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问题报告文学——中国报告文学流派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流派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5)01-085-06
一、问题报告文学的形成与发展
问题报告文学的形成有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它是报告文学文体自身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大致说来，它的发展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1.1986年前，以刘宾雁为代表，是问题报告文学的酝酿与萌生期。
新时期开始后，刘宾雁率先以《人妖之间》等作品，重新恢复和确立了报告文学被中断了多年的战斗传统，同时也开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先河。他从1979至1985年前后的作品，内容包括揭示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的不幸遭遇、呼吁为他们落实政策和反映改革者不畏艰险、开拓前进的事迹等方面，但最集中、突出，影响也最大的是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和极左政治给我们党和国家所带来的灾难——尤其是对党组织和党风的严重破坏。在艺术形式上，刘宾雁运用得最多的是“一人一事”式，即通过典型的中心人物与事例来对现实政治进行干预。但他同时也不限于“一人一事”而表现出“宏观综合”的倾向。如《好人啊，你不该这样软弱》“运用了众多的素材，既具体地描述了七、八个人的若干事例，又引用了不少数据和概况，通过正反各方面的材料，向我们提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受压抑的善良的人们应该依靠民主和法制向坏人坏事做斗争，而不要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关于报告的报告》“更是运用了不少原始材料：信件、新闻以及对若干事例的概述，提出和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正确理解和真正发挥报告文学的社会作用”。[1]不仅如此，刘宾雁还在题材、主题和方法等方面对问题报告文学进行了提倡。因此，无论从创作到理论，还是从内容到形式，刘宾雁都可以说是问题报告文学的先驱。然而，由于当时的时代主题是“团结一致朝前看”，人们对改革的前景过于乐观，社会的各种问题与矛盾还未完全、深刻暴露和表现，因而刘宾雁的探索显得有些“前卫”而孤独，因而也还未应者云集，形成热流。
2.从1986至1989年，以苏晓康为首领，以赵瑜、麦天枢、钱钢、胡平、张胜友、贾鲁生和徐刚等人为骨干，是问题报告文学的形成与兴盛期。
从1985年开始，报告文学中已有较多作品集中探讨婚姻、家庭与性爱等方面的问题，如李宏林的《八十年代离婚案》、洪天国的《凋谢的鲜花》、蒋巍的《人生环行道》、谢致红、黄江的《荒滩桑小做蚕难》、张西庭、贾鲁生的《花环与锁链》和柳明的婚姻、家庭系列等。此外还有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和郭慎娟的《知识的罪与罚》等也有一定影响。但它们或思想力度不够，或表现手法不新，都还未对文坛产生震动。真正引起轰动、对文坛和社会产生冲击力的是1986年出现的《唐山大地震》这部作品和苏晓康这个作家，因而评论界将此概括为“大地震”热和“苏晓康年”[2]。《唐山大地震》的意义在于：第一，在题材的拓展上，它开了写“冰冻新闻”的先例，此后的《南京大屠杀》、《志愿军战俘记事》和《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等历史反思型作品无不受其启发和影响；第二，在方法的革新上，它将李延国《在这片国土上》以来的“全景式”、“集合式”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统计学等方法相结合，发展为新的“大而全”式的写作方式。它与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等作品一道，共同形成了问题报告文学最具“革命”性的文体特征：宏观综合与学术性。苏晓康的创作除文体上的这一特征外，其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批判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为基础，热情呼唤“法治”，如《洪荒启示录》、《自由备忘录》等；二是“在大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站在哲学、历史的高度观照和思考当代现实生活，广泛占有和综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会研究。”[3]如《阴阳大裂变》、《神圣忧思录》、《最后的古都》和《活狱》等。
从这里，我们可明显看到苏晓康对刘宾雁的继承与发展。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刘宾雁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剖析法律尊严如何经由某些吃政治饭的人而被践踏和凌辱的，所写往往是一人一事，具有很强的‘现时性’；苏晓康则更多到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中挖掘它们存在的土壤，有很强的‘深广性’。刘宾雁更多从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的进程中去揭示历史的隐患和政治内在的不成熟，时刻提醒人们正面临的深刻危机。他的忧患是作为一个激动的斗士形象表现出来的，并且直逼政治；而苏晓康则取道法律学、社会学、哲学来反观政治，激情在这里已变为冷静，忧患几乎模糊了他应该是金刚怒目的仗义者的脸庞。”[4]正是因为这种“苏晓康模式”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富“先锋”性与“革命”性，因而它极大限度地顺应了改革深化时期的时代要求，迎合了知识分子和读者们参政议政与探讨问题的需要。而报告文学作家与读者的这种双向互动，就共同促成了问题报告文学流派与热潮的形成。首先，在1986年以后，以苏晓康为首领，很快形成了一个问题报告文学作家群体，其骨干有赵瑜、麦天枢、胡平、张胜友和徐刚等。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相互学习、交流、探讨、激励，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审美追求与艺术风格。其次，在以上骨干作家的周围，还聚集着众多的新老作家。他们受苏晓康和《唐山大地震》等作品的影响，分别以各自的作品或扩展、或补充、或深化、或重复着报告文学代表作家们所开辟的题材和主题，从而使问题报告文学创作形成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局面。
3.90年代以后，以胡平、徐刚、卢跃刚、赵瑜、黄传会、陈桂棣、邢军纪和何建明等人为代表，是问题报告文学的发展与变革期。
问题报告文学至1988和1989年上半年，因达到巅峰和临界状态而面临全面危机。因而，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它在与时代政治的激烈冲突中终于疲软下来，开始冷静反思和理智调整。其结果是一分为“三”：一是“苏晓康模式”并未因其主将“落马”而偃旗息鼓，相反，它作为报告文学家族的新成员，已牢牢站稳脚跟并继续向纵深发展。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有胡子、徐刚、马役军和吴海民等。二是更多的作家顺应“在多样化中突出主旋律”的时代要求与遵循“文学是人学”的内在规律，将批判与歌颂、说理与写人、多样化与主旋律、探讨问题与展示希望相融合，表现出新的文体观念与审美追求。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有卢跃刚、赵瑜、黄传会、陈桂棣、邢军纪、何建明和梅洁等。三是问题报告文学中反思历史的倾向越来越强，其作品也越来越集中、厚重，终于分化出新的流派与品类：“史志性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有麦天枢、曾凡华、邓贤、冷梦、程童一、张建伟、李鸣生和徐剑等。[5]
二、问题报告文学的风格与特色
风格是文学流派的基础，特色是文学流派的标志。要准确、深刻认识问题报告文学流派，必须从风格与特色入手。早在80年代末，有人就对“苏晓康模式”作过这样的概括：“它是中国现实与中国作家双重变化的产物”，“是中国知识分子思维方式变革的一种迹象”；它包括以下内容：不同于往昔的痛苦和忧患，新的真实观，强烈的批判精神，“思想挂帅”－－－－建立新的理性，报告文学的主体化，整体性思维，等等。[6]应该说，这种概括指出了问题报告文学的重要特征，大致是不错的。但又还不全面、准确。因为“苏晓康模式”虽然是问题报告文学的重要代表，但毕竟不等于问题报告文学：它除了“苏晓康模式”外，还有“刘宾雁模式”、“大地震模式”与“马家军模式”等。同时，除了“内容”因素外，也还应从艺术形式方面来考虑。因此，我们需要从整个问题报告文学的发展流变中来全面认识和把握其风格特色。而纵观全局，我认为问题报告文学最鲜明、突出的特色有如下几点：
1.鲜明的主体人格：忧患意识与“殉道”精神 文学除（读者）接受主体外，还有（作家）创作主体，而且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处于统帅和支配地位。但在新时期以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除五四时期外，作家的这种主体性是未得到充分表现和发挥的。尤其是在极左政治盛行的建国后前27年，作家的主观个性和思想自由几乎全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制与代替。新时期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知识分子们被压抑已久的主观情愫与思想个性被极大地激发起来，而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与复杂现实也迫切需要知识分子们的参与和奉献。因而，报告文学这种兼具“真实性”与“政论性”的文体就成为作家们参政议政、“兼济天下”、实现人生抱负的理想方式与载体。这样，也就导致了报告文学观念与文体的革命和问题报告文学的诞生。因此，从刘宾雁到苏晓康，再到90年代的胡平、徐刚、卢跃刚、黄传会、赵瑜、陈桂棣等，问题报告文学作家们都在其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主体精神与独立人格。这一点，又主要表现为深沉的忧患意识与自觉的“殉道”精神。尤为可贵的是，当他们从事这种“危险”文体的写作而遭遇“危险”，或被批评、指责，或遭打击、诬陷时，他们不但没有退缩，而且知难而进，愈挫愈奋，表现出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80年代的刘宾雁、苏晓康、麦天枢和赵瑜等是这样，90年代的胡平、卢跃刚、赵瑜、黄传会、张平、陈桂棣和孙晶岩等也是这样。
尤其是在90年代，在文化转型、人文精神失落、不少人“躲避崇高”、“拒绝沉重”的商品经济时代，他们能自觉抵排流俗、甘于清贫、乐于吃苦、勇于奉献，更见出其人格之高尚与精神之可贵。他们的确表现了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美德。如胡平认为，如果知识分子放弃文化批判的意识和文化先驱的使命，面对压迫人心的问题转过身去，自己便与夜总会里浓妆艳的小姐别无大异，都失去了操守的孤域。因而他表示，即使是在“浮躁得咸鱼也想翻身”的时代，他也要固守“沉重”、拒绝媚俗，以殉道者的自觉，讲真话，认死理，苦恋祖国，追求崇高。[7]陈桂棣之所以在90年代从长篇小说创作转向报告文学，而且从《悲剧的诞生》开始，主格调由以歌颂为主转向以揭露或批判为主，是有感于“老百姓已经没有闲情逸致坐下来去品味那些与现实无关痛痒的小说作品了，他们显然更欢迎直面人生、关注百姓疾苦的非虚构叙述形式的报告文学”；同时，他从自己作品对社会的影响中，感到“报告文学作家是可以用自己的作品为人民办点实事的”，因此，尽管他“每完成一部作品身体都好象被掏空一样”，尽管“许多经不住这种文体写作磨难”的人“纷纷离去”，但他仍决心“继续用生命去写作”。[8]孙晶岩在写作力作《山脊——中国扶贫行动》时，克服了包括职业、性别、家庭等方面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只身跑了大半个中国，采访了上百个人物”。她之所以与当今讲究实惠的年轻人“哪里有钱往哪里跑”相反，自己贴钱“哪儿穷往哪儿跑”，是觉得“报告文学作家首先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是自己“总是想在大风大浪中当一个弄潮儿”，“总琢磨着国家总理应该考虑的问题”；而这种“刻在骨子里的中国情结，这辈子是改不掉了”（见该作《后记》）。这种由“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组成的“中国情结”，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与正直人格的反映。
2.强烈的理性精神：文化启蒙与“政治挂帅”
何西来认为，“清明的理性精神实际上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时代特色，也可以说是历史特色”，“而从文学诸门类的总体格局来看，尤以杂文和报告文学的理性为浓”；报告文学在新时期的长足发展，“始终伴随着理性因素的强化”[9]。事实确是这样。但还应加上：在报告文学中，以问题报告文学中的理性精神最为强烈；在问题报告文学中，又以80年代中后期的鼎盛期表现最为集中、突出。总的来说，问题报告文学中的理性精神具体表现为文化启蒙、哲理思辨、现实批判与历史反思等几个方面。但相对来说，80年代更多表现为激进的文化启蒙与现实批判，且以牺牲“文学性”和“美学”为代价；90年代则更多表现为冷静的历史反思与哲理诗情，且注重“人学”的回归与“文学”的自觉。
何西来还谈到，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理性特点首先是它的启蒙特点，其内容包括科学、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等，其锋芒指向封建、愚昧和官僚主义[10]。麦天枢则认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繁荣和受欢迎首先与它的启蒙性质有关”，“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正自觉地回到一种启蒙的状态中来，着眼于几十年的对民族精神的启蒙”[11]。应该说，这主要是就问题报告文学而言的。事实确是这样：问题报告文学继承五四传统，重新举起科学、民主和反封建主义的大旗，以当代意识审视一切，思考一切，在揭示文明与愚昧之冲突的同时，积极探讨重铸民族心理与建设现代新文明等重大问题。与五四时期相比，这种思考的视点更高，文化意识更浓，态度更积极，建设的成分更多，分析也更深刻、细致、周密。这一点，在贾鲁生、麦天枢、苏晓康、胡平、邓晨曦、曲兰等作家和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婚姻、性爱与家庭等问题报告文学中表现最为集中、突出。
司马长风曾经认为：中国新文学以“反载道始，以载道终”，即“文学革命时，打倒了载孔孟之道的文学，结果出现了载马列之道的文学”[12]。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看，实际也出现“反载道始，以载道终”这种情况，即从反“文学为政治服务”始，又以“文学为政治服务”终，只不过其“政治”的内涵和“服务”的态度截然不同：前者的“政治”是极左路线和社会中心工作，其“服务”的态度是被动、消极的，后者的“政治”是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其“服务”的态度是自觉、积极的。出现这种历史的“惊人相似”的原因就在于20世纪中国这特殊的时代与特定的国情，就在于“忧患”这一世纪主题。因为，即使是在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也“还不是吃饱了闷得发慌，从而需要种种（非理性）新奇刺激的时代，中国还不是把文学关在小圈子里追求它的‘纯粹性’以供少数人作优雅享受的时代，中国还有大量的、现实的严重问题需要人们去关注、去改变”[13]；“在思想观念上，人们现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五四时代还落后，消除农民革命带来的后遗症候的确还需要冲决网罗式的勇敢和自觉”[14]。因此，问题报告文学中出现新的“政治挂帅”与“思想领先”的倾向，就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必然的：它集中体现了新时期文学的时代特征与内在要求。因此，无论是刘宾雁还是苏晓康，无论是“一人一事”式还是“宏观综合”式，也无论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的骨干作家与代表作品，问题报告文学都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现实、干预政治的倾向。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自由备忘录》与《神圣忧思录》是这样，麦天枢的《土地与土皇帝》、《活祭》与《问苍茫大地》是这样，赵瑜的《太行山断裂》、胡平的《中国的眸子》、徐刚的《沉沦的国土》、霍达的《民以食为天》和苏廷海的《苍天在上》与《通天状》等更是这样。
3.全新的文体形式：宏观综合与学术品格
问题报告文学在形式方面的最大特色是宏观综合与学术品格。这一点，前面也已提及，在此再作具体说明。即形式服务于内容：随着内容的深化，报告文学的形式也必然发生革命；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始终是与观念革新与文体变化同步的。甚至在1985年前，报告文学作家们对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的追求胜过了其对内容革命的热情。如徐迟、柯岩、黄宗荚对诗情与散文美的追求，理由、刘亚洲、黄济人对小说手法的借鉴，穆青、鲁光的白描手法与“典型”描写，祖慰对现代派手法的实验，等等。就宏观综合手法而言，这一时期以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和《中国农民大趋势》最为典型。但它们的内容是反映改革而非揭示“问题”，形式上是与哲理诗情结合而和“学术性”无缘。真正具有“学术性”而又用了宏观综合手法的，是陈祖芬的“挑战与机会”系列与李宏林的《八十年代离婚案》等作品。但它们都因思想内容的力度不够而未能独领风骚。因此，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形式革新尚处在探索阶段，它还未找到足以使文体发生“质变”的恰当形式与机会。只有到了1986年，问题报告文学从刘宾雁发展到了苏晓康时，“宏观综合”式才借助思想内容的冲击力量找到了一层身手的用武之地，使文体和形式发生“质”的变化而得以确认。因此，它的脱颖而出，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政治热情与文体发展的内在规律相结合的产物。而所谓“苏晓康模式”，正是这种内容与形式双向选择后的有机融合。
所谓“宏观综合”，主要是指在时间上纵贯古今，在空间上横览四方，站在较高的视点，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以尽可能多的人物和事例来证明观点、说明问题。所谓“学术品格”，一方面是指这种方法所体现的论证方式与思辨色彩，另一方面是指因信息的密集、资料的众多所体现的“资料性”和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所体现的“知识性”。当然，如同忧患意识与“政治挂帅”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作家中表现不同一样，这一特色或这两个方面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作家的创作中又有差异。具体来说，苏晓康、麦天枢、贾鲁生、赵瑜、霍达等人的“学术性”更多体现在论证方式与思辨色彩，钱钢、谢德辉、刘汉太等人的“学术性”更多体现在“资料性”与“知识性”，胡子、张胜友、徐刚、大鹰、刘志清等人则两者兼而有之。总的来说，这方面的作品以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胡平、张胜友的《东方大爆炸》、赵瑜的《强国梦》、尹卫星的《中国体育界》、大鹰的《谁来保卫2000年的中国》、谢德辉的《钱，疯狂的困兽》、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马役军的《婚姻大世界》、程童一等人的《开埠》和何建明的《中国高考报告》等最为典型。当然，在90年代，由于其“人学”的回归与“文学性”的加强，问题报告文学中的学术化特色总的来说有所弱化，但其“宏观综合”则又扩大了新的外延与内涵。即不只指信息、资料与事例的“综合”，还包括“问题”与”人物”、“批判”与“歌颂”、“多样化”与“主旋律”等较深层次的“综合”。这一点，我们从李超贵的《中国农村大写意》、卢跃刚的《大国寡民》、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与《中国贫困警示录》、陈桂棣的《民间包公》、何建明的《落泪是金》、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以及邢军纪、曹岩的《北中国的太阳》、《大沉浮》与梅洁的《山苍苍，水茫茫》等作品中均可看出。
三、问题报告文学的成就与局限
问题报告文学的崛起，不仅是报告文学本身的一场革命，而且也极大地影响和带动了中国文学界与思想界的革命，它所取得的成就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
第一，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方面，它有力地参与和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它不仅充当了时代的“书记员”，真实、全面、具体地记录了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遽变与民族心理的阵痛，而且担任了社会的“审判官”与代言人。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还担当了政治家与哲学家的任务。也就是说，问题报告文学对现实社会的分析、批判与理性思考，不仅具有哲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行政决策与管理方面的实践意义。它所发现和提出的不少问题与建议，如知识分子的地位与待遇问题、民主与法制的建设问题、党内腐败与反腐败的问题、经济起飞与文化落后的问题、改革者素质与人的现代化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环保问题以及婚姻、性爱观念的变革问题等等，不但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思考，而且成为政府领导和决策者的参考资料与现实依据。
第二，就对新时期文学的贡献与文学史意义而言，它在小说、诗歌等“纯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热衷于形式翻新与手法试验之时，继续“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批判现实、干预生活的传统，勇敢担当起改造社会、人生的任务，坚持将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尤其是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传统发展到新的阶段，从而避免或矫正了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和抒写自我、低吟浅唱的萎靡之风，为新时期文学输入了强劲的崇高之美与阳刚之气。同时，它注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反思民族、批判现实的审美倾向，也给90年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与文化散文热的兴盛以直接、有力的影响。
第三，就报告文学文体本身的发展而言，它的宏观综合与学术品格，拓宽了报告文学的艺术视野，丰富了报告文学的表现方法，改变了报告文学的传统观念。它使人们明白：报告文学不但可以记事、写人，而且可以议论、说理；不但可以表现艺术美，而且可以表现思想美；不但可以有人物型、事件型、游记型，而且可以有杂文型、论文型；不但可以具有新闻性、文学性、政沦性，而且可以具有文献性、学术性。尤其是它以极端的方式，矫正了长期以来不重视“政论性”和“真实性”不“真”的弊病，强化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批判功能。这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
第四，尤其是它对传统文论的挑战，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即它不但强化了文学的认识功能与教育（启蒙）功能，而且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以及文学的本质与内涵等方面向传统的文学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如在文学与生活方面，传统文沦认为：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而问题报告文学的创作实践却证明：文学既高于生活，也低于生活；艺术真实既高于生活真实，也低于生活真实。因为，“报告文学的真实既非第一性的原始生活真实，也不是传统文学中界定的艺术真实，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真实’，即经由艺术观照、主体选择乃至于深度整合的新的生活真实。”[15]事实证明，问题报告文学中所体现的这种“生活真实”，比小说、诗歌等虚构性文学所体现的“艺术真实”要广泛、深刻、有力得多。首先，问题报告文学在反映生活的广泛性、丰富性与全面性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虚构性文学无可企及的高度。它从历史到现实，从自然到社会，从动物到人，从衣食住行到婚恋性爱，从英雄模范到妓女乞丐，从体坛健将到流行歌手，从“两弹一星”到三峡工程，从海南建省到台胞探亲，从抗美援朝到中苏解冻，从北荚漂流到东瀛留学……可以说无所不包，无所不及。它所反映的问题包括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的各个角落，其题材范围之广泛，可以说空前绝后。其次，就问题报告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严酷性与深刻性而言，它也的确使一切“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如对极左政治的批判与对贫穷、饥饿的揭露，虽然《绿化树》和《平凡的世界》等小说也描写较为深刻，但无论如何，在这一点上，它们没有沙青的《依稀大地湾》、王立新的《毛泽东以后的岁月》和黄传会的《中国贫困警示录》等问题报告文学那样反映真实、反思深切。这些作品揭露：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大饥饿的年代，甘肃、安徽等地出现“人相食”的历史惨况，目前还有人过着原始洞穴人的生活。而更令人震惊的是愚昧、麻木等精神上的贫困。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不少报告文学作家深入青藏高原和塔里木沙漠等地，在揭示大自然的险恶、神秘与强悍的同时，充分展示了生命的崇高与人生的悲壮。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这样写出了他们的内心震撼与由衷感受：“在西藏，军人死亡的记录，数字是惊人的：河葬，雪殇，路悼，到处都有忠魂。我们的笔快流不出泪了”（燕燕、张卫明《雪域战神》）；“大勇者的魂魄不是想象出来的，它是一种真实存在，而这种真实存在往往会使许多在正常生活状态中的人们不可思议“（张敬群《大勇者之魂》）；“面对严酷的真实，我的笔有些沉重，有些迟疑。可我还是写下了这一切”（罗盘《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正是这种沉重得连作者都不敢相信、不忍下笔的“严酷的真实”，迫使作家们不得不拒绝艺术虚构的诱惑而尊重生活的质朴、真实。因而赵瑜在《马家军调查》中写到，为了保持生活的原汁原味，他不厌其烦地抄录马家军兵变前运动员们的日记、信件和录音，他觉得“只有如此才能最真切地表达她们当时的心情和思想，任何第三者的描绘都无法与生活的真实相比拟。……如果我们要探求她们当时内心世界的全部真实，却只有依靠这些留给历史的纪录”。这些，都充分说明：问题报告文学所体现的“生活美”高于虚构性文学的“艺术美”，其“生活真实”也高于其“艺术真实”。
问题报告文学也向传统的“文学是人学”等观念提出了挑战。因为，“文学是人学”的涵义是指文学必须以人物为中心，必须写出人物的性格与灵魂。但问题报告文学的最大特点是理性的高扬与“人学”的失落，它的许多作品都只有事例、信息、资料和议论而没有“人物”，那它是否还是“文学”呢？面对这种客观存在，如果我们不是削足适履的话，就只能重新界定“文学”的定义了。事实上，针对新时期以来文学迅猛发展和丰富复杂的现实，已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如有人认为，“文学是一个场合，一个矛盾和冲突的‘场合’，惟其如此，文学才能成为一个‘叙事者’，一个历史和现实境遇的伟大的‘记录仪’”，[16]；文学是“人的生命过程的特殊解释系统”，“人文精神和现实情怀，是文学在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中所体现的主要文化特质和价值意义”[17]。尤其是以下论述，更能切合问题报告文学的创作实际：“文学言说区别于一切非文学言说之处就在于文学言说的是情感体验，文学就是情感体验的言说”；“属于生存本体论性质的哲学，如意志哲学、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的著述，几乎都是杰出的文学，尼采不用说，海德格尔的晦涩风格的书写，实在完全是现代主义色彩的散文；而真正具有现代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实际上都是文学中的哲学言说”[18]。的确，问题报告文学中鲜明的主体人格、沉重的忧患意识与自觉的“殉道”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生命过程的“特殊解释”与“情感体验的言说”；它所体现的强烈的理性精神和“宏观综合与学术性”，也“实际上都是文学中的哲学言说”。如此，谁还能怀疑问题报告文学是否“文学”、贬斥报告文学是“亚流文学”呢？
当然，问题报告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历史局限与不足，其经验教训也值得认真总结。首先，它“成也政治，败也政治”：在文学与政治的问题上，问题报告文学作家们重复了早期梁启超的错误，过高估计了文学对政治的作用，因而在针砭现实、干预生活时显得急功近利、心浮气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现代中国最流行的错误观念之一便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上面——无论是革命式的还是改良式的。一般知识分子似乎认为只有政治变好了，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各方面才能跟着起变化。这种想法的后面不但存在着一种急迫的心理，而且也透出对政治力量抱有无限的信任。”[19]。这是自五四提倡“民主”、“科学”以来所留下的历史局限。由于这种“理想”的不切实际，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与现实政治发生冲突，从而导致某种人生悲剧。刘宾雁、苏晓康等人即是其例。实际上，“在现代化上急于求成的狂热，对激进思潮的情绪性响应，企图通过政治变革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举措，……都在不断地加剧我们的烦恼。”[20]而且事实上，在问题报告文学的形成与兴盛期，它也的确受到当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如集中展示阴暗面、全面否定传统、全盘鼓吹“西化”、偏激发泄怨愤，等等，均是其突出表现。尤其是一些作品，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缺乏科学与历史的态度，在批极左政治与封建主义的同时几乎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苏晓康等的《“乌托邦”祭》、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等即是其例。
其次，与这种内容上的偏激、浮躁相一致，问题报告文学在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等方面电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审美迷失。我认为，恩格斯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原则，不但适用于小说、戏剧等虚构性文学，而且也适用于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而某些问题报告文学作品，正是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失误。如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问题，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作了科学评价，认为应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那么，《“乌托邦”祭》、《储安平与“党天下”》等作品，闭口不提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勋，而只截取他晚年所犯错误的某一段历史加以放大，这不也违背了典型化原则，未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此外，某些作品只字不提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不提共产党为惩治腐败所作的努力和所进行的斗争，不提现实中某些为政清廉、默默奉献的党员和干部，而只将改革失误、党内腐败、国民劣根性以及贫穷落后等阴暗面集中展露，这不也违背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与此相联系，某些作家在忧患意识与自省意识的旗号下，为了所谓“起启蒙作用”，就重新提出“载体”论、“工具”论和“主题先行”论，认为要淡化“文学性”、强化“功利性”[21]，并在事实已付诸创作实际，这不是”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不是又重新陷入了“文以载道”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怪圈？。
再次，问题报告文学还存在题材重复、材料堆砌、手法雷同等问题。前面谈到，问题报告文学的题材无所不包，无所不及，这对于开拓文学的题材领域是有贡献的。但它发展至极端，就成了抢题材、赶热潮、趋时尚。这样，就出现敏感题材与热点问题“蜂拥而至”而导致良莠不齐的重复现象。这种现象的盛行必然导致表面热闹的虚假繁荣而缺乏久远的内在力量。同时，“苏晓康模式”与“大地震模式”一经形成，不仅模仿者趋之若骛，而且在“大而全”和“学术性”上尽情发挥，从而出现篇幅越来越长、内容越来越杂、文学性越来越差的现象。有的因大量堆砌材料和列举枯燥数字而几乎与调查报告和学术著作无别，有的甚至出现猎奇、媚俗等现象。这样，就使读者感觉“或在读新闻报道，或在读学术论文，或在读调查报告，甚至在读文件”，使报告文学成为“一个独特的文体大杂烩”[22]。这样，也就使“宏观综合”这一最具“革命”新质的形式因过度疲劳而走向反面、出现危机。这种现象，在80年代的《东方大爆炸》、《人体模特众生相》、《倒爷奇观》、《中国当代民谣沉思录》、《二十四人的性爱世界》和90年代的《警报——共和国经济忧思录》、《中国人才大流动》、《中国禁毒纪实》、《天国沧桑》与《昨天》、《八千万流民部落》等作品中都有突出表现。正因如此，问题报告文学在90年代出现新的分化、融合等“革命”，就是文体进步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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