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理论论文,经济学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称号下的老做法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西方的经济理论界又一次兴起了研究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热潮。在这股研究热潮中出现了难以计数的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人们通常将它们统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或“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当然，“新经济增长理论”是相对于“旧”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而言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是相对于某种因素为“外生”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而言的。而这里所说的“旧”的、“外生”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指的就是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增长模型，它由索洛(Solow)和斯旺(Swan)等人提出，而完整成型的代表则是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Ramsey-Cass-Koopmans)经济增长模型。
根据正统经济理论的标准说法，经济理论模型说明的是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这种模型中的变量分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两类：“内生变量”的数值由模型本身决定，而“外生变量”的数值对该模型来说是预先给定的(Varian,1997,12.6)。说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外生”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因为它必须借助外生的技术进步来解释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而它的稳态增长率则是由外生的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所决定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力图将新古典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外生变量内生化，它们通常都被统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试图在经济增长模型本身中对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等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外生变量作出内生的解释(朱保华，1999，第二章)。
可是实际上，将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的外生变量内生化以构造新的经济增长模型，这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独到之处。索洛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就是将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外生给定的资本—产出比(资本系数)内生化而产生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经济增长模型对索洛模型的发展和完善，也主要在于将索洛模型中外生给定的储蓄率内生化。
自哈罗德—多马建立了最初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以来，一部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史，也就是不断将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外生变量内生化的历史。本文将简要地勾勒这样一部经济理论发展史的轮廓，它概述了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外生变量是如何不断内生化的。
不过，要看清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内生化历程，首先必须清楚认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结构特征。几乎所有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都是按照正统经济理论的传统，以理性主义的演绎方法构建的。常规的构建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方法是，以经济理论的某些假说为出发点，在一套外生给定的假设前提的基础上，以数学分析的方式推导出模型中各种内生变量的数值，如最终产品的增长率、物质资本的增长率等等。严格地说，以这样的理性主义演绎方法得出的，是模型中的各内生变量(如经济增长率)如何由外生给定的前提条件决定的关系式。
按照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演绎方法，现代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永远也不可能没有外生给定的前提条件和外生变量。只有在这些外生给定的条件和变量的基础上，才能够得出那些内生决定的变量。每当出现新的经济增长模型来将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某个外生变量内生化时，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型总要提出新的外生给定的前提和变量，从而将分析的前提基础进一步推向深处，以便在这些新的外生变量和给定前提下内生地决定那个原来被看作外生给定的变量。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经济增长模型在将索洛模型中外生给定的储蓄率内生化时，就预设了索洛模型中所没有的个人效用函数；“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了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生产率变化内生化，就不能不在模型中预设决定生产率变化速度的新技术或“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而这些“生产函数”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是没有的。
要详尽地说明经济增长模型的外生变量内生化的历程，就必须说清与外生变量内生化不可分的这种模型结构变化。在阐释经济增长模型的每一次内生化时，都必须回答下述几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要将一个外生变量内生化？它如何通过理论结构的调整将这个外生变量内生化？这种内生化有什么后果(将假定的前沿推移到了何处)？
当然，在开始论述外生变量内生化的历程之前，首先应当说明整个内生化历程的起点。这个起点也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开始，它产生了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一代数学模型——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
要完整地说明这个内生化历程的起点，就必须进一步探究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初为什么要建立数量化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哈罗德和多马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提出了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我们在说明经济增长模型的整个内生化历程时所要回答的最中心问题，其实也是这样一个问题。
二、经济学的主题与经济增长理论
正因为如此，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向后回溯，探讨哈罗德—多马模型之前的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对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在复兴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
哪些因素如何决定了一国的物质产品生产水平、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一国的最终产品生产，这一直是古典经济学家们讨论的主要课题之一，它甚至是亚当·斯密经济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对决定总产出水平的各种因素的深入研究，其实就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探讨。在这个意义上，古典经济学家们其实已经提出了系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只是在古典经济学衰落的过程中，在它在经济理论上的统治地位被边际主义的“现代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等)取代的过程中，主流经济学才放弃了对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转而关注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关注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出现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互相呼应，促使20世纪的主流经济学重新注重对宏观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到这时，对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已经经历了从繁荣到消失再到重新崛起的一整个命运的循环——从古典经济学的注重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到后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中断，再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在现代的复兴。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这种荣枯兴衰，深刻地反映了主流经济学主题的根本性变换。
经济学是一个由西方的经济学说主导的学科。对于整个经济理论和现代西方的经济学说来说，古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中世纪基督教会的经济学说提供了看问题的基本角度和立场，但是直接开创了近代经济学研究的是近代早期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说。古典经济学为近现代的经济学提供了最初的理论体系，而整个古典经济学都是在重商主义对经济的研究的基础上、并且是在批判重商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
就其精神实质来说，重商主义其实是把研究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当成了经济学的核心主题，只不过它把一国的经济增长与货币财富的积累混为一谈。重商主义本来只是有关经济政策的一系列具体的主张，它典型地反映了西欧近代早期统一的民族国家政府与本国大商人联合起来争夺世界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的要求。重商主义代表的各个利益集团都以“富国强兵”为号召，把建立和保持一个强大的统一民族国家作为共同目标，将尽可能增大本国的国民财富作为自己关注的核心，但是又错误地把由贸易顺差所增加的贵金属货币看作一国真正的国民财富(Roll，Eric，1973，第二章)。
研究什么是最能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手段，这不仅是重商主义者研究的中心课题，而且是早期古典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核心。对这个问题的系统回答应当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一个实证性的经济增长理论，说明经济增长取决于哪些因素；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另一个层次，就是论证政府的哪些政策可以增强那些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
重商主义的经济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系统地回答这两个问题的程度。古典经济学在重商主义者研究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最大进展之一，就是建立了一个科学的经济学体系来回答上述两个层次的问题。
在正面说明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这个层次上，古典经济学正确地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真正的国民财富不是积累的贵金属，而是本国能够生产的物质产品；它由此转向本国物质产品生产领域去寻找增加一国国民财富的源泉，强调增大一国国民财富的根本途径是保护和鼓励本国的物质产品生产、发展本国的农业和制造业。
就不再把贵金属货币看作一国真正的国民财富这一点来说，古典经济学是对重商主义的直接否定。但是在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上，前期的古典经济学其实与重商主义是一致的，或者不如说是继承了重商主义者的研究目标：到亚当·斯密为止的古典经济学家都还把探寻尽可能增大国民财富的途径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这一点集中反映在亚当·斯密为经济学这个学科奠定基础的那本里程碑著作中，该书的书名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这样，经济学这门学科在其产生之日就以探寻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为主要目的，这实质上就是把对近代经济增长的研究作为经济学的主要课题。重商主义者和前期古典经济学对“富国之途”的探讨，实际上不能不发展为对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可以说，在他们那个时代，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最核心的研究课题。
但是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需要恰当地激励本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成果也不能不在本国国民间分配。近现代的经济增长是在世界性的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进行的，对个人的激励和分配都不能不使用市场经济的激励和分配手段——市场价格机制。这样，重商主义者和前期古典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不能不从一开始就详尽地研究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研究支配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各种规律。他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讨论政府的哪些政策最能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这一讨论构成了研究最能增进一国财富的途径的第二层次。
当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为经济学奠定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时，他不仅系统地探讨了达到尽可能快的经济增长的途径，而且也系统地论证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对近代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全面地论述了支配价格变动的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中的分配规律，由此提出了系统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
产业革命的完成使近代的市场经济趋于完善，也使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矛盾日益激化。在产业革命过程中逐步发展的古典经济学本身就反映了社会关注焦点的这种推移。市场价格机制支配下的收入分配越来越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焦点，经济学家们的讨论逐渐移向资本雇佣劳动的市场经济分配机制的合理性。后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如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仍然把增加国民财富和经济增长看作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并且发展起了一种悲观主义的经济增长前途观；但是他们更看重物质产品的分配和价值决定商品价格的机制，从而把对价值和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推到了经济学的中心地位。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强调在给定土地上追加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这开创了正统经济理论和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研究中的一种思想传统：其它生产要素给定，追加一种生产要素时其边际生产力递减。以给定土地上追加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这一原理为基础，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认为食物产量的增长将限制人口的增长，而实际工资将在一种“自然的”工资水平上下波动，这种“自然的”工资水平是为维持劳动力在原有数量下再生产所必要的生存工资。李嘉图依据这样的工资决定机制和给定土地上追加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断定利润率在长期中将趋于下降，这会消除资本积累的动力，而资本积累的停止必将导致经济停止增长，使整个经济陷入停滞状态。
在论证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时，李嘉图不仅依据他的工资决定机制和给定土地上追加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而且还使用了他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
从字面上说，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是纯粹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产品的市场价格围绕其“价值”而波动，而价值则取决于生产中耗费的劳动。但是实际上，李嘉图所说的产品价值必须保证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而能够保证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的产品价格其实是马克思说的“生产价格”或新古典经济学说的“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价格”，这样决定的产品相对价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等于仅由耗费劳动决定的“交换价值”。这样将劳动决定的价值等同于生产价格，是从亚当·斯密就开始了的一种混淆，而这种混淆使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同时也就成了他的分配理论，因为在生产价格下，等量劳动得到等量工资，而等量资本则得到等量利润。
依据纯粹的劳动价值论，李嘉图以给定土地上追加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为前提，推论出农产品相对于工业品的相对价格在长期中将趋于上升；再依据其工资理论和生产价格理论，李嘉图就推论出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这样，靠着他对价值和生产价格的混淆，李嘉图不仅将他的价值理论与分配理论结为一个紧密的整体，而且据此得出了他对长期经济增长前景的悲观预言。
李嘉图进一步发展和修改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为了在其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论证其分配理论，并以其分配理论来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产品分配的规律。他在其主要著作中强调：“土地产品”“要在土地所有者、耕种所需的资本的所有者以及以进行耕种工作的劳动者这三个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Ricardo，D.,1821，原序)。
李嘉图如此注重分配理论及作为其基础的价值理论，表明经济学的主流正在把理论研究的中心移到对价值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上。他关于经济增长将逐渐趋于终结的学说也结束了凯恩斯之前的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在李嘉图之后的一百多年中，主流经济学几乎完全放弃了对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而把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到了阐发和讨论各种不同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这个时期中，对经济增长的系统论述几乎仅仅存在于德国历史学派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各种学说之中，而德国历史学派本身则被视为一种非主流的经济学说。
这样，当20世纪中期主流经济学重新开始对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时，新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就有了与古典经济学极为不同的风格。尽管如此，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学说仍然为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确立了一些基本的思想传统，在这些思想传统中，最重要的是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以及对生产率—技术水平的极度重视。
李嘉图之后主流经济学对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研究走上了“庸俗化”的道路：它注重的是论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的合理性。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家都试图以其形形色色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说明，通过资本主义市场价格机制进行的收入分配合乎某些“自然规律”，能够尽可能大地改善每个人的状况。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中发生的“边际革命”使占统治地位的价值理论由生产费用决定价值变为“边际效用价值论”，它完成了经济学的庸俗化过程，更为彻底而系统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合理性。
边际效用价值论占统治地位的边际主义经济学不但以价值论和分配论作为理论研究的中心，而且真正以普遍适用的单一概念把价值的决定与收入分配的决定统一了起来，这种普遍适用的单一概念就是市场均衡的价格机制。边际主义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给后来的经济学留下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传统，它把经济学对价值论和分配论的研究推向极端，使经济学变成了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学科。而对商品价格和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之所以会被等同于对资源配置机制的分析，是通过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市场均衡观念，它把个人最优化行为下的市场供求均衡视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常态。
正是边际主义经济学均衡观念的危机使主流经济学重新越出价值论和分配论的讨论范围，把对宏观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的研究纳入自己的主题。20世纪30年代欧美国家的经济陷入大萧条，总需求长期严重小于供给能力成了明显的现实。经济现实逼迫主流经济学放弃其充分就业均衡的教条，重新重视对宏观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的分析。
这个时期发生了主流经济学中的“凯恩斯革命”。原为新古典经济学信徒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他的划时代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总需求通常都小于充分就业产量。为了使经济学能够应对这样的实际状况，他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学分为价值论—分配论与货币论的“错误”两分法，而主张实行一种“正确的两分法”。这样划分的两部分经济学，一部分研究如何将“一特定量资源”配置于各种用途(这就是所谓的“微观经济学”)，另一部分则“是适用于社会全体的产量论及就业论”，也即宏观经济理论(Keynes,1936，第21章)。
“凯恩斯革命”在主流经济学中形成了宏观经济学这门学科，由此使主流经济学突破了在一百年中单纯研究价值论、分配论与资源配置问题的局限，将宏观经济总量的研究纳入了主流经济理论的研究重点。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研究正是随着这场“凯恩斯革命”而产生的。
标签：经济增长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重商主义论文; 外生变量论文; 劳动经济学论文; 新古典经济学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内生变量论文; 边际收入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价值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