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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869 （1999）02—0013—08
一、词学批评概念之界说
词学批评一语，古无其名。而现代文艺批评学也没有将其纳入文化话语之中。这是我们以现代批评的理论运思方式观照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时所设定的一个熟悉而陌生的概念。
词学的含义是什么？众所周知，随着隋唐燕乐的兴盛，依曲拍为词，用以应歌的燕乐歌辞——曲子词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凝定为一种新型抒情诗体。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词”。而与之相联系的“词学”却是一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语汇。笔者仅就自宋迄今的文献里阅读所见：《太平广记》卷三四二引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云：“进士杨鼎夫，富于词学，为时所称。”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宣和初，普府守山东人王平，词学丰赡，自言得夷则商《霓裳羽衣》谱……”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载：“席间偶叩以今岁词学有几人”。此三处“词学”实与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十之“词学科目”条同义，皆谓词章之学，指的是文章翰墨之事，非与作为文学样式的词有关。直至清代，词的创作与批评复兴之时，“词学”一辞始与文学的“词”发生姻联。不过，此时“词学”概念虽经广泛使用但具体含义仍不尽一致，见仁见智，各执一端。稽之文献，大致有以下四方面的理解。
一是直接将“词学”与词体或词作等量齐观。如胡丹凤《莲子居词话序》云：“词学萌芽于唐，根柢于宋”；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八云：“宋词学盛行，然夫妇均有词传，仅曾布、方乔、陆游、易祓、戴复古五家”。
二是专谓填词作法。如邹祗谟《远志斋词衷》云：“张光州南湖《诗余图谱》，于词学失传之日，创为谱系，有荜路蓝缕之功”；田同之《西圃词说》云：“倚声之道，抑扬抗附，促节繁音，较之诗篇，协律有倍难者……相沿既久，换羽移商，宫调失传，词学亦渐紊矣。”“乃近日词家，谓词以琢句练调为工，并不深求于平仄句读之间，惟斤斤守《啸余》一编，《图谱》数卷，便自以为铁板金科，于是词风日盛，词学日衰矣。”陆蓥《问花楼词话》云：“且同一调作者之字数多寡，句注参差，各有不同，词学之芜甚矣。”
三是将词的创作和词作词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混二为一，统称为“词学”。如杜文澜《憩园词话》卷一云：“我朝振兴词学，国初诸老辈能矫明词委靡之失，铸为伟词。”其后既论列了朱彝尊、厉鹗等词人的创作成绩，又评赞了《词律》、《御选历代诗余》等学术成果。
四是对词学的理解较为全面，但仍囿于类似词话的范围内，将词学定位于“准学科”的层次上。如江顺诒《词学集成·凡例》说明，词学之集成表现在对词体文学“条分缕析，撮其纲，曰源、曰体、曰音、曰韵；衍其流，曰派、曰法、曰境、曰品，分为八卷。”
真正把词学视作一个以词为探讨对象的学术研究领域，则是近代学者确立的观念。梁启勋《词学》上编说过：“词学二字颇生硬，过去虽有此名辞，未见遍显。计词之传于世者，今尚得八百三十余调，一千六百七十余体，然而音谱失传，徒供读品。今但视作文学之一种研究之，则词学二字，亦尚可能。”龙榆生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先将“填词”与“词学”予以甄别：“取唐宋以来之燕乐杂曲，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谓之填词。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体制渊源之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并以为“归纳众制，以寻求其一定之规律，与其盛衰转变之情，非好学深思，殆不足以举千年之坠绪，如网在纲，有条不紊，以诏示来学。”由此出发，进而将词学研究范围划分为“声调之学”、“目录之学”、“批评之学”三大块。（注：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载《词学季刊》第1卷第4号。）应该说，这个词学定义虽不够完整，但已涉及词学研究的主要方面，体现出词学有别于诗学的特性，让人们从体系上看到词学的独立。
通过上述溯源辨析，我们不难理解：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之学，词学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它是一个包括词源、词乐、词调、词律以及词人、词籍、词论、词派、词史等众多内容的广泛、复杂而又相对严密的学术体系。
如果就此把龙榆生所谓“批评之学”视作即将讨论的“词学批评”，那么，我们显然在丧失词学本身丰富性的同时，又把文学批评理解得过于拘限与失范。
同样遗憾的是，文学批评一词，在古代中国亦无定名。但是，“天地间有那一种文字，便有那一种评赞”。（注：邱炜薆《客云庐小说话》。）中国文学在几千年从未间断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固有的文学批评意识、批评观念和批评实践，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朱东润先生曾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过如下的思考：
凡一民族之文学，经过一发扬光大之时代者，其初往往有主持风会、发踪指使之人物，其终复恒有折衷群言、论列得失之论师，中间参伍错综、辨析疑难之作家，又不绝于途。凡此诸家之作，皆谓文学批评也。
今欲观古人文学批评之所成就，要而论之，盖有六端。自成一书，条理毕具，如刘勰、钟嵘之书，一也。发为篇章，散见本集，如韩愈论文论诗诸篇，二也。甄采诸家，定为选本，后人从此去取，窥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之《中兴间气集》，三也。亦有选家，间附评注，虽繁简异趣，语或不一，而望表知里，情态毕具，如方回之《瀛奎律髓》、张惠言之《词选》，四也。他若宗旨有在，而语不尽传，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见于他人专书，如山谷之说，备见《诗眼》者为五；见于他人诗文，如四灵之论，见于《水心集》者，六也。此六端外，或有可举，盖不数数觏焉。（注：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绪言》。）
朱先生的上述划分诚为颇具识力的理论界定，比较契合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和内涵。惜乎他的这一段论述与今日我们对文学批评的科学理解尚有一点距离。因为，今天我们对文学批评概念的探讨，不能脱离现当代文学批评已经达到的科学高度。按照现代批评理念来阐释，文学批评，说到底是对文学现象产生理性反映的一种过程，即是由对诸种文学现象的具体评析，上升到对文学规律的悉心探寻，进而形成理论形态的一个动态性的持续发展的过程。具体说来，文学批评过程交融着实用批评和理论批评两个阶段及其两种类别。实用批评指的是运用一定的美学理论原则对具体文学创作现象进行阅读、阐释和评价的一种应用性的文学实践活动；而理论批评是在一定的哲学、美学和文学观念制约下，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形式，对文学精神和规律进行演绎、总结的理论性研究活动。这个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和机制，无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回过头来，我们再将这个现代意味的“文学批评”与极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词学”概念嫁接、融铸，就容易理解什么是“词学批评”了：它是涉及到并深入到词学本体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由词学现象所引发，对词学发展具有参与、建设功用的一种文学批评活动。词学批评的概念虽然是后起的，但批评的具体实践在词坛形成之日已经萌动，而批评的精神、理念随着词学的发展也不断传递和积淀。词学批评无疑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遗产中一个别开生面而自成系统的部分。然而，人文科学的概念难以如自然科学的大部分概念那样作出严格的绝对的划定，何况词学批评本身就是由两个外延极大的概念相结合而成，其宽泛性、模糊性之强无须多言。好在“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注：见《荀子·正名》。）所以，对于词学批评这个弹性概念，我们不得不再作些相对静止的比照考察，以达到便于开展研究的共识。
（一）词学文献中的考证材料是否可以纳入批评之域？中国文学批评萌生于经学、史学批评之中，并一直受其浸染或干扰。一个显在的后果就是直接导致文学史料中存有大量的考证性材料。从某种角度而言，文学考证与文学批评均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阐释，对文学创作所作的一种理性反映。但是，文学考证决不能等同于文学批评。文学考证能否成为批评，要看它对文本以外材料的引证考诠，是否围绕文学本体而进行。如果说，“以史证诗”是一种有意义的批评方法的话，那么，“以诗证史”则容易造成游离批评本身。片面地将诗歌作为历史文献资料的“以诗证史”不仅无助于文学的理论建设，而且导致批评的异化。词学批评同样应恪守这一点。“所以经学家的注释赋比兴还可以不必叙述，文论家的阐发赋比兴却必需叙述。”（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绪言》。）有关对词作文本的创作背景、命题立意、典故出处、字句来历以及所涉名物制度、风土习俗等进行史学性考诠的词学文献应该谨慎地选采和处理。词学批评史的去取不能纯以词学史为标准。考证的目的是文学还是非文学，这是判别其能否属于批评学考察的重要标尺。
（二）词学批评与词学理论、词学思想之关系。文学批评是一种表述文学思想的通行方式，批评家对于创作的批评常常表现出他对文学诸问题的各种看法，即文学思想（文学观）；而文学理论也是表述文学思想的通行方式，一个批评家的文学观点和文学批评需要得到其理论的支持和确认，并依靠其理论衍申发扬。因而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文学批评总是与文学理论纠结在一起，很多名之为文学批评史的论著实则是“文学理论与批评史”。虽然文学史上绝大多数文学理论著作同时又是文学批评论著，不涉及批评的理论著作极其罕见，但是，这易于使“过程”的批评在理解中泯灭其应有的动态性、独立性。很多品评性、感悟式的吉光片羽将得不到充分的考察。而文学思想的范围显然比理论、或批评、或理论与批评广泛得多，文学思想除了反映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外，还反映并贯注在大量的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文学生活的环节之中。明乎此，我们可以说，词学批评与词学理论、词学思想之间既是相互独立、相互区别的，又是相互交叉、相互联系的。研究词学批评时，在葆有批评属性的基础上，不应也无法使其从词学理论、词学思想的辐合关系网络中割裂开来。是之谓“博观圆照”。
（三）词学批评与词学创作之关系。本来，批评与创作的关系无需再辨。这里，只想阐明一个问题：研究词学批评若不考察同时期的词体创作实况，则此研究肯定是不完全的。由于创作中往往透露出很多丰富的词学思想（倾向），并且一定程度上又是体现词学批评观念的具体实践活动，因而，在讨论词学批评的发展时，特别是理解与体认批评中所提出的一些概念或范畴时，如果离开创作实际的参照来孤立考察其内涵，便很难得到准确而贴切的认识。
二、词学批评研究及其现状评估
与词学批评的对象不同，词学批评研究并不着眼于词学创作等具体现象，而是从批评发展史的事实出发，通过对词学批评在词学活动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详尽分析，总结词学批评促进（或滞碍）词学本体发展的历史经验，厘清词学批评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词学批评发展的规律（法则），对词学批评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价值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词学批评的研究，不妨以“词学批评学”视之。词学批评主要指对词学现象的批评实践活动，侧重于实践性，而词学批评的研究则是对词学批评实践活动的理性认识，侧重于理论性。词学批评本身就是一项科学性的研究活动，而词学批评研究作为对批评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就更应注重它的科学性。
词学批评研究能否看作是“文学批评学”这一门学科的子学科？要实现这个学科的可能性，就必须依靠高度而缜密的科学性作为保证。
这个科学性首先来自于“当代意识”，即现代文学批评研究已经达到的科学高度。王元化先生曾经把这比喻成“象人体解剖是猴子解剖的钥匙”那样，“通过成熟形态的剖析，以之为借鉴，进而去探讨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萌芽与胚胎”。（注：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虽然这比喻有偏颇之处，比如古代批评中既有属于“毛坯”形态的方面，也有成熟程度不逊色于现代批评的方面，但是，这喻说有一点很醒豁：即以现代批评理论为借镜，观照和探析古代批评。因为，就表述的科学与谨严而言，现代批评得力于现代科学进程所培养出来的理论思维的严密性，这正是古代批评所欠缺的。凭藉现代批评的缜密逻辑和技术理性，比照古代批评，并给予阐释、弘扬、超越，古代批评的研究完全有可能提升到一个科学的高度。美国文学批评大师韦勒克（R·Welleck）曾深刻地指出：“无论现代批评可能取得多大成就，具有何等的独到之处，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它提出的问题以前就有人提出过。”（注：（美）韦勒克（R·Welleck）《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第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缺乏现代批评学的当代眼光，不仅难以发现古代材料的意义和价值，难以系统化、理论化地阐明古人已经体验到，但不能合理解释的困惑，而且也难以捕捉古代批评结论中所触涉的现代问题。这不仅割裂与肢解了批评传统的连续感，而且忽视和淡忘了批评理性的“可持续发展”。值得深思的是，吸取现代的包括东西方文学批评研究成果精华来审视古人的批评，在今天构建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艺批评体系和实现古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转换这一时代命题的召唤下，这将是一项极富建设性的重要工作，其意义和作用将是深远的。当然，运用现代批评学的理论思维只是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一个阐释框架或审察视角，并非处处都可以不加思索地直接拿来、套用。毕竟古代批评的思维、观念、法则、语言等与现代批评的诸元素有距离。正如歌德所主张的，“借用旁的民族的镜子来照自己，是为了互相认识、互相了解而已”。（注：见《歌德谈话录》，（德）爱克曼辑，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以古代批评与现代批评互相映照，是为了在比较、对话和互释中寻求到对古代批评的合理的科学解释。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科学性的另一翼——即“历史实感”。匮乏历史实感的研究，不啻是用弃脱峨冠博带换以巴黎时装的一种滑稽方式去对古代批评进行所谓现代的装扮。古代批评的特性及其菁华所在，没有历史实感的研究是不可能彰现的。而尊重历史实感的研究是最基本的一步工作，似可以“还原”二字来概括。许多批评史上产生的理论命题、范畴，由于历史的积淀和文化变异，今天我们对它的原貌如何、涵义是非，已不甚清楚了。这些需要经过史的研究来探赜之。此其一。批评史的这些命题和范畴都有其发生、发展的相应背景，都关合着一定的文化语境，如当时的文人心态、美学思潮、政治形势以及个人的生活际遇等等。不还原至这样一个“过去时态”，很难认清古代批评的真面目。此其二。不过，这种历史还原是与那种以古注古的方式有区别的。它是为了避免用现成的理论框架硬套历史的削足适履之蔽。维护历史实感，说到底就是严格地从历史事实出发考察问题、解决问题，是从历史事实出发上升到理论的预备过程。真正做到寓史于论，论从史出。
提出当代意识和历史实感来凸现词学批评研究的科学性，其主旨实在于：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在时代性与历史性契合的层面上，词学批评的研究更加贴近历史，更加符合科学，以实现古为今用的现代价值。
然而，回眸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史，笔者深感关于词学批评研究的现状尚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憾。
首先，在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专著方面。自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注：郭著1934年出版上卷，后于1947年出版下卷，1957年合为一册重新出版，1979年后被定为高校文科教材。）出版至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专著已多达百种左右。学者们大多数不再将词学视为“小道”，而是给予词学批评以一席之地，将其纳入古代文学批评的范围加以审视。比如：陈著便将历代词话作为研究资料之一，并在论述中或详或略地介绍了王灼、张炎、朱彝尊、周济、冯煦等词学家。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对于重要词论家李清照、沈义父、张惠言、陈廷焯等都有专节评价。无庸讳言的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创始期，以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为代表的论著对词学批评避而不谈，完全付之阙如。（注：罗著1934年北京人文书店出版时，内容仅限于周秦汉魏南北朝时期的文评。194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增补本，加入隋唐五代时期的内容。 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成第一册、第二册两册。1961 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第三册（遗著），此册为两宋文学批评史。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综合分三册印行。虽然批评史下限至宋代，但是除了词论、词话两个甚小的章节之外，别无有关词学批评的研究。）在以后相继问世的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等一系列著作中，作者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批评史的覆盖面和完整性，均对词学批评有所采涉。更令人欣慰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界两部最大规模的批评史著，即北京出版社的蔡钟翔等编撰的五册七编之《中国文学理论史》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齐的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系列丛书，都给予词学批评与理论前所未有的较大篇幅的探讨。尤其是后者对宋及以后的词学批评用力甚勤：不仅对代表论者、论著及思潮作了详细阐述，而且对词学批评史上一些重要命题、范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至此，我们得出这么一个印象：由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内容极为丰夥，涉及的范围相当宽泛，若主要是从宏观、总的、纵的方面来透视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就必然因受限制而不可能对某些专题性、狭深性的多文学体裁的理论批评充分展开论述。而词学批评仅是文学批评的一个方面，加之诗文批评客观上比词学批评发达，戏曲小说批评又比词学批评更具直接的现代意味，所以，与其他诸体批评相较，词学批评的研究无论是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在相对理论规模上都显得比较薄弱。
其次，在词学研究著作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由于研究者接受了现代意识，词学成为现代文艺学的一个分支，有关词学的研究在理论形态上呈现拓展和飞跃。如果把此期间先后出版的谢无量《词学指南》、胡云翼《宋词研究》和《词学ABC》、 徐珂《清代词学概论》等作为统计的逻辑起始， 那么， 迄今为止， 词学研究的专书已涌现出近1800种（含台湾地区）。（注：兹据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黄文吉编《词学研究书目（1912－1992）》和湖北大学词学研究中心《词学通讯》第1、2期所载“1993－1996年词学研究论文索引”统计。）若剔除有关整理点校的词籍、翻印的旧籍及大量词选类书籍，则有约500 多种“理论型态”的研究专著存世。就这一部分研究现状而言，我们深感：“词学的理论研究”与“词学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失衡的局面。事实上要使词学研究实现质与量的飞跃，这两方面必须比翼齐飞，任何一方面都不能有所偏废。检视“词学理论的研究”这一块，又不难看出：词学批评的独立研究和系统阐释相当有限。一个令人遗憾与诧异的事实是：漫长的词学研究史仅诞生出一部纯粹的词学批评研究论著。这就是方智范等编的《中国词学批评史》。该书的学术创获之处在于：介绍和评析了自唐五代至清代、民国初期的每一个时期的主要词学流派、词论家、词学专著的批评理论观点，在清晰地勾勒出我国词学批评千年发展之轨迹的同时，将作者独自的体认融进了显幽阐微的论述之中。然而，这个史的优点多少掩抑了本应具有的论的优势，也就是说，史的成分大于论的成分，观照与阐释更多是线性的而非系统性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现象在前述《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系列中也有所存在。诚然，造成这个情况的一个客观原因大概在于传统词学理论与批评往往比较零散、琐屑、简略和不完整。但是，正如“中国哲学史无形式上的系统而有实质上的系统”（注：冯友兰语，引自张岱年《中国哲学思想史·自序》。）一样，中国词学批评史也有属于自己的“潜”体系在。所以，我们今天总结与观察词学批评理论传统时，就不单单是“梳理”与“补缺”，而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新建和重构的艰巨任务。正因为将潜在的体系作为对象，每一步学术研究就是一次整合和重构，而所谓史的观照永远只是一种必要手段而非终极目的。罗根泽早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言》中就指出：
我们研究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批评而言，固在了解批评者的批评，而尤在获得批评的原理；就文学而言，固在藉批评者的批评，以透视过去文学，而尤在获得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以指导未来文学。
可见，与批评之维一样，批评研究的意义亦在于指向未来、作用现实。因此，一部批评史不仅应真实地描述批评的生成发展过程，而且还应该体现我们时代的价值观念和时代所达到的理论水平，做到在当代理论建设中完善研究的品格和彰显研究的价值。在这样的学术研究期待视野里，我们可以说，目前词学批评与理论研究的论著做得还不够圆满。
复次，在专论的单篇文章方面。平心而论，大量的词学研究论文显然要比上述两方面做得周全、深入。不少学者已经将词学批评自觉地纳入研究的专业范围内，新知与旧学结合得也好，史与论契合得也密，使词学批评研究走进了百花齐放的学术春天。但，这个春天也存有一道无法回避的风景线：限于论文的篇幅和撰写体例，词学批评研究专论，往往还停留在一种零散的个案研究或线性、平面、静态的描述，总给人一种散珠不成串的感觉。
最后，还不能不谈到这么一个评估感受：目前词学批评研究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这里指的是关于词学批评研究所须凭藉的材料。整理搜集词学批评方面的理论材料虽是晚近才起步的工作，但成果却是丰硕广富的。尤其是著名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的《词话丛编》，收历代词话85种，较为完备。而其他类词学批评资料，今人的裒辑工作也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之中，如金启华等先生编的《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施蛰存先生主编的《词籍序跋萃编》、张惠民先生编的《宋代词学资料汇编》、钟振振先生等主编的《历代词纪事会评》等等。没有这些必要的研究基础，很难想象我们今天能在这里对词学批评论长道短。而面对如此优越的文献条件，我们又一次感到词学批评的研究工作确实显得滞后与缓慢。
三、宋代词学批评研究价值之管见
笔者提出将宋代词学批评独立研究的想法，始发于当前研究的这样一个现状：长期以来，宋代词学批评并没有如宋代词学创作那般幸运，受到应有的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近现代学术界尚未产生过专门评述、研析宋代词学批评的论著；即使在一些词论研究或词学批评史著述里，宋代词学批评也往往被逼挤在一个狭仄的讨论空间。所以，宋代词学批评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它应有的深广度。
该课题研究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学术意义来自于宋代词学批评本身的价值。时至今日，学界仍存有一种偏见，认为理论与批评的产生往往迟于创作，进而认为宋代是词学创作却不是词学批评的黄金时代，并断言所谓宋代词学批评“粗糙”、“价值低”、“无理论”云云。拙见以为，这种看法实为大谬！一般说来，批评后起于创作，这并不错，但对于词学来说，这应该指称作为词创作滥觞期的隋唐五代时期。随着词在两宋文坛的繁兴，与之相应的批评界对词的关注、探讨也活跃起来，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形态。这不仅表现在有关词学的评论已经介入宋人的文化生活之中，直接干预着当时的词学风尚；而且还出现了数种有规模有系统的批评专书，如《碧鸡漫志》、《词源》等。虽然不必侈言宋代是词学批评的“黄金时代”，但是我们可以无愧地说：宋代已是词学批评确立、发展的“自觉时代”。如果说，词学批评的黄金时代是宋后（如清代）的话，那么，这个自觉时代的导夫先路作用决不可小觑。尽管宋人对词学的发现和理性把握比较浮薄和斑驳，宋人的词学批评更多的是一种笼而统之的艺术论，体现着艺术批评的普泛性，然而那些宋人虽明而未融的批评论断和批评命题都成了后世批评者不断汲取批评“因子”的共享之源。如宋人词学批评中的“本色论”、“以诗为词”、“雅俗之别”、“寄托说”等等，一直成为后世词学批评的喋喋不休的话题，亦一直左右着后世词学批评的风云际会。深入研究宋代的词学批评，将大有裨益于我们对后世及整个词学批评史的体认和把握。
再者，从批评学的角度来看，处于建构初始期的宋代词学批评也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因为，它是一个体现、表征中国民族特色文艺批评的精致范本。如中国文学批评一样，词学批评从一开始走的就是自己的路：批评在独特的人文背景和工作对象的制约下，形成了重审美暗示性、重印象式领悟、重细节玩味品评等鲜明的运思方式和语言特色，凝冻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批评内在机制，一个独行的“本土化”的批评系统。比如，宋代的词论者注重师承关系，个人著述很少自立门户、自成系统，但是弟子与老师、后人与前人之间都潜藏着种种内在的精神传承。而这种精神传递实质上是批评的发展，以一种渐进、互补的运动形式构建出体系。而宋后的词学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对宋人词学批评的再批评、再阐释，是对宋人批评体系的“调谐”与“放大”。借用现代生命科学的说法，宋代词学批评“全息”地反映了整个词学批评史的主要体貌。如果说，因为批评文体的零散性而责之为批评的无体系乃是一种过激之言，那么，因为宋代词学批评是批评的雏型而对其作冷处理研究，则完全是一种障目近视之见。
收稿日期：1999—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