弱了欧洲协调机制。然而，尽管有这些挫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协调机制依然在发挥作用，其政策工具成功运用在1914年之前的诸多冲突中。(97)作者同意保罗·施罗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评论，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是由于各国政府做了什么，而是由于各国政府没做什么——这些国家没有利用协调机制的政策工具来管控争端。(98) (三)欧洲协调的规范 欧洲协调机制成功的基础是拥有一整套公认的规范。(99)第一条规范是：各大国尊重彼此的独立及领土完整，承认彼此的核心利益，从而使得所有成员国对协调机制下的秩序有一个基本的满意度。 第二条规范是，虽然各成员国实力不均，但每个成员国都享有平等地位。这五个成员国之间其实有相当大的实力差距，实力强的国家有英国和沙皇俄国，前者是“海上霸主”，后者有最强大的陆军，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有普鲁士、衰落的奥匈帝国、刚走出战败阴影的法国。每个成员国都享有平等地位，打消了某些成员国可能对自身地位的不满，避免这些国家破坏国际秩序，从而带来不稳定因素。英国与俄国是欧洲协调机制建立之初的两个大国，当时两国皆意识到，对法国无尽的羞辱无异于在欧洲大陆布下了火药桶(正如一个世纪后《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后果)；需要普鲁士与奥匈帝国来治理德意志邦联的41位君主，防止德国陷入不稳定的混局。德国与意大利民族主义的觉醒，使得该体系难以维系，随后爆发了四场战争，动乱中未卷入战事的大国坚持欧洲协调机制的规范与实践，从而在地理上遏制了战事。 第三条规范是，所有成员国一致承诺不使用武力改变现状，这也是对第一条规范的呼应。相应地，第三条规范也规定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欧洲协调机制成员国不能通过军事对抗手段，追求地缘战略优势——至少不能在欧洲这么干。 第四条规范是建立在第三条规范基础之上的，要求五大成员国团结一致，共同遏制小国求变的野心。该规范有助于保持稳定，而稳定符合所有成员国利益，这也是协调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充要条件。该规范要求各成员国严格自律，避免有国家突然通过野蛮征服获取地缘战略优势。如果对彼此之间的自律没有信心，有的成员国可能会通过与小国结盟方式，“窃取”对其他成员国的地缘战略优势。 第五条规范禁止单边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该规范首先制约的是协调机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其次也规范这些大国与第三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前者涉及成员国之间相互承认彼此的核心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针对其他成员国内部事务，完全不能表达自己的关切。然而，表达方式必须注意要有对伙伴国的必要尊重，这是第二条规范的要求。至于这些大国与第三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要按照协调机制认可的行为规范行事，不可采取单边行动。 第六条规范要求通过磋商统一行动。首先，磋商是一项永久性实践，涵盖与国际安全相关的所有议题(以及其他需要协调机制采取联合行动的重要议题)。其次，磋商还是管控危机的主要机制，一旦出现政治危机征兆，磋商机制将得到进一步强化。行动通常是磋商的结果，严格意义上的自卫情况除外。协调机制下的行动总是集体行为，即便出现一个或几个成员国积极采取行动的情况，它们也必须要打着协调机制的名义采取行动。 (四)协调规范及权力转移问题 这些规范究竟是如何降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风险的呢?主要方法是采取多种措施应对潜在不满：承认所有成员国都享有平等地位，可消除实力较弱国家的不满情绪。在权力转移过程中，这种消弭实力差距的做法是非常有效的政策工具。对挑战国而言，(硬实力方面)尚未赶上霸权国时就能享受到与之平起平坐的待遇，能消除其不满。该做法还有另一个好处：能让小国感受到得到他国的尊重，吸纳小国加入安全治理机制能提高该机制的代表性及合法性，能促使这些小国向自己所代表的地区及文化圈其他国家推销该机制的合法性。(100)承认彼此的核心利益、不干涉伙伴国内政，强调的都是平等原则。通过磋商统一行动，使得每个成员国对即将形成的秩序具有认同感。自我克制不寻求单边优势、防范第三国干扰，有利于把协调机制内部的满意度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在全面评估欧洲协调机制，综合考虑其各条规范之间的有机联系后，不难看出该机制在目前依然是行之有效的政策管控工具。 六 改进协调模式以适应21世纪 即便是历史上最完美的模式，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照搬套用到另一个历史时期。毕竟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与19世纪有诸多不同。这些不同之处意味着要对协调机制进行必要的改进，方能使其成为适应21世纪安全治理及权力转移管控的恰当工具。(101) (一)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 欧洲协调机制诞生前，其成员国刚经历过二十余年无休止的战事，正是这一共同经历促成该协调机制的建立。然而今天，人类距离上次世界大战已有七十余年之久，各国似乎缺乏当初创立欧洲协调机制的动力。但是，认为当今大国之间的和平状态(102)是永久性的，这将是对形势的严重误判。虽说上次世界大战有些久远了，但涉及两个以上大国的现代(核)战争的幽灵不散，核战争可能诱发的灾难性后果促使各国在安全领域进行基本合作，目的至少是防止核战争爆发。今天，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也即现代协调机制的首要任务)与19世纪是相同的：避免系统性大国战争的爆发。(103) 建立大国协调机制最有效的推动力，毫无疑问首先是避免战争的考虑，其次是国际(安全)政治领域面临的系列挑战，应对挑战之需，为当今大国在协调机制下开展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跨国恐怖主义日渐成为令人不安的共同威胁，合作才是反恐之道。(104)另外一点涉及国际经济与福祉：当今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度高，远远超越了欧洲协调机制时代各国之间的跨境贸易，目前所有大国的福祉都有赖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经济不稳定的风险，是推动大国合作的另一个原因，这些大国通常经济规模也是庞大的。全球相互依存性还体现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能源等领域，必须在这些领域建立监管机制，方能确保各国目标的实现。(105)所有这些监管难题，都要求大国之间避免冲突，和平共处。大国之间发生冲突或处于交战状态时，欲单方面解决这些监管难题是不可能的。因此，能避免战争、减少冲突的协调机制，符合大国的长远利益。 (二)安全困境与军备控制 综上所述，欧洲协调机制与当今大国协调机制的首要目标是一致的：稳定国际秩序，避免大国战争。有鉴于此，在欧洲协调机制中，制度化军备控制的缺位令人深感不可思议。其实，当初沙皇俄国曾提议各成员国通过协商，平衡各国军力，但遭到英国反对，因为英国致力于全球扩张，希望保持行动自由。如今，建立协调机制需要规定全面的军备控制及裁军条框，以尊重及体现所有成员国在安全方面的平等性。(106)在该机制框架内需要切实采取措施，增强透明度，建立互信。该机制需要制度化监管体系，并有权根据变化(例如，技术进步)随时做出相应调整，澄清合规问题，明确阐释晦涩条款。(107) 建立上述多边军备控制体系任务艰巨。如果仅仅涉及限制某种武器的使用就相对简单多了，但欲在多极世界中建立平衡就要困难得多。然而，这并非不可能的任务，1922年签署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制定全面的军备控制及裁军措施，能有效配合协调机制，消除大国安全合作中的阻力，阻力主要来自以下双重风险：因战略劣势引发的不满以及对可能遭到攻击的忧虑。 (三)大国间的文化多元性 历史上，欧洲协调机制成员国均为来自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与当今世界大国相比，其文化同质性要高得多，这也正是对建立协调机制持怀疑态度者的担忧，然而上文提到的合作，是建立在功能性动机基础之上的，有助于消除此担忧。(108) 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协调机制同质性高，系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所得出的结论，当时各国也面临巨大分歧(该分歧随着民族主义抬头而日渐加大)。虽然欧洲协调机制各成员国都是基督教国家，却分属不同基督教派系，派系差别在当时的重要性远远高于今天：奥地利和法国是天主教国家，但法国大革命后该国天主教日趋世俗化，而奥地利天主教却非常传统；普鲁士信仰新教，英国是圣公会教派，俄国是东正教。在政治上，英国和法国(开始变得)更加自由化，其他国家则更加保守。因此，欧洲协调机制各国的同质性远没有想象的高。 不要忘记，推动当今世界向同质化方向发展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全球文化”，(109)但全球化市场在企业界催生了相似的思维方式，消费者行为也日渐趋同，对经济成功的追求已渗透所有的大国文化，大学里传授的知识也有很多共性，中产阶级的崛起呼唤法制，尤其是在保护私有财产方面。(110) 现代协调机制的建立，关键在于确保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这就意味着要重申以下原则：不得干涉别国内政，然而自1990年以来，该原则已被西方国家抛弃了。的确，考虑到自由主义思维的普世冲动，要接受该原则确实有难度。(111)可行的折衷方式如下：在协调机制会议上，各国可以冷静探讨他国国内事务，也能表达关注，但应避免发动尖刻的公共宣传战，尽量克制与他国反对派的接触，如要接触，也只能与已经声明放弃使用武力的反对派联系。一国的政治进程只能由本国人民决定，他国不得干涉，这条原则必须得到尊重。如果做到了这一点，目前西方与俄罗斯等国的许多争端就不会那么激烈了。(112) (四)当代全球协调机制的会员地位 欧洲协调机制的会员构成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虽然该机制的五个成员国在实力及经济发展方面程度有所不同，但其大国地位在当时是毋庸置疑的。顺利吸纳法国加入该机制，就很好地证明了该机制的会员构成是不言自明的：法国在入盟前的20年里，一直与其他四国为敌，但接纳法国入盟的过渡期却非常短。然而再看当今世界，协调机制涉及的不仅仅是欧洲，而是全球。欲使协调机制发挥作用，在全球所有国家中，哪些国家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哪些国家的作用是边缘化的?这很难泾渭分明地划一条分界线。(113) 在此探讨当代协调机制(潜在)成员国的问题，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有关成员国的决定，是政治协商的结果，而不会按学术推演发展。考虑到人口数量及经济规模，很明显，美国、中国和印度是毫无争议的候选成员国。俄罗斯虽然在经济潜力上有欠缺，但也能跻身该体系，因为该国具有以下优势：面积广袤、与世界主要热点地区接壤、能源丰富、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以及发挥全球作用的雄心。欧盟也能算得上是一个天然的候选成员，前提是欧盟有能力整合各成员国潜力，在国际政治领域用一个声音说话。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其GDP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军事力量雄居全球第二，人口总量位列全球第三。然而，欧盟缺乏联合各成员国以及发挥更大作用的政治意愿，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欧盟有退化到成员国各自为政的危险。(114)欧盟如若维持现状或进一步弱化，将很难作为一个整体在大国协调机制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单个欧盟成员国，无论是法国、英国和德国，都没有实力成为协调机制的一员。 除了上述这四五个较为明显的候选成员国，现代大国协调机制的成员构成很难选择。作者在其他文章中提出过大国协调机制的不同版本，分别由10个、13个、17个成员构成。(115)很显然，现代大国协调机制，无论是哪种版本——包括成员最少的版本——其成员数量也应该比欧洲协调机制成员多。在选择成员时，明显的候选成员国应发挥重要作用(毕竟这是一个有关大国的协调机制)，但是同时要避免出现成员国都来自一两个地区的情况。如果该协调机制的成员构成，像联合国安理会或七国集团(G7)那样主要由西方国家构成，在非西方国家眼中，其合法性先天不足。换言之，协调机制必须考虑到地区平衡因素，其会员不都是纯粹靠实力决定的。另外，会员越多，集体行动者问题也会更加突出。(116)因此，必须在效用效率以及代表性合法性之间取得平衡。 (五)大国协调机制的排他性 欧洲协调机制常被描述成反动集团，其实不然，该机制管控变局的效率还是很高的，只是这是一个排他性很强的集团，在管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小国是没有发言权的。(117)对于欧洲小国，只有在直接涉及其利益时，协调机制成员国才会咨商这些国家，而涉及塑造及维持国际秩序的宏观议题时，这些国家是毫无发言权的。19世纪时，欧洲以外的人民大都处于受压迫被殖民的境地。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也难逃被欧洲列强摆布的命运。只有少数国家，主要是美国，不受欧洲帝国主义控制。 在世界政治和国际秩序中，大国自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大国凌驾在其他国家之上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构建面向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必须平衡以下两个方面：提高大国对话机制的效率，同时确保其他国家的发言权及归属感。否则，机制内外失衡，会带来紧张局势，获得机制内的安全，会付出全球合法性受损的高昂代价。(118)当代协调机制必须要照顾到机制外国家的利益，才能避免分裂，完成使命。(119)因此，在这方面应比历史上的欧洲协调机制做得更好，要赋予小国更大的发言权，例如，可通过二十国集团的平台，或加强联合国大会作用，来给小国更大发言权。总之，一切取决于协调机制内大国的实践有多善解人意——任何机制化设计都不能取代政治智慧与明智自制。 (六)协调机制与现有机制 欧洲协调机制当初从容填补了机制化真空，但当今世界国际机制及国际法律数量众多，错综复杂。非正式的大国协调机制，如何与正式的原则及机制(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及地区组织)共存及互动呢?欲让协调机制融入现有机制，最便捷的方式是修改《联合国宪章》，吸纳所有大国协调机制成员加入联合国安理会。以前也曾尝试改革安理会，但结果不容乐观。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可谓举步维艰，而大国协调机制则及时提供了替代方案。 至于运行模式，新的大国协调机制，在其发展初期，可参照七国集团的模式运行，为领导人提供交换意见的非正式场合，目的是就重要议题形成共同立场。(120)然后可将该立场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修订及采纳。拥有协调机制以及安理会双重成员身份的国家，有责任促成该立场在安理会通过。大国协调机制内存在两个等级的成员，确实令人不舒服，但只要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恪尽职守，竭力推进协调机制立场，坚决捍卫全体协调机制成员利益，这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机制化方式。因此，大国协调机制并非要取代现有机制，而是力争在正式程序之前找到解决办法。(121) 七 结论 大国协调机制能够有效应对未来更加多极化国际秩序的挑战以及国际体制的权力转型，但前提条件是按照指定方向调整历史模式。 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大规模权力更迭往往会令局势变得非常危险，而大国协调机制有能力提供化解危局的政策工具，这些危局包括：心怀不满的挑战者与衰落霸权国势均力敌时，当前的霸权国对国际秩序即将发生的改变感到不满时，国际秩序中其他大国的存在(它们也会有感到不满的时候)。 能否以和平方式完成权力转移的任务，取决于能否识别及消除不满，主要是崛起国、衰落国以及其他相关大国的不满。大国协调机制尽量解决涉及各方的满意度问题，其途径是，平等对待所有成员国，无论其国际地位大小，使其均能在塑造、维持、改变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保全其核心利益。另外，大国协调机制把挑战国以及衰落霸权国置于多边机制中，从而避免了权力转移理论提到的双边“决斗”情势。 大国协调机制能否令双方满意，还有待实践检验，主要取决于内部权力结构、意识形态以及行为体的目标。(122)如果碰到挑战国拥有永不满足的野心，且愿意采取一切手段(例如，像阿道夫·希特勒之流)，或者碰上一个意识形态感很强的衰落霸权国，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现存体制(例如，像西班牙君主腓力二世之流)，任何大国协调机制的努力都是无效的。然而当前，没有一个大国的不满情绪超出了合理水平。确实有不满情绪，但大都是潜在的或选择性的。(123)然而，谁也不能保证永远没有变数，毕竟国内局势有太多的偶发因素。大国协调机制提供的认可、地位以及归属感，能促使成员国在国内权力平衡中保持克制与温和。 在创建当代大国协调机制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欧洲协调机制的不足——不能让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观点——影响合作，诱发国际冲突。当不同观点有违本国的价值观时，也必须要包容。评判双方行为的最高标准是看成员国是否遵守达成的国际规范，(124)必须控制帝国主义野心，有必要规定所有成员国都有义务在国内向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宣战。小国的关切必须得到体现，不要出现“大象动情，小草遭殃”的情况，这就需要大国在对待弱小邻国时，保持自我克制，并奉行睦邻友好政策。 众所周知，对于国际政治的内在风险，大国有能力加大风险，也有能力降低风险，因而有许多创建机制的尝试，目的是以建设性方式协调大国政策，然而历史上并没有太多成功的大国多边模式。例如，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主意，但美国自己却拒绝加入该组织，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国际联盟还有一个问题是，成立初期拒绝接纳“修正主义”大国德国和苏联加入该组织，导致国际联盟不能有效管控冲突，面对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侵略战争无所作为，最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联合国取代了国际联盟，发挥了更好的作用。自联合国成立后，如果不算冷战，世界没再发生系统性大国战争。联合国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却问题很多，缺乏合法性。(125)该机构似乎不合时宜，未能反映当代各国实力现状，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成员，都是二战战胜国，世界许多地区没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成员。更糟糕的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分歧，常常导致重要决议流产，许多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结成自愿联盟，但却未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联合国安理会不是一个讨论严肃问题的场合，各方很少坐下来冷静展开争论，寻求公正妥协。G7/G8集团以前主要讨论经济问题，最近也开始把安全问题纳入议题，但该组织在成员构成方面更有偏见，因而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但其运作方式值得借鉴。G20的代表性更广泛，但缺点是成员太多，影响了大国协调的效率，且关注点局限于经济问题。 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在其专著《无政府社会》里写道： “大国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世界政治体系的战争与和平，安全或不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意志。大国地位很难撼动，大国间的和谐有利于世界秩序；由此可见，任何帮助大国由对抗转向对话的措施，不管这些措施多么蹒跚犹疑、挂一漏万，都是非常有建设意义的。”(126) 鉴于历史与现实都缺乏大国多边安全合作的成功模式，人们不应抛弃大国协调机制，而应完善该机制，以适应21世纪之需。正如上文所述，完善该机制不用触及各国根深蒂固的长期核心利益，而是只需做稍许调整及行为改变。在全球权力大更迭期间，一个好的协调机制能够增强各国的满意度，从而有效降低权力更迭期间的主要风险。较之当前世界秩序其他机制，大国协调机制有望获得更大的合法性，当然前提有两个：该机制成员构成实现了地区平衡；充分照顾到小国的各种关切。 国际社会面向21世纪大国协调机制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朝着正确方向又前进了一步。 *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以及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李亚丽副教授的翻译工作，文责自负。 注释： ①Georg
,"What Kind of World Order?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New Millennium,"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41,No.4(December 2006),pp.343-363; Hassan Hanafi,"Whose Order? Whose Millennium?:Notes on
,"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41,No.4(December 2006),pp.377-381; L.H.M.Ling,"Global Presumptions:A Critique of
's World-Order Chang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41,No.4(December 2006),pp.382-392; Barry Buzan,"An English School Perspective on 'What Kind of World Orde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41,No.4(December 2006),pp.364-369; Birthe Hansen,Unipolarity and World Politics:A Theory and its Implications,London:Routledge,2011; 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Assessing the Balanc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4,No.2(June 2011),pp.201-219; Harald Müller,Building a New World Order:Sustainable Policies for the Future,London:Haus Publishing,2009. ②Robert D.Kaplan,The Coming Anarchy: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New York,NY:Vintage,2001. ③Bertrand Badie,Diplomacy of Connivanc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 ④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World Out of Bala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New York: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⑤Georg
,"What Kind of World Order?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New Millennium,"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41,No.4(December 2006),p.358. ⑥Fareed Zakaria,The Post-American World,London:W.W.Norton & Company,2008,p.4. ⑦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Ronald L.Tammen,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hatham House,2000;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Parity and War: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⑧权力转移理论通常使用优势国(dominant power)，而非霸权国(hegemon)的术语，本文两个术语都会用到。 ⑨关于这些时段是冲突高发期的结论，即便是权力转移理论最严苛的批评者也不会质疑，他们强调的是冲突的原因及对象有所不同，参见Richard N.Lebow,Why Nations Fight: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⑩Carsten Ranch,Das Konzept des friedlichen Machtübergangs:Die Machtübergangstheorie und der weltpolitische Aufstieg Indiens,Baden-Baden:Nomos,2014. (11)本文不会详论权力转移理论以及对该理论的批评。关于该内容，作者参考了以下书目：Richard N.Lebow,Why Nations Fight: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Richard N.Lebow and Benjamin Valentino,"Lost in Transition:A Critical Analysis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3,No.3(September 2009),pp.389-410; Steve Chan,China,the U.S.,and the Powar-Transition Theory:A Critique,New York:Routledge,2007；或者是我们的研究，Harald Müller,"M
chtekonstellationen," in Mir A.Ferdowsi,ed.,Internationale Politik als
berlebensstrategie,München:Bayerische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sarbeit,2009,pp.3-24; Carsten Rauch,Das Konzept des friedlichen Machtübergangs:Die Machtübergangstheorie und der weltpolitische Aufstieg Indiens,Baden-Baden:Nomos,2014,pp.68-77。 (12)Michael Zürn,"The Politic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d its Effects:Eight Propositions,"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No.1(February 2014),pp.47-71; PRIF Research Department III 2012,"The Relevance of Private Actors in the Transnational Sphere for Just Peace Governance," HSFK-Arbeitspapiere Nr.13,http://hsfk.de/fileadmin/downloads/arbeitspapier_1312_neu.pdf; Charlotte Dany,Global Governance and NGO Participation:Shap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n the United Nations,London:Routledge,2013. (13)欧盟本身也出现了倒退现象，有成员国欲收回国家权力，还有成员国考虑退出欧盟。 (14)Ronald L.Tammen,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hatham House,2000,pp.21-22.当然，这是一种非常随意的划分。 (15)国际关系学者常用GDP(国内生产总值)或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明国际权力分配情况。参见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p.30-38; Richard L.Merritt and Dina A.Zinnes,"Alternative Indexes of National Power," in Richard J.Stoll and Michael D.Ward,eds.,Power in World Politics,Boulder,CO:Lynne Rienner Publications,1989,pp.11-28；关于不同形式的权力测量方法的讨论，可参见Carsten Rauch,Das Konzept des friedlichen Machtübergangs:Die Machtübergangstheorie und der weltpolitische Aufstieg Indiens,Baden-Baden:Nomos,2014,Chapter 6等的讨论。 (16)如果只论军事实力，美国的优势更明显。例如，中国GDP至少已达到美国GDP的一半，中国与(位居GDP排名第三的)日本的GDP之和已经超过了美国GDP的80％。就军事支出而言，中国不及美国的30％，紧随美国之后的六个国家(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法国、日本和英国)军事支出之和才能达到美国的80％。关于2013年数据，参见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网站：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milex_database。 (17)Benjamin Zala,"Weighing up the Balance:What Role for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45,No.2(June 2010),p.246. (18)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nopf,1958; 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19)Steve Chan,China,the U.S.,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A Critique,New York:Routledge,2007,pp.51-62. (20)Douglas Lemke and Jacek Kugler,"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Perspective," i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eds.,Parity and War: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p.12. (21)Ronald L.Tammen,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hatham House,2000,pp.26-27.虽然满意度变量很重要，但权力转移理论对其研究还不够，尤其缺乏满意度的量化指标。参见Woosang Kim,"Alliance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35,No.4(November 1991),pp.833-850; Woosang Kim,"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from Westphalia to Waterloo," World Politics,Vol.45,No.1(October 1992),pp.153-172; Suzanne Werner and Jacek Kugler,"Power Transitions and Military Buildups:Resol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ms Buildups and War," i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eds.,Parity and War: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pp.187-207; Douglas Lemke and William Reed,"Regime Type and Status Quo Evaluations: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22,No.2,1996,pp.143-164。对于这些指标以及它们存在问题的讨论，可参见Carsten Ranch and Iris Wurm,"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Power Transition:Towards a Conceptual Combination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Hegemony Theory," Journal of Global Faultlines,Vol.1,No.1(September 2013),pp.56-57。 (22)经典权力转移理论是建立在实力发展和满意度这两个独立变量基础之上的。鉴于满意度变量只能部分体现挑战国际秩序的意愿，因此有必要在权力转移理论框架内引入第三个变量，暂且称之为权力意愿。参见Carsten Rauch,Das Konzept des friedlichen Machtübergangs:Die Machtübergangstheorie und der weltpolitische Aufstieg Indiens,Baden-Baden:Nomos,2014,pp.261-262; Carsten Rauch,"Beyond Peace and War:Towards a Typology of Power Transitions," Air and Space Power Journal A&F,Vol.6,No.3(3rd Quarter,2015),pp.4-15。 (23)Ronald L.Tammen,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hatham House,2000,pp.6-8. (24)Randolph M.Siverson and Ross A.Miller,"The Power Transition: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eds.,Parity and War: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p.59. (25)Harald Müller,"M
chtekonstellationen," in Mir A.Ferdowsi,ed.,Internationale Politik als
berlebensstrategie,München:Bayerische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sarbeit,2009,p.5. (26)Ronald L.Tammen,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hatham House,2000,p.6. (27)Ronald L.Tammen,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hatham House,2000,p.9. (28)Randolph M.Siverson and Ross A.Miller,"The Power Transition: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eds.,Parity and War: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p.59. (29)William R.Thompson,"Balances of Power,Transitions,and Long Cycles," i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eds.,Parity and War: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p.167. (30)Randolph M.Siverson and Ross A.Miller,"The Power Transition: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c,eds.,Parity and War: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p.61; Carsten Rauch,Das Konzept des friedlichen Machtübergangs:Die Machtübergangstheorie und der weltpolitische Aufstieg Indiens,Baden-Baden:Nomos,2014,Chapter 5. (31)Jonathan M.DiCicco and Jack S.Levy,"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A Lakatosian Analysis,"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eds.,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ppraising The Field,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3,p.138. (32)有关这些策略的详尽论述，参见Carsten Rauch,Das Konzept des friedlichen Machtübergangs:Die Machtübergangstheorie und der weltpolitische Aufstieg Indiens,Baden-Baden:Nomos,2014,pp.267-280。 (33)有关挑战国的修正主义目标及其后果的更多论述，参见Randall L.Schweller,"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eds.,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London:Routledge,1999,pp.1-31; Lena Jaschob,et al.,"Revision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A New Framework,"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ISA Convention in New Orleans,LA,February 2015。 (34)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M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35)Douglas Lemke,"Great Power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A Power Transition Perspective," in T.V.Paul,James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eds.,Balance of Power: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52-75; Margit Bussmann and John R.Oneal,"Do Hegemons Distribute Private Goods? A Test of Power-Transition Theor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1,No.1(February 2007),pp.88-311. (36)霸权国还有一种对付崛起国的办法，虽然也是对抗性的但强度不大，即扶持某地区安全机制，目的是维持霸权国的垄断地位，同时维护体系的稳定。参见Galia Press-Barnathan,"The Changing Incentives for Security Regionalization from 11/9 to 9/11,"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40,No.3(September 2005),pp.281-304。 (37)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p.168.内部平衡措施指扩充军备，或重组经济，促进增长，为扩充军备创造条件。外部平衡措施指霸权国发展盟友，从而抵消挑战者的高增长率。 (38)这是对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解读，认为小国家会“狼狈为奸”，正如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所言。Randall L.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Summer 1994),pp.72-107。 (39)Ronald L.Tammen,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hatham House,2000,p.184. (40)绥靖政策与置之不理这两种态度之间是有差别的，前者是指衰落霸权国有意识地让出自己的位置，后者是指盲目应对权力转移。 (41)从权力转移理论角度看，这同样适用于那些满意度比较高的国家。修正意味着改变，满意度很高的国家不希望改变，因此也无法想象修正主义者的诉求。事实上，真正对现状非常满意的国家是很少的，因此有必要细分修正主义诉求的不同形式及程度。参见Lena Jaschob,et al.,"Revision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A New Framework,"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ISA Convention in New Orleans,LA,February 2015。 (42)Randall L.Schweller,"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eds.,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London:Routledge,1999,pp.20-21. (43)权力转移理论的支持者也指出，“大国通常对国际秩序感到满意”。参见Jacek Kugler and A.F.K.Organski,"The Power Transition: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Manus I.Midlarsky,ed.,Handbook of War Studies,Boston:Unwin Hyman,1989,p.175。 (44)Ronald L.Tammen,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hatham House,2000,p.121.当然，也需要崛起国有意愿、有能力去包容衰落霸权国，提升其对未来新秩序的满意度。参见Thomas Chadefaux,"Bargaining over Power:When do Shifts in Power Lead to War," International Theory,Vol.3,No.2(June 2011),pp.228-253。崛起国有义务协助昔日霸权国“软着陆”，使其在降级后依然拥有一个相对满意的地位。 (45)Carsten Rauch,"Adjusting Power Transition Theory:Satisfaction with the Status Quo,International Power Constellations,and the Ca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Geopolitics,History,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8,No.2,2016,pp.133-134. (46)Richard N.Lebow,Why Nations Fight: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战争通常发生在霸权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以及(非霸主的)其他大国之间，包括主要崛起国。 (47)Max Boot,"The Case for an American Empire," Weekly Standard,October 15,2001. (48)G.J.Ikenberry,"Liberal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 John Hall and T.V.Paul,eds.,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Cambridge,M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23-145; G.J.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49)C.Fred Bergsten,"A Partnership of Equals: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Vol.87,No.4(July/August 2008),pp.57-69. (50)Ivo Daalder and James Lindsay,"Democracies of the World,Unite:The Debate Continues," The American Interest,Vol.2,No.4(March/April 2007),pp.137-139. (51)从规范性角度出发，无论怎样评估各种不同类型的政权，都必须纳入所有大国，否则无法确保大国和平。 (52)G.J.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U.S.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Final Report of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Princeton University,2006; Anne-Marie Slaughter,"Wilsonia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G.J.Ikenberry,et al.,eds.,The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Wilsonia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p.89-118. (53)Daniele Archibugi,The Global Commonwealth of Citizens:Toward Cosmopolitan Democra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54)J.A.Cook,Global Government under the U.S.Constitution,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7. (55)John D.Steinbruner,Principles of Global Security,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0. (56)Emanuel Adler,"The Change of Change:Peaceful Transitions of Power in the Multilateral Age," in Charles Kupchan,et al.,eds.,Power in Transition:The Peacefu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Tokyo and New York: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01,pp.138-158;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N.Barnett,"Security Communities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N.Barnett,eds.,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3-28. (57)Charles A.Kupchan and Clifford A.Kupchan,"Concerts,Collective Security,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6,No.1(Summer 1991),pp.114-161; Richard Rosecrance,"A New Concert of Powers," Foreign Affairs,Vol.71,No.2(Spring 1992),pp.64-82; Jennifer Mitzen,Power in Concert:The Nine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Global Governa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58)Harald Müller,"M
chtekonstellationen," in Mir A.Ferdowsi,ed.,Internationale Politik als
berlebensstrategie,München:Bayerische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sarbeit,2009,pp.6-8. (59)Matthias Schulz,Normen und Praxis:Das eu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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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te als Sicherheitsrat,1815-1860,München:De Gruyter Oldenbourg,2009. (60)欲知概况，参见Matthias Schulz,Normen und Praxis:Das eu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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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te als Sicherheitsrat,1815-1860,München:De Gruyter Oldenbourg,2009。 (61)Branislav L.Slantchev,"Territory and Commitment:The Concert of Europe as Self-Enforcing Equilibrium," Security Studies,Vol.14,No.4(October/December 2005),pp.565-606. (62)Korina Kagan,"The Myth of the European Concert:The Realist-Institutionalist Debate and Great Power Behavior in the Eastern Question,1821-41," Security Studies,Vol.7,No.2(Winter 1997/1998),p.3. (63)Korina Kagan,"The Myth of the European Concert:The Realist-Institutionalist Debate and Great Power Behavior in the Eastern Question,1821-41," Security Studies,Vol.7,No.2(Winter 1997/1998),p.55. (64)Korina Kagan,"The Myth of the European Concert:The Realist-Institutionalist Debate and Great Power Behavior in the Eastern Question,1821-41," Security Studies,Vol.7,No.2(Winter 1997/1998),p.55; Richard K.Betts,"Systems for Peace or Causes of War?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 in the New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1(Summer 1992),p.24. (65)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Random House,1979. (66)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67)Christopher Clark,The Sleepwalkers: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London:Allen Lane,2012,Chapters 3 and 4; Samuel R.Williamson Jr.,"July 1914 Revisited and Revised:The Erosion of the German Paradigm," in Jack S.Levy,and John A.Vasquez,eds.,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tructure,Politics,and Decision-Mak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30-62. (68)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NY:Norton,2001. (69)David Stevenson,Armaments and the Coming of War,Europe 1904-1914,Oxford:Clarendon,1996. (70)Paul W.Schroeder,Austria,Great Britain,and the Crimean War: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 Paul W.Schroeder,"The Lost Intermediaries:The Impact of 1870 on the European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6,No.1(February 1984),pp.1-27; Paul W.Schroeder,"The 19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System: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World Politics,Vol.39,No.1(October 1986),pp.1-25; Paul W.Schroeder,"A Mild Rejoinde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7,No.3(July 1992),pp.733-735; Paul W.Schroeder,"Did the Vienna Settlement Rest on a Balance of Powe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7,No.3(June 1992),pp.683-706; Paul W.Schroeder,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 (71)Paul W.Schroeder,"Did the Vienna Settlement Rest on a Balance of Powe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7,No.3(June 1992),p.698. (72)Robert Jervis,"From Balance to Concert: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s,Vol.38,No.1(October 1985),pp.58-79; Robert Jervis,"A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Concer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7,No.3(June 1992),pp.716-724. (73)Charles A.Kupchan and Clifford A.Kupchan,"Concerts,Collective Security,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6,No.1(Summer 1991),p.120. (74)Charles A.Kupchan and Clifford A.Kupchan,"Concerts,Collective Security,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6,No.1(Summer 1991),pp.124-125. (75)Charles Kupchan,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76)Charles Kupchan,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77)Jennifer Mitzen,Power in Concert:The Nine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Global Governa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78)Matthias Schulz,Normen und Praxis:Dos europ
ische Konzert der Gro βm
chte als Sicherheitsrat,1815-1860,München:De Gruyter Oldenbourg,2009. (79)Matthias Schulz,Normen und Praxis:Dos eu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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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te als Sicherheitsrat,1815-1860,München:De Gruyter Oldenbourg,2009,Chapter AIII. (80)Friedrich Kieβing,Gegen den "grossen Krieg"? Entspannung in de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1911-1914,München:De Gruyter Oldenbourg,2002.关于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希瑟·琼斯(Heather Jones)持有类似观点，参见Heather Jones,"Algeciras Revisited:European Crisis and Conference Diplomacy,16 January-7 April 1906," EUI Working Paper 2009/1,Florence。 (81)Winfried Baumgart,Europ
isches Konzert and Nationale Bewegung(1830-1878),München:Sch
ningh Paderborn,1999. (82)Daniel Moran,The Fog of Peace:The Military Dimensions of the Concert of Europe,Carlisle Barracks:PN,1995,p.10. (83)Andreas Osiander,The States System of Europe,1640-1990:Peacemaking and the Con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Stabil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pp.234-239. (84)Winfried Baumgart,Europ
isches Konzert und Nationale Bewegung(1830-1878),München:Sch
ningh Paderborn,1999,p.198. (85)Carsten Holbraad,The Concert of Europe:A Study in German and British International Theory,1815-1914,Harlow:Barnes & Noble,1970; Henry Kissinger,A World Restored:Metternich,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 of Peace,1812-1822,Boston:Mariner Books,1973; Andreas Osiander,The States System of Europe,1640-1990:Peacemaking and the Con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Stabil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 (86)Richard Elrod,"The Concert of Europe:A Fresh Look at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World Politics,Vol.28,No.2(January 1976),p.171. (87)Winfried Baumgart,Europ
isches Konzert und Nationale Bewegung(1830-1878),München:Sch
ningh Paderborn,1999,p.154. (88)Winfried Baumgart,Europ
isches Konzert und Nationale Bewegung(1830-1878),München:Sch
ningh Paderborn,1999,p.148; Andreas Osiander,The States System of Europe,1640-1990:Peacemaking and the Con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Stabil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p.241. (89)Richard Elrod,"The Concert of Europe:A Fresh Look at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World Politics,Vol.28,No.2(January 1976),pp.159-174; Robert Jervis,"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Spring 1982),pp.363-365. (90)Korina Kagan,"The Myth of the European Concert:The Realist-Institutionalist Debate and Great Power Behavior in the Eastern Question,1821-41," Security Studies,Vol.7,No.2(Winter 1997/1998),pp.1-57. (91)Charles A.Kupchan and Clifford A.Kupchan,"Concerts,Collective Security,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6,No.1(Summer 1991),p.141. (92)Andreas Osiander,The States System of Europe,1640-1990:Peacemaking and the Con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Stabil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pp.219-223; Matthias Schulz,Normen und Praxis:Das eu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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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te als Sicherheitsrat,1815-1860,München:De Grnyter Oldenbourg,2009,pp.145-295. (93)Andreas Osiander,The States System of Europe,1640-1990:Peacemaking and the Con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Stabil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pp.219-223. (94)Matthias Schulz,Normen und Praxis:Das eu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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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te als Sicherbeitsrat,1815-1860,München:De Gruyter Oldenbourg,2009,Chapter BI. (95)Olive Anderson,A Liberal State at War:English Polities and Economics during the Crimean War,London:Macmillan & St Martins,1967; J.H.Gleason,The Genesis of Russophobia in Great Britain: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of Policy and Opinion,Cambridge:Octagon Books,1950; Kingsley Martin,The Triumph of Lord Palmerston:A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before the Crimean War,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63; Norman Rich,Why the Crimean war? A Cautionary Tale,Hanover:Brown,1985. (96)Daniel Moran,The Fog of Peace:The Military Dimensions of the Concert of Europe,Carlisle Barracks:PN,1995,pp.10-11. (97)Friedrich Kieβing,Gegen den "grossen Krieg"? Entspannung in de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1911-1914,München:De Gruyter Oldenbourg,2002; Heather Jones,"Algeciras Revisited:European Crisis and Conference Diplomacy,16 January-7 April 1906," EUI Working Paper 2009/1,Florence. (98)Paul W.Schroeder,System,Stability,and Statecraft,Houndmill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4,Chapter 7. (99)Matthias Schulz,Normen und Praxis:Das europ
ische Konzert der Groβm
chte als Sicherheitsrat,1815-1860,München:De Gruyter Oldenbourg,2009. (100)Bertrand Badie,Diplomacy of Connivanc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 (101)有关当代大国协调机制的原则与规范的进一步探讨，可参考“21世纪大国协调机制研究组”的成果：A Twenty-First Century Concert of Powers:Promoting Great Power Multilateralism for the Post-Transatlantic Era,Frankfurt am Main,2014,pp.51-60。 (102)有必要指出冷战时期人类完全是凭运气才数次躲过了核大战的劫难。 (103)有关国际秩序中大国作用的讨论，参见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著作：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pp.199-220。 (104)Elke Krahmann,"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Governan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38,No.1(March 2003),p.10; Georg
,"What Kind of World Order?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New Millennium,"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41,No.4(December 2006),p.349. (105)Stephen van Evera,"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the New Era," in Stephen van Evera,ed.,How to Make America Safe:New Policies for National Security,Cambridge,MA:Tobin Project,2006,p.92. (106)安全方面的平等性是以战略稳定为基础，避免某成员国对另一成员国发起攻击，这意味着消除各种形式的优势及进攻态势，以免侵害某些成员国的安全，而使另一些成员国从中渔利，从而带来恐惧及不信任。 (107)这些模式已有先例可循，例如，美苏战略核军控的“磋商常委会”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维也纳核安全论坛”。 (108)Bertrand Badie,Diplomacy of Connivanc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Chapters 4-5. (109)John Boli and George M.Thomas,Constructing World Culture: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ince 187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10)David Held,et al.,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Economics and Cultur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11)Harald Müller,"The Antinomy of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1,No.4(December 2004),pp.494-520. (112)The 21st Century Concert Study Group,A Twenty-First Century Concert of Powers:Promoting Great Power Multilateralism for the Post-Transatlantic Era,Frankfurt am Main,2014,pp.18-24. (113)有关会员地位以及21世纪大国协调机制的不同会员地位问题，参见以下书目：Harald Müller,et al.,"Ein M
chtekonzert für das 21:Jahrhundert:Blaupause für eine von Groβm
chten getragene multilaterale Sicherheitsinstitution," HSFK-Report 1/2014,Frankfurt am Main,2014,pp.11-14; The 21st Century Concert Study Group,A Twenty-First Century Concert of Powers:Promoting Great Power Multilateralism for the Post-Transatlantic Era,Frankfurt am Main,2014,pp.36-44。 (114)Matthias Dembinski,Harald Müller and Carsten Ranch,"Die EU als weltpolitischer Spieler:Zwischen Renationalisierungstendenzen und Supermachtphantasien," in Margret Johannsen,et al.,eds.,Friedensgutachten 2011,Münster:Lit Verlag,2011,pp.139-154. (115)Harald Müller,et al.,"Ein M
chtekonzert für das 21.Jahrhundert:Blaupause für eine von Groβm
chten getragene multilaterale Sicherheitsinstitution," HSFK-Report 1/2014,Frankfurt am Main,2014,p.14.也可参见The discussion in The 21st Century Concert Study Group,A Twenty-First Century Concert of Powers:Promoting Great Power Multilateralism for the Post-Transatlantic Era,Frankfurt am Main,2014,pp.38-41。 (116)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117)Matthias Schulz,Normen und Praxis:Das eucop
ische Konzert der Groβm
chte als Sicherheitsrat,1815-1860,München:De Gruyter Oldenbourg,2009,pp.563-565. (118)Bertrand Badie,Diplomacy of Connivanc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Chapter 6; Alex J.Bellamy,Security Communities and their Neighbours:Regional Fortresses or Global Integrators?,Houndmills:Palgrave Macmillan,2004. (119)The 21st Century Concert Study Group,A Twenty-First Century Concert of Powers:Promoting Great Power Maltilateralism for the Post-Transatlantic Era,Frankfurt am Main,2014,pp.46-49. (120)The 21st Century Concert Study Group,A Twenty-First Century Concert of Powers:Promoting Great Power Multilateralism for the Post-Transatlantic Era,Frankfurt am Main,2014,pp.68-71. (121)这并非独具创意之举。直到今天，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在正式会议之前，一直保持了提前协调政策的做法。 (122)满意与不满意具体是如何形成的还不太清楚，有必要用满意理论来完善权力转移理论。 (123)印度的不满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参见Carsten Rauch,Das Koazept des friedlichen Machtübergangs:Die Machtübergangstheorie und def weltpolitische Aufstieg Indiens,Baden-Baden:Nomos,2014,pp.361-406。 (124)Robert H.Jackson,The Global Covenant:Human Conduct in a World of Stat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25)Carmen Wunderlich,Ein guter Rat tut not:Vorschl
ge zur Reform des VN-Sicherheitsrats,HSFK-Report 1/2009,Frankfurt am Main:Hessische Stiftung Friedens,2009. (126)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p.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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