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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规划纲要强调“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所谓“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中，我国经济长期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消费却渐显疲软之势。“三驾马车”若是瘸了一匹马，我们的经济之路还能走得顺畅吗？
出口难以大幅增长
前不久，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成都的一次企业高层学习班上谈到：近年来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在国际上引起一些贸易摩擦，这也告诉我们出口增长是有极限的，不是可以无限增长的。
据新华社报道，继3月23日欧委会正式批准了对中国和越南产皮鞋反倾销案的初裁方案一周之后，3月30日欧盟、美国常驻WTO代表团大使分别致函中国驻WTO代表团大使孙振，就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等措施在WTO提起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时隔一天，欧盟发表公报称，将对中国7家彩电企业恢复征收44.6%的反倾销税。10天之内，三起贸易摩擦接踵而至，再次敲响了中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警钟。
另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头两个月，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已明显下降，年增幅降至不到20%。2月份对欧盟和美国的服装出口大幅减少。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基于自身利益，将部分利润较低的中低端产业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中国由于具有比较明显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和资源优势，因此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20多年来，中国出口高速增长，产业链日趋完善，部分产业具有了生产中高端产品的能力，出口产品质高价廉，以致中国商品不但成为发展中国家，甚至成为发达国家的有力竞争者。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的工会组织认为，是中国商品的大量进口，加剧了本国的失业，向本国国会发出的对中国商品反倾销声浪日渐高涨。根据世贸组织统计，从1995-2005年，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在世贸组织成员发起的反倾销案件中，约1/6针对中国。2005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51起；为历年最多。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局长王世春介绍说，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等因素的影响，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已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摩擦形势日趋复杂。
有外贸专家分析，2006年针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将大幅上升。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中国扮演的这一角色日显尴尬：一方面是接踵而至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是量增价跌后日益微薄的利润。一方面出口量很大，产品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却背负了“倾销”的恶名，还带来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过于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已经露出它的弊端，现在是该我们考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了。
产能过剩再次降临中国
樊纲在讲话中指出，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目前产能过剩的危机已再次降临中国。4月7日，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06年亚洲发展展望》也预计，过快的投资增长，已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
近年来，投资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即便是在近3年宏观调控的约束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始终保持着25%左右的较高增幅。“十五”期间，国内投资率由36%上升到44.8%。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注定是不可能长久的，高增长的投资如果没有高增长的出口和消费相匹配，必然带来产能过剩危机。
我国是在1996年第一次出现产能过剩的，目前又出现了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去年年底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明确圈定了11个过剩行业：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和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和纺织行业，也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马凯还提出，从2006年开始，将把解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国家发改委官员日前又再次指出：我国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等七个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已经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潜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比如钢铁产业生产能力已大于市场需求1.2亿吨，但还有在建能力7000万吨、拟建能力8000万吨；汽车行业产能已过剩200万辆，但还有在建能力220万辆，拟建能力800万辆。
据商务部调查分析，今年上半年全国绝大多数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都供过于求，工业品生产能力利用率有半数低于50%。产能过剩，引发库存积压、价格下跌，一旦市场有变，将造成企业停产职工下岗，使银行呆坏账增多、金融风险加大，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温家宝总理在去年11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工作。会议强调，推动产能过剩行业的结构调整，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两项重点任务：一要着力提升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要在一些重要产业尽快掌握核心技术和提高系统集成能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和标准；二要推进部分产能过剩行业调整。进行这项调整，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两会”期间曾有消息说，治理钢铁产能过剩的具体措施，有可能在全国“两会”结束后不久出台。不过3月20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并不单指向钢铁业，而是对整个产能过剩的治理工作提出新要求。
消费这匹马儿为何乏力
就经济规律而言，在投资、出口、消费的“三驾马车”中，三者应该有一个协调的比例，否则经济的健康度就要大打折扣。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中，投资和出口这两匹马都跑得很快，拉动整个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而消费这匹马儿却远远地落在了后头。是什么原因让消费这匹马迈不开步，跑不起来呢？
中国人民银行今年“3.15”公布的一季度调查显示：居民消费意愿持续下降，现已跌至历史新低，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把钱袋子捂得越来越紧。
据权威部门统计，近10余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不到60%，去年降50%左右，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连续几年大幅下滑，去年仅为33%。居民消费倾向明显偏低，国内边际消费倾向徘徊在0.6，即每增加1元收入，只有0.6元用于消费。
与此同时，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到今年2月末超过15万亿元，总储蓄率高达45%，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照。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7%，出口增长28.4%，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仅增12%。“三驾马车”并没有形成“三轮驱动”的合力，特别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明显失调。
导致消费这匹马跑不起来的首要原因，是我国居民的收入增长没有跟上经济增长。近15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基本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差距约达10个百分点。
收入预期直接影响了消费预期。此外，收入差距还在拉大，据国家发改委统计，城市居民最低收入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最高收入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近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城乡人均存款之比为7:1，这也导致近年城乡消费距离变大，整个农村消费水准比城市落伍了10～15年。
与收入增长过于缓慢相伴的，是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加。随着竞争加剧，优胜劣汰逐步取代了一劳永逸的铁饭碗；加入WTO后面临国外强势企业的排挤和竞争，企业经营风险也在不断加大；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困难带来的就业压力增加。工作的不稳定性增加导致收入的不稳定增加，居民不得不增加储蓄。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福利性消费体制逐步被市场化消费体制所取代，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开始了大幅度调整，由个人负担的支出范围急剧扩大，以前主要由政府或企业以实物形式供给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消费所需费用，转而由居民个人承担，而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上涨速度之快，超过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其消费价格与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显得过高，如果靠自身积累，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由于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保险等预期消费支出增加，即使家庭总收入涨了，人们也不愿增加即期消费。
不同的社会成员，几乎陷入同样的烦恼：看病贵、上学贵、买房贵……还有，上岁数了能否老有所养？手中的饭碗能否端牢？挣的钱能否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开支？这些后顾之忧，归根结底，是相关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社会安全网建设滞后且覆盖面低造成的。
在国内市场消费不足的大背景下，农村消费现状尤其不容乐观。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显示：目前占全国人口总数2/3的农村，只消费了全国1/3的商品，农村人均日消费仅有5元多。
商务部原市场建设司司长廖建成用了三句话来形容我国目前的农村消费现状：一是消费不安全。据有关方面调查，目前药品的假冒伪劣案件80%出现在农村；二是消费不方便。有1/3的农民认为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方便；三是消费不实惠。农村物价长期高于城市物价。
根据商务部市场运行司的监测，去年以来，化肥价格延续去年持续上涨的走势，以粮食为龙头的农产品价格出现下滑，农民出售的农产品收入下降。去年9月份的数据显示，农村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高于城市0.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价格已连续29个月高于城市。
启动农村消费会对国民经济带来怎样的推动？国家统计局为此进行过测算：农村人口每增长1元的消费支出，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农村人口对任何家电产品的普及多增加1个百分点，就可增加238万台（件）消费需求。
如何拉动消费，让消费这匹马跑起来，并让它成为跑在最前面的那匹马，已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让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在今年的两会上，众多代表委员注意到，“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依靠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格局，虽然可以取得短时期的快速增长，但会助长增长方式更加粗放，也会加大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俞国生认为，更加重视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利于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也是保持今年乃至“十一五”期间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必要条件。消费率偏低，说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程度还较有限。
眼下急需把扩大内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努力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改变投资率偏高现象，更多地发挥消费作为最终需求的作用，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持久动力。
我国经济正处于上升周期，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步伐加快，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按国际通行说法，这恰是消费水平快速成长的黄金时期。
我国拥有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潜力，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升级，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额共计逾20万亿元，而到2010年，我国人均GDP预计超过2000美元。让消费马车跑得更快，与投资和出口并驾齐驱、协调发展，不仅十分紧迫，而且完全可能。
分析我国经济现状，我们不难发现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一方面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诸如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换句话说，一方面出现市场意义上的供给过剩，另一方面更广泛意义上的基本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
经济学家樊纲指出，“随着市场发展，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不一定会变少，有可能是更多。企业的事情更多的由私人来管，政府退出了；但是公共部分，以前政府也没有很好地提供，而随着经济发展，可能需要变得更大（甚至在GDP当中的比重也会加大），因为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比如城市化建设，比如环保，比如公共教育，比如社会保障”。
当前，进一步扩大消费、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面临的最大现实障碍，是人们不愿花钱、不敢花钱，收入、就业、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抑制着即期消费。这就需要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切实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提高消费能力，稳定消费预期，强化消费意愿。当务之急是解除消费“心病”，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来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就启动农村消费而言，关键还要增加农民收入。2005年仅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就将超过3000亿元。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450元，实际增长115%，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今年全国将取消农业税，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将成为历史；从2006年起，国家将用两年时间，在农村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这都是很好的开端。
另外，还要建立良好的消费环境，建立适合农村市场的分销渠道。可喜的是，商务部“万村千乡”工程已计划2007年内，在全国培育25万家农家连锁店，覆盖全国70%的乡镇、50%的自然村，昔日农村“家用电器跑县里，柴米油盐赶市集，日用百货找个体”的落后消费方式，有望发生变化。
今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扩大消费也要开个好头。从近期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看，总体趋向是采取有力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把增加居民即期消费、特别是农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让利益分配适当向普通居民和贫困地区倾斜。
健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打好扩大消费的政策“组合拳”的态势也越来越明显。扩大就业、完善社保、深化相关改革等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对教改、医改、房改、社保改革现存的顽症积弊，要在整治中动真格的，稳定和刺激支出预期，也都纳入了高层的视野。
似此，中国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有望逐渐降低，消费有望取代出口和投资，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从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来看，发达国家平均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74%，而我国目前约为57%，消费增长的潜力应是十分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