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湘军时代湖南社会流动的模式与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湘军论文,湖南论文,试论论文,模式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的空间中从一个社会位置向另一个社会位置的移动”①。这种移动是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位置的变动，既包括从经济地位不同的一个社会集团向另一个集团的移动，也包括在同一个社会集团内部从一个层次向另一个层次的流动，还包括同一阶层内部在职业或一般活动空间等方面的变动。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社会流动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社会学中最常见的划分有三种，即根据流动的向度将社会流动划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根据流动是否为代内，将社会流动划分为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根据流动的结构性状况，将社会流动划分为结构性流动和自由性流动②。
社会流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同的社会形态甚至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同的社会流动模式。那么，湘军时代湖南的社会流动是按照什么样的模式来进行的呢？
就湖南而言，“湘军时代”是指从1852年湘军组建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湘军惨败的一段历史时期。19世纪50年代被视为晚清历史的分水岭，太平天国的冲击以及为镇压这场运动，清廷“以前所未有的频率调动成千上万的军队，并以空前的规模动员人力和物力”③，这对湖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湘军的兴起使湖南一改以往“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④ 的状况，一跃而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省份，“由是湖南名闻天下，天下皆以为强国”⑤，出现了“湘运之兴”⑥ 的新局面。就社会流动而言，在湘军与太平军激烈的政治、军事对抗刺激下，呈现出规模扩大和速度加快的态势，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1.平民通过科举考试的渠道上向流动为绅士，其中极少数继而流向官僚阶层。自隋唐以来，“学以居位曰仕”的科举入仕之途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上向流动的制度化渠道。Edwin O.Reischauer认为：“在中国，世袭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在官僚政体内仕途升迁基于严密的科举制度。”⑦ 在科举制度下，“生员由童生考取，读书子弟除极少数属于所谓倡、优、隶、卒等户外，都可应考，因此都有机会登上科举入仕的荣显之途”⑧，据何炳棣先生研究，甚至“在清代约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生员，出生寒微，祖上乃至未曾有过生员”⑨。当然，我们在看到科举制下中国传统社会具有相当流动性的同时，还要注意在封闭型社会中，上向流动总是有严格的身份限制的，如王先明认为“封建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流动是封闭型的，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主要局限于平民—绅士之间”⑩。再加上由于严格的淘汰规则和漫长的竞争路途所限制，它最终要求参加科考的成员必须具备基本的条件：足够的土地或其他经济来源；一定的家庭文化教育背景；充足的时间来进行长年累月的学习。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榜登科的还是士绅阶层的子弟”(11)，能够参与上向流动的社会成员毕竟是少数的。同时，美国社会学家罗伯逊从社会学角度指出“一个社会中社会流动的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可以获得的地位的多少，以及人们从一种地位向另一种地位移动的难易程度”(12)。清政府通过严格控制进士、举人的名额以及各地学额数来控制绅士队伍的基本规模和流动。据张仲礼研究，太平天国前正途绅士总数为739199人，占总数的68％；太平天国后正途绅士总数为910597人，占总数的63％(13)。相对于当时整个社会人口来说，作为社会上层主体的正途绅士的规模可以说并不大，但由于封建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导向，绅士阶层上向社会流动主要是指向官僚阶层，这就造成了仕途的极其壅塞。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有少数合格的功名获得者：举人共有18000名左右，进士2500名左右，翰林650人左右”(14)。梁启超对此有较为形象的描述：“邑聚千数百童生而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为翰林。”(15) 另外，据张仲礼先生的统计分析，按照清朝官制，全国的官僚大约只有两万名文官和七千名武官(16)，在职的官吏人数甚少，且这一职数大体上保持稳定的常态。这样，官僚后备队伍的人数大大超过官僚队伍本身，导致“进士固即时任用，而得意者尚不及半。举贡分途，消纳十不得一”(17)。因此，注定“只有少数绅士能够出仕，大多数绅士只能呆在家乡”(18)，通过科举制完成“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上向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19)。
我们对湖南的这种社会流动模式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从中可以发现，除了上述的一些共性外，它还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众所周知，按清朝的规定，各州县有一定的学额，大县22名，中县20名，小县18名(20)。据统计，湖南在太平天国兴起前，计有府、厅、州、县学84个，每次录取廪增生3304人、附生1194人、新生67人、武生1034人(21)，而且这一基本学额至1905年科举制废除都没有什么变化。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政府通过奖励学额（包括永广学额和暂广学额）来刺激社会各阶层捐输，以解决庞大的军费支出，据统计，湖南62府、厅、州、县学共计永广学额数，文（422），武（418）；一次性暂广学额数总计为902名(22)。湖南正途绅士的数量也因此大增，文生员数达35846名，武生员达14520名（而1850年前，湖南的正途文生员为26019名，武生员10340名）(23)。但另一方面，在科举制度实行后的很长时期内，湖南与湖北乡试“合闱”，在乡试“合闱”中，湖南一直处在下风，中举名额大多被湖北占去。直至1724年（雍正二年），清朝才将原两湖（湖北、湖南）的乡试“合闱”改为“南北分闱”，并规定：湖北中额50名，副榜10名；湖南49名，副榜9名，武举各25名。乾隆九年，普减全国乡试中额十分之一，湖南乡试中额为正榜45名，副榜仍为9名，并成定制。据统计，道光元年辛巳恩科至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15科湖南共取中举人正榜789人，每科平均52.6人，副榜141人，平均每科9.4人；咸丰元年辛亥恩科至同治三年甲子科（包括补行）9科共取中举人505人，平均每科56.1人，副榜74人，平均每科8.2人；同治六年丁卯科至光绪八年壬午科7科共取中举人490人，平均每科70人，副榜66人，平均每科9.4人(24)。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恩赐举人共有101人(25)，恩赐副榜举人102人(26)。道光元年辛巳恩科至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15科共取中武举人366人，平均每科24.4人；咸丰元年辛亥恩科至同治三年甲子科（包括补行）9科共取中武举人256人，平均每科28.4人；同治六年丁卯科至光绪元年乙亥恩科4科共取中武举人176人，平均每科44人(27)。从上面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出湖南的举人中额从道光朝开始有了一定的进步，特别是湘军成功镇压太平天国后由于湘军对清廷作出的功绩，湖南的举人中额有了长足的增长。另外据统计，道光二年壬午恩科至道光三十年庚戌科15科湖南共考中进士132人，平均每科8.8人；咸丰二年壬子恩科至同治四年乙丑科8科共考中进士66人，平均每科8.25个；同治七年戊辰科至光绪九年癸未科7科共考中进士107人，平均每科15.28人。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湖南中武进士29人(28)。就进士中额来看，“全国18省中湖南居第14位，仅稍高于广西、云贵、甘肃等数省，文风显然并不突出”(29)。具体情况见表1(30)。
另外，从道光元年至同治四年湖南诏举孝廉方正86人，其中23人获任训导、教谕、知县、候补道等低级文职官员(31)。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湖南共有拔贡435人(32)，优贡44人(33)。从湖南正途绅士人数的变化来看，可以得出几个初步的观点：一是南北“分闱”以后，湖南通过科举正途上向流动的绅士人数有一定的进步，特别是举人中额增多，湘军兴起后的进步更为明显些，但总的来说受原有基础的影响，增长的幅度还是不大。特别是举人、进士等上层绅士的数量变化仍很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各个封建王朝对于科举这样事关重大的国家重器控制得十分严格，绝对不会轻易地增加上层绅士队伍的规模，再加上人口、经济、土地面积、人文传统、科场权域惯性等因素的影响，湖南即使在湘军时代其正途绅士特别是进士、举人等上层绅士人数在全国来看仍是个中下游水平。但我们也不可因此而小视，在功名和仕途弥足珍贵的封建社会里，处于功名金字塔顶端的社会精英阶层数量的此许变化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二是甚至像太平天国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及其文化异端思想对科举制的冲击也不大，湖南虽然由于战争间或停过几次科举，但战争结束后都严格按规定一一补行了，从中可以看出清廷以及整个社会对于科举的重视程度。在这方面湖南由于各种原因表现尤盛，可以说直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整个湘军时代的湖南，都未能像京师和沿海地区那样产生新式教育；军功致仕和捐纳虽然对传统社会流动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传统的科举制度作为上向流动渠道的重要性并未发生根本改观，仍被整个社会视为出身之荣显正途。所以湘军时代的湖南并没有像沿海省份那样：受洋务运动后重商思潮的影响，科举对士子的吸引力开始明显减弱，不少读书人开始选择弃儒从商之路。而是广大士子仍“率皆以工词章掇科名为急务，父兄之于子弟亦舍是无以为教，每得一第，忻忻然自足”(34)。在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后开办的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学生毕业后，“史地理化两科依章均作为师范科举人，列最优等者，以各部司务补用；列优等中等者，亦作举人，并奖中书科中书衔”(35)。一些偏远地区，如郴州，甚至迟至1909年还举行了最后一次府试(36)。三是生员等低级功名出仕机会很少，大多成为地方绅士，但举人、进士等上层绅士的出仕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如湖南从道光二年至光绪九年共考中进士305人，其中255人获得出仕机会而担任各种官职，尤以知县、各部主事和翰林院编修为多，做到清廷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的也不少见(37)。四是清廷和整个社会对于科举制度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重文轻武倾向，武进士、武举人的数量要比文进士和文举人少得多。至于以武科入仕者更是少而又少，谭嗣同对此感叹道：“今之武科得士，岁以千计，然皆老死田陇，即一二得官者，浮沈散秩，无一人一士之权。”(38)
2.农民特别是破产或少地的贫民向军队流动，一般成为军队的下层士兵。这里又包括两个截然相反的流向：一个是因湘南传统商路衰落而失业的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在沦为游民、会党成员之后，又于太平军入湘之时，大批加入太平军。同时，还有一些贫苦农民、手工业者（特别是矿工）也因生活无着落加入了太平军。江忠源对此不无恐惧地说：太平军“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而地方文武又皆望风先逃，一至道州，势遂复炽”(39)。曾国藩亦承认：“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添弟会者，大半附之而去。”(40) 据李秀成回忆，太平军“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两万之数”，“后移师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茶陵州亦得数千”(41)，其中有郴州一千多“无恒产，力作以谋衣食”(42) 的挖煤开矿工人和泥木匠，太平军将他们另外编队，建立一个新的兵种—“土营”。据罗尔纲研究，太平军在湘南吸收天地会众五万多人，相当于太平军入湘前的十倍(43)。在长沙，“教匪持香纷纷投入”(44)，在益阳、岳州等地，有大批天地会群众和船户水手加入太平军，太平军由此建立了“水营”，上述急剧的社会流动成为太平军在湖南成功大扩军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一社会流动的大致规模，有研究指出：“太平军初入湖南时不足万人，至出境时已成为15万人的大军。”(45) 这增加的十几万人中的大部分应该是由湖南秘密社会特别是天地会众和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流入而构成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种流动显然属于一种下向社会流动，因为加入太平军这一当时体制外的异端军事组织，意味着要冒极大的风险，这种社会流动带来的前景是不可知的，很有可能造反不成反丢了身家性命。当然，近代湖南之所以出现这一大规模的下向社会流动也不足为怪，其实乃是下层民众对自身不断恶化的社会处境的一种必然反抗。
另一个是大批农民为寻求生活的出路或追求升官发财，投身营伍，这也是湘军兵源的重要方面。1852年，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开始训练组建一支地方武装湘军，湘军士兵以农民为主体，其招募勇丁，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46)。并且不招无根之勇，凡欲招募或增募，必欲回湖南原籍招募，利用同乡亲友关系相互汲引，编为一营。如李元度“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47)。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48)。曾国藩提出：“水手必须招至四千人，皆须湘乡人，不参用外县的。”(49) 刘长佑在奏折中称：“臣由书生以团练杀贼，谬膺重寄，所与立功，非臣亲党，即臣邻里。”(50)因此，这种农民向湘军士兵的流动还带有浓厚的地缘和血缘色彩。近代湖南农民大批加入湘军，除了曾国藩等湖南官绅施以礼教欺骗之外，主要还是经济利益的驱动，曾国藩在《保守平安歌》中对此说得很清楚：“读书子弟莫骄奢，学习武艺也保家。耕田人家图安静，学习武艺也不差。匠人若能学武艺，出门也有防身计。商贾若能学武艺，店中大胆做生意。雇工若能武艺全，又有声名又赚钱。”(51) 湘军《水师得胜歌》更为露骨地宣称：“仔细听我得胜歌，升官发财笑呵呵。”(52) 湘军官兵待遇远比绿营优厚，“湘军陆军正勇每月口粮四两二钱，较绿营马兵口粮多一倍，战兵口粮几多三倍，守兵口粮多四倍，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补助家庭”(53)。一个湘军正勇的收入与一般农民相比更有“天渊之别”，如此丰厚的兵饷，对农民自然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升官发财的欲望，更驱使平民踊跃应募。不少农民为了能入伍，甚至不惜自己先出钱买勇丁之额。乃至有人“冒充官长，在平江招勇数百，不惟不给日食，且先索应募之勇每名钱三百文，始准入册”(54)。湘军募勇往往一呼万人立就，“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55)，自湘省勇夫出境从征者，“水陆不下十数万之多”(56)。据谭嗣同《忠义家传》云：浏阳县应募者“视它县无十之一”，在湖南算是从军人数比较少的县，“谭氏又衰族，丁男始得踰二百，尤惴惴不敢远出。然且死于四战十有二人。其他久戍不返，卒莫悉其死状，尚十数人，不在此列”(57)。由此不难想见当时湘人踊跃从军的情景。湘人乐于从军之风自此延续至清末民国时期，所以文公直谓：“湘人狃于太平天国之役，以从军为乐，且视为出身升官之唯一门径。”(58) 一般说来，在近代的条件下，农民从军入伍在本质上是在做一种“社会上向流动”，也就是说，入伍当兵的农民希望借此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3.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为代表，大批湖南儒生士子纷纷从军行伍，形成一股士绅军人化的潮流，最后还经由军功入仕或获得更高的官职（包括实职和虚衔）。士绅从军在传统社会被认为是一种下向社会流动，与科举入仕相比，不过是“豪猪健狗”的“役夫之道”(59)。在大众心理中，“书生是一切美德的最高代表，而当兵的只不过是流氓而已，也许他们力大如牛，可是不见得比牛聪明”(60)；况且士绅从军行伍，还要冒极大的生命危险。然而，尽管如此，仍有众多湖南绅士厕身军伍。那么，让这些儒生士子作出这种流动选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湘军创建的初期主要原因应是湖湘士绅为实现所谓“经世致用”的抱负起而“卫道翼教”。因为太平天国革命试图建立起一种没有士绅的社会秩序，并对士绅——地主阶级集团予以沉重打击，致使士绅——地主集团的根本利益面临严重的威胁。在八旗绿营衰败的情况下，失去专制皇权军事庇护的士绅——地主阶级只得建立新的武装以保卫自身利益和传统的社会秩序。所以曾国藩登高一呼：“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61) 湖湘士绅纷纷云集景从于曾公旗下，由“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62) 组建了一支强悍的湘军。这在湘军将领的人员结构上有明显的反映，据罗尔纲先生在《湘军兵志》中对182名湘军将领身份的考证，获得过进士、举人、生员功名的就达104人，除去3人的出身待考外，书生占湘军将领的58％。其重要统领和幕僚基本上是儒生出身，不少人在学术界还颇负盛名，可以说，湘军的骨干力量都是有功名的绅士(63)。但等到湘军建成并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逐渐取得优势时，以军功为媒介开辟仕途新方向，就成为一个士绅流入湘军更为重要的原因了。湖南绅士因领兵、筹饷等而至通显者，成批涌现，居各省之冠；以军功而保荐各类虚衔者，更是比比皆是。由此形成“发捻平后，保案累牍，世职云起，骎骎乎有官多于民之势”(64)。我们从同治光绪年间出任督抚的湘军将帅的出身情况，也可以看出军功在绅士上向流动为官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见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湘军将领从书生一步步上升为官僚，其重要人物都做到总督、巡抚”(65)。他们中不少人原来出身或地位并不高，获得进士、举人功名的只占统计数字的30％，大多为生员等低级功名出身，他们是通过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农民起义，即通过军功才取得高官厚禄的。即使是那些在组建湘军前已为进士出身并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上层绅士，如曾国藩、骆秉璋等，也因军功才大大缩短了其到达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时间。特别是左宗棠原为一不得志举人，本拟以农夫没世，1852年始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1861年就做到浙江巡抚，1863年更升迁为闽浙总督，短短十年光景就从一个普通举人做到了权重一时的封疆大吏，从中可以显见军功在致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在正常的科举致仕之途中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传统的科举入仕一般需要经过大约25年‘迷宫般’的考试，方有希望步入仕宦之道”(66)。从军行伍的湖南士绅以军功爬上高位，攫取了相当大的军政权力，这样形成了一个当兵即可得官，得官即可致富的现象。在这些人的榜样作用下，士绅群体对于上向流动的高期望值可迅速转化为实践行动，纷纷以从军为通往仕途的新方向。在这里，本为下向流动的从军入伍由于军功可致仕而变成一种间接的上升性社会流动，与沿海地区相比，湖南这种非常规性异途流动方式显然不仅仅是作为科举流动渠道的补充，从军的吸引力之大，对近代湖南社会流动趋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盖至此时，而湖南人亦几于除农业以外，惟以做官与当兵二者为生活之途”(67)。有道是“无湘不成军”，湘人视从军如当前的“下海”，这与惨淡经营的从商之路形成强烈反差。
4.“捐纳”作为平民向统治阶层上向流动的补充性途径，开始成为重要的晋身之阶，由“捐纳”异途上升至绅士阶层或进入官场的人数大大增加。“捐纳，又叫赀选，开纳，有时也称捐输，捐例，即由政府条订事例，规定价格，公开出售，并成为一种制度”(68)。作为一种向统治阶层流动的非主流途径，“捐纳”在整个清朝，都一直未曾断绝过，但前期的捐纳者主要是为数极少的地主、富商和下层士绅，并且清王朝也对其数量加以严格的控制。近代以来，尤其是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财政危机使清政府不得不通过捐纳而大肆卖官鬻爵，“自粤逆犯顺，需饷孔殷，推广开捐，名为筹饷”(69)，并且“官有定价，可以报捐实官与花样。实官可以捐至府道，而花样则有所谓捐花翎，捐升衔，捐尽先补用，捐单双月，捐免验看，捐封典等等……名器之滥至此而极……是直同贸易矣”(70)，形成“朝犹等于负贩，夕已列于缙绅”(71) 的颇令正途绅士心寒意冷的局面。据张仲礼估计，太平天国前捐纳的总人数为355535人，而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捐纳人数骤增至533303人，增长率为50％(72)。在官吏和有官衔的人当中，太平天国前约有一半为“正途”绅士，太平天国后仅有三分之一为“正途”绅士(73)。“所有官职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官职是绅士用钱买来的。在高级地方官员中，至少也有三分之一的官职是绅士用钱买来的”(74)。何炳棣甚至认为，1860年以后，通过捐官途径的四品到七品的地方官竟多于通过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的人数(75)。当然，这是就全国的情况而言，湖南因经济相对落后，比起沿海经济先发地区来，由捐纳途径成为绅士或得官者，在全国不居重要地位，但也并不乏其人。例如：邓仁堃以知县丁忧回籍，服满后捐资为知府；唐炯早年捐资为知县；左孝同、蒋德钧捐资为道员；杨德邻捐资为州吏；朱德裳捐资为衡州府学训导；等等。他们后来有些迅速跻身官场，相当一部分则以绅士的身份留在地方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还有少数工商业者通过捐纳谋取出身。如陈文玮捐资为湖北补用道，黄锳捐资为淮北盐大使。当然，捐纳在此时的湖南并不是主要的上升性社会流动渠道，湖南的此类人物，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才逐步增多(76)。但商人通过捐纳向绅士阶层的逆向流动，多少分化和改变了这个传统权势阶层的内部构成，为之溶入了某些近代因素，使长期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某种裂变。而且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向意义，即对正常的科举之途和传统的身份等级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因为捐纳只认金钱，不认出身，使财富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更为直截了当，有钱便有势，所以从理论上讲，这一途径对其他各阶层各群体都是开放的，特别是给了那些拥有大量财富的阶层和职业群体提高身份的机会。这样，“19世纪中叶以后，财富因素已开始胜过科举中第，成为决定更高社会地位的关键”(77)。这与“财富不决定身份，而身份却可决定财富”(78) 的传统社会显然有很大的区别。
5.随着太平天国被镇压后的湘军裁撤，数十万湘军将士归返故里湖南，他们主要朝两个方向作社会流动。一个是湘军各级将领退役后，凭着他们的军衔、威势、阅历向地方绅士兼军功地主作下向或水平流动。据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所列名单，全省因军功保举武职游击以上人员，总计多达6319人，再加上大量担任实职的湘军显贵退职归乡，其数量之多，曾一度超过了作为绅士主体的举贡生员和离退职官僚，仅“长沙新增‘宫保第’十三家，湘乡一县二品以上军功的官僚绅士将近二千家。他们占地不纳粮，杀人不问罪，地方官对他们亦唯唯听命”(79)，由此造成“军兴以来绅权大张”(80) 之势。另外，这些军功绅士一般都兼有地主的身份，因为他们在长期服役中，享受的薪饷待遇十分丰厚。如刘典出任统领仅5年，军务告竣，回籍后主动上交的截旷银就多达6万两。彭玉麟号称清廉，到江南战事结束时，即积蓄私银近60万两。其他如郭松林、席宝田、曾国荃等，都是数百万、数十万的富翁。这些人回乡后，利用权势和金钱大量购置田产，兼并土地。王闿运因此感言：“诸将帅还者，挥霍煊赫，所过倾动，良田甲第期月而办。”(81)
这种湘军退役将领或军功人员向地方绅士兼军功地主的流动，从表面上看是一种下向社会流动，但实质上应该视为一种水平流动。因为，虽然他们失去了原来的官职（有些人本来就只有虚衔），但他们基本上并未丧失其社会地位和拥有的实际权势。他们回到地方后，利用以往的军功或拥有的功名和职衔，积极参与地方事务，要么参与地方军政事务，如举办团练，成为地方治安的主要维护者；要么担任各书院山长、讲席，执掌地方教育大权；要么总揽地方公共事务，如族田、社仓、学田、捐赈等事务的举办；要么担任族正、社首等，承担民事纠纷调解的责任，再加上在经济上拥有大量土地，他们在地方上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势。“凡地方之公事，大都由绅士处理，地方官有所兴举，必与绅士协议。绅士之可否，即为地方事业之兴废”(82)。即令是巡抚，如果违拗他们，或者轻视他们，不是丢官，就是被挤走，致有“湖南绅权大于官权”的流言。
另一方面，与湘军各级将领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相比，广大湘军兵勇（包括部分下级军官）在裁撤后被迫流向哥老会这一下层社会组织。故蒋方震曾言：“湘军之末流，其上者变而为官僚，各督、抚是也，其下者变而为土匪，哥老会是也。”(83) 哥老会源起于哥弟会或江湖会，同治《湘乡县志》对其有记载：“按哥匪即哥弟会，亦名江湖会，半由于游勇之拜会结盟”(84)。哥老会首先发端于四川，湖南哥老会最迟应在咸丰年间即已出现，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重订湘军营规，其中有“禁止结盟拜会：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85)。但湖南哥老会的勃兴并成为全国哥老会势力最为兴盛的省份，是随着湘军裁撤后大量散兵游勇的流入才开始的。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后，花了两年时间将湘军裁撤殆尽，从同治三年（1864年）7月开始裁撤，到同治五年（1866年）完成，这期间大约有11万多湘军兵勇被裁(86)。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从龙陇遣还湖南的勇丁又达数十万众(87)。对此，清朝统治者表示了极度的忧惧，“东南军务渐平，各营楚勇将次裁撤，此辈习于战阵，人数又多，籍后恐难安静”(88)，“现在撤营甚多，游勇四散，虽叠经谕令各督抚大臣等妥为安插，诚恐人数过多，未必尽安生业”(89)。同治中期担任荆州将军的巴扬阿曾报恭亲王奕称：“湖南自军兴以来，各路召募勇丁，该省之人为多。战阵之余，辄以拜盟结党为事。迨承平遣撤后，剽悍成性，又无恒产，复勾结各处土棍，连成死党，因有哥弟会名色。散则混作良民，聚则仍成股匪”(90)。
清政府在撤遣过程中对湘军兵勇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只撤不遣，甚至不发给最基本的撤遣经费，对于兵勇回籍后的生产生活也没有任何安置措施。地方政府唯一关注的是，这些人在自己的家乡不能犯上作乱，否则便要进行惩治乃至镇压。这样，尽管当初曾国藩通过大量补发欠饷的方式，让每个被裁撤的湘勇都得到了一笔数目比较可观的银钱，但因他们回到原籍之后的生计无人安置，结果坐吃山空，从军营中带回来的银钱很快被耗尽，生活越来越困难，而湖南经过清政府的连年盘剥，经济已陷入凋敝状态，无法给遣散兵勇提供充分就业机会，可以说并不具备兵勇安心归农的经济、社会条件(91)。因此，“这些不为社会所接受的群体不得不在制度以外，在各种非法途径中寻求活路，在异端形式——地方团伙、秘密会社团体、流动匪帮中寻求社会依附”(92)。同时，“这批人多年转战东南，走州过府，身经厮杀，目睹繁华，已经从农民变质成兵痞了。一旦失所依傍，再要逆向重新转变为农民，实在是难乎其难的”(93)，再加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军营时便加入了哥老会，并将这种帮会关系带回到原籍，因此，这些解甲而无法归田的湘勇，通过结拜入会闯荡社会便是他们自然的流动选择。大批被裁撤的湘军兵勇加入哥老会这一非法的秘密社会组织，显然属于一种社会下向流动，他们作出这一流动是被迫无奈而非自愿的，这与他们希望通过从军入伍获得富贵并改变自身命运的初衷是完全相反的。
二
通过综合考察这一时期湖南的社会流动，我们可以看出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一时期湖南社会流动主要是以湘军为中心展开的，主要社会流动的流向、途径、范围、频率受湘军的兴起与裁撤的影响非常明显。可以用一个简图来表示这些流动的大致情况，见图1。
图1 湘军时代湖南社会流动示意图
从图1可以看出官、士、农三个阶层的流动基本上都是围绕湘军来进行的。士、农投身行伍，加入湘军，为的是希望通过军功途径上升流动至官僚阶层，在这里，从军行伍只是作为一个新的流动的途径而发挥作用的，军人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流动方向，官才是上升流动的终极目标。“这些将领后来大都担任了文职，投军只是进身于官僚阶层的阶石”(94)。曾国藩以一儒臣起，复以一儒臣终，死后被清政府谥为“文正”，树为士人楷模。“这便清楚地表明，甚至迟至十九世纪之末，文职比军阶更足珍视。但是行伍出身可以开辟爬上政府最高文职的道路或加速其擢升。这个事实使军队具有吸引力，最终为军人在社会上发挥新作用打开了道路”(95)。另一方面，受湘军裁撤的影响，湘军官僚或将帅退役后流动至地方绅士兼地主阶层；湘军兵勇流动至农阶层，无法归农者再流动至游民、会党阶层。在这个双向流动中，社会流动仍在传统的体制内进行，还是一种自由性流动，并没有出现新的阶层或新的职业群体，流动只是因军功、捐纳等异途的扩大而增加了速度和频率。同时，一些传统的流动模式，虽然受到时代变化的巨大冲击，但仍在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科举致仕等。另外，也有极少数的绅士因对社会不满，选择了流向会党、太平军等下层异端力量，如贡生何见机带2000人投太平军，建立起一支精锐的“道州大旗营”；曾捐从九品职衔的周国虞任太平军将领，组织征义堂起义，但这只是极为少数的个案，并不是常见的社会流动。还有部分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因生活无着落选择流入太平军，并对太平军前期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并非流动的主要方向，只是一个较为短暂的现象。其次，我们可以看出湘军时代湖南的社会流动受湘军的组建和裁撤影响十分大，湘军的组建和裁撤都是有其政治和军事上的目的，前者主要是为镇压太平天国以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后者主要是为消除湘军这一非国家经制之兵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以及国家财政的负担。所以上述社会流动主要是受政治影响而进行的，并未体现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动的历史趋向。正如亨廷顿所言：“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经济流动程度很低。相对来说，愿意促进经济活动而非政治活动的传统结构社会是很少的”(96)，政治性流动多于经济性流动在近代中国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湘军时代湖南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城市化基本没有发展起来，在这方面也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些(97)。
与湖南比较起来，此一时期沿海经济先发地区的社会流动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以“自强求富”为目的创办了不少洋务企业，到90年代中期，洋务企业共设立了近40个，创办资本约4500万两，雇佣工人达13000－20000人左右(98)。70年代后，民族资本企业也缓慢生长起来，截止到1894年，民族资本兴办的近代企业共136个，创办资本约500万两，雇佣工人约30000左右(99)。再加上，从40－50年代就开始创办的帝国主义在华近代企业，至甲午战争前，据估计有191个，其中以船舶修造业和出口商品加工业居多，约有116个。1894年，外资中企业资本总额估计近2000万元，在外资工厂中的工人约3.4万人(100)。这些企业一般是位于上海、江浙、广东等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及其附近地区，这样在这些地区就出现了一个以西方机器生产设备和技术为基础的近代工业系统（湖南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内陆省份，迟至甲午战争后才出现第一个近代资本主义企业），近代企业的建立及其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了社会职业结构和社会分工的更加细密，并由此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社会流动日益超越传统的封闭模式，而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同样可以用一简图加以描述。
图2 洋务运动时期沿海地区社会流动变化示意图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些地区出现了两个方向的社会流动：一个是由官僚、绅士、商人、地主以及已发生一定程度转化的买办向企业主、资本家的流动；另一个是由破产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向近代雇佣工人的流动。其流动的趋向总的来说是近代工商社会的各阶层；而湖南的这两部分人的流向是通过湘军指向官或绅。其次，这些地区虽然仍有较多的商甚至买办、资本家通过捐纳或因办洋务成绩卓著而获得功名或职衔，成为“绅商”，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向官绅阶层流动，他们设法获得官绅身份并不是作为其终身的职业归宿，而仅仅是为了改善其社会地位，利用官绅身份带来的荣耀和地位来为其商的事业服务，在这里社会价值指向发生了逆转，这与此时湖南人“惟以做官与当兵二者为生活之途”(101)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述沿海地区两个方向的社会流动是因为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而发生的流动，显然属于一种经济性流动，其范围日趋扩展，流向不仅由买办扩展到企业主、资本家、工人，而且流源扩展到官僚、地主、绅士、商人、农民、手工业者、学徒等诸多社会阶层，其流动的频率也因近代工商社会特有的运转效率而大大加快了，这是一种近代开放性的社会流动，它的产生、发展为结构性社会流动规划了基本走向和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在这一时期的两个方向的流动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并未最终形成，这种流动还处于过渡状态，仍属于自由性社会流动。同时，科举致仕及传统的下向流动在这些地区也并非没有，在某些时期还可能表现得比较激烈，但这并不代表该地区社会流动的历史大趋向。
收稿日期：2008-12-18
注释：
① 吴增基等：《现代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2页。
② 毛少君：《试论农村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
③ David A.Graff and Robin Higham: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Westview Press,2002,p.136.
④ 杨毓麟：《新湖南》，饶怀民编：《杨毓麟集》，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36页。
⑤ 朱克敬：《雨窗消意录》，《近代湘人笔记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16页。
⑥ 林增平、范忠程：《湖南近现代史·前言》，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页。
⑦ Edwin O.Reisehauer,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Rev.e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p.157.
⑧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7页。
⑨ Ping- 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p.124.
⑩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9页。
(11) 张德胜：《社会原理》，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7年，第282页。
(12) ［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05页。
(13)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
(14)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5－16页。
(15)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三，《饮冰室合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页。
(16)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14页。
(17) 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二，《清代历史资料丛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9－10页。
(18)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页。
(19)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153页。
(20)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13页。
(21) 卞宝第、李瀚章等修，曾国荃、郭嵩焘等纂：《湖南通志》卷六七《学校》四《学额》，光绪十一年刊。
(22) 阳信生：《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42、44页。
(23) 阳信生：《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第44页。
(24) 卞宝第、李瀚章等修，曾国荃、郭嵩焘等纂：《湖南通志》卷一四三《选举》十一《举人》七。
(25) 卞宝第、李瀚章等修，曾国荃、郭嵩焘等纂：《湖南通志》卷一四四《选举》十二《恩赐举人》。
(26) 卞宝第、李瀚章等修，曾国荃、郭嵩焘等纂：《湖南通志》卷一四四《选举》十二《恩赐副榜》。
(27) 卞宝第、李瀚章等修，曾国荃、郭嵩焘等纂：《湖南通志》卷一四五《选举》十三《武举人》。
(28) 卞宝第、李瀚章等修，曾国荃、郭嵩焘等纂：《湖南通志》卷一四五《选举》十三《武进士》。
(29) 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75页。
(30) 转相引自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31) 卞宝第、李瀚章等修，曾国荃、郭嵩焘等纂：《湖南通志》卷一三三《选举》一《制科》。
(32) 卞宝第、李瀚章等修，曾国荃、郭嵩焘等纂：《湖南通志》卷一四四《选举》十二《拔贡》。
(33) 卞宝第、李瀚章等修，曾国荃、郭嵩焘等纂：《湖南通志》卷一四四《选举》十二《优贡》。
(34) 罗泽南：《祝易筠亭先生七十寿序》，《罗忠节公遗集》卷四，清同治二年（1863年）长沙刊本。
(35) 方克刚：《湖南中路师范史略》，《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页。
(36) 湖南郴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大事记》，《郴州地区志》（上），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31页。
(37) 卞宝第、李瀚章等修，曾国荃、郭嵩焘等纂：《湖南通志》卷一三六《选举》四《进士》三。
(38)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3页。
(39) 江忠源：《文录》，《江忠烈公遗集》，第6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
(40)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一》，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44页。
(41) 李秀成：《忠王李秀成自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8页。
(42) 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294页。
(43)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60页。
(44)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457页。
(45) 田伏隆主编：《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1840－1990）》前言，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2页。
(46)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63页。
(47)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卷二一，第529页。
(48)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二七，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本。
(49)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卷二一，第409页。
(50) 龙继栋编：《刘武慎公遗书》卷六，《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
(51) 王安定著：《湘军记》卷二○，朱纯点校：《湘军史专刊之二》，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351页。
(52) 王安定著：《湘军记》卷二○，第353页。
(53) 罗尔纲：《湘军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5页。
(54) 王诗正编：《王壮武公遗集》卷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5辑。
(55) 刘晴波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4页。
(56) 骆秉璋：《骆文忠公奏稿》卷七，《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
(57) 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41页。
(58)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册，《民国丛书》第一编卷三二，上海：上海书店，1932年，第333页。
(59)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60) ［美］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陈泽宪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1页。
(61) 曾国藩：《讨粤匪檄》，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7年，第72页。
(62) 王闿运：《湘军志》卷一五，《湘军史专刊之一》，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58页。
(63) 罗尔纲：《湘军兵志》，第60－66页。
(64)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八四《选举一》考八四二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年。
(65) 罗尔纲：《湘军兵志》，第3页。
(66)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24－25页。
(67)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32页。
(68) 谢俊美：《捐纳制度与晚清社会》，《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1期。
(69)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九三，第8532页。
(70) 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6－47页。
(71)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63页。
(72)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110页。
(73)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131页。
(74)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第345页。
(75) Pins- 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pp.47-50.
(76) 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长沙：湖南出版社，1998年，第260页。
(77) Ping- 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p.256.
(78)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18页。
(79) 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
(80) 胡思敬：《退庐疏稿》，民国问影楼丛刻初编本，第325页。
(81) 王闿运：《湘潭县志》卷八《列传》，第182页。
(82) 攻法子：《敬告我乡人》，《浙江潮》1903年第2期，第8页。
(83) 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最近之五十年》（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90辑。
(84) 同治《湘乡县志》卷五，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
(85)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66页。
(86) 参见罗尔纲：《湘军兵志》。
(87) 刘昆：《扑灭湘乡会匪并击散浏阳斋匪折》，《刘中丞奏稿》卷二，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
(88) 清赵之恒等编：《十朝圣训》（同治）卷二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
(89) 清赵之恒等编：《十朝圣训》（同治）卷三五。
(90) 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台北故宫博物馆，1981年，第139页。
(91) 彭先国：《19世纪中后期湘境哥老会研究》，《历史档案》2000年第3期。
(92)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3页。
(93)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3页。
(94)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20页。
(95)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621页。
(96)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50页。
(97) 社会学家认为：政治性流动是指社会成员的流动主要是由制度或政策推动，一般与政治、军事意图有关。经济性流动是指社会成员的流动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或新的生产方式出现而推动的，其主要标志是新就业机会和新职业对社会成员流动的吸纳作用。
(98)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56－566页。
(99)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666－1773页。
(100) 转引自许庆朴、张福记主编：《近现代中国社会》（上），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153－155页。
(101)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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