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与中国科技发展之路

陈宏伟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27)

摘 要： 为什么早期有那么多科技成就的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可尝试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寻求破解。根据《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个别资本家通过科技创新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而资本家整体则通过科技进步获取相对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具有促进科技进步的内在机制。但马克思同时指出这一机制本身存在致命缺陷，会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经济危机频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克服这一问题，且有资本主义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成就便是有力证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后发起步的中国必须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依靠国家的集体力量,才能全面实现科技赶超。

关键词： “李约瑟之谜”；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科技发展

一、导论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及经济实力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3世纪中国农业生产力已经处于世界最高水平，而中国工业自汉代以来已有较大发展，在宋朝达到一个高峰，科技创新更是不计其数，在13世纪已经可以使用水力纺织机，其技术水平领先欧洲4个世纪之久。但如此先进的中国却在近代被西欧反超，从先进变为了落后。“为什么有那么多早期科技成就的中国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是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过程中向世人抛出的难题，也被称作“李约瑟之谜”。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视角展开讨论，试图找出答案，但却无法完全破解其秘密。究其根本，现有研究视角众多唯独缺乏马克思主义角度的分析。其实，这个谜底可以在100多年之前《资本论》第一卷中去寻找。解开“李约瑟之谜”的钥匙暗含于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的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中。从本源破解“李约瑟之谜”，对当下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技术赶超，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近代为何科技落后：李约瑟之谜的迷雾

“李约瑟之谜”的提出引发学者广泛关注，诸多学者试图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解说，探求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但意见并不统一，有“制度说”“中央集权论”“文化决定论”“思维方式说”“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环境影响论”等诸多观点，也让这个问题显得更加迷雾重重。

概览之，现有研究成果对于“李约瑟之谜”的解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从地理环境差异出发，戴尔蒙德(Jared Diamond，1999)将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完整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不利于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不利于技术进步。但这个理论却无法解释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原因，并且西方近代实现反超之前也有一个大一统的过程。(2)人口因素影响说。从人口因素解析“李约瑟之谜”的代表当属“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其最早由伊懋可(Elvin Mark，1973)提出，将近代中国技术创新停滞的根源归于中国人地比例失调。但林毅夫(2007)直指该观点本身存在逻辑问题，并提出技术创新模式理论，认为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在于近代西方科技创新方式转变为以实验创新为主，而中国的创新模式仍然基于经验。这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问题，其并没有说明中国科技创新模式为什么没有能够发生转变，同时没有说明西欧科技创新模式转变的原因，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3)文化决定论。马克斯·韦伯(1968)提出著名的韦伯命题，指出中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儒家文化重视人事而轻视自然科学(张忠祥，2006)。中国古代科学无法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李保东，2004)，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文化意识形态决定论”试图从观念上层建筑的角度解释“李约瑟之谜”。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但把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归结为儒家文化显然失之偏颇，并且即使是在同样的文化土壤中，不同区域也会有不同的发展结果。(4)制度说。对比中西方近代以来在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上的位置转换，诸多学者将这一变化归因于中西方在政治体制和制度安排上的差异，认为中国官僚政治体制及一系列制度安排上的缺陷是造成中国近代无法产生技术革命的主要原因。李约瑟本人持有类似观点，其认为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体制阻碍了近代中国的技术进步。大量优秀人才将毕生精力奉献于谋求仕途，无心从事科学研究(刘茂松、许鸿文，2004)。并且皇权专制下，对产权缺乏保护，“寻租”活动盛行，从而不利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杨建德、王云胜，2001；姚晓维，2004)。学者们对“李约瑟之谜”进行制度解析时，注意到了科技创新的商业动机，甚至已经注意到了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们发现，科学革命发生的背景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欧洲的兴起(周文、陈跃，2014)，“英法等最早取得资本主义胜利的国家，他们同时也是最早爆发并且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在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下取得工业革命胜利的先例”(杨建德、王云胜，2001)。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与科技进步之间的联系，但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却又忽视了这种联系，使得这种发现表现为一种自发的过程而非自觉的过程，也即并没有理解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本身科技进步起推动作用的具体机制是什么。

通过梳理发现，学者对于“李约瑟之谜”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尽管有的学者在分析过程中提及了近代中西方在生产关系发展上的差异，但却没有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反作用的角度来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没有抓住“李约瑟之谜”的根本。我国在近代被西欧反超，恰恰就是因为西欧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我国仍然处于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当中。就封建制度而言，中国与西方有明显不同。自秦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古代农民并没有对地方长官的人身依附关系，相比于西方有更多的人身自由和私人财产，这并不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所必须的大量的“自由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力的形成。劳动力不能大规模地转化为商品，从而货币不能大量地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成熟。

三、 先有工业革命还是先有资本主义制度：一个历史分析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基本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具有反作用。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相比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更能将科学技术推向前进。正如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评价：“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2009：36)所以，我们有必要理清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工业革命的发生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可以从历史的维度佐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科技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马克思，2004a：822)资本主义脱胎于封建社会，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西欧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城市经济的壮大，城市小手工业者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人,转化成了小资本家, 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 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马克思，2004a：859)手工作坊的师徒关系日益被雇佣关系所取代；而逐渐积累起财富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开始逐渐入侵手工业领域，小作坊主、小手工业者逐渐沦为雇佣工人，商人和高利贷者摇身变为资本家，通过这两种形式，货币财富和雇佣工人在两极开始累积，“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马克思，2004a：821)。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地中海沿岸开始萌芽，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和西北欧洲的尼德兰等地出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取得一定主导地位时必然要求在政治上进行变革，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以便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于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阶段,从16世纪末便已拉开序幕。1572年爆发的尼德兰革命，建立了第一个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政权。而影响最大的是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尽管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并非产生于英国，但其得天独厚的海上交通枢纽位置、农奴制的较早消亡及圈地运动的较早展开使得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后来者居上，1640年爆发的英国革命成为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第二次伟大起义，1688年“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革命的结束，确立了议会君主制，为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扫清障碍。而始于1789年的法国革命则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三次大起义，彻底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被看作世界近代史上最彻底的革命。这两次革命“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2009：74)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欧洲工业革命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正是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在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造”(马克思、恩格斯，1959，251)，“在君主立宪制下，手工工场才第一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以致后来让位给大工业、蒸汽机和大工厂。”(马克思、恩格斯，1959：252)1740年英国首先进行工业革命，技术发展突飞猛进。1760—1770十年时间，英国技术发明专利首次超过200件，之后技术革命进程不断加快。在诸多发明中，有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哈格里夫斯的自旋纺纱机、克朗普顿的走锭纺纱机、瓦特改良蒸汽机以及卡特赖特的动力织机等，促进了纺织业的巨大发展，出现了机器大工厂(李世安，2004：95)。而法国的工业革命真正开始于1830年,1830—1875年法国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李世安，2004：122)。可见，从时间顺序上，西欧工业革命的确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

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在于追逐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马克思，2004a：384)任何能够促进价值增殖的方式，资本都会对其趋之若鹜。对于每一资本家而言都有尽可能地降低生产资料成本、缩短必要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内在动力，以便获得尽可能多的超额剩余价值。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再到工业革命的爆发，是资本逐利的结果。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增殖它的资本”(马克思，2004b：497)的动机，促进了分工和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提出了科技创新的内在要求。

Repetition is the simple repeating of a word,within a sentence or a poetical line,with no particular placement of the words,in or-der tosecureemphasis.

（1）#1主变失电。10kV1M无压、无流，不管501开关是否断开，若无闭锁信号512备自投装置充电完毕后，经3.0s延时跳开501开关，合上512开关。

“全连阵亡，为什么唯独你能躲过鬼子的毒气弹？你又为什么要当逃兵？你怀里抱的又是什么？”赵锡田指了指孔老一怀里的包裹。

四、 破解“李约瑟之谜”的钥匙：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

“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马克思，2004a：427)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工人转化为局部工人，为适合于局部工人专门的特殊职能，劳动工具出现了分化和专门化，并有了复杂的机械装置。这些变化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剩余价值剥削，但有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工场手工业时期劳动工具的使用依赖于人力，而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受到自身器官数量的限制，从而限制了剩余价值的进一步攫取。作为“旧手工业工具多少改变了的机械翻版”(马克思，2004a：430)的工作机的发明和使用使得生产摆脱了这种限制，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可以远远超过一个工人受其器官的限制所能使用的手工业工具的数量。像“珍妮机一开始就能用12—18个纱锭，织袜机同时可用几千枚织针”(马克思，2004a：430)，可以大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它在最初偶尔被采用时，会把机器占有者使用的劳动转化为高效率的劳动，把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它的个别价值以上，从而使资本家能够用日产品中较小的价值部分来补偿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在机器还处于垄断状况的这个过渡时期，利润特别高。”(马克思，2004a:467-468)“高额的利润激起对更多利润的贪欲。”(马克思，2004a：468)所以进行科技创新、使用机器更有利可图。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资本家有了竞相改造劳动工具，不断改进技术，促进机器设备改造升级的内在动力。由于工具机的发明和应用，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起作用，那么自然力也可以代替人作为动力。“这种变更往往会使原来只以人为动力而设计的机构发生重大的技术变化。”(马克思，2004a：432)并且，随着“工作机规模的扩大和工作机上同时作业的工具数量的增加，需要一种较大的发动机构”(马克思，2004a：432)，从而工作机的创造使得动力机的革命成为必要，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马克思，2004a：443)机器的出现引致科技创新的必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实践的要求下，通过不断的科学研究，通过消耗自然物而自行产生动力的原动机出现，发动机“取得了一种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马克思，2004a：434)。如瓦特的双向蒸汽机，并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改进。“一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推动许多工作机。随着同时被推动的工作机数量的增加，发动机也在增大，传动机构也跟着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装置。”(马克思，2004a：434)而“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马克思，2004a：440)科技革命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部门展开，并进一步引致自然科学的重大革命，促进力学、化学等的发展和在技术上的应用，最终促使了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来临。机器体系完全打破了工场手工业分工所受的主观原则制约，这整个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是资本逐利的必然结果，资本家在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科技创新，将资本主义生产力快速推向前进。这也是“李约瑟之谜”的马克思解。

“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 (马克思，2004a：821-822)随着15世纪末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印度新航线的开辟，使得欧洲有了更为广阔的海外商品交易市场，从而要求商品生产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展开，迫切要求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时代尽快来临。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或者说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方面是存在大量的自由劳动者可以从事雇佣劳动；另一方面大量的为组织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货币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里。而资本主义渐进萌芽的速度是十分缓慢的，“这种方法的蜗牛爬行的进度, 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要。”(马克思，2004a：860)面对广阔的市场，欧洲的新权贵加速创造资本关系，加快促进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的分离。通过“圈地运动”、海外殖民、奴隶贸易、发行国债、保护关税制度等对内剥削和对外掠夺的方式，用暴力的手段强迫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一方面使得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迅速地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得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从15世纪末开始，经过16世纪高潮的资本原始积累大大加速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占据支配地位。“工业骑士之所以能够排挤掉佩剑骑士，只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马克思，2004a：822)“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马克思，2004a：171)16世纪起西欧资本主义时代正式来临，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李世安，2004)。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标志是货币转化为资本，“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马克思，2004a：374)“工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组织形式的逻辑起点，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式建立。但“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水平，比之前的封建手工业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但是，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更多数量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相比于行会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可以带来生产资料成本的有效节约。同时，协作成为工场手工业组织的基本形式，表现为更大的社会生产力。在协作的基础之上，工场手工业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2004a：389)在资本主义形式中，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发展起来，并且“在当时的基础上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发展起来”(马克思，2004a：422)。工场手工业分工促使工人畸形发展，转化为局部工人，成为总体工人的器官，这种分工的细化，有效地减少了劳动力的非生产耗费，并提高了劳动强度。并且，对于局部工人，“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马克思，2004a：405)熟练工人学习费用比手工业者低，非熟练工人不需要学习费用。从而使得劳动力的价值降低，缩短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时间，帮助资本实现更大的价值增殖。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出发，资本主义本身有促进协作和分工发展的内在动力，以牺牲工人为代价来实现资本的自行增殖，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工场手工业以劳动力为起点变革生产方式，以加强资本增殖的能力。但在这个时期，手工业者的熟练操作仍然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工场手工业执行职能的整个机构仍然依赖于工人本身，受到人身的各种限制，资本并没有能够完全占有工场手工业工人全部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从而其尽可能多地扩大生产剩余价值的欲望受到现实的限制。资本逐利的内在要求，必然促使生产方式以劳动资料为起点进行进一步的变革，促使机器产生并逐渐取得支配地位，以便打破“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马克思，2004a：426)，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剥削。

我们从历史上回答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在先而工业革命在后，但这时间上的先后却并不足以回答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与工业革命发生之间的必然因果关系，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也无法从逻辑上回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科技进步的内在机理。所以，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中寻找解开“李约瑟之谜”的钥匙。

五、 启示：科学技术进步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能成功吗

我们从历史和逻辑上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中国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在近代落后西方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欧主要国家先后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当时的中国仍然处于旧的生产关系当中。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科学技术进步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能成功呢？中国要想实现复兴就必须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吗？

回顾历史，中国较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却并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究其原因是中国的集权制度与西欧具有明显的不同，在地主制封建经济中，中国的劳动者不但是“自由民”，而且还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并非“一无所有”，劳动力不具备成为商品的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普遍在中国出现。(杨继国、骆革新，2019)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下，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而是落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科技发展进入低谷，落后明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开启了中国科技进步新纪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集中优势力量突破科技难关。1960年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中国在世界首次合成有生命力的牛胰岛素；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中国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并依靠自己力量设计完成一系列大型工厂及设备等，不断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改革开放之后，更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之路，既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又利用市场充分调动各方主体参与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在诸多高新技术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走在科技最前沿。“神五”飞天、“墨子号”升空以及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在载人航天和量子信息研究领域跻身世界一流行列；在生物科技领域，中国克隆技术后来者居上，屠呦呦的青蒿素、袁隆平的“超级稻”等蜚声海内外；随着“蛟龙号”“深海勇士号”的试验成功，中国在深海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在交通运输和航空领域，中国高铁享誉世界，中国铁路成套装备技术走在世界前列；2017年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首飞成功，开启中国航空技术新征程。在互联网技术应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中国也紧贴世界前沿，等等。所以，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促进科技发展，但不是只有资本主义才能促进科技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促进科技进步方面拥有着其他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进步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尽管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逐利性不断促进科技创新，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但这个机制本身存在致命缺陷，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使得一般利润率不断下降，乃至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在某种条件下阻碍技术进步。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分配上更多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具有一定减缓资本价值构成随资本技术构成提高而提高的功能，从而杜绝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市场竞争机制，但绝不迷信其制度本身，我们要做的是充分发挥好自身的制度优势，在国内形成良好的竞争氛围，以便更好地促进技术进步。

随着资本在全球的扩张，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国家在世界舞台展开博弈。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进步速度迅猛，但总体上讲，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仍有差距。相比于先发国家，后发国家处于竞争劣势地位，而自由竞争的机制是优胜劣汰，弱者永远无法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超越强者。后发国家要想实现超越式的发展，在国际市场上就绝不能采用资本主义式的自由竞争方式，必须另辟蹊径，利用国际竞争市场，但又不能靠单打独斗，而必须将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充分发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借助国家整体的力量，参与全球竞争，让科技快速进步，并加速完成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8年以来，国际大石油公司在并购市场中依然活跃，并重新成为并购市场的主要角色。例如，BP和道达尔正在加强对大洋洲、南美洲和中东等区域天然气资产的并购；壳牌公司则计划在剥离部分“非核心”资产的基础上，并购资源品质高的开发项目，并考虑与黑石集团以100亿美元收购必和必拓的北美非常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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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s Relative Surplus Value Theory and the Path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China

CHEN Hong-wei

(School of Marx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27, Sichuan)

Abstract : Why did China not take the lead in producing modern science? The “Needham Puzzle” may be sol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economics. According to the surplus value theory in Das Kapital, individual capitalists acquire excess surplus value throug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hile capitalists as a group acquire relative surplus value. Capitalism has an endogenous mechanism to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ut at the same time, Marx pointed out that the mechanism itself has fatal defects, resulting in a continuous increase of the organic components of capital and frequent occurrence of economic crises.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overcome this problem; it has incomparable advantages over capitalism, proved by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midst the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China,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must catch up with and surpass developed countri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is end, China must rely on the collective strength of the state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ereby public ownership plays a dominant role.

Keywords : “Needham Puzzle”, surplus value, capitalis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 2019) 02-0032-07

收稿日期： 2018-12-26

作者简介： 陈宏伟，女，山东临沂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经济学博士。

[责任编辑：叶颖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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