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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发动伊拉克战争近三周年之际，历史似乎不会对这场干预本身或怂恿这场干预的思想做出友善的评价。通过入侵伊拉克，布什政府造就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现在伊拉克取代了阿富汗成为吸引圣战恐怖分子的一块磁石，一个把大量美国人当作靶子的训练场所和作战基地。美国现在仍有机会建立一个以什叶派为主的民主伊拉克，但是在未来的几年里新政府将十分虚弱；由此造成的权力真空将会受到来自其所有邻国，包括伊朗在内的外部影响。对伊拉克人民来说，铲除萨达姆的独裁统治带来了一些明显的好处，或许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还会产生一些正面的溢出效应。但是人们很难看出这些发展本身如何证明美国在这个事件上迄今为止所付出的流血牺牲和花费的金钱是值得的。
现在确定其政府第一任期框架的所谓布什主义已陷入混乱。布什主义(在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其他地方得到了进一步阐述)认为，“9·11”事件之后美国将不得不定期地发动预防性战争，使自己免受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和恐怖分子的袭击；如有必要，它将采取单独行动；此外它将努力实现大中东民主化，长久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但是能否成功地先发制人依赖准确预测未来和获取良好情报的能力，这在当时都无法做到，而美国理解的单边主义使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一直在疏远这些政策，并开始重新书写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
但是可能遭受最大挫折的恰恰是利用美国实力促进国外民主和人权的理想主义努力。在伊拉克能够察觉的失败将对外政策“现实主义者”的权威恢复到亨利·基辛格的传统中去。现在许多书籍和文章都在强烈谴责美国幼稚的威尔逊主义，抨击试图使世界民主化的主张。布什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以强硬的辞令提出其政府要在第二任期内努力在中东推行更大范围的民主政治的主张，现在这一主张已经结出了颇有疑问的果实。在2005年11和12月份埃及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获得了大量的拥护者。虽然去年12月在伊拉克举行选举本身就是一个成就，但选举却使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什叶派集团的实力有所上升(此前在6月份伊朗刚刚选举了保守的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任总统)。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哈马斯在上个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公开致力于摧毁以色列的运动取得了执政权。布什在其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说：“现在美国的重大利益与我们最强烈的信念是一致的。”但是人们对布什政府在搅动这潭混水时所犯重大错误的指责将日趋频繁，如果美国政府忠于其在中东的传统独裁盟友，情况可能会好些。实际上像杰夫里·萨克斯这样的左翼和帕特·布坎南这样的右翼人士都抨击在全世界推动民主政治的行为，认为这是非法行为。
对推销民主政治和积极对外政策的反应可能不会就此停止。那些被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称作“杰克逊保守派”(Jacksonian conservatives)、即生活在“红色美国”(美国内陆、南部等心脏地带——译者注)的美国人支持伊拉克战争。他们的子女正在中东战斗，流血牺牲，他们认为他们的孩子是为捍卫美国不受核恐怖主义者的袭击而战，而不是在推行民主政治。他们不想在险恶的战争中抛弃总统，但接下去伊拉克干预可察觉到的失败可能会促使他们转而支持比较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他们来说这是比较自然的立场。最近佩尤民意调查表明公众舆论正转向孤立主义；自越南战争以来，认为“美国应管好自己事务”的美国人的比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
推动伊拉克和中东更大范围民主化的正是布什政府内外的新保守派，而不是任何其他群体。作为促进伊拉克政权更迭的决定性声音，他们广受赞扬(或指责)，然而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的理想主义议程将会受到最直接的威胁。如果美国在伊拉克消耗殆尽，从世界舞台上撤出，我认为这将是一场巨大的悲剧，因为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对在世界上维持一个公开和日趋民主的秩序至关重要。新保守主义议程的问题不在于其目的、其观点极具美国特色，而在于实现这一目的过于军事化的手段。美国对外政策需要的不是回归到狭隘的、犬儒的现实主义，而是要制订“现实的威尔逊主义”，使手段更好地适应目的。
新保守主义的遗产
新保守派怎样扩张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们甘冒破坏自己目的的风险呢？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对外政策并没有自然地从那些自认为是新保守派的前辈们的观点中转移开来，因为这些观点本身是复杂的，易于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四条基本的原则或思路贯穿着这一思想的主要部分，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关注民主、人权以及更广泛的内容，各州的内部政治；相信美国实力可用于道德目的；怀疑国际法和国际机构解决重大安全问题的能力；最后一点是认为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往往会导致出人意料的后果，从而破坏其自身目的。
问题是这些原则中有两条潜在地相互冲突。社会工程初期主要用在像肯定性行动、公共交通和福利上。怀疑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的后果，怀疑雄心勃勃的进取心永远会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这导致了对重新构建世界持谨慎态度。另一方面，相信美国实力潜在的道德效用暗示了美国激进主义能够改造全球政治的结构。到伊拉克战争开始时，相信美国实力转换效用的思想已经超过了对社会工程的怀疑。
现在回过头来看，事物不一定都得按这种方式发展。新保守主义源于一个主要由犹太知识分子组成的非凡的团体，这些人都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和40年代初上过纽约城市学院，其中包括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欧文·豪(Irving Howe)、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以及稍后一些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等。关于这些人的传说许多地方都有记述，尤其是约瑟夫·多尔曼制作的那部记录片《雄辩天下》(Arguing the World)。纽约城市学院派重要的遗产是对社会进步和普遍权利的理想主义信念以及强烈的反共态度。
毫不奇怪，纽约城市学院派中的许多人一开始就是托派分子。当然托洛茨基本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他的支持者比大多数人更清楚地意识到斯大林政权的犬儒主义和残暴。与传统的美国右翼相反，反共的左翼同情共产主义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但是在20世纪30和40年代他们逐渐意识到“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已经完全破坏了其阐述的理想目标。然而并不是纽约城市学院所有的思想家都变成了新保守主义分子，这一群体中的许多成员终身著书立说论述良好意愿走向极端的危险性这一主题。
如果说为欧文·克里斯托尔、内森·格拉泽和丹尼尔·贝尔1965年创办的新保守主义杂志《公共利益》撰写国内政策批判文章的那些人有一个中心主题的话，这个主题就是社会工程的局限性。格拉泽、莫尼汉以及后来的格伦·卢里(Glenn Loury)等作家都认为雄心勃勃寻求社会公正的努力往往会给社会带来比以前更糟的结果，因为这需要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来中断以前存在的社会关系，或者是造成一些未曾料到的后果。在詹姆斯·威尔逊大量的关于犯罪文章中贯穿着这样一个主题，即通过解决类似贫穷和种族主义这样的深层次问题不可能降低犯罪率；社会需要有一些把重点放在较短期措施上的有效政策，这些措施针对社会贫困的问题(如地铁涂鸦和街头行乞)而不是针对根本性的原因。
那么这样一个群体究竟是如何确定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中东缺乏民主，而美国既有智慧又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民主会迅速和毫无痛苦地降临伊拉克呢？假如冷战不是以这样奇特的方式结束，新保守主义是不会有这种转变的。
罗纳德·里根把苏联和其盟国称作“邪恶帝国”，并要求戈尔巴乔夫不仅要改变他的体制，而且要“拆毁柏林墙”，为此他受到美国左翼和欧洲精英们的嘲笑。里根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理查德·珀尔因其毫不妥协的强硬立场而被谴责为“黑暗王子”；因在中程核武器谈判中提出双零建议(即完全消除中程导弹)，珀尔被那些受人尊敬、持中间立场的对外政策专家在诸如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国务院等地方批评为毫无希望地脱离现实。那伙人认为里根派完全是在危险地幻想获得冷战的实在胜利，而不是在处理冷战问题。
然而在1989—1991年，冷战的确获得了全面的胜利。戈尔巴乔夫不仅接受了双零建议，而且大大削减了常规军队，此后他没能阻止波兰、匈牙利和东德叛离其帝国。在两年时间里，共产主义由于其内部的道德虚弱和矛盾而垮台，在东欧和前苏联都出现了政权的更迭，威胁西方的华沙条约组织消失了。
冷战结束的方式在两个方面影响了伊拉克战争支持者，包括像维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等较年轻的一代的思维。首先，它似乎创造了一种假象，即所有专制政权内部都是空洞的，只要轻轻地从外部一推便会坍塌。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一旦邪恶的巫师死亡，小精灵们就会起来开始为他们的解放而快乐地歌唱。正如克里斯托尔和卡根在他们2000年出版的书籍《当前的危险》中所指出的：“对许多人来说，美国用实力促进独裁者所统治的国家政权更迭的想法听起来像乌托邦。但事实上，这显然是现实的。”
关于战后向民主转变的这种过于乐观的态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无法理解布什政府对后来在伊拉克出现的叛乱没有做好充足准备。那些战争的支持者似乎认为民主是一种缺省的条件，强制的政权一旦被推翻，社会就将恢复民主，而不需一个机构建设和改革的长期过程。虽然现在他们宣称自己一直都清楚伊拉克的民主转变将是长期和艰难的，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料到目前的局面。根据乔治·帕克最近出版的关于伊拉克的图书《刺客门》(The Assassins’Gate)所言，五角大楼计划在入侵后的那个夏季结束时将美国军队数量减少到2.5万人左右。
到20世纪90年代，新保守主义还曾受到其他几个知识源流的影响。一个来自德国犹太政治理论家利奥·施特劳斯的一些学生。施特劳斯是哲学文本的严肃读者，他对当代政治或政策问题不发表任何看法，与安妮·诺顿和沙迪亚·德鲁里等人所写的关于他的那些胡说八道截然不同。然而，他关注由尼采和海德格尔相对论所引起的“现代性危机”，以及一些宗教主张和关于美好生活本质的根深蒂固看法不能从政治中消除的事实。另一个源流来自兰德公司的战略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他曾是理查德·珀尔、札尔迈·哈利扎德(美现任驻伊拉克大使)和保罗·沃尔福威茨(前国防部副部长)等人的老师。沃尔斯泰特强烈关注核扩散问题和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遗留的漏洞的问题。该条约支持“和平”利用能源，其漏洞足以让像伊拉克和伊朗这样的国家为所欲为。
我与新保守主义运动的许多不同线索有诸多联系。我是施特劳斯门生、畅销书《封闭的美国心灵》的作者艾伦·布鲁姆的学生；我曾在兰德公司任职，并与沃尔福威茨一道研究过波斯湾问题；而且我两次在沃尔福威茨手下工作。许多人还把我的书《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992)说成是新保守主义的小册子，因为书中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所有的人都渴求自由，这必然会引导他们走向自由民主，我们正处于一个日趋加速的、有利于自由民主的跨国运动当中。这是对该论点的误读。《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本质上是关于现代化的论述。最初的、普遍的东西并不是渴望自由民主，而是渴望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即技术上先进和繁荣的社会，这个社会如果是令人满意的，倾向于推动人们参与政治的要求。自由民主是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副产品，是某种只有在历史进程中才成为人们普遍渴望的东西。
换言之，《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提出了一个支持社会进化过程是长期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结局是自由民主而不是共产主义。与之相反，在学者肯·乔伊特(Ken Jowitt)所作的简洁陈述中，克里斯托尔和卡根等人表述的新保守主义立场是列宁主义的；他们认为正确地运用实力和意愿能够推动历史。在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中，列宁主义是一场悲剧，但在美国实践时却归为一出闹剧。作为一种政治象征和一个思想体，新保守主义已经发展成为某种我不再支持的东西。
仁慈霸权的失败
布什政府及其新保守主义支持者不仅低估了在伊拉克等地方取得令人满意的政治成果的困难性；而且他们还误解了世界对美国动用武力的反应。当然，在冷战中有许多对外政策分析家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称之为最高纲领主义的例子，即华盛顿首先采取行动，事后再寻求合法性和盟国的支持。但是在冷战后时代，世界政治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使这种动用实力的方式甚至在关系密切的盟国的眼里也产生了很大疑问。在苏联垮台后，查尔斯·克拉特哈默尔、维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等各种各样的新保守主义者都提出，美国将会运用其势力在世界其他地方实行一种“仁慈的霸权”，随时解决诸如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违反人权事件和恐怖主义分子威胁等问题。克里斯托尔和卡根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的著述中都在考虑这种姿态是否会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的抵制，他们的结论是：“恰恰是因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充满了极高程度的道德思想，所以其他国家才对这个否则将是十分可怕的大国没有太多的恐惧。”
在全球对伊拉克战争作出反应之后看这些话不难感到强烈的讽刺意味，这场战争成功地把世界大部分国家联合在激烈的反美运动中。一些迹象表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早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就发生了变化。全球力量结构的不平衡已变得十分巨大。美国的实力在各个方面都以史无前例的差距超越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其国防开支几乎是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在克林顿时期，美国的经济霸权就已经引起人们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活动的极大敌意，这种敌意往往来自美国亲密的民主国家盟友，它们认为美国正竭力将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t)的社会模型强加给它们。
世界不接受美国仁慈霸权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首先，其前提是美国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即美国可以运用其实力而其他国家却不行，因为它比其他国家更讲道德。在《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的对恐怖主义威胁先发制人的学说是不能通过国际系统而安全推广的；如果俄罗斯、中国、印度或法国宣布有同样的单边行动权力，美国政府将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仁慈霸权的另一个问题来自国内。美国人对国外事物的关注和对那些对美国利益没有明显好处的海外项目进行资助的兴趣极其有限。“9·11”事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这种看法，为在中东发动的两次战争和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提供了大众支持。但是这种支持并不持久。本质上讲，美国人并不是主张帝国主义的人。尽管仁慈的霸主有时不得不采取残忍的行动，而且这种行动需要耐力，但是那些对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相当满足的人们是不大会有这种耐力的。
最后，仁慈霸权认为霸主不仅有善意，而且能够胜任。欧洲和其他国家对干预伊拉克的主要批评不是基于美国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而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即首先美国并未充分地表明它为什么要入侵伊拉克，其次他们也不清楚使伊拉克民主化的后果。
最根本性的错误判断是过高地估计了美国所面临的极端伊斯兰教的威胁。虽然确实存在着无法阻止的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装的恐怖分子造成新的威胁的可能性，但是战争的鼓吹者错误地把这一点与伊拉克所造成的威胁和无赖国家更普遍的核扩散问题混为一谈。造成这一错误判断的部分原因是美国情报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能够正确地评价战前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的状况。
下一步做些什么？
既然新保守主义阶段似乎已成为过去，美国需要在若干根本方面形成新的对外政策观念。首先，需要将全球反恐战争的号召非军事化，转向使用其他类型的政策工具。美国正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镇压叛乱和反击国际圣战的热战，这是美国必须打赢的战争。但是将广泛斗争比喻为“战争”是错误的，因为战争以剧烈的形式展开，有明显的开始与结局。迎接圣战主义者的挑战绝不仅仅是一场“长期、模糊的斗争”，其核心不是军事战役，而是在全世界范围争夺普通伊斯兰教徒人心和思想的政治竞赛。正如最近法国和丹麦发生的事件所示，欧洲将是这场斗争的主要战场。
美国需要提出某种比“自愿联盟”更好的东西来证明其对付其他国家的合法性。当今世界缺乏有效的国际机构来赋予集体行动以合法性；创造能够更好地平衡合法性和有效性双重要求的新组织将是下一代人的主要任务。作为二百多年政治革命的结果，我们比较清楚如何在我们称之为国家的垂直封闭的地方创建遵守规则、承担责任和相当有效的机构。我们现在缺乏的是各国之间的横向负责的有效机制。
保守主义者对联合国的批评切中要害：联合国虽然对某些维护和平与国家建设的行动是有益的，但在处理重大安全问题时缺乏民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解决办法不是要加强一个惟一的全球机构，而是要促进一个多重-多边的世界(multi-multilateral world)，这是由按区域或功能所组织的相互重叠、偶尔又相互竞争的国际机构的世界。1999年的科索沃就是一个典型：当俄罗斯的否决阻止了安理会的行动时，美国和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只是将聚会地点转移到北约，这样俄罗斯人便无法阻止他们行动。
最后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领域，即在今后数月和数年中争论最激烈的将会是美国对外政策中关于促进民主的问题。伊拉克战争最糟糕的遗产可能是造成强烈的反新保守主义的效应，以及突然转向采取玩世不恭现实主义政策的孤立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政策使美国与对其友好的独裁国家结为联盟。善治(good governance)不仅需要民主，而且还需要法制和经济发展，这对于我们所期望的一系列成果，从消除贫困到对付疾病大流行再到控制暴力冲突，至关重要。因此，关注统治者如何对待其公民的那种威尔逊政策才是正确的，但是该政策需要某种现实主义思想的支撑，而在布什政府的第一任期和其新保守主义盟友的认识中却缺乏这种思想。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在中东地区促进民主和现代化不是解决圣战恐怖主义问题的办法；它可能使短期问题变得更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巴勒斯坦的选举使哈马斯获得了政权。极端的伊斯兰教是现代化本身的副产品，起因于伴随向现代多元社会过渡时期出现的身份丧失。最近如此多的恐怖主义者在民主的欧洲变为极端分子，他们十分了解民主带来的好处，这种现象绝非偶然，从“9·11”事件的穆罕默德·阿塔到谋杀荷兰电影制作人提奥·凡·高的凶手，再到伦敦地铁的爆炸者。更多的民主意味着更大的异化、极端化以及十分不幸的恐怖主义。
但是无论我们做什么很可能都会有伊斯兰组织的更大政治参与，伊斯兰教激进分子的毒害只有通过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社区的政治机体才能最终起作用，这是惟一的方法。友好的独裁者统治被动人口，创造无限期的稳定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新的社会行动者正在到处动员人们，从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到南非和波斯湾。持久的以巴和平不可能建立在腐败的、非法的、经常不得不但心哈马斯对其权威挑战的法塔赫基础之上。和平有可能在将来的某段时间里从一个被迫应对管理现实的前极端恐怖组织所掌控的巴勒斯坦出现。
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善治议程，我们将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美国政府一些机构的改革、重组和对它们的适当资助上来，这些机构实际上都是促进民主、发展和世界各地法治的组织，如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家民主基金会等。美国的帮助在许多国家新近的民主过渡中经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包括1986年的菲律宾；1987年的南朝鲜和台湾；1988年的智利；1989年的波兰和匈牙利；2000年的塞尔维亚；2003年的格鲁吉亚；2004—2005年的乌克兰。从这些案例中显现出来的至关重要的教训是美国无法决定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方实行民主。从定义上讲，外来者不能把民主“强加”给一个不想要民主的国家；民主的要求和改革必须是国产的。因此促进民主是一个长期的和随机的过程，要等待有效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的逐渐成熟。
布什政府已经开始背离，甚至在迅速背离第一任期的遗产，在对待伊拉克和北朝鲜的核问题上谨慎地采取多边的处理方式就是明显的迹象。今年1月份赖斯就“外交转型”发表了一篇严肃的讲话，并开始努力重组对外政策机构的非军事方面，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也正在重写。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布什第一任期的遗产和其新保守主义的支持者已变得如此两极分化，以至于很难就怎样在未来几年中适当地平衡美国的理想和利益方面进行一场理性的辩论。反对有缺陷的政策可能与政策本身的破坏性一样大，这种反对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放任行为，因为我们在全球政治中已到了关键时刻。
新保守主义，无论其根源多么复杂，已经与强制政权的改变、单边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联系在了一起，无法抹杀。现在需要的是美国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处的新思想，既不是新保守主义的，也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保留新保守主义者对人权普遍性的看法，但又不对美国实力和霸权能够实现这些目的的有效性抱任何幻想。
[王晓群、王丽莉：上海财经大学外语系]
注释：
①Francis Fukuyama,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Democracy,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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