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的心理现实化与正统经济学的微观心理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心理论文,微观论文,正统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哲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对决策理论的研究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但是直到Edwards(1954)第一次向心理学家介绍经济学详细、庞大、数学化的选择理论后，决策理论才引起了心理学家群体的注意(Slovic,1991)。Simon(1955)对效用理论中的最大化假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揭示了决策者必须面临的信息不完全等问题，指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将可以更好地描述实际选择行为：有限理性的决策者将致力于达到满意解，而非最优解。有限理性理论直接触及作为正统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微观心理假设——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假设，突出了感知、认识和学习在决策中的作用，这直接将决策研究者引向了信息处理的心理过程。此后，行为经济学家群体开始沿着心理现实化方向进行决策理论微观心理基础现实化的系统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一、决策理论概览
决策者进行选择时，他不仅要关注特定选择的结果，而且要关注特定选择结果如何发生。根据特定选择结果是必然发生，还是偶然发生，决策者面对的世界(以下简称决策世界)可被分为偶然世界(world of chance)和必然世界。在偶然世界里，选择被两个维度界定：选择对应的结果，各个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或者结果集的概率分布。而在必然世界里，选择只用结果维度予以界定，特定的选择必然地产生特定的结果。Knight(1921)把偶然性进一步区分为风险(risk)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Dequech(2000)分析指出，在结果集概率分布不能确知的情形，不确定性来自于信息的缺失(missing information)，是概率的不确定性；而基础的不确定性则来自于我们无法想象特定选择的未来结果，更无从谈起结果集的概率分布了。换言之，模糊性来自于存在的隐藏信息(hidden information)，可以通过信息搜寻来消除或减弱；而基础的不确定性来自于世界的动态结构，在选择时相关信息并不存在，信息搜寻无法消除这种不确定性。
综合上述关于世界分类的观点，可以根据特定选择是否必然地指向特定结果，把决策者面对的世界首先分为两大类：决定性世界和非决定性世界。根据结果集是否可知，非决定性世界被分为未知世界和随机世界。根据结果集的概率分布是否确知，随机世界可以分为模糊随机世界和确定随机世界。在模糊随机世界里，由于信息缺失，选择者不能确定结果集的概率分布。而在确定随机世界里，选择者确切地掌握结果集的概率分布。
对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可以上溯到1738年Bernoulli(1738/1954)关于风险度量的重要文章。Bernoulli的工作奠定了人在随机世界中如何行为的基本分析框架，并且确立了被当代行为经济学家作为主要攻击靶子的两个分析传统：基于财富状态量进行主观价值判断，选择结果的决策权重对应概率按照线性关系予以确定。其中，基于财富状态量进行主观价值判断也正好与正统经济学在决定性世界中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用理论吻合。
在亚当·斯密(1776)创建正统经济学体系时，他引入了利己心驱动的经济个体，将利己准则确认为个体决策行为的基本法则，这也是正统经济学中效用理论的原始表述。经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古典经济学的综合，经济人假设被确认为经济学大厦的基石。在边际主义的推动下，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对经济人的内涵进行了扩展，将经济人行动的利己准则扩展为更富有包容性的主观效用最大化准则，古典的决策理论——效用理论得以完成塑造，并由德布鲁等人完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公理化，形成了一套自洽的数学形式系统，完全理性的自我成为正统经济学的微观心理基础。在正统经济学效用理论的基本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被行为经济学攻击的几个靶子(隐含假设)：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假设，决策者具有对行为的结果和行为过程的完全信息，对不同选择的差异具有无限的敏感性，具有完全的理性以对可能的选择进行排序并做出使主观价值最大化的选择；状态量决定决策行为的假设。（注：在正统经济学中，各种形式的效用最大化理论都隐含着预算平衡的假设，由此必然隐含地把财富状态量——财富的绝对水平作为价值载体，从而把正统经济学家的注意力锁在了状态量分析上，而忽视了对变化量的分析。） 作为状态量的财富总量，在效用最大化理论模型下，提供了决策的边界条件，成为决策行为的决定因素。
Von Neuman和Morgenstern(1947)则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整合了Bernoulli在200多年前的研究成果，完成了预期效用理论的系统建构。Von Neuman和Morgenstern采用了Bernoulli的概率线性加权方式，计算在随机世界中具有不确定结果的选择(以下简称随机选择)的主观价值，完成了随机世界中随机选择的主观评价，并在引入类似新古典经济学偏好关系假设基础上，确定了决策者在随机选择集上的偏好关系，给出了随机选择集上的预期效用函数，（注：但是预期效用函数形式并不惟一。与期望概率技术结合后，经济学家隐含地引入了决策权重与概率的线性关系假设，使得代表赌局上的偏好关系的效用函数被限定在选择之间价值比率不变的一族函数(杰里，瑞尼，2001)。这与确定性条件下效用函数仅仅代表偏好顺序不同。当然，概率线性关系对预期效用函数形式的限定，成为产生被行为经济学家抨击的系统偏差的主要来源之一。） 完成了预期效用理论的系统建构，成为现代决策理论的起点。此后，在预期效用理论中被视为给定的客观概率被放松为决策者基于主观判断形成的主观概率，预期效用理论被进一步扩展为主观预期效用理论(Savage,1954)。在现代决策理论中，主观概率判断通常被形式化为基于先验概率和后验事件更新后验概率的贝叶斯法则，（注：贝叶斯定理则揭示了决策者根据实际事件的发生修改主观概率的学习过程。从贝叶斯定理也可以看到，获取信息可以改变选择结果的概率分布，降低不确定性，信息的价值正在于降低决策者的风险暴露(瓦里安，1992)。） 这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另外一个攻击的靶子：人们是否按照贝叶斯法则进行概率判断。
总的来看，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经济学家在不同的决策世界中建立了不同的决策理论。正统经济学在决定性世界中建立了效用理论，而在确定随机世界中建立了预期效用理论，在模糊随机世界中建立了主观预期效用理论。（注：虽然正统经济学在当代系统地建立了博弈论，但博弈论主要作为新的研究工具，为三种世界中的决策行为研究提供技术支持，正统经济学并没有开始对未知世界中决策行为的系统研究。） 随着行为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范式进行反动的深入，行为经济学家逐渐开始系统研究决策者在未知世界中的决策行为。近现代决策理论的研究主要限于决定性世界和可知的非决定性世界——随机世界。直到上个世纪末期，行为经济学家才开始系统研究未知世界中的决策行为。行为经济学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所进行的心理现实化也主要限于决定性世界和随机世界中的决策理论。
二、主观价值判断的心理现实化
(一)价值载体的相对性
在Bernoulli(1738/1954)建立的理论模型中，为了对人们的风险厌恶给出说明，引入了财富状态量对风险选择进行评价，并引入财富状态量边际价值递减的原则描述决策者的风险厌恶（注：边际价值递减刻画风险厌恶特性的有效性受到了当代行为经济学家的质疑。Arrow(1971; quoted from Rabin,2000)和Rabin(2000)的研究表明，在财富边际效率递减假设下，对于任何期望值为正、小规模和中等规模赌注的赌局和可微的预期效用函数，理性决策者是风险中性的。仅在赌注很大时，比如总财富遭遇灭顶之灾，预期效用理论才能刻画理性决策者的风险厌恶特点。） 特性。当正统经济学系统建构效用理论后，经济人在预算平衡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分析范式得以确立，由此隐含地假设了基本的价值载体是财富状态量而不是财富变化量。在Von Neuman和Morgenstern(1947)综合Bernoulli的风险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建构预期效用理论时，同样在非决定性世界的选择行为分析中隐含地确认了这一重要的经典假设。因此，在正统经济学分析范式中，尽管从逻辑上看经济人基于选择集上的偏好关系确定的主观效用函数只能反映偏好顺序——序数效用，不应当被设定为基数效用。但由于正统经济学建立了预算平衡约束下效用最大化的分析范式，隐含地采用了基数效用分析方法，建立了以财富状态量为价值载体的绝对价值函数。
由于决策者的感觉依赖于作为基准的适应性水平和外部刺激与适应性水平的关系，因此总是相对的。人类感知系统的自然属性引起了Kahneman和Tversky对价值载体的关注(1979)。
Markowitz(1952)最先明确建议效用应该在损失和收益基础上定义而不是在最终的状态上定义。在Kahneman and Tversky(1979)建构的局部选择理论(Prospect theory)（注：虽然国内目前的一些文章把Prospect theory翻译为前景理论。但从该理论的建构，该理论在决策理论中的定位来看，翻译为“前景理论”容易产生误导，翻译成局部选择理论更加贴切。） 中，相对价值函数得以确立。
正统经济学决策理论在预算平衡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从而将价值分析建立在财富状态量之上，以财富总量水平为价值载体，属于“综合选择”(Tversky and Kahneman,1986)理论。而Kahneman and Tversky(1979)建构的局部选择理论引入了价值评价基准，将价值判断建立在相对于某一基准的财富变化量之上。这样，选择行为的分析范式就从预算平衡下的全面最优化，调整为局部得失的优化。这种变化是实质性的。预算平衡下的全面优化比局部得失的优化更少地依赖选择行为的背景，而后者则更少地依赖决策者内在的理性计算，更大程度地融入了决策者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
(二)期望价值的心理现实化
价值载体从绝对性的状态量转变为相对性的变化量，解决了价值判断基准问题。但更早引起争议的则是预期效用理论期望价值假设：把选择结果集中每个结果的效用按照结果集的概率分布进行加权得到选择的期望效用。这种处理隐含地引入了决策权重与概率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假设：决策权重的变化与概率的变化是线性关系，即概率从0.39提高为0.40所产生的影响与从0到0.01或者从0.99到1.0的影响是一样的。
早在1953年，Allais(1953)便建构了预期效用理论的选择悖论，对决策权重与概率的线性关系假设提出了致命的质疑。
而Kahneman and Tversky(1979)及Edwards(1962)指出，决策者赋予各种可能结果的权重是决策权重，而不是概率。决策权重不是概率，也不遵守概率法则，与概率也不是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许多实验研究证明，决策权重与概率之间是非线性关系，同样幅度的概率变化，在不同的区间所引起的决策权重变化是不同的。
Allais悖论是承袭Bernoulli(1738/1954)法则而建构的预期效用理论无法自洽的，这启动了对预期效用理论的系统反动。MacCrimmon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实验(1965)再度确认Allais悖论后，行为经济学家进行了更多的实验，揭示了预期效用理论更多的系统偏差。这些实验研究主要集中在决策权重与概率的线性关系假设、独立性假设上。为了给这些不断积累的系统偏差提供理论说明，行为经济学家开始推进预期效用理论的综合化(Camerer,1995)。但是，在早期(主要集中在90年代之前)，这种综合化，主要限于通过放松和部分替代或取消预期效用理论的公设，改变决策权重与概率的函数关系，还很少考虑推出预期效用理论的完全替代理论。根据Camerer(1995)的综述，综合化形成的理论主要包括加权效用理论、斜对称双线性效用理论、后悔理论、隐含预期效用理论、失望理论、局部选择理论等。Harless and Camerer(1994)对预期效用理论综合化形成的各种理论进行了比较和检验。统计检验表明，综合化形成的各种理论在有效性上并不比预期效用理论显著占优。
总的来看，预期效用理论作为规范性理论，为选择行为研究提供了标杆，激发了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对选择行为进行跨学科研究。主观价值判断的心理现实化直接冲击了正统经济学预期效用理论的基本分析范式。对预期效用理论的理论基础的分析表明(Kahneman and Tversky,1984; Tversky and Kahneman,1986)，正统经济学隐含了四条基本原则：勾销原则，即可以把任何产生相同结果的状态按照其概率予以归并或勾销；传递性原则，即偏好的传递性；占优原则，即选择A只要在某个方面优于选择B，而同时在其他方面不弱于B，则决策者将更加偏好A；外延无关性原则(Arrow,1982)，即选择间的偏好顺序与选择被描述的方式无关。实际上，这四条原则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以归结到预期效用理论关于主观价值判断的两个心理假设：决策权重与概率的线性关系假设和以绝对的财富总量作为价值载体。在决策权重线性关系假设之下，任何产生相同结果的状态，都可以按照概率进行归并或勾销；在绝对的价值衡量标准之下，任何选择都会获得一个普适的价值测度，因此传递性、占优、外延无关性假设得以成立。主观价值判断现实化的结果，价值载体从财富状态量转向财富变化量，引入了价值评价基准，价值判断获得了依赖特定基准的相对性，决策者的价值判断不再具有绝对性，也不存在普适的价值测度。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基准，因此对选择的偏好的传递性被取消；同样，占优原则也被取消；决策者价值判断对特定基准的依赖性直接取消了外延无关性原则。而非线性的决策权重则取消了勾销原则的基础，同样的结果，不同的概率，因为有不同的决策权重，而不能按结果对概率进行归并。
三、概率判断的心理现实化
在主观价值判断的心理现实化过程中，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分析确定随机世界中的两个主要问题：人们如何评价选择并形成结果集，如何将结果集的概率分布与结果集整合成决策者对相应选择的评价——预期效用。但在模糊随机世界中，由于概率分布不可确知，必然引入主观概率，以合成预期效用。这必然涉及概率判断的法则。在模糊随机世界中，正统经济学处理概率判断的标准原理是统计抽样与概率更新的贝叶斯法则。
行为经济学家围绕正统经济学范式中的概率判断法则，同样发现了概率判断及其所决定的选择行为与实际行为的系统偏差。
再如Tversky and Kahneman(1971)所揭示的小数法则。在统计抽样的原则下，为了计算频率以准确地估计概率，样本大小是需要考虑的。但对实际行为的研究表明，决策者会过分依赖数据和信息不充分的小样本来对母本分布形成判断。这样，在小数法则之下，决策者搜寻太少，学得很快，与最优化的取样和推论过程形成鲜明对比。
而Camerer、Loewenstein、Wever(1989)所发现的知识之祸(the curse of knowledge)，所揭示的决策行为在信息维度上出现的系统偏差则更发人深省。他们研究发现，若信息不灵的决策者在I[，less](信息量少)的条件下对X进行估计，而信息灵通的决策者在I[，more](信息充分)条件下对信息不灵者的估计进行估计。按照标准理论，必有(I[，less
I[，more])：E(E(X｜I[，less)｜I[，more])=E(X｜I[，less]。
但是，研究发现，E(E(X｜I[，less])｜I[，more])偏离E(X｜I[，less])而趋向E(X｜I[，more])。对于具有信息优势的决策者而言，几乎很难忘记他所知道的，也很难想像信息不灵者的考虑，因为他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比对信息不灵者如何进行判断的估计具有更好的思维可达性(见下文)。这样知识之祸便发生了：具有信息优势的决策者的思维模型比信息不灵者的思维模型更不准确。
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人类感觉系统不是照相机，记忆也不是计算机(Camerer,1995)。我们对新信息的处理要依靠记忆中的信息储量和熟悉的思维形象，但各种记忆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可达性(Tversky and Kahneman,1974; Kahneman and Frederich,2002)，由此必然产生新信息收集过程中的选择性注意，决策者只会看到他想看到和能看到的信息。因此，预期将并不是理性的，不是所有可得到的信息都会被充分利用。研究表明，个人经验的可达性将产生以判断主体为中心的判断偏差(Camerer,1995)。
行为经济学家基于认知心理学的分析建构了可达性启发机制，以处理抽样法则和贝叶斯法则与现实的背离。可达性启发机制(availability heuristics)的重要基础乃在于，人们并不是借助抽样法则或贝叶斯法则来完成概率判断，而是基于事件被想像或在记忆中找回的难易程度进行判断(Kahneman and Frederick,2002)。与贝叶斯法则中概率判断的规范性过程(P(X｜M)=P(M｜X)P(X)/P(M))不同的是，按照易于想象的原则，决策者关于X的概率判断被随机的、可达性较好的事件或因素锚定在P(X)；再根据后验事件M调整关于X的概率判断，或者在事件M发生后根据X对M的代表性，判断条件概率P(X｜M)(Tversky and Kahneman,1982)。这直接导致事后偏差和代表性偏差，前者过高估计曾经被实际发生事件所确认的概率判断(比如知识之祸)，后者则根据具有代表性的特殊或局部对一般或整体进行概率判断(比如小数法则和Linda问题中的合取谬误)。
引入可达性启发机制后，行为经济学家必然形成条件依赖的概率判断(contingent-judgement)假设：个体在不确定性下做判断时，在不同的决策环境下，由于各种信息可达性的差异，不同的锚定事件被触发，决策者形成的概率判断则完全不同；其后的调整过程同样要受可达性机制的影响，事件不同的可达性，在概率的贝叶斯调整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也完全不同。可达性启发机制引入后，概率判断对触发性事件产生依赖，无法单一地依赖于决策者的理性计算，决策者选择行为分析越来越建立在决策者和其身处的环境之间的互动关联关系基础之上。
四、信息和时间因素
(一)选择评价的第三维度——模糊性
但在模糊随机世界里，对结果的估计和结果发生概率的估计并不是决策者需要考虑的全部问题。由于正统经济学家忽视了对决策者据以进行结果估计和概率判断的信息的性质及其影响的分析，主观预期效用理论(Savage,1954)很快就不得不面临Ellsberg悖论(1961)的质疑。
Ellsberg(1961)指出，人们在面对模糊随机世界时，由于非确定因素的存在，与确定随机世界中的选择机制有质的不同，在衡量相对渴求度和相对可能性之外，还必须衡量模糊性：与主观概率判断相关的信息的性质，即信息的数量、可靠性和一致性等信息质量。（注：一些学者给出了更加精简的定义，即信息缺失(Camerer,1995)。） 信息的模糊性将对可能性判断的置信度产生实质性影响。由于信息的模糊性对判断本身的可信度和决策者对与之相关的选择的信心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无法被简单纳入对概率与回报的估计。在面对不确定世界时，模糊性厌恶——“我对其所知不多，因此不能引以为据”(Ellsberg,1961)——就成为重要的选择法则。模糊性厌恶法则能够解释一些不容忽视的市场现象(Camerer and Karjalainen,1994)，比如由于人们在信息缺失情况下犹豫不决，放弃最佳的交易时机；而模糊性补偿则是保险公司定价的基本原则之一(尽管经常被纳入风险厌恶原则予以解释)。
Heath and Tversky(1991)给出了胜任理论，对决策者在可能性估计上的信心和选择意愿进行了分析。由于社会就信用和谴责的赋予是非对称的：一个胜任的人能够因为成功而赢得信用，而不胜任的人不会(比如被视作暴发户)；一个不胜任的人却会因为失败而遭致更多的谴责(比如螳臂挡车，自不量力)，而胜任的人却不会(一般会被认为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这样，胜任的状态会给人额外的信心和安全感，人们将总是倾向于在胜任领域打赌。而信息缺失导致的模糊性，则是产生胜任问题的原因之一。这样，胜任假设大大拓宽了主观预期效用理论必须面对的反例。这种扩展，再次将人们在不确定世界中的行为植根于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之中。
(二)对时间因素的处理
折现效用理论中对时间因素进行处理的折现技术同样引起了行为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通过行为试验揭示了一些系统偏差，主要包括：(1)折现率随着时间的延伸而递减：人们对当前的延迟消费比未来同样长时间的延迟消费要更加不能容忍；（注：折现率表现为曲线型(hyperbolic)。折现率d(t)=(1+αt)[-β/α]，当α趋近于零时，收敛为指数形式。） (2)小额消费或收入的折现率比较大，收益的折现率比损失的要大；(3)人们对延迟消费比加速消费要求更多。Loewentein and Prelec(1992)给出了折现效用理论的一般化形式，给出了类似局部选择理论的价值函数，对这些系统偏差进行了解释。
行为经济学家对时际选择问题的研究并不限于对折现效用模型的反动。当折现率太大而无法容忍，比如烟瘾上来后延迟吸烟等，决策者将面临由此产生的自我控制问题。他们将自我控制问题模型化，按照新弗洛伊德(neo-Freudian)多个自我之间的冲突来解释：一个近视的自我，因为贪婪而要立即消费；一个有远见的自我，试图抑制近视的自我的冲动(Camerer,1995)。他们在持续事件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并不是通过将事件在各个时点的瞬间效用按照时间积分得到整个持续期间的效用，而是按照峰值/终值评估法则对持续事件进行评价(Fredrichson and Kahneman,1993; Redelmeier and Kahneman,1996)。
对时际选择的考虑还必须面对决策效用、体验效用和预计效用分离造成的困难，这种分离造成了决策者在估计预计效用中的系统偏差(Loewenstein,O' Donoghue,and Rabin,2003)。
五、结语
从Allais(1953)建构选择悖论，对决策权重的线性函数提出质疑开始，行为经济学对预期效用理论的反动还不过是文火慢煮。而从MacCrimmon(1965)第一次重复Allais悖论实验开始，对预期效用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的研究从滴流逐渐演变成了溪流(Camerer,1995)，并最终汇成了上个世纪后20年中滚滚的河流。面对正统经济学选择行为理论与行为现实的系统偏差，行为经济学家在正统经济学决策理论设定的框架中，沿着心理现实化的方向，建构了决策者进行选择评价、概率判断、信息处理及时间因素处理的新的心理法则，有限理性的自我成为行为经济学决策理论的微观心理基础。他们在早期的工作，基本目标是让正统经济学范式更加心理现实化，为经济学提供更加现实的心理基础；基本没有考虑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整体放弃，而主要在放松新古典范式中过于简单化或理想化的假设上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但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行为经济学家建立新的心理法则的过程中，酝酿着两个重要的发展趋势：(1)对正统经济学选择行为理论的反动逐渐突破了正统经济学决策理论设定的框架。从Kahneman and Tversky(1979)成功综合对预期效用理论的反动成果，建构确定随机世界的新的选择理论——局部选择理论，引入相对性价值判断开始，行为经济学家对正统经济学的反动迅速从非决定性世界扩展到了决定性世界，（注：以财富状态量为价值载体的绝对价值函数是正统经济学分析决定性世界中的选择行为的理论基础。） 他们的主战场迅速从正统经济学的技术层面转移到了基础层面，对正统经济学体系的反动更加全面，更加深入，迅速形成了行为经济学新的、对正统经济学更具破坏力的描述性转向(Camerer,Loewenstein,2003)。(2)经济学心理现实化的结果逐渐把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内在的心理结构转向外在的行为结构，转向决策者和其身处的环境之间的互动关联，（注：比如价值判断基准、触发性的概率判断机制等的引入(见前文)，选择行为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决策者和其身处的环境之间深刻的互动关联之上。） 从经济学及心理学创建以来，人们关于实体意义的心理基础一直处于永无休止的争议之中，正像行为经济学家心理现实化后建立的理论并没有取得比预期效用理论更加好的行为解释能力一样。在行为经济学家取得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心理现实化真正指向的不是心理，而是现实，即行为现实化。
注释：
⑦关于这一点，在行为经济学的描述性转向中得到了更加系统的阐释(Camerer,Loewenstei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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