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与外围：“东南互保”的范围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东南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0年春夏之交的“东南互保”，是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涉及中外的重要事件，前辈学者已有较丰富的研究。然而，以往研究在搞清楚了刘坤一、张之洞策划互保的内幕，以及签订互保章程的过程之后，却往往忽视了“东南互保”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这个事实，以致直到今天，我们对于所谓“东南互保”扩大到了全国的十多个省份仍是笔“糊涂账”：通史教材无非是互相类似的几行描述，列举几省即戛然而止，或无法定度确数以“等”字概括；研究“东南互保”者，如台湾学者王尔敏、戴玄之、林世明，涉及扩大问题比之通史有所详细，但连基本的范围也无法达成共识①；新近成果仍旧混乱②。研究者还往往搞混事件的先后顺序，对史实的叙述互相矛盾，是否主动要求加入、有无正式签订条约、甚至有无实力保护都含糊不清。因此，很有必要考证清楚“东南互保”的实际范围，究竟有哪些省份加入了，以何种方式，孰先孰后，现实成效如何，并认识到各省份间既存在时间先后，也有地域上的核心与外围，还有核心人物与外围人物之别。进而，试图探析在庚子年特殊的情境下，各省不同的应对和操作，既是督抚个人作为，又对地方局势产生深远影响。“东南互保”不仅是内政，更是重大的外交事件，交涉核心虽在长江，外围各省亦有相对独立之交涉，在“全球史”视野下，英国虽是核心外交对象，督抚、道台、洋务局等地方官员同日、美、德、俄、法、意等国领事也有频繁联系。放宽视野重新研究“东南互保”，呈现出的将是一幅更为丰富、真实的历史画卷。 一、核心圈：首倡“互保”的两江、两湖 在清廷还在对义和团是剿是抚拿捏不定的时候，6月20日，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于荫霖发起，联合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江西巡抚松寿、湖南巡抚俞廉三，共地方督抚大臣八人联衔会奏，斥责义和团为“邪教”、“乱民”、“土匪”、“劫盗”，请朝廷予以痛剿，并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避免与各国开战，待李鸿章到京后妥商办法③。联衔人包含了两江与湖广辖区内的所有督臣、抚臣，明确表明了他们对义和团的态度。虽因电信中阻，此会奏到京时，已在宣战之后，但其意义不可小觑，概为督抚们“联络一气、共保疆土”的前奏，“东南互保”的首倡与中心之地恰在于此。 剿拳会奏发出时，也正是“东南互保”酝酿之时，为了阻止英舰入江以及北方的骚乱蔓延至南方，由盛宣怀建议，刘坤一和张之洞反复电商，迅速从主剿拳匪、避启外衅，转向主动向外国人担保在长江流域“自任保护”。刘坤一不仅增加了南京城的门卫，保甲局巡查从8名增长到了26名，各营长官亲自在夜间出巡。上海、镇江道台均依其命令张贴告示，严密防御，水陆协同④。武汉方面张之洞在“严防”同时，还派人到各国领事处传达总督努力保护外人的方针⑤。对此，英国驻汉口领事法磊斯(Fraser)认为，此时外国人要做的就是支持长江上的总督们与端王分裂⑥。英国人称赞刘、张二总督是“有坚强性格的爱国分子”，而且认为如获此二人支持，在广东的李鸿章也会跟随其后，他的归附无疑有巨大的价值⑦。 6月26日下午3时，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在会审公廨举行会议，被视为议定互保的标志。余代表江、鄂两总督表明了“力任保护”的诚意，并提出预拟的章程草案，希望正式签署生效。驻英公使罗丰禄在向英国外交部递交的照会中进呈了章程全文，署名人为刘坤一与张之洞，划定的保护范围为长江流域地区，包括苏州、杭州等城市⑧。这样，刘、张二总督首先把自己的辖区纳入保护范围，并注明在了其渴望交换的约条内。虽然各国在签字问题上有所保留，但均一致同意中外“互保”，并最终实现换文：各国保证不派兵登陆长江流域，两江、两湖总督则对各自辖区内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承担责任。日本人坚信二位总督的“决心颇坚定”⑨，他们尤为亲近张之洞，因为张一直以来十分仰赖日本，甚至将儿孙都送往日本留学⑩。英国则更偏爱刘坤一，认为其能更好地控制他的军队，也更偏向于英国(11)。 赵凤昌在《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中，记有苏、皖、赣等省派来的道员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12)，说明在上海会议前，两位总督就已将消息通报给了辖区内的五位巡抚，是在各省的支持下同外国展开的协商(13)。上海会议次日，刘坤一再次致电各巡抚，告以其已经会同张之洞“饬令沪道正与各国领事议定长江一带由我自行力任，禁止造谣，严办匪徒，保护商教，不使疏虞，以期各不相扰，俾得保守东南，以待大局转机”，敦促巡抚们值此保护形势，“应责成各府、厅、州、县，会同营汛各集地方绅董，共筹保护之法，切实办理”(14)。作为“东南互保”的主持者，刘坤一、张之洞既得安抚地方官员，稳住长江局势，又得与领事磋磨，阻止外国势力入侵，更得思考如何为这项带有分裂嫌疑的举措正名，征得清政府的谅解和同意。6月26日一经议成，张之洞、刘坤一会衔上奏清廷，告以在长江保护商教的办法。而在议约之时，针对英国首先建议可进一步扩大“中立地”的范围，上海道余联沅回应道，除了正在战斗的北方地区外，其他地区全部中立。此后，在刘、张、盛等人的积极联络协调下，多个省份或主动、或半推半就地加入了“东南互保”，范围很快扩大到了大半个清帝国。 二、附核心圈：附入“互保”的浙江、广东 浙江省本归闽浙总督统辖，而两江总督一直有“兼管旧例”，故在商议互保扩大的时候刘坤一首先考虑的即是浙江。一开始盛宣怀也以此建议刘坤一可以直接命令宁绍道与宁波领事开展保护措施。只是刘不愿绕开浙江的实际最高长官，于6月25日给巡抚刘树棠发去一份通告“互保”的电报： 俭电悉。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敝处与香帅迭次电商，惟有稳住各国，力任保护，或可暂免祸端。已饬沪道与各领事晤商，均云既任保护，当不派兵入江。所言虽未敢深信，目前计亦只合如此羁縻。贵省似可一律照办，彼饬甬道联络领事，告以洋商、教士，抚台竭力保护，尽可放心，不必派兵舰，转致居民惊扰，匪徒乘机而起，弹压为难。……此谓保东南委曲求全之策，正所以顾大局。祈卓裁。(15) “贵省似可一律照办”已超越了一般的征询意见，“照办”的方法亦详尽告知，最后落实在“顾大局”三个字上，刘坤一意在强调此乃思虑周翔的结果，却未能收到刘树棠的及时回复。 原来，自五月底收到清廷的上谕，浙江就忙着遵旨派兵北上，甚至布政使恽祖翼也渴望北上；刘、恽二人同时还筹集了饷银十二万两准备解交朝廷。他们的行动遭到了正在为“互保”筹划的盛宣怀的反对，盛氏劝阻恽祖翼“北上无用”，“浙军断难航海”，甚至浙饷十二万也“现难解京”(16)。恽、盛二人是常州老乡，早年还曾一起共事，关系密切。且恽氏出身海关道，在张之洞手下掌管江汉关税务兼办通商事宜多年，颇通洋务。经过盛宣怀一番点醒，恽祖翼迅速转变了想法，上海议约的消息传来，他又立即向盛询问：“闻长江苏杭一带，公及三帅议明，中外互相保护，勿启兵端，各国已经签字，此保全性命产业无数，第一等识力功德。无论北路胜败如何，总应占此稳着也。乞示知大略为盼。杭垣租界已派营保护，并宣布德意，俾可相安，同一办法，安危呼吸，不敢不努力为之。”(17) 虽“各国已经签字”的消息同事实有出入，但“保全性命产业无数”及“稳着”等已透露出恽祖翼对“互保”做法的赞许，并且向盛表明浙江也已采取“同一办法”。次日，当他在刘树棠处看到盛宣怀的信件(内含与外人议定的九条章程)，大赞盛“此等通天彻地手段无人能为，公与新宁南皮同不朽矣”，请盛告知签字日期，他准备把章程刊刻通行各府县和防营炮台，让人人遵守(18)。 相比于恽氏的积极主动，浙抚刘树棠则较犹豫迟疑。庚子年的他，实在太不走运，一开年就被御史成昌参劾“任用私人，玩视军务”，奉旨加恩才保得革职留用(19)。在外国人看来他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20)。对于拳匪，他想剿，却又不得不特别顾虑清廷的决策；外加此前办理浙江教案他对于英法的干涉颇有微词(21)，故而他虽收到刘、盛的电报，却迟迟不作回复，以致总领事以“闻浙江不愿互相保护”质问盛宣怀。盛宣怀赶忙又去电询问：“弟告以刘中丞虽无电来，浙亦在南洋之内，应一律请各国不进兵，但明日即须画押，尊处究如何，乞飞饬。”(22)当天就得到了恽祖翼的明确回复，他果断要求将章程中的“杭”字直接写作“浙”字：“浙江必须在互相保护之内，无论中丞有电与否，明日务请一同画押，杭字必须写作浙字，至祷至叩，此间已遍告洋人安心居住，并严饬地方官各营保护，此其明证也。”(23)一句“无论中丞有电与否”，侧面透露出刘难以决断的处境。直到那日晚间，刘树棠才复电：“附弟衔，随同画押，互相保护。”(24)此距离他得知“互保”消息已过去了七八日。但总归在焦急等待后，“有惊无险”地“浙”字被写入了章程。次日中外就正式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确立了互保的基本原则。浙江的附入“互保”有了文字上的落实，也成为与核心圈关系最紧密的地区。 几乎与浙江同时，广东也是与“东南互保”联系最紧密、最早参与的地区。以往研究一般将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共同视为“东南互保”的倡起者与组织者(25)，多是从其威望考察，而笔者从其行动与效果分析，发现李鸿章实际与刘、张二人有所脱节，他另有思量。从甲午后到外任两广总督，李始终以偏居岭南无法舒畅心情，他期待的是一个重归中央的契机，因此，即便对“东南互保”全过程了如指掌，李鸿章也没有主持和联络各省，他的作用主要是积极参与和稳定军心。 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上谕。23日，李鸿章收到袁世凯转来廷寄“拳匪在津助官军获胜，降旨嘉奖，饬各省招集此义民，成团御侮，必能得力”(26)，知道他剿拳的建议破灭了。24日，盛宣怀致电李、刘、张，请彼等对济南发来的电报万勿声张，勿要参战，然后提出由上海道与各国领事订约互保的建议(27)。次日，盛宣怀再次致电三人，秘告以“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自出者”，认为欲保全东南以保宗社，东南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恳请速定办法(28)。当天就收到李鸿章回复：“二十五诏，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29)反应迅捷，意思明确。有消息说李鸿章之所以“胆敢”如此，是因为收到了荣禄6月21日的信，告诉他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30)。盛宣怀当即将李的电文转给刘坤一和张之洞，与二人宗旨正相契合(31)。刘坤一向李鸿章通报，“北直已经糜烂，南方必须图全”。他与张主持在长江一带，严办匪徒，保护商教，并且在上海与各领事定下保护租界之法，立约为凭，最后说“尊处情形相同，计已布置周密”，并详细询问李有无其它方略，望其回电告知(32)。李鸿章于当天回复道：“艳电慰悉。长江一带，公与香帅必须严办匪徒，保护商、教，庶免外人搀夺。鸿在粤当力任保护疆土。群匪觊觎，窃发一动即危矣。”(33)同日，盛宣怀也向李转达了鄂督张之洞要继续谨遵保守疆土联络一气之旨，严拿重办长江一带会匪的意思(34)。大概在互保问题上，三人达成了一致的默契。 由此可见，李鸿章以其较高的威望，面对最为棘手的宣战上谕，以“矫诏”之说安定了东南督抚们的情绪，为保护商教、继续互保谈判奠定了基础。他不仅用“必须”鼓励了刘、张在长江一带的行动，在广东也始终贯彻办匪保教的做法。然而，李在广东实行的其实是与长江平行的一套保护体系，他也没有派人参加上海的议约“互保”。因为上海会议商讨的本就是长江流域，到后期才提及扩大事宜，偏居岭南的广东自然不在最初的讨论范围。外加李鸿章本有的声望，深得各国信任，他对中外“互保”的赞同以及已经采取的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外国领事看来似乎无需再“立约为凭”。而李本身的资辈与威望也决定了他不会以一种被发起的形式参与到刘坤一、张之洞主导的“东南互保”当中。与刘、张不愿离开本任极不同的是，李鸿章始终对北上回归中央充满热情。如果说在奉到前几则上谕后按兵不动，是为试探清廷的态度，待到被重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上名正而言顺，李鸿章迅速在7月17日搭上了招商局轮船“平安”号。 李鸿章离开广州后，两广总督一职由广东巡抚德寿兼署。在李出发前，盛宣怀就发来电报，表示各国领事对两广安全很不放心，请李先谋粤省，再行离粤(35)。因此李鸿章在北上前，同德寿联合以粤督衙门名义发“保护教民身家产业”的告示(36)，并同各国领事的会商安抚(37)。李北上两日后，德寿致电盛宣怀，询问上海所议保约是否有粤省在内，“若傅相未曾关会，启卓裁附入”，请刘坤一、盛宣怀将广东列名附入“互保”区域(38)。盛宣怀得信后，即商与当时已抵上海的李鸿章，得到“似在粤未立约”的回复。盛转而询问德寿对于地方保护是否有把握，在获得肯定答复后，盛氏就答应依着这个保证，与总领事进行交涉，并以衡州、温州闹教的经验告诉德寿一个要点，即“如办匪不松劲，洋兵似可不至”(39)。这样，广东脱离了原本的平行自办保护的模式，标志着其正式“附入”东南互保的行列。 三、次核心圈：自办“互保”的福建、山东 义和团起事之初，闽浙总督许应骙即展现出较为鲜明的剿拳主和的态度，五月底六月初他先后建议李鸿章利用英国转圜和局，明揭条款，照旧通商(40)。在省内，他一面加强外侨集中地南台的驻军，派兵驻扎曾经有过教案的建宁和古田(41)；一面向英国驻福州领事佩福来(Flayfair)表明“维持秩序”的决心，保证随时通知外方省内军队调动的情况。佩福来因此认为许应骙“采取了极为友好的、令人满意的和通情达理的态度”(42)，英国政府可以完全信任他。日本领事也报告福建“静稳如平常”。 6月26日上海议约互保，福建很快得到消息。盛宣怀在30日邀请许：“岘帅香帅已遵旨联络一气力保东南……闽浙海疆同在东南，如尊处同此办法，即电商三帅联络共保大局。”(43)许应骙马上复电表示他所实行的，“与江鄂办法不谋而合”(44)。由于福建在先前就“早经会各领事力任保护”，许氏对现状颇自得，虽承认“英雄所见略同”，却也并不急于依附入刘、张主导的“东南互保”之下。盛宣怀肯定了许应骙的做法，并对其单独与福州各国领事的约定，再三嘱咐：“尊处办法既同，应再照会领事转告外部，将来无论北事如何，闽浙照长江一律互相保护，各不相扰，较为结实，浙刘电亦照办，香帅已分电矣。”(45)只有让各国的外部知晓，留有凭证，才能算是达成“互保”默契，以倚作后事的依据。这封电报表达了“东南互保”联络人对闽省独立“自办”互保的肯定与默许，更主动将其一并与长江连成一气。 有了“东南”的靠山，7月2日，许应骙联同福州将军善联致电当地外国领事，说明要仿效两江、两湖之例缔结保护在留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契约。7月6日，二人又发布声明，邀请各领事商议订约，同时附送约稿。然后由洋务局长杨文鼎同各国商讨具体细节(46)。终于在声明发布八天后(7月14日)，总督、将军及布政使、按察使、福州道、洋务局总办等地方官员，与俄、美、日、英、法、德、荷七国领事在福州南台广东会馆开会。日本领事丰岛拾松记录下了当日会议的情景：“当时总督将军和布政按察使以及各道台并府县各大小地方官悉数出席，互相品尝茶果点心，谈话内外颇为亲密，特别是将军布政使对清国这次的与各国失和的事件向大家谢罪，表示要守城与安堵土匪，现在平稳如平常。”(47) 其乐融融的会议场面从侧面反映了福建互保订约的异常顺利，其间从7月2日的第一次集会，10日的各领事同意记名，到14日的最后记名，不出十天即达成共识，议决保约八条(48)。《福建互保协定》今日已不见中文原本，但在《日本外交文书》中，福州领事的详细报告录有中文两个版本以及英文版(其中别纸第四号中的中、英文为修改后的约条正文，别纸第五号中的中文为约条原稿)，此外，英文版还可见于“英国蓝皮书”，中文版于《拳匪纪事》中亦有简略记载(49)。以下列出《日本外交文书》所存丰岛报告的最终签订的约条正文： 今将本将军、部堂与各国领事议定互相保护约章八条、开列于后、计开 一、现在两江、两湖、两广、安徽各督抚，与驻扎上海各国领事商定，彼此互相保护办法，业经各国领事电达外部照允，立约签字，今福建亦照此议，与两江等省一律办理。 二、寄寓福建各国官商、以及洋教洋人，所有身命财产，中国地方官情愿竭力保护，不使有损，厦门一体照办。 三、福建地方，倘有匪徒造谣意欲伤害洋人，中国地方官，即行认真拿办，决不纵容。 四、此次立约，系为互相保护中外人民商务产业，各无相扰起见，应声明以后不论北方如何变乱，福建地方均守此约办理。 五、福州地方，甚为安静，中国地方官，如能力任保护，则各国领事官，自应均允，详请各本国水师提督，现在不必派兵船进口，以免民心惊疑，滋生事端，至寻常游历兵船，暂时来往，仍可照例办理。 六、所议各款应请各国领事，电达本国外交部存档，以昭慎重。 七、此次约款，应缮华文、法英文各两纸，本将军本部堂与各国领事签字后，领袖领事署存一份，洋务局存一份。 八、约款字意如有未明晰之处，应以华文为准。(50) 福建互保，所谓“自办”，即是以省为单位单独同列强谈判，与长江算是平行的行动，但在总体上，又是模仿长江、密切联系，同意“同在东南”、互相联络，“共保大局”。在上海的各国领事亦认可“闽浙总督将福建浙江两省全部纳入长江沿岸各省同样的和平圈内”，他们以照会确认互保之“应用区域有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七省”(51)。福建纳入到“互保”大局，而此项“东南互保”下中外间唯一签订的纸版协定在此后日军贸然登陆厦门的行动中也成为东南督抚与列强据理力争的有效证据(52)。 袁世凯自1899年任山东巡抚，对义和团的态度一直以“剿”为主。直到接获清廷招团御侮的命令与对外宣战的谕旨，袁世凯突然举棋不定，有记载“当世凯初奉廷寄，奖励拳匪焚教堂、仇外人之诏令，立即通行全省州县，遵旨办理”(53)，“袁氏惧忤西后之旨，始犹有抚用拳众意，迟回审顾，未能即决”(54)。而此后他能够痛下决心，参与“互保”，有说是因为山东藩司张人骏的劝谏(55)，也有说乃山东巡抚衙门内主管洋务的文案徐抚辰以离职谏阻(56)，还有说为袁之得力部下王士珍的功劳(57)。其实袁世凯的部下或幕僚中，多有如这三人般熟悉洋务、军事的人才，尤其有袁特意调来山东担任总文案的唐绍仪，早年留美，专擅外交(58)，外加袁遇大事难于决断的性格，召开集议、听取各方意见必不可少，最终他能“保护”坚定，部下与幕僚的进谏出力甚大。而三人上谏的时间大抵不同，张之谏言难以推测具体时间，很有可能是从袁初任鲁抚始，而徐抚辰之谏则明确是在袁“初奉此旨”，“立即通行所属、遵旨办理”之时，以去职争得袁世凯追回发下省县的宣战檄文，是更为紧要的关头。当时宣战上谕正以“六百里加紧”的最快速度传送全国，除直隶总督外，位于济南的山东巡抚是督抚中最早接旨的，他的态度尤其关键。6月23日，袁世凯利用电报率先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四人通报了中外决裂的消息： 廿三总署行文，勒限各国使臣出京，又电出洋各员酌回。并奉廿五日廷寄，谓拳会在津助官军获胜，降旨嘉奖，饬各省招集此义民成团，御侮必能得力，办法迅奏，沿江海尤宜急筹，等谕。是已大裂，从何收拾？贵处有无此项良民，如何办法？乞示。敝处尚未敢声张。沁。(59) 电末谨慎的“敝处尚未敢声张”，可见宣战檄文已追回，袁世凯焦急地等待南方的消息。最早反应的是盛宣怀，次日他即电商李、刘、张三人，请万勿声张，勿要参战，并开始提出互保订约的倡议。6月25日，两广总督李鸿章发出“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的论断(60)，远比“未敢声张”更进一步，明确表明不遵奉。两江、两湖也异口同声“长江一带只有会匪，并无可恃义民”，称赞“袁帅不声张极是”(61)。袁世凯信心大增。6月28日，盛宣怀向袁世凯通报了南方李刘张三帅联络各省与各国商议保护东南的情况，7月4日再去电征询袁对山东参与互保的意见：“粤、闽、浙、长江各省已与各国商定互相保护，各领事询山东如何，或以各国牵制一国何如？但须先任保护各国商民，盖与岘、香二帅商之。”(62) 袁世凯告诉盛宣怀，他现在正饬命驻烟台的登莱青道台与各国驻烟台领事协商，并且在烟台“仿照南各省出示，派兵保护口岸”，对内地洋人也“均派兵妥护送烟暂避，教堂仍饬属保护，并言明倘有猝不及防，照数认赔”。最后袁说，若东省的互保在南洋不便商，可就此作罢，并请盛酌达刘坤一(63)。而盛宣怀认为福建也是独自与各国商议办理的，袁既然“已饬烟道与商自妥”，如果可行最好；但“倘烟领事无此权”，建议袁马上致电余联沅商议，或许能够仿效浙江“添派一道电语，即作文凭须备交阅”(64)。可见当时盛宣怀也认为山东或可仿照福建“自办”，或可仿照浙江“附入”，都不失为参与互保的好办法。最后，经多方努力，在烟道台与各国领事的商议顺利进行，山东也有声有色地如福建般“自办”起了互保。不同仅在于，福建与领事们有签订一份协定，而山东同长江一样，也是双方达成共识：青岛、烟台租界归列强共同保护，巡抚则负责镇压境内义和团，并派兵保护山东境内的传教士暂到沿海租界地躲避，保护教堂，并保证将来归还财产、赔偿损失。此后山东互保也得到各国驻上海总领事的认可，他们请盛宣怀通知山东省要尤其处理好教堂破坏的事情，对法国传教士给予适当的保护，袁世凯均做了承诺(65)。以致当联军进犯直隶烧杀淫掠的时候，山东省境各处纷纷告警，袁世凯还信心满满地自称“东省拳匪剿办殆尽，洋兵似无缘藉词来犯”(66)。其间德国甚至有伺机而动的打算，但袁世凯利用与英、法、美等国领事、主教的密切联系，达到了盛宣怀所说的“以各国牵制一国”的目的。难怪李鸿章称赞山东“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徐一士也肯定袁世凯“使山东全省，超然于庚子祸乱之旋涡，勋业灿然”(67)。 四、外围圈：同情“互保”的四川、陕西、河南 在东南沿海基本连成一片共襄“互保”后，“东南互保”的范围跨出了地理的局限，四川、陕西、河南三省虽不位处“东南”，但在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联络下，不仅情感上与“东南”互通，而且做法上也保护外人，东南督抚坚定认为这些省份在“互保”体系下，中外间亦有默契。 十九世纪后期，四川发生教案的次数与严重性都高居全国前列(68)。满人奎俊任川督后的首要大事就是连同布政使王之春武力镇压了余栋臣起义。此番“东南互保”，地方上汉人反教仇外的不少，却有多位满人官员较开明并支持互保，其实是与清廷中央一关键人物——荣禄密切相关。作为荣禄的胞叔，奎俊的动向颇能反映荣禄的态度。荣禄从义和团兴起就力主镇压，庚子年三月他在给法国主教樊国梁的复函中说：“前次梅提督在任邱一带击毙擒获拳匪数十名，办理尚称得力。……刻将原函交总署，速知照直隶总督添派重兵，妥为弹压保护，并将滋事匪徒严孥重惩务绝根株。”(69)此后荣禄开始抱病请假，在给奎俊的信件中，他痛哭于时事，自陈曾七次上请朝廷剿办团匪，都被掌朝大臣置之不理，皆不上报，后来竟还有廷寄批评他“大学士勿得孟浪”(70)。荣禄感叹“拳民每战必溃，(诸王)始觉不足恃也”，然“此事始于端王，继而诸王、贝勒各怀心意，从中有犯浑不懂事理，皆以上意为顺……故众口一词，坚意主战，皆以侄为怯”，但所谓“不可以一国而敌十数国者”，“现在惟有竭力维持，能做到缓兵之计，免得灭国，再作计较耳”(71)。 这样详细的情报怎能不触动奎俊，外加张之洞的不断游说，奎俊逐渐倾向“互保”。地理上，四川与两湖接壤，同属长江流域，虽避处西南，湖广总督张之洞始终对川省十分重视。起初四川未在上海议约的范围内，是张之洞第一时间通知奎俊，后者称赞此类“缓兵之策甚善”，他亦发现西安护抚发来的中央关于招团御侮的旨意与请各外部按兵停战自相矛盾，故而因“川省人心浮动，仇教最深。恐此旨一宣，祸端立起”，他将采取“仍照旧保护，一面据实具奏”的措施(72)。张之洞对奎俊的做法大力称赞，还告诉他“旨虽宣战，似仍宣剀切劝谕地方，免致纷扰，又蹈余蛮故辙”，因而他们与列强互保，“正为遵旨保守疆土、接济京师起见，且留他日转圜之地”(73)。 满汉地方官员不仅对上谕，而且对“互保”默契达成了约定。7月中旬，列强纷纷询问：川省是否一律互相保护？盛宣怀向奎俊转达了“各国领事素佩乐帅”及他们的疑问，并建议“川中教堂甚多，如允保护，似须令其归并，房产较保人命轻易”(74)。几日后，奎俊回电同意列名(75)。只因此时北方局势已较明朗，清廷的议和乃必然趋势，无需再与列强单独为此换文。张之洞告诉盛宣怀，他“屡得四川奎乐帅、绰将军、陕西端护抚、福州善将军电，凡有关大局事，意见均同，并托鄙人挈衔，以后凡有要电务祈一并转电四处，俾诸公早知时势情形，各抒所见，及早电奏”(76)。表明了四川在各种情况下均与东南各省协调一致。 如果说奎俊得益于与荣禄的亲密互通，在四川一开始就采取了保护措施，那么陕西的加入则是经过了一个迅速的转变过程。1900年，不满四十岁的端方任陕西布政使，并护理陕西巡抚，起初他受到北方如火如荼的拳运影响，模仿邻省山西巡抚毓贤的做法，支持清廷政策。他在接到清廷增兵救援的谕旨后，第一时间派出由按察使升允统带的马步八营驰赴京师，其中三营参加了抗击八国联军入侵天津的河西务之战(77)。但陕甘总督魏光焘却与东南督抚的意见一致，端方很快附和了魏光焘。端方的转变，与其说是受魏光焘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看清了时势的变化。战争初期，北方督抚大多与清廷保持一致，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宣战之初的平衡开始被打破，北方一些督抚的态度发生了倾向于南方督抚的转变。有记载“时有仇洋矫诏，晋抚毓贤奉之维谨。置陕抚端方、豫抚裕长，知不可行，阳奉而阴违之”(78)，说的大抵就是这种情况。 当时还正值陕西持续干旱，“被灾州县至六十余处之多，遍野哀鸿，嗷嗷待哺”(79)，因而人心骚动，“谣言四起，哥老拳团红灯，联为一气，技痒欲试”(80)。端方一方面要镇抚灾区，对受灾州县豁缓钱粮、劝捐散赈、安抚饥民、生产自救；另一方面要极力压制拳民，他参撤庇拳的高陵令徐锡瓛、三原县令欧炳琳、临潼县令施邵，严禁义和团经邻省进入陕西，出示饬令通属保护外人，致函教士说：“一日有我，即一日无事”。故而本地拳民也有“端不端，方不方，八月十五杀端方”的揭帖。但端方始终不为所动，而且用极其严厉的话语劝诫军民：“尔等须知谣传之说，万不可凭！恍惚之术，万不可恃！官长之诫，万不可违！兵祸之烈，万不可肇！……如有驰心谬说，听信讹言，聚徒拜师，借端起衅，则国法具在，宽典难邀。祸集厥身，孽由自作，不得谓本护部院不教而诛也！懔之！慎之(81) 此外，他还跨省到山西保护外国人，最大的一批是帮助英国从山西成功救出了多名传教士，由于“他对外国人表示很尊敬，从该省各教堂来到这个口岸的所有英国传教士在谈到他的时候，说了极为感谢的话”。端方的行动博得了英国总领事霍必澜的好感，他在报告中连续两次提到并大力褒奖了他(82)。端方同东南督抚的联系也很频繁，他跟他们一道在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联衔上奏中署名。与盛宣怀的联系尤多，有为保卫电线的，也有盛宣怀随时请其通报山西情形的(83)，由于山西仇教激烈，与其临近的陕西就成了东南督抚在西北的重要应援。 河南巡抚裕长也是满人，其兄为义和团运动时期炙手可热的直隶总督裕禄。据胡思敬记：“予戊戌入都时，满洲世阀最盛者推裕、溥二家。”(84)身为湖北巡抚崇纶之子，裕禄、裕长两兄弟的仕途一直很畅顺。裕长深受受兄长影响，与其采取几乎一致的施政方针。起初，河南省内仅个别地方有少数人练习义和拳，裕长“曾饬地方官妥为弹压”，并将到当地的拳师“解回山东原籍”。但随着慈禧太后率诸臣以奉拳，裕禄承懿旨优遇大师兄，迎拜黄连圣母。“风声所树，豫省士民多哗然欲仇外。”(85)裕长也开始在河南省内“钦奉谕旨，招集成团”，“河南接壤直东，民间自无不闻风兴起”(86)。时人依此认为河南巡抚裕长“好拳”，故而“拳颇从之”(87)。再加上由京津流入豫东的义和团，“义和拳虽未在豫举事，大师兄亦有至豫者”(88)，一时河南全省大约有30个州县都卷入了反洋教斗争。致使从河南逃出的外国人纷纷向领事报告，大斥裕长同山西巡抚毓贤一样，是野蛮地反对外国人(89)。 但到八国联军侵入京津，“东南互保”保约订立，裕长逐渐转向了东南督抚的一边。他的转变，既与端方类似是认清局势的结果，更关键的莫过于其兄裕禄的自杀。裕禄在对抗八国联军连连失利的情况下，谎报了几次大捷，最后兵退杨村，自杀身亡。裕禄的自杀对裕长刺激之大可想而知。 河南地处中原，既与直隶接壤，又南临湖北、安徽，是南北的过渡地带，在北方遭受危险的外国人往南跑，须先进入河南，方可抵达东南区域。因此，湖广总督张之洞多次劝谕裕长，表达东南督抚的良苦用心：“是此次北方兵事，不久仍归和局，此时外间能保护洋人、教士一分，将来议结即获益一分。现各国议允，如内地能保洋人，则洋兵不扰中央南方各省云云。查长江五省前奉谕旨‘保守疆土，接济京师’等因，若内地安静，则保守接济诸事庶易办理，于大局不为无益。”(90)并请裕长饬令属内地方官妥为保护外国人出省。经历了重大转变的裕长终于配合地给予了正面积极的回应，他不仅表达了对张之洞“荩谋深远，指示周详”的“莫名钦佩”，而且说明“各省教堂教民，原无任其残毁文明，自应仍遵前旨，一体保护，倘有匪徒，乘机假名拳会焚毁教堂，仍照常拿办”，俨然成为了“东南互保”的应和者。他亦自陈观点转变的原因，认为此次开战，虽出于一时愤激，仍须留日后收束地步，保护洋人自然是日后交涉的前提(91)。这样，河南也搭上了“东南互保”的末班车。 “东南互保”是地方督抚们在面对国家危机的时候，排除了原本的满汉畛域、派系之争建立起来的广泛的政治联盟。这种联盟是松散的，并没有统一模式，而是不同的省份依据自身情况实行不同的“互保”形式，不仅有时间先后、程度深浅，且呈现出不同特点。 “东南互保”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东南互保”最初的范围为谋划并在东南互保章程上签字的苏、皖、赣、鄂、湘五省，此后浙、粤以“附入”的形式，闽、鲁以“自办”的形式明确加入，狭义“东南互保”的范围包括了以上九省，判定的标准为明确列名附入，或仿照东南互保章程，与列强定有双方都认可的互相保护约定的省份。其中，由于李鸿章最早赞襄“互保”，以往研究多将广东同两江、两湖一道定为核心，而通过本文研究后发现，广东的“互保”与长江流域并非同一体系，李鸿章坐镇时“自办”得力，没有参与上海议约，至德寿督粤时才得以“附入”，且当时李鸿章也与刘、张一心保守地方实力不同，他有着其他的打算，很快即离粤北上了。 从广义上说，除了上述九省，四川、陕西、河南虽没有正式宣布加入，但也都明确表示出保护洋人的决心(张之洞等所谓“意见均同”)，且实际上采取了相应的“互保”措施，在需要与中央交涉的多数环节与两江、两湖一致。若将它们也算入，判定的标准则为同意“互保”协定、采取了“互保”行动并在列强的默许下与“东南”密切协作的省份。广义上的“东南互保”就涵盖了苏、皖、赣、鄂、湘、浙、闽、粤、鲁、川、陕、豫十二个省份。这包括了余联沅保证的大部分地区，不仅局限在地理上的“东南”。事实上，它们也确实不同于未参与“互保”的其他省份。例如广西，有学者以李鸿章坐镇两广而直接将广西纳入互保范围，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广西巡抚黄槐森(92)对“东南互保”是极力反对的，他曾上书弹劾张之洞、刘坤一私自与洋人约和，使敌军得以专顾北方，直攻京师，贻误大局。正是互保议约的关键时期，刘、张很是震动，幸得李鸿章逼迫黄槐森撤回奏章，才保住了互保之局(93)。李鸿章坐镇时与洋人“自办”也多默认仅广东一省，广西始终同“互保”的步调不相一致。 “东南互保”得以扩大，既由于庚子夏天中外时局的转向，更与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多方联络密不可分。即使是辖区内，江西、湖南等都是在刘、张的监督下才贯彻了保护措施；而辖区外，除了广东是主动“附入”，福建与山东结合地方特色与各领事自商，其余浙江是经过刘坤一的“兼管”、盛宣怀的追问，四川、陕西、河南都是在张之洞的联络、敦促下才正式加入的。在北方清军正与外国激战之时，南方督抚却与各国商议维持中立，“东南互保”难免有分裂之嫌，然而却从客观上既保存了富庶的南方免受战祸之扰，为救援北方保存了实力，又开辟了一条东南督抚与外国直接沟通谈判的渠道，到辛丑议和时还很好地发挥了辅助和谈的作用。 ①王尔敏举两江、两湖、浙江、福建、广东、四川、山东十省，林世明认为有两江、两湖、浙江、福建、两广、四川、山东十一省，另陕西、河南是基本态度同意的，戴玄之持两江、两湖、浙江、两广、福建、四川、山东、陕西、河南十三省说。参见王尔敏：《拳变时期之南省自保》，《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三编“庚子拳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2-148页；林世明：《义和团事变期间东南互保运动之研究》，第111-120页；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 ②刘伟著《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认为加入互保的有南方两江、湖广、两广、闽浙、山东等省。戴海滨于《东南督抚与庚子事变》(北京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9年)中也仅简略提到有两江、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四川、陕西等省。 ③《致总署、荣中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9-2150页。 ④《清国地方官ノ態度·一一八七六月二十五日上海在勤小田切總領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南京、上海、鎮江武備狀況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中》，第203-205页。 ⑤《清国地方官ノ態度·一一八九六月二十五日漢口在勤瀨川領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南清秩序維持及匪徒剿定ニ関スル各督撫ノ連署上奏竝張總督ノ態度ニ付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中》，第206-207页。 ⑥Consul Fraser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June 20,1900,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 24,Doc.32,p.22. ⑦Memorandum by Mr.Brenan on the Situation in China,July 4,1900,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 24,Doc.59,p.42. ⑧《罗丰禄先生致索尔兹伯理侯爵的照会》，1900年6月29日收到，胡滨译，丁名楠、余绳武校：《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0页。 ⑨《清国地方官ノ態度·一二○五七月五日漢口在勤瀨川領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劉張兩總督ノ决意及清帝上諭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中》，第232页。 ⑩《清国地方官ノ態度·一一九一六月二十九日上海在勤小田切總領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武衛先鋒左右軍ノ北進竝袁世凯、王之春等ノ行動ニ付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中》，第215页。 (11)Acting Consul-General Warren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July 27,1900,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 24,Doc.236,p.139.Vice-Admiral Sir E.Seymour to Admirally(Telegraphic),July 14,1900,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 24,Doc.195,p.115. (12)惜阴：《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人文月刊》2卷第7期，1931年。赵凤昌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亦是盛宣怀的常州同乡。 (13)不仅两总督，盛宣怀也多次致电各巡抚通报消息。《盛宣怀致鹿传霖、王之春等电》，五月二十八日，陈旭麓、顾延龙、汪熙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14)《寄苏皖赣三省司道》，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69页。 (15)《复刘景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刘坤一遗集》，第2567页。 (16)《盛宣怀致恽祖翼电》，五月十八日；《盛宣怀致刘树棠、恽祖翼电》，五月二十四日；《盛宣怀致刘树棠电》，五月二十九日，《盛宣怀致恽祖翼电》，五月二十九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52、76、86、87页。 (17)《浙藩恽菘耘方伯致盛宣怀电》六月初三日，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3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第343页。 (18)“新宁”为刘坤一，“南皮”指张之洞。《浙藩恽菘耘方伯来电》，六月初四日，《愚斋存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三辑)，卷三十六，电报十三，[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854-855页。 (19)闽浙总督许应骙：《奏为遵旨查明浙江巡抚刘树棠被参任用私人玩视军务各款等事》，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光绪宣统朝881)，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939-007。 (20)《各地団匪暴動状況報告·南海状況(浙江)·一七四六月二十八日 杭州在勤若松領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任地一般ニ平穩並浙江巡撫ノ剿匪意向ニ付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上》，第191-192页。 (21)参见吕实强主编：《教务教案档》第六辑(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第1366页。 (22)《寄杭州刘中丞恽方伯》，六月初六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电报十三，第857页。 (23)《浙藩恽菘耘来电》，六月初六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电报十三，第858-859页。 (24)《刘景帅来电》，六月初六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电报十三，第859页。 (25)当时有言官上奏弹劾李“纠合十余省督抚，保护外洋商务……并力抗我”(《给事中蒋式芬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4页)。史学界亦一直盛行李鸿章“是东南督抚们的头头”(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1页)，“始终是东南互保的后台和主谋老板”(叶林生、刘新建：《李鸿章》，[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217页)的说法。 (26)《东抚袁来电并致江鄂督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亥刻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3)，[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48-949页。 (27)《寄李中堂刘岘帅张香帅》，五月二十八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电报十三，第844页。 (28)《寄粤李中堂宁刘岘帅鄂张香帅》，五月二十九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电报十三，第844页。 (29)《李中堂来电》，五月二十九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电报十三，第845页。 (30)《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理侯爵电》，1900年6月29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资料选译》，第59页。 (31)《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辰刻到，《李鸿章全集》(3)，第956页。 (32)《江督刘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到，《李鸿章全集》(3)，第957页。 (33)《复南洋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午刻，《李鸿章全集》(3)，1987年，第957页。 (34)《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午刻到，《李鸿章全集》(3)，第957-958页。 (35)《寄粤督李中堂》，六月二十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电报十四，第875页。 (36)《知新报》第127册，第27页，总第1946页。 (37)《各地団匪暴動状況報告·同(広東)·二八○七月二十七日 香港在勤上野領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香港広東ノ動靜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上》，第312页。 (38)《刘岘帅来电》，六月二十三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电报十四，第878-879页。 (39)《寄粤督德静帅》，六月二十六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电报十四，第880页。 (40)《G26-05-091附闽督许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未刻到；《G26-06-113附闽督许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辰刻到，《李鸿章全集》(27)，第65、112页。 (41)《各地団匪暴動状況報告·同(福建)·二三九六月二十七日 福州在勤豐島領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福州現況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上》，第266-267页。 (42)《佩福来领事致索尔兹伯理伯爵函》，1900年8月7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62-163页。 (43)《寄闽督许筠帅》，六月初四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电报十三，第854页。 (44)《闽督许筠帅来电》，六月初六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电报十三，第34页。 (45)《寄闽督许筠帅》，六月初七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电报十三，第36页，总第856页。 (46)(47)《福州在勤豐島領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同前件詳報ノ件》，1900年7月30日，第526號，《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上》，第510页，第510-511页。 (48)参见《福州在勤豐島領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閩浙總督ト各國領事トノ外人保護協定締結始末報告ノ件》，1900年7月30日，第528號，《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上》，第511-515页。 (49)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5页。 (50)以下为一长串订约官员与各国领事的署名。清文有八条，英法文各七条，但大意并没有不同，各国领事都尽记名。本约条书用清英法三语，露法两国领事用法文、其他领事用英文记名。《福州在勤豐島領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閩浙總督ト各國領事トノ外人保護協定締結始末報告ノ件》，1900年7月30日，第528號，《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上》，第511-515页。 (51)《閩浙總督及浙江巡撫ヨリ秩序維持協定ニ加入申出始末報告ノ件》，1900年7月13日，第524號，《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上》，第509页。 (52)参见拙作《1900年日军登陆厦门事件再研究》，载于张海鹏、李细珠主编：《台湾历史研究》(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47-363页。 (53)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0页。 (54)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页。 (55)参见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72页。张象耆：《张人骏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丰润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丰润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90年，第53-57页。张守中：《张人骏家书日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56)参见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第13-14页；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130-131页。 (57)参见贾恩绂：《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墓志铭》，卞孝萱、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301页。 (58)参见山东巡抚袁世凯致总署：《具奏东省交涉繁难调员佐理一折奉朱批恭录查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档案号：01-12-053-01-008 (59)《G26-05-110东抚袁来电并致江鄂督、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全集》(27)，第69页。 (60)《李中堂来电》，五月二十九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电报十三，第845页。 (61)《盛京堂(宣怀)致李鸿章》，五月三十日午刻到，《义和团》第3册，第325页。 (62)《寄东抚袁中丞》六月初八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电报十四，第866页。 (63)《袁慰帅来电》六月十一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电报十四，第867-868页。 (64)《寄济南袁抚帅》六月十一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电报十四，第868-869页。 (65)《南清秩序維持協定·七月九日上海在勤小田切总领事代理给青木外务大臣宛》，第518号文件，《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上》，第15页。 (6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下)，[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696页。 (67)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24页。 (68)参见陈银昆：《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3页。 (69)《荣禄中堂致樊主牧书》，《义和团》第4册，第145页。 (70)《致奎俊札》(一)，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义和团资料丛编——荣禄存札》，[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405页。此札约做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71)《致奎俊札》(一)，《义和团资料丛编——荣禄存札》，第405-406页。 (72)《奎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午刻到，《张之洞全集》(第十册)，第8081页。 (73)《致成都奎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午刻发，《张之洞全集》(第十册)，第8081页。 (74)《寄江督刘岘帅鄂督张香帅川督奎乐帅》，六月十八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电报十四，第873页。 (75)《川督奎乐帅来电》，七月初一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八，电报十五，第889页。 (76)《致上海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十册)，第8123页。 (77)参见《护理陕西巡抚端方奏为遵旨酌派臬司大员统带马步八营驰赴京师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1》(八国联军侵华卷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179页。 (7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7页。 (79)宋伯鲁纂修：《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65，名宦二，[西安]1934年铅印本。 (80)李杕：《增补拳匪祸教记》，[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09年版，第489页。 (81)“端中丞劝戒秦民告示”，八咏楼主人编：《西巡回銮始末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十三辑·827)，[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70-174页。 (82)《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理侯爵电》1900年9月15口发自上海，《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资料选译》，第218页。《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9月27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资料选译》，第250-251页。 (83)参见《盛宣怀致端方电》，五月二十九日；《盛宣怀致张之洞、端方电》，六月十四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86、117页。 (84)胡思敬：《国闻备乘》，[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页。 (85)参见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94页。 (86)《河南巡抚裕长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录副折包)，《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92页。 (87)罗惇曧：《庚子国变记》，马灿杰编：《清宫秘史》第5卷，[北京]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5页。 (88)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第94页。 (89)参见《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9月27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资料选译》，第251页。 (90)《致开封裕抚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十册)，第8078页。 (91)参见《裕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三十日亥刻到，《张之洞全集》(第十册)，第8090页。 (92)黄也以为人清高正直著称，同江苏巡抚鹿传霖早年即相识并关系密切，参见鹿传霖：《贺广西藩台黄槐森新任》，《退轩主人函稿》第五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案号：甲170-1，第126页。 (93)参见《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发，《张之洞档三四》，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北京]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高翠莲：《落日孤臣李鸿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页。标签：东南互保论文; 刘坤一论文; 盛宣怀论文; 张之洞论文; 李鸿章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袁世凯论文; 领事保护论文; 长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