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债务风险凸显的原因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债务论文,社会保障制度论文,风险论文,原因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7.12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务风险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爆发、美国“财政悬崖”的出现，政府债务风险产生的原因成为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目前来看，相当一部分学者将矛头指向社会保障支出，认为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是欧美主要经济体出现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原因。①这部分学者的代表性观点为，欧洲的养老金体系存在替代率过高、待遇率严重失衡现象，从而导致养老金财富总值超出支付能力，加剧政府财政风险。②此外，许多实体界的代表也纷纷指责欧美国家的高福利制度。例如，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创立人及联席投资总监格罗斯认为：“如果不处理福利支出——医疗保险(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以及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等棘手问题，我们就会闻到1万亿美元赤字的味道。”③对于上述观点，有部分学者从社会保障制度历史演变与理论分析的角度给予了回应。例如，鲁全对全球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历史演变以及欧洲不同类型社会保障体制典型国家都未遭遇主权债务危机的事实分析表明，社会保障制度不是导致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而是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导致社会福利的非正常增长。④ 总的来讲，尽管存在上述争论，但通过观察媒体舆论以及相关学术研究，将社会保障支出不断增长归为政府债务风险凸显的重要原因成为社会各界的主流观点。对此有必要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分析，辨析清楚社会保障发展与政府债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否则，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政府债务风险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可能会对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而且也不利于从根本上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本文拟以美国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美国的财政赤字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关系，来说明社会保障支出与政府债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思路如下：第一，剖析美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历史演变，考察社会保障支出对美国财政支出变化的影响；第二，进一步对美国社会保障支出的结构进行分解，通过考察社会福利各个子项目的财政资金收支情况，分析清楚是哪些子项目对美国财政形成赤字压力；第三，分析这些子项目支出快速增加的原因；第四，总结全文并归纳可供中国防范中央政府债务风险借鉴的经验教训。 二、美国财政支出结构分析 根据财政各项支出的功能，美国财政支出主要可以分为七类：国防(defense)、教育培训(education，training，employment and social services)、科研(general science，space and technology)、物质资本(physical resources)、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利息(interest)、其他功能(other functions)。通过图1可以看出，社会保障支出和国防支出是财政支出的主要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两项支出之和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保持在70%以上，1946-1978年总体为缓慢下降趋势，从1946年的87%降至1978年的70%；1979-2012年为总体缓慢上升的趋势，从1979年的70.2%上升至2012年的85.6%，最高时为2010年的89.1%。另外，利息支出也是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特别是在1980-2000年间，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以上，最高时达到1996年的15.4%。 就各类支出占GDP的比例来说，1946-2012年，社会保险支出占GDP的比例为不断上升的趋势，由1946年的2.46%上升为1980年的10.33%，1992年为11.71%，2010年达到15.71%，2012年为14.52%。国防支出总体为下降的趋势，但有阶段性的特点。1946-1980年为下降趋势，由19.2%下降为4.9%；1980年后，由1981年的5.2%上升为1986年的6.2%；随后有所下降，1992年为4.8%；克林顿执政期间继续下降至3.0%；2000年后再次上升，2008年为4.3%，2010年达到4.8%。教育培训支出、物质资本支出和科研支出总体呈现倒“V”型趋势，其中，教育培训支出由1946年的0.04%上升为1980年的1.17%，之后由1981年的1.08%下降为2012年的0.58%；物质资本支出由1946年的0.4%上升为1980年的2.4%，之后由1981年的2.3%下降为2008年的1.1%，2009年为应对危机有所上升，2012年为1.4%；科研支出由1946年的0.02%上升为1966年的0.87%，70年代有所下降，1980年时为0.21%，之后处于稳定状态。利息支出呈现波动的态势，由1946年的1.8%下降至1966年的1.2%，之后有所上升，由1980年的1.7%上升为1992年的3.2%，经过克林顿执政期间财政整顿后，利息支出占比逐渐下降，2012年为1.4%。其他支出为不断下降的状态，由1947年的3.4%下降为1980年的1.48%，再下降为2012年的0.92%。公共债务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历史变化显示，伴随着公共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张，社会保障支出不断上升，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取代国防支出成为美国财政支出的最大负担。战后至1976年为社保支出增长最快的阶段，支出总额从1946年的54.1亿美元增加至1976年的1846.8亿美元，年均增长12.5%。此后至2008年，社会保障支出增速相对缓慢，2008年达到18403.5亿美元，年均增长7.4%，但仍高于GDP同期增速。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社会保障支出增速加快，2009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15%，达到20760.4亿美元，2012年为22577.6亿美元。
图1 1946-2012年美国联邦政府各项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数据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Historicals。
图2 美国各项功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 数据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Historicals。 由此可以看出，在财政支出方面，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支出增加最重要的因素。然而，如果仅仅据此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导致政府财政支出不断上升，从而导致政府债务风险加剧，那只能是事物的表象。要论证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导致政府债务风险上升，还需要进一步分解社会保障各个子项目的构成，从而分析究竟是哪些子项目费用的上升导致社会保障支出不断上升，以及这些子项目支出增加的原因是什么——是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 三、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演变及支出结构分析 根据社会保障理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有利于改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增强公民权利、形成公平合理的社会体系，最终促进一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性选择和重要内容。 1.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演变 美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确立始于罗斯福执政时期。面对20世纪20—30年代大萧条的巨大冲击，罗斯福推出“罗斯福新政”，其中一项重要的改革内容即是建立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1935年，《社会保障法》签署通过，奠定了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制度框架。美国《社会保障法》共有十章，保障体系覆盖了老年人、失业者、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发展。1950年、1954年、1962年，美国政府都对社会保障法案进行了修正，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的群体进一步扩大，并将最初的养老保险发展为联邦老年、遗属和伤残人保险信托投资基金(OASDI)；1964年，约翰逊执政后，推出“伟大社会计划”和“向贫困宣战”计划，再次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全面完善，《食品券法案》通过，《社会保障法》再次得以修正，建立了医疗保险和医疗援助制度；尼克松上台后，继续对《社会保障法》进行修正，并建立了老年人补充保障收入计划。⑤至此，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基本得以完善。此后，在里根、布什等担任总统的共和党执政期间，联邦政府一直努力缩减社会保障福利方面的支出，但大多数社会保障项目已经成为法定支出，因此，尽管减少了一些转移性福利支出，但社会保障的主体并未动摇。克林顿执政以后，曾试图推行医疗体系改革，但最终在强大的阻力下，仅仅在儿童医疗保险方面有所进展，由联邦政府拨款，为低收入家庭没有医疗保险的儿童提供保险。奥巴执政以后，继续推动医疗体系改革，旨在使更大范围的人群能够纳入医保范围。 总的来说，当前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架构如下。 (1)社会保障项目种类 总体上看，美国的社会保障项目分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三大类。具体由老年、遗属和残疾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住房保障，公共援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等项目构成。 (2)主要保障项目保障对象及筹资 一是老年、遗属和残疾保险，该保险是法定的保障项目，凡缴纳社会保障税满10年、年满65岁的公民都可享受退休养老金(简称退休金)，62～65岁退休者享受部分退休金。参保者退休、残疾时，其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都会得到相应的保险金。如果参保者死亡，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可以得到相应的遗属保险金。资金来源为政府通过征收社会保险税(social insurance taxes)建立的社会保障基金。 二是医疗保险健康体系，具体分为老年和残障健康保险(即医疗保险，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儿童健康保险(CHIP)以及包括军人医疗保险和印第安人健康保险等在内的其他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群体为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65岁以下身患残疾两年以上的公民以及部分晚期肾病等重症患者。医疗保险分为住院保险(Part A)、补充医疗保险(Part B)、医保提升计划(Medicare Advantage，简称MA计划，Part C)以及2006年起实施的处方药计划(Part D)。其中，Part A的资金来源为社会保障税的一部分组成的医疗保险基金，专款专用。Part B的资金来源中，75%来自联邦政府的一般性财政收入，25%属于参保人员缴纳的保险费。Part C的资金来自参保人员自己缴费以及Part B的保险费。Part D的部分费用由政府一般性收入支付，剩余部分主要由私营健康保险机构运营和管理。⑥一般雇员在职期间不能享受住院保险待遇，只能参加民营医疗保险化解工作期间的医疗风险。医疗补助是政府向从未缴纳职业税金的贫困人口和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提供医疗服务，是美国健康项目(health program)的主要组成部分，其资金来源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拨款，联邦政府拨款从一般性财政收入中支取。儿童健康保险项目是以联邦政府提供项目配套资金的形式，向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健康保险。这类家庭的收入没有达到享受医疗补助的条件，但是也买不起商业保险。所需资金的70%由联邦政府支付，资金来源为一般性税收，各州政府出资约30%。 三是贫困保障项目(income security)，包括失业保险、住房保障、公共援助等多项内容。其中，失业保险由政府通过工资税的形式向雇主征收保险费，雇员个人不需要缴纳。符合条件的失业者，可以享受一定期限的失业保险待遇(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其他保障项目资金主要由政府财政拨付。 根据上述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支出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贫困保障、健康支出、退伍军人津贴与服务(veterans benefits and services)。其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支出对象为老年人，贫困保障和健康支出的对象为贫困及失业人员。
图3 1946-2012年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各子项目构成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Historicals。 2.美国社会保障支出结构分析 图3显示了二战后美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构成变化，从支出项目中可以看出，1966年以前，退伍军人津贴与服务支出不断减少，养老保险支出比例不断增加，贫困保障和健康支出比例相对稳定；1966年以后，医疗保险和健康支出比例有所增加，养老保险支出比例相对稳定，贫困保障支出比例有所减少。1980年以后，养老保险和贫困保障的支出比例相对稳定，医疗保险和健康支出的比例不断扩大。然而，在上述项目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A部分的支出增加并不会导致公共债务增加，其原因在于这两部分资金分别来自由社会保障税设立的社会保障基金和老年保障医疗基金，这两项基金以及军人退休基金目前均是美国公共债务的持有者，目前仍处于盈余状态。 因此，在美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真正对财政造成负担的是美国的健康计划、贫困保障以及医疗保险A部分以外的支出。随着奥巴马医疗改革的不断推进，美国健康计划支出(医疗补助)将成为财政更大的负担。奥巴马的目标在于实现全民医保，美国当前有15%的人仍然没有纳入美国的医保体系，而且大多数为收入低下的贫困人口，这部分人没有资格进入医疗保险，只能纳入医疗补助的范围。因此，未来美国医疗补助支出会继续呈现快速增加的态势，从而可能导致公共债务继续增加。 四、社会保障支出加剧政府债务压力的根本原因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政府在养老、卫生、贫困治理等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为应对国民的养老、医疗、贫困等社会风险，实施的一项社会政策。社会保障支出对政府债务的影响，一方面可从支出本身考量；另一方面可从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间接影响财政收支的角度分析。从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讲，如果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税收收入的增加，那么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不一定会导致政府债务的增加。例如，社会保障支出的适度增加，可以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的消费水平，从而通过刺激需求，来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夯实物质基础。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那么一方面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对政府债务增加造成直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还会通过不利于税收的积累对政府债务造成间接负面影响。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目前经济学界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早期研究主要是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内，重点关注社会保障通过影响居民储蓄进而影响物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其中，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80，1996)等的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居民储蓄和物质资本积累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巴罗(Barro，1974)、莱特纳(Laitner，1988)的研究则发现社会保障对物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近年来，学术界逐渐转向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着重考察社会保障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对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影响。克姆尼茨和维格尔(Kemnitz & Wigger，2000)、格洛姆和卡冈诺维奇(Glomm & Kaganovich，2003)等的研究得出结论，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基于不同的假设，埃利克和钟(Ehrlich & Zhong，1998)的研究在引入父母的利己主义动机后发现，社会保障会削弱父母对子女赡养的依赖，因而利己主义动机较强的父母将会减少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从而抑制人力资本积累和长期经济增长。总而言之，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明确。因此，本文主要集中于分析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从而加剧政府债务风险。 有一种观点认为，美欧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之所以较大，是因为社会福利水平过高，即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不合理，导致财政负担过大。根据上述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大致可以得出，1946-1980年间，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和丰富，保障覆盖的人群结构不断扩大，这一期间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或许可以归结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因。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衡量政府债务风险的指标——债务负担率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除克林顿时期，历届美国政府都主张削减社会保障项目，降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但这一阶段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不降反升，就债务负担率而言，1981年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率为31.91%。此后，除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率出现过一段时期(1995-2001年)的下降，但总体持续上升，2012年公共债务余额再次超过GDP，债务负担率达到102.43%，债务风险不断加剧。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除克林顿执政时期)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并非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变化，而是由于符合社会保障对象的人口增加。另外，前述社会保障支出结构的相关分析也指出，加剧财政收支失衡的主要为医疗保险除Part A之外的项目、医疗补助以及贫困保障三项，其中，医疗保险的覆盖目标为老年人，而后两者都针对失业与贫困人口。因此，老龄化水平、失业人口以及贫困人口的增加才是促使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从而导致政府债务风险加剧的关键。 1.失业人口持续增加 图4显示了美国1960年以来的失业率情况，由此可以看出，1980年以前，尤其是1964-1973年的10年间，实际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失业人口相对较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失业人口数量不断上升。1981年美国失业人口数量为827.6万人，1983年急剧上升至1069.4万人，此后处于震荡状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失业人口为894.8万人，失业率为5.8%；受危机的负面影响，2009-2012年美国失业人口迅速增加，2009年为1429.5万人，2012年为1249.7万人。 郝宇彪对美国失业情况不断加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⑦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经济增长低迷，产出缺口不断扩大。根据奥肯定律，产出缺口的持续存在决定了美国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即实际失业率大于自然失业率。其次，产业结构虚拟化加剧失业上升。最后，根据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观点，新自由主义对劳动与资本之间关系的改变助推了失业率的居高不下。
图4 美国失业缺口及失业人数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数据整理。 2.贫困人口不断增多 图5显示了1966年以来美国贫困人口变化情况，可以看出，1980年以前，美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率均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而1980年以后，美国的贫困人口数量不断上升，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2000年以后。2013年9月，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报告指出，2012年美国贫困率为15%，贫困人口总数达到4650万人。⑧
图5 美国贫困人口及贫困率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统计数据整理。 贫困人口增加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相当一部分人由失业转贫；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⑨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将美国家庭收入从高到低划分为五组，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上升(从1981年的41.2%上升至2012年的48.9%)，剩余的80%的家庭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均在下降(见图6)。尤其是收入最高的前5%的家庭，其占总收入的比例从1981年的14.4%逐渐上升至2012年的21.3%。而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从1981年的5.3%下降到2012年的3.8%，即使收入次高的20%的家庭在总收入中的比例在2012年时也只有23%。而从实际收入来看，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在不断下降，中间三个阶层各自的平均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处于停滞状态，而最富裕的2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从1981年的12.9万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20.3万美元，最富裕的5%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更是从1981年的18万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35.2万美元。⑩因此，总的来讲，在过去的30年间，美国越是富裕的家庭，其收入增长越快。全社会所有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长了51%，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增长了89%，最富的10%的家庭收入增长了116%，最富的5%的家庭增长了146%，而最富的1%的家庭增长了241%。(11) 另外，在失业人口与贫困人口增加的同时，美国社会的老龄化程度也在加剧。1950年，美国65岁以上人口为1304.3万人，老龄化程度为8.3%；1980年，65岁以上人口为2598.3万人，老龄化程度为11.3%；2010年65岁以上人口增加至4079.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3.1%；2015年，65岁以上人口增至4769.2万人，老龄化程度升至14.7%。(12)
图6 美国各阶层家庭收入占总收入比例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数据整理。 五、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尽管从财政支出结构的角度可以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保障支出是美国政府债务风险加剧的重要原因，但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演变、社会保障支出结构以及相关子项目支出上升的原因分析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债务风险加剧并不能归咎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是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率不断上升、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导致美国社会保障支出不断扩大，从而导致债务风险加剧。 目前中国的政府债务潜在风险也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面临不断扩大的政府债务风险，中国必须充分汲取美国经济发展中的教训，防范类似公债风险的发生。 第一，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美国政府债务风险逐渐显露的教训表明，经济稳定发展以及推动充分就业是规避公共债务风险的关键要素。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发展正面临一系列挑战，步入“新常态”。对于中国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学术界已有诸多研究，此处不再赘述。但总的来说，如何在短期从需求侧提升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在中长期从供给侧推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或许是应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困境的关键。 第二，改进收入分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美国的经验证据显示，改善收入分配及缩小贫富差距是财政收支改善的关键要素。1990年以来，中国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关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解释。其一，从收入来源的角度看，西南财经大学课题组的研究指出，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以及投资性收入，而转移性收入和农业性收入缩小了收入差距。(13)其二，劳动要素报酬的份额不断下降。(14)其三，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其四，资源配置方式不健全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15) 针对上述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措施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推动建立集体协商制度。二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水平。三是针对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例如，取消农业税费并实行良种补贴，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加大对农村基础建设以及扶贫资金的支持力度，逐步减少户籍限制，促进农民工向城市转移并将其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四是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以及促进农地流转制度。一方面使农村居民能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另一方面，提高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促进农民增收。五是考虑放开部分垄断性行业，鼓励民营资本进入这些领域，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六是减少行政审批，转变资源配置方式，一方面可以促进资源配置更加有效，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寻租空间。 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措施的着力点总体处于初次分配环节，核心思想为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但国际经验表明，收入差距的缩小更多还需要从二次分配入手。完善所得税制度、推动遗产税建立、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多地向民生工程转变以及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缩小收入差距的重点方向。其根本目的在于，大幅提高低收入群体在二次分配中的分配份额，扭转二次分配制度对初次分配不合理的放大效应，真正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正向作用。 ①本文中的社会福利指广义社会保障的概念，类似于中国的社会保障范畴；政府债务仅仅指联邦政府或者中央政府债务。 ②郑秉文：《欧债危机下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从福利国家到高债国家的教训》，《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5期。 ③格罗斯：《美国不砍福利支出摆脱债务困境只能赖账》，http://msn.finance.sinacom.cn/sdpl/20110426/105058373.html。 ④鲁全：《欧债危机是社会保障制度导致的吗？——基于福利模式与福利增长动因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⑤徐晓新、高世楫、张秀兰：《从美国社会保障体系演进历程看现代国家建设》，《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4期。 ⑥财政部国际司：《美国医疗保险制度介绍》，http://www.mof.gov.cn/mofhome/guojisi/pindaoliebiao/cjgj/201310/t20131025_1003317.html。 ⑦郝宇彪：《美国公共债务负担率逆转的原因及对中国的启示》，《学术月刊》2014年第9期。 ⑧21世纪网：《美国去年贫困人口总数创纪录至4650万》，http://www.21cbh.com/2013/9-18/3MODUyXzc3MTc3MA.html。 ⑨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贫困人数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贫困线不断提升，但笔者认为，贫困线的高低不能只看名义货币量，因为一国的贫穷人口是个相对的概念，需要将贫困线与国民人均收入相比较，如果贫困标准线提升的速度小于国民人均收入的速度，那么就可认为美国贫困标准没有提升，实际数据分析能够支撑美国贫困线没有提升的结论，具体可参见胡爱文：《美国贫困线及其反贫困政策研究：1959-2010》，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⑩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数据。 (11)朱安东、蔡万焕：《新自由主义泛滥的后果》，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2-06/13/c_123276283.htm。 (12)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统计数据。 (13)财新网：《西南财大发表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http://economy.caixin.com/2012-12-10/100470454.html。 (14)吕冰洋、郭庆旺：《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的测算》，《经济研究》2012年第10期。 (15)刘俊霞：《论资源分配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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