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管理研究：新热点、质疑与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恐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9：C91；R395
人是具有死亡觉知的动物。死亡恐惧是人类动机的核心源泉，是人类问题的主要根源（Becker,1973）。恐惧管理理论（TMT）认为，在人类进化史上，死亡恐惧为人类发展提出了新的适应性问题。死亡恐惧会摧毁个体正常的心理功能，只有那些成功管理恐惧并获得心理平衡的个体，才能生存并繁衍下来（Greenberg,Solomon,& Arndt,2008）。20多年来，TMT激发了400多项实验，多数研究验证了其基本假设。
然而近十年来，不断有批评者质疑TMT的逻辑性，开始尝试对死亡突显（提醒个体自己的死亡）所引发的广泛效应做出新的阐释，从而引起了多次激烈的争论。虽然国内已经有学者初步介绍了恐惧管理的自尊与世界观防御机制，但近些年来，恐惧管理研究不断深化，新的热点层出不穷。本文将在介绍最新研究热点的基础上，重点评述围绕死亡突显效应（Mortality Salience Effect）背后真实动机所展开的争论。
1 恐惧管理研究的新热点
1.1 自尊、文化世界观和亲密关系构成了三重防御系统
TMT一开始旨在解决两大问题：人为什么需要自尊以及持不同世界观的个体为何难以相处。早期的大量研究证实了TMT的基本主张：世界观坚守（Worldview Validation）与自尊追求，是两种基本的恐惧管理机制。个体努力维护自尊与己有世界观，部分程度上源于恐惧管理需要（张阳阳，佐斌，2006）。到了20世纪末期，一些学者开始思考有无第三种恐惧管理机制，尤其是作为人类存在另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亲密关系，能否提供独立的恐惧管理功能。
亲密关系是自然与性选择的结果，具有生存与繁衍价值，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能提高后代生存的几率（Buss & Schmitt,1993）。更为重要的是，亲密关系还是自尊与世界观获得的最初与主要来源。那么，面临死亡威胁，亲密关系能提供保护吗？如果可以，其功能是否独立于自尊与世界观？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怎样？
Mikulincer,Florian及Hirschberger（2003）认为：亲密关系不仅可以缓解死亡忧虑，而且是首选方式。自尊追求与世界观防御，只是亲密关系资源丧失后的替代选择。依据TMT的逻辑，如果亲密关系具有恐惧管理功能，那么：首先，死亡突显后，个体对亲密感的需求会增加；其次，启动亲密关系情景（如想象自己的爱人做出爱的承诺），会使恐惧管理需要得到满足，进而降低死亡突显后个体对世界观防御及自尊追求的需要。也就是说，亲密关系在功能上可以替代后两者；再次，破坏亲密关系，会提高死亡思维的提取度（Death Thought Accessibility，简称DTA），个体会更容易提取与死亡相关的思维。
研究者首先检验了亲密关系是否具有恐惧管理功能。Wisman和Koole（2001）使用“座位”范式，考察了死亡突显对归属感的影响。实验者将被试分为两组：指导一组被试思考自己的死亡，另一组想象自己看电视的场景。一段无关任务之后（大量研究证明，死亡突显效应只出现在死亡提醒3～5分钟后），告知被试接下来的任务是参加一个小组讨论，以被试就座之间的距离作为反应亲密需求的指标。结果发现，死亡突显后，个体更倾向与他人坐在一起。后续的研究还发现，死亡突显后，个体更需要参加社交活动，并且对自己的社交能力更有信心，同时害怕被别人拒绝的担心则相应下降（Taubman-Ben-Ari,Findler,& Mikulincer,2002）。上述证据表明，某种程度上，亲密关系可以降低死亡忧虑。
另外，在功能上，亲密关系与其它两种防御结构的确可以相互代偿。在Florian,Mikulincer和Hirschberger（2002）的研究中：实验者首先把被试随机分配到死亡突显与控制组，之后指导其中一组被试想象伴侣对自己做出了爱的承诺，另一组则思考中性事件，接着要求被试对几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习俗的行为加以评定。结果发现，爱的承诺调节着死亡突显对违规者的惩罚力度。也就是说，中性条件下，死亡突显后，个体会更严厉地惩罚违规者（因为这些个体的行为与自己的世界观不符），而在启动了爱的承诺后，死亡突显效应消失了。这说明，启动爱的承诺后，死亡忧虑得到了缓解，进而降低了个体对世界观坚守的需求。后续的研究还发现，父母之爱也会削弱死亡突显效应（Cox,et al.,2008）。最后，Mikulincer,Florian,Birnbaum和Malishkovitz等（2002）从反向证明了亲密关系具有恐惧管理功能。在想象亲密关系破裂后，被试在内隐测验中更倾向于选择死亡词汇作为答案。这一证据表明，亲密关系功能受损后，个体更容易想到死亡。
Mikulincer等（2003）进一步指出，亲密关系不仅具有恐惧管理功能，而且具有优先性。也就是说,当亲密关系、自尊与世界观坚守之间存在冲突时，个体会摒弃后两者，而努力追求亲密感。在Mikulincer和Florian（2000）研究中的一个实验里，启动死亡突显与中性主题后，实验者要求被试想象自己到伴侣家中探访，就餐时受到了伴侣的表扬、抱怨或者批评，进而考查实验处理对亲密感需要的影响。结果发现，虽然在中性条件下，批评和抱怨削弱了对伴侣的亲密需要，但在死亡突显情景下，这种差异消失了。这说明死亡突显提高了个体对亲密感的需要，即使伴侣的批评和抱怨会威胁到个体的自尊，也会努力维持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优先性的第二项证据，来自依恋类型对死亡突显效应的调节作用。按照上述分析，如果个体拥有亲密关系资源，那么死亡突显后，个体会优先启动此项功能。依恋类型是亲密关系资源多少的重要指标，安全型依恋者信任他人、相信自己，在遇到威胁时会主动寻求支持，而焦虑与回避型被试则“不敢”或者“不能”与他人建立联系。因而，面对死亡威胁，安全型个体会优先利用亲密关系资源，不安全型个体则多会选用自尊或世界观防御机制。Mikulincer等（2000）对上述假设提供了经验证据：实验者首先测量了被试的依恋类型，接着将个体随机分配到死亡突显与控制组，一段延迟任务后，要求被试对违反世界观的个体做出评定。结果发现，只有不安全依恋个体才会更严厉地惩罚违规者，而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在面对死亡突显时，并没有表现出所谓的世界观防御。那么，是不是死亡突显不会引起安全型依恋个体的任何反应呢？接下来的研究发现，死亡突显后，安全性依恋者对亲密关系的需要显著增加，而不安全依恋者却没有表现出这种变化。这些证据表明，亲密关系是防御焦虑的首要资源，只有在这种资源匮乏时，个体才会使用后两种防御方式。
既然亲密关系、自尊与世界观都具有恐惧管理功能，那么三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Hart,Shaver和Goldenberg（2005）假设：自尊、世界观和依恋构成了三重安全防御系统，三种成分之间在功能上可以相互代偿，其中一种成分受到威胁后，会引起其它两种成分代偿性的激活。该主张得到了实验支持，实验者首先测量了个体的依恋类型，之后分别威胁依恋、自尊与世界观系统，然后观察另外两种成分功能上的变化。结果显示：1）当依恋受到威胁时，焦虑型的被试激活了世界观防御机制，回避型被试却增强了自尊追求；2）面对世界观和自尊威胁，焦虑型被试更需要亲密关系，而回避型被试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倾向。
1.2 死亡突显诱发对躯体被造性的负性反应
早期研究者关注的是，个体如何利用可以获得的心理资源（如自尊、世界观、亲密关系等），“主动”去控制死亡思维，以维护心理稳定。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探索，是否存在另外一种不同于主动控制的“回避”策略。这些研究的假设是，如果人类恐惧死亡，那么个体应该会对任何可能提醒死亡的事物持负性态度。简而言之，个体会不喜欢提醒死亡命运的事物，比如性、女性躯体、残疾人以及老年人等。
Goldenberg是最早进行此类研究的学者之一。她指出，性是提醒个体动物性的重要来源。与其给人类带来的快乐相比，性活动给个体带来的心理威胁更大，因为它潜在地提醒着个体的躯体被造性（Creatureliness）。人类躯体终归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来自自然又必将归于自然，相对与神性不灭的躯体而言，人类躯体代谢的副产品，抑或是偶尔感到身体的不适，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提醒个人躯体的最终命运。研究表明，当个体将性与动物行为联系在一起时，死亡突显会降低对性的欲求水平；然而当个体觉知到人类的独特性时，死亡提醒对性欲并无影响。简单说来，死亡提醒会抑制对赤裸裸性活动的需要，而一旦赋予性活动以意义，死亡提醒则没有影响。另外，同时启动人与动物的相似性觉知与纯粹的性行为意象时，会提升死亡思维提取度，而在启动人的独特性并想象浪漫性行为时，死亡思维提取度并无变化（Goldenberg & Roberts,2004）。这说明，对人类个体而言，必须为性活动赋予意义，才能消除前者带来的威胁。
女性躯体是被造性的另一主要表现，这是因为女性肩负着生殖、哺乳的主要任务，其每月的月经更是躯体被造性的直接体现。因此，人类个体对待女性的态度具有矛盾性，女性既可以被视为野兽，也可以是女神。几乎在所有文化中，均会将女性客体化（Objectification），规定何种体型是美的，何种体型不受欢迎。当然，体型美具有进化基础，然而，文化则会驱动个体达到某种特定标准。那么，为什么所有文化都会对体美有所规范，个体又为什么会不遗余力地达到文化标准呢？Goldenberg等（2004）指出，死亡忧虑是个体竭力追求体美的一种驱动力量。实验证据表明，死亡突显后，北美的女性更希望自己晒得黑一些，更加节制那些有营养但可能会导致肥胖的甜点。这是因为在北美地区，皮肤黝黑又不肥胖是健美的普世标准。因此，某种程度上，女性尽力追求文化标准所设定的体美，是因为将自己的身体客体化，可以提供恐惧管理功能。
残疾人与老年人，同样提醒着个体的死亡命运。残疾人，尤其是躯体残缺者，赤裸裸的提醒着人类躯体的被造性和最终命运。因此，他人对残疾者的态度中，渗透着防御成分。依据道德要求，个体需要同情，但防御需要使个体对残疾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复杂。有研究显示，死亡突显后，个体（尤其是男性）对残疾人会更冷漠；启动残疾人形象后，男性的死亡思维提取度更高（Hirschberger,Florian,& Mikulincer,2005）。与此类似的是，启动死亡觉知，个体会更不喜欢老年人，而在观看了老年人的图片后，死亡思维提取度会升高（Martens,Goldenberg,& Greenberg,2005）。上述证据表明，残疾人与老年歧视，至少部分程度上，源于恐惧管理需要。
1.3 众多社会心理现象提供恐惧管理功能
已有证据显示，大部分社会心理现象，均与恐惧管理有关。Pyszczynski,Greenberg和Solomon（1997）甚至认为，但凡能够为世界植入意义、价值和秩序的心理现象，比如认知一致性、刻板印象、结构需要、自我提升、印象管理、公正世界信念、自尊以及社会认同等，都具有恐惧管理功能。20多年积累的实验证据支持了上述假设：死亡突显后，个体会更努力地降低认知失调，维持刻板印象，追求结构、意义和自尊，更加严厉地责备无辜受害者。（Pyszczynski,Greenberg,Koole,& Solomn,2008）。
2 围绕死亡突显效应背后动机展开的争论
为什么死亡突显会诱发如此广泛的效应？其背后的真正原因，真如TMT所主张的那样，是因为所有这些现象都给世界植入了意义和价值，从而让个体觉知到象征性不朽吗？另外，真如TMT所言，死亡突显效应只有死亡觉知才能诱发吗？最近一系列实验证明，TMT的这一主张是错误的。首先，死亡突显效应并非只有死亡突显才可以引起。其它威胁，诸如不确定性、无意义感、社会排斥等均可诱发类似效应（Heine,Proulx & Vohs,2006）；其次，也并非所有死亡提醒均可以引起世界观防御。比如想象自己患上不可治愈的传染病而主动自杀身亡，并不会诱发任何防御（Fritsche,Jonas,& Fankhanel,2008）。由此看来，死亡突显既不是诱发防御反应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开始思考死亡突显效应背后的真实动机，先后从认知闭合、意义维持、极化反应、联结以及控制动机等角度进行了新的阐释。
2.1 认知闭合说
2.1.1 基本观点及证据
Dechesne和Kruglanski（2004）认为，死亡突显效应，只是满足认知闭合需要（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的表现而已。认知闭合是一种认知倾向，反映的是个体在某种情景下需要获得一个答案的程度。Kruglanski与Webster（1996）认为，存在两种闭合倾向：非具体的闭合（Nonspecific closure）和具体的闭合（Specific closure）。非具体的闭合是指，当个体面对不确定性情境时，只想获得一个答案，无论该答案是什么；而具体的闭合，指的是在某种条件下，个体只希望得到这样的答案，从而满足特定的需要。举例来说，对一位刚结束高考的考生而言，得到好成绩是个体最想要的结果，是具体闭合；而对判卷老师而言，只想给考生一个分数，无论多少都可以，是非具体的闭合。
Dechesne等（2004）观察到，并非所有的死亡思维均能引起防御，只有当死亡和自我联系在一起后，防御反应才会出现。因此，死亡突显效应产生的前提，是自我受到了威胁。那么，死亡觉知究竟威胁到了自我的哪些方面，个体又会以何种策略应对呢？
Dechesne等认为，死亡提醒不仅威胁到了自我存在的意义感，同时带来了令人厌恶的不确定感。死亡会摧毁一切意义，破坏一切关系，泯灭一切欲望，这是确定的；同时，死亡觉知又会诱发极强的不确定感，个体不知道自己的死亡会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发生，也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为了应对这两大威胁，个体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当死亡提醒威胁到自我存在的意义时，诱发了具体的闭合需要，即个体需要特定答案，需要相信自己是生活在这个有意义世界中有价值的一员；而当死亡诱发不确定感时，个体需要非具体的闭合，只要能够降低或者消除不确定性，任何答案均可。
上述分析与TMT既有重合，又有不同。首先，相同之处在于，两种理论都假设，死亡突显会增强自尊需要（具体闭合需要）。不过，TMT认为，死亡突显只会增强个体已有的内在世界观，而认知闭合说则预测，死亡提醒会诱发个体非具体的闭合需要，无论何种世界观，只要能降低不确定感，个体都会支持。那么，当所启动的世界观不是个体既有的，或者可能会对自我意义产生威胁时，死亡突显会产生怎样的效应呢？Dechesne等（2004）用实验证据支持了认知闭合说。相对于控制组而言，死亡突显后，无论启动的世界观是支持灵魂不死，还是支持死后一无所有，都会得到个体的认同。也就是说，死亡突显诱发了非具体的闭合倾向。
进一步推理，如果死亡突显对自我构成了双重威胁，既诱发了具体闭合，又诱发了非具体的闭合，那么，闭合需要倾向（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应该调节着死亡突显效应。简单来说，死亡突显后，高闭合与低闭合倾向者的反应应该不同。由于高闭合倾向者难以忍受死亡诱发的不确定感，因而会产生较强的负性情绪，并且容易使用非具体闭合策略；相反，低闭合倾向的个体，乐于身处不确定性之中，面对死亡时负性情绪应该较少，更易使用具体闭合策略。实验证明，高闭合倾向者更害怕死亡，会花费更少的时间回答死亡提醒问题，且更易使用贬抑策略；而低闭合倾向者对于既定的死亡结果更容易接受，甚至会有好奇感，更倾向于使用具体闭合策略（Dechesne & Kruglanski,2004）。
2.1.2 评价
认知闭合说为死亡突显现象做出了新的阐释，而且比较合理。不过，在解释其它实验现象时，该学说存在很大困难。比如，如何解释死亡突显后，个体对赤裸裸的性活动的兴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呢？再者，闭合说也没有解释在高闭合情境中，为何是这种闭合而非其它闭合。换句话说，该学说只能解释认知倾向，不能解释导致认知结果的原因。在本例中，闭合说无法解释死亡觉知为何引起个体这样，而非那样的追求和坚守。从这个角度看，闭合说和TMT是相辅相成的。前者重在解释死亡认知防御过程中存在的规律，后者更关注产生这种心理反应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2.2 意义维持说
2.2.1 基本观点与证据
Heine,Proulx和Vohs（2006）提出了意义维持模型（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简称MMM），主张意义破坏后个体的修复反应，是死亡突显效应背后的直接动机。所谓意义（Meaning），指的就是关系（Relation），个体通过关系将周围的一切联系起来。Heine区分了三种意义：自我间的意义、自我与外界间的意义以及外界事物间的意义。
所谓意义维持指的是，人是意义制造者，个体无法容忍意义缺失。当一种关系受损后，个体会自动尝试恢复事物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多数人的认知图式中，扑克牌中的红色可能会与桃形或者方块联系在一起，当被试看到一种红色的梅花时，已有的预期关系受到了威胁，这时个体就会自动或者主动尝试修复意义。意义维持有三种基本途径：重新修复（Revise）、重新解释（Reinterpret）以及流体代偿（Fluid compensation）。重新修复是指努力将已经变化了的关系恢复原状；重新解释是指个体可能意识到关系受损严重，只能被动接受现实，重新建立预期，改变认知图式以适应新的现实；而流体代偿指的是个体放弃修复和解释，试图在其他领域重建新的关系。举例来说，恋爱关系破裂后，可以努力修复关系，也可以重新解释导致现状的原因，或者不理会关系的变化，而去追求新的关系。
MMM认为，死亡觉知造成了意义（关系）的巨大破坏，死亡威胁着一切意义的存在。死亡突显后的防御反应，是个体旨在恢复意义系统的表现。支持MMM的证据表现在：一方面，不同的威胁可以诱发相同的反应。死亡突显效应并不只是死亡提醒才能引发，其它威胁，比如生活无意义感、想象家中被盗均可引起相似的防御反应，这说明多种威胁可能都损害了同一结构的功能；另一方面，同一威胁可以引起不同的反应。比如死亡突显不仅能提高个体的自尊需要，而且还可以引起世界观防御、亲密关系追求等多种现象，这表明防御反应之间在功能上可以相互代偿。MMM依此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所有威胁都造成了某种意义破坏，而修复意义可以有多种方式，并且这些功能相互间可以代偿。
2.2.2 评价
MMM很好地解释了防御结构之间的代偿功能，也较为合理地阐释了死亡突显效应背后的深层动机。然而，和认知闭合说类似的是，MMM也侧重于解释动机过程变化的规律，并没有说明个体因何产生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反应。另外，MMM的致命伤在于，对所有个体而言，死亡都是未来生活中可以预期的确定性事件，是意义（关系）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又怎么会威胁到意义呢？
2.3 极化防御说
2.3.1 基本观点及证据
Mcgregor（2006）观察到，死亡突显所引发的反应多是极化的（Zealous），是个体已有态度的增强。比如，个体原本不喜欢异己者，死亡突显后，更加不喜欢。Mcgregor进一步指出，极化反应本质上是一种进攻性防御（Offensive defense），面对自我威胁，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加强个体原有的价值理念、态度和世界观，能够激发趋近动机，启动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迅速逃离威胁，使防御更加有效。
Mcgregor推测，死亡突显会首先激活大脑右半球的活动，而接下来的极化反应，启动了趋近动机，将激活中心迅速转移到了左半球，使个体在觉察不到负性情绪的情况下迅速摆脱威胁。
2.3.2 评价
极化防御说试图从神经生理层面寻求死亡突显效应背后的真实动机，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但是，该学说解释力较差，而且支持性证据不足。首先，死亡突显并不一定引起极化反应。比如Dechesne,Greenberg和Arndt（2000）的研究显示，随着死亡突显，荷兰被试更加喜欢自己国家的足球队，并且对即将到来的与德国队之间的比赛结果更为乐观。然而，如果荷兰足球队最近输掉了一场重要比赛，死亡突显则更容易使被试失去对该队的认同，转而支持其它队伍。这一结果表明，个体并非一味坚守自己已有的世界观。另外，提供死亡突显效应生理证据的研究太少，尚不足以得出上述结论。
2.4 联结动机说
2.4.1 基本观点及证据
Kirkpatrick和Navarrete（2006）认为，由死亡突显诱发的反应，都是旨在加强与他人或团体联结（Coalition）的表现。Kirkpatrick等怀疑恐惧是否需要管理，从进化的视角看，焦虑与恐惧本身具有适应性，这些情绪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存活并传递自己的基因。其次，世界观能否提供象征性不朽功能也值得怀疑，因为世界观是如此复杂，有些世界观，比如圣经新约中的上帝形象，会提供象征性不朽功能，但是，如何解释地狱这种世界观的功能呢？
Kirkpatrick等认为，应该追溯到远古人类环境，来分析死亡恐惧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在人类发展史上，为了应对饥饿、缺水、疾病以及他人伤害带来的死亡威胁，个体需要努力与他人建立联系，归属于某团体来增加生存与繁衍的几率。世界观坚守、自尊与亲密关系追求，都只是与他人及团体建立联结的手段而已，并不是超越死亡的象征。因此，Kirkpatrick等预测，只要是那些进化中产生的，需要他人帮助才能解决的适应性问题，都会引起世界观防御。
Navarrete和Kirkpatrick（2004）进行的一系列实验验证了上述假设。在北美被试中，无论是死亡突显、社会排斥，抑或是想象家中被盗，均会引起世界观防御。
2.4.2 评价
联结动机说与TMT都旨在揭示死亡突显效应的背后动机，只不过前者认为与他人及团体建立联结可以提高生存几率，从而提供安全感，文化世界观坚守、自尊与亲密关系追求，都是与他人或团体建立联结的手段；而后者则认为文化世界观和自尊提供了象征性不朽感，从而可以超越死亡恐惧。本质上讲，两者的侧重点并不相同，前者侧重于应对死亡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威胁，后者则侧重于应对死亡必然性觉知带来的恐惧。我们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并且都有局限性。一方面，成功建立联结就能消除死亡必然性带来的巨大威胁吗？另一方面，就TMT而言，将一切文化世界观都视为象征性地超越死亡，也未免太过笼统了。
2.5 控制说
2.5.1 基本观点与证据
Fritsche,Jonas和Fankhanel（2008）认为，死亡突显后大量的防御反应，都旨在恢复控制感（Sense of Control）。死亡并非核心问题，只是不可控制，死亡觉知威胁着控制感，所有的防御反应都是恢复控制感的外在表现。
Fritsche等由此推测，如果个体可以主动控制死亡方式，就不会产生防御反应。在一系列实验中，实验者随机将被试分为三组：控制组（提醒个体想象看电视时的情景）、经典死亡突显组（提醒个体想象自己的死亡）以及自我决定死亡突显组（提醒个体面对不可治愈的传染性疾病后主动自杀身亡）。结果发现，虽然经典的死亡突显增加了个体对违规者的惩罚，但自我决定式的死亡情景并没有诱发上述反应。这说明，并非任何死亡思维均会激起个体的防御反应，在主动控制了死亡方式后，防御反应消失了。
2.5.2 评价
控制的确是死亡突显效应的核心动机之一。某种程度上，控制与管理在含义上有共同之处，恐惧管理意味着要控制恐惧。不过，控制观虽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未阐明如何才能获得控制感。另外，该观点也不能解释死亡突显为何降低了赤裸裸性活动的吸引力，启动残疾人或老年人图片后，为何死亡思维提取度（DTA）会上升。
3 总评与展望
死亡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死亡提醒所引发的防御反应，远远多于其它心理威胁。那么，死亡突显效应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从前面的评述可以看出，没有一种批评者的观点能够全面合理地解释所有实验证据，但与此同时，面对新证据，TMT本身也陷入了困境。
首先，TMT过分关注死亡必然性所引发的防御反应，忽视了其不确定性带来的巨大威胁。TMT主张，在人类进化史上，意识到必然的死亡命运会使个体极度恐惧，只有那些成功建立多重防御机制，有效管理了恐惧的个体才能够生存，并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但事实上，死亡具有双重性质。人类个体不仅能够认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最终命运，也能意识到哪些方式、情景可以致人死亡。个体不仅无法接受确定性的死亡命运，更无法接受某些死亡方式。因此，人类进化而来的心理防御体系，可能包含两种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子系统。一方面，针对死亡的不确定性，个体会主动控制，通过减少坏的健康习惯、加强身体锻炼、遵守交通规则、隶属某一团体，以避免死亡过早来临；另一方面，面对死亡的必然性，个体又会极力超越，努力获得象征性不朽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TMT在理论建构上，强调死亡必然性觉知是引发心理防御的直接原因，但在实际实验操作上，死亡提醒可能会不可避免地使被试联想到其不确定性。比如，以往的死亡提醒，是通过指导被试想象自己身亡后会发生什么实现的。这一操作极有可能使个体联想到哪些因素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存，也就是说，过去的死亡提醒操作，同时启动了死亡的双重性质，这可能是诱发大量防御反应的主要原因。未来的研究，应该将不同性质死亡觉知所引发的不同防御分离开来。
其次，某种程度上，TMT可能夸大了世界观与自尊的象征性不朽功能。按照TMT的逻辑，个体通过两种途径获得象征性不朽感，一是坚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从而获得意义感，二是形成“自己是这个有意义世界中有价值的一员”的感觉而获取自尊。虽然大量的研究证明，死亡突显后，个体会坚守自己的世界观并努力维护自尊，但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以往的死亡提醒操作，可能会激活被试对死亡不确定性威胁的认知，从而混淆了应对死亡不确定性与确定性所引发的反应。我们认为，一方面，自尊与世界观坚守是应对死亡不确定性威胁的手段。某种程度上，自尊是人际关系质量的监控器（Leary & Baumeister,2000），而世界观相同与否，则是反应他人与自己是否可能建立亲密联结的一个重要指标；另一方面，某些世界观确实可以象征性地超越死亡，比如相信死后灵魂不朽，的确可以降低死亡忧虑。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当尝试将不同世界观的不同功能分离开来，明确哪些世界观旨在控制死亡不确定性，哪些世界观能够降低死亡必然性恐惧。
第三，TMT本身无法将人类对躯体被造性的反应纳入原有的理论体系。虽然最早开始探索死亡突显与对躯体被造性反应之间关系的学者仍然是TMT的创始人，但似乎这一系列的研究逻辑与原有理论关联不大。死亡提醒后，个体对赤裸裸的性活动兴趣降低，既不涉及到世界观的坚守，又与自尊及亲密关系无关。显然，这是一种不同于三重防御系统的管理策略。我们认为，面对死亡带来的潜在恐惧，个体可以采用两种管理策略：趋近和回避。趋近指的是主动应对，通过控制死亡的不确定性，以及超越死亡必然性来实现；而回避策略是指，个体通过对躯体被造性的负性反应，来逃避死亡意识可能带来的忧虑。
第四，TMT既无法解释为何其它威胁也能诱发世界观防御，又无法解释为何有些死亡提醒并不能激活世界观防御。在TMT发展的早期，研究者选择了大量的其它心理威胁（包括考试、牙疼、在公众面前演讲等）作为控制条件，均未发现世界观防御效应。据此，研究者宣称世界观防御效应是专有（special）的，只有死亡突显才能诱发（Greenberg,Solomon,& Pyszczynski,1997）。然而，后续研究发现，有些威胁（如不确定性、社会排斥、意义、关系破裂等），均可引发和死亡突显相似的效应。另外，也并非所有的死亡提醒均会诱发世界观防御。比如，提醒老年人自己的死亡后，被试对违规者（行为和态度与自己世界观不符的个体）更加宽容而不是严厉。我们认为，一方面，其它威胁之所以能够引起与死亡突显相似的效应，说明两者有相似性。人类进化而来的世界观、自尊与亲密关系，具有多重功能；另一方面，死亡觉知的双重性给个体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比如，老年人之所以面对死亡提醒表现的更加宽容，可能是觉知到了死亡即将临近，宽容是对必然性死亡的一种超越。
如果从一个理论能够激发研究的数量，以及所引起争论的程度来衡量，TMT无疑是成功的。迄今为止，TMT已经在全球15个国家，进行了400多个实验研究，引起了三次大的讨论。当前，关于TMT的研究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死亡突显效应所涉猎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然而，随着批评性证据地不断出现，TMT正面临巨大的困境。如何更有效、更合理地解释已有的证据，是修正TMT的根本出发点。我们认为，未来研究应当着重考察不同死亡提醒所引发的效应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另外，TMT仍然需要更多的跨文化研究作为支持。截止到目前为止，多数研究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东方文化下的研究较少。虽然Greenberg等（1997）认为，死亡觉知不太可能不对个人的心理产生影响，但如何影响，机制如何，会受到文化的约束。当前，TMT在国内的研究近乎是空白，探索中国人独特的恐惧管理机制，是中国的研究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9-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