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周易》作者研究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563(2002)02-0025-04
“卦爻辞是《周易》的中心”[1]，但究竟为谁所作，自古以来就一直未成定论。在20世纪以前，曾出现过三种观点：
1、周文王。“郑玄之徒并依此说也”[2]；
2、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3]；
3、孔子。汉今文学家持此观点，如《春秋纬》所言：“伏羲八卦，丘合而演其文”。
进入20世纪以后，对《周易》即《易经》作者的探讨便从未停止过，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同时，对以前曾经出现过的三种学说也有人加以继承和发展。概括起来，总共约有十二种观点：
一、孔子
清末民初的经学大师廖平在《六艺馆丛书·知圣篇》中以为，“人但据《系辞》文王与纣之时一语，遂谈周文王；又因三《易》，《周易》，《左传》引其文在孔子先，遂酷信其说，《经》出文、周，孔子但作《传》翼，故自古至今，迷而不悟也”，实际上，“《经》之为孔子所作，无疑矣”。深受廖平学说影响的康有为也坚信此论，他极力否定孔子作《易传》之说，又批驳了周公作爻辞的立论，从而认定卦爻辞为孔子所作。予以说明的是，廖、康所持观点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然面世，但因二人又生活于本世纪前半期，并对本世纪的易学有着重大影响，故仍列为20世纪的学说之一。
二、卜筮者
1928年，余永梁撰文指出，“《易》是出自龟卜，周初卜筮者流所作的一部书”；[4]1929年，顾颉刚又说，《易》的“著作人无考，当出于那时掌卜筮的官（即（巽）爻辞所谓‘用史筮粉若’的史巫）”[5]；1961年，李镜池同样认为，卦爻辞的作者“可能是周王室的一位太卜或筮人，即《周礼·春官·宗伯》所说‘掌《三易》’的人”[6]；1981年，台湾学者詹秀惠在《易经研究论集·周易卦爻辞之著成时代》一文中作了推测：“《周易》卦爻辞，乃著成于西周初叶，出于一人之创作，殆太卜之流，所谓易官者之所撰欤？”1988年，杨天宇进一步论证说，“我们认为编纂者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他既熟悉和搜集有大量的周王室的占筮记录，又深入民间，亲自为下层社会各类人物占筮，并积累和搜集得有大量下层社会中的卜筮者流的占筮记录”，也就是说，他“必须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曾经是周王室卜筮官，后遭政治变故而失官，于是隐居民间，一边行筮，一边搜集整理占筮记录，从事《易经》的编纂工作，并终于将《易经》的初本篇纂成功”，至于修订之人，“可能就不止一人了”[7]。
不难发现，这种学说有着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阵容强大，荟萃了许多治《易》专家；其二，时间长久，六十余年里都有学者为之而进行论证；其三，性质明确，“卜筮者”仅仅表示着《易》作者的身份和职业，在无法确知其名的同时，倒把《易经》乃卜筮之书的性质给揭示得一清二楚了。
三、周公
由于《左传》中有韩宣子观《易象》而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概叹，况且因为周礼为周公所制，于是，有人便认为“《易象》所系之卦爻辞应为周公所作”[8]。程师旨在《国学概论》中则末置可否，以为卦爻辞“有一贯之体制，似成于一人之手者。其年代或在周武伐纣以后，周公东征以前。是否作于周公，尚待论定。”
四、馯臂子弓
1931年，日本学者本田成之撰成著名的《作〈易〉年代考》一文，他认为：从《史记》、《汉书》所载的传《易》线索中就会发现“有一奇事，由鲁人商瞿，而传于楚，楚传于江东，江东传于燕，此一派皆边鄙人物，最后则于齐尤盛”；其次，从易、彖、象皆从兽而来，以及龙、抢劫婚俗等来看，“颇觉《易》是在与荆楚以南交通已开之后始出来者”；第三，本为南方人的庄子已经引用了“《易》以道阴阳”的语句，这“显然是今之《周易》”；第四，在阴阳学说上，《易》比《老子》、《孟子》发达，《左传》却与《易》关系密切，如王楚、记录楚人怕鬼神等等，因此，“以《易》为楚人之编纂物，颇有理由”，这个楚人“或是子弘所作”即馯臂子弓。1935年，郭沫若对此作了更为深入而系统的论证，包括三个方面：一，在《史记》、《汉书》的传授体系中，“晋人或魏人是于《易》学的传统上没有关系的”，它是由“《易繇阴阳卦》的作者迎合北人而改作了的成品”，“这位作者就是楚的馯臂子弓”；[9]二，荀子是先秦论《易》的唯一儒者，他把子弓与孔子相提并论，“相信子弓定然是《易》的创作者”，否则不会受到荀子的超级称赞，而且子弓为楚国人；三，《易》作者“完全把老子和孔子的思想综合了，由时代与生地看来，这项思想上演进的过程，对于子弓之为作《易》者的认定是最为合适的”。
五、周文王
1935年，李源澄强调了《史记》中文王演《易》的学说，认为《易》中所记自洪荒草昧以至游牧农事都能从中考查而知[10]；1939年，卢维时在《周易卢氏学·弁言》中也认为《易》为文王所为。曹定云以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出土卜甲中的五组数字即“易卦”为基础立论，指出：从这片目前所见殷周最大也最完整“卜甲”的整治方法与制作形制、钻凿形态、字体风格上看，“该‘易卦’卜甲乃周人之物”；从占卦方法、卦爻数字、“九”和“六”等标志上看，它们“肯定是《周易》；而且“很可能是周文王被囚于是羑里在时的遗留之物”，这证明“‘文王演周易’之说确有其事”[11]。1995年，廖名春撰文说，“帛书《要》告诉我们：‘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这就是说，《周易》一书始出于周文王”[12]。
六、中行明
1947年，徐世大在《周易阐微》中提出，《易经》里的“中行”就是《左传》中的“中行明”，由于“中行”首见于《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因此，《易经》的成书决不会早于这一年，而且，中行明在此后不久便奉命前往狄地，不料被狄人俘获，被俘的地点就是“易”，在这里，中行明写成了《易经》，一则向晋报告敌情，二则求援助[13]。
对于《易经》爻辞里的“中行”一词，众说纷纭，分歧很大。郭沫若认为“就是晋国的荀林父”[14]；李镜池以为“应解途中”[15]；高亨以为“似即微子之第仲衍”[16]；徐志锐以为“就是行道中”[17]；南怀瑾解作“有孚于中以行”[18]；宋祚胤则在解作“中道”的同时，还认为“也指厉王”[19]等等，都不一而足。然而，只有徐世大以“中行”为《易》之作者。
七、狄族史家
李平心在肯定郭沫若《易》成于战国时代这一观点的同时，对于《易》之作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周易》不是纯卜筮之书，而是属于史世系统的私家著作”，“周”字之意为周人，“易”则是“狄（翟）的借字”，因此，“卦爻辞正蕴藏了许多关于周狄民族矛盾的史事”[20]，由此而知《易经》“是狄人著书”，[21]其作者便为狄族的一位史家。
八、文王、周公
1933年，李崇元坚持说，《易》为“三古圣人之书”[22]；后来，林炯阳再次从思想上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周初特别强调“天”，“爻辞言‘天’者四”，“故爻辞作于周公，较近合理”；爻辞中的“天”为“理性之天”，“视‘天’为一宇宙力量”，《论语》中的‘天”为“运命之天”，“视‘天’为一有意志之上帝”，而且卦爻辞中的“君子”指贵族，“孔子所谓之‘君子’乃专归于有道者之称呼”，所以爻辞“非孔子所作”；“卦辞所载之平民以女子居多，爻辞所载男女数目几近相等”，而商代妇女的地位不象周代那样低，可见卦辞“似为殷商时之作，则卦辞作于文王，亦属可信”。因此，“卦辞作于文王，爻辞作于周公之说，较可采用”[23]。
九、殷商遗民
陈梦家不同意郭沫若观点，他在“《〈周易〉之构成时代》书后”一文中认为：“《易》无成于春秋中叶以后的确证。而《史》、《汉》所叙传《易》系统中的馯臂子弓亦自无理由认为作《易》者。”后在《〈周易〉哲学时代及其性质》中指出：“《周易》是殷亡后的遗民所写的”[24]书籍。
十、《左传》作者的后人
早在1931年，本田成之就已经有了“《左传》之作者，与《易》之作者，是否为同一人”[25]的疑问。1986年，王永嘉则肯定地认为，《易》的“作者是《左传》一家的后继人，他为维护周礼的传统而作此书”，原因有四：之一，《周易》与《左传》有共同的词语，如“元”、“唯”、“享”等字，“斟酌”“婚媾”等词，就是文章的大旨与手法也一致，如事必验祸福，议、论、诗皆备等；之二，《周易》词语多为《左传》言论的纲目，如“利”、“信”、“祭祀”、“其亡”、“君子曰”；之三，《周易》内容出于《左传》，如“勿用师”出于《左传》的“向戎弭兵”、“长子帅师”出于晋献公废申生一事等等；之四，《周易》卦象的含义出于《左传》，如“泽中有火”是对《左传》“萑苻之泽”、“云梦之泽”的总结等，至于说《左传》中引用的《易》辞，则“是《周易》作成以后插入《左传》的”[26]。
十一、南宫括
1993年，谢宝笙提出此说。他说，《周易》的上经是“周克殷史”，下经则是“作者自传”。这位作者的身份有着如下的特点：〈晋〉卦等内容及其“丧其斧资”等词句中“肯定作者不是王公贵族”；从“利建侯”等和将周人喻作“小孤”等方面看出“极可能是一个开国大臣”；从下经的19个“悔亡”中足见“是以个人仕途经历的角度反映了丰富的人生哲学，亦反映了历史”；从〈萃〉、〈升〉、〈困〉3卦“反映他早期曾是祭师，在一次祭祀中被文王提拔，参预南征”；从〈益〉、〈损〉、〈革〉等等卦中说明“他后期是管理经济的重臣”；“作《易》者极可能是文官之首”。依此，“在非‘姬姓贵族’中有姜太公、散宜生、闳夭、鬻子、辛甲、大颠、尹佚、史佚、南宫括和宗祝”，“没有矛盾的只南宫括一人”[27]！1996年，任俊华从研究帛《易》的“竆”字中进一步对此观点给予了肯定，理由大致有五：其一，爻辞里的五个竆 “显然是《周易》作者自称”，尤其是“见金夫，不有竆”一句，是说武臣出席了武王的登基大典而身为“仆”臣的竆没有出席，此人正是武王四大贤臣之一的南宫括；其二，“竆”字为作者自造且自指，当中，“身”居字左，与先天八卦的“离”位一致，而“离”在后天八卦中属“南”方位，于是“竆”便寓“南宫”之义，“‘宀’在上部，用‘宀’把‘身’‘吕’统统括起来（《周易》坤卦讲的‘括囊，无咎无誉’正是暗示这一点。）这样便衬托出‘括’来，所以‘竆’字表示‘南宫括’是十分清楚的”；其三，殷周时的方位观是南居如今的西南，“身”恰在南位，况且“宫”有“智之舍”（《管子·心术上》）之说，南宫括就是有智之人；其四，南宫括曾去羑里营救周文王，“文王演八卦于羑，君臣相叙，南宫括颇得八卦易理，受命编撰《周易》”；其五，不直称南宫括而称竆，一方面，合乎殷周显贵以专字为称的习俗，如文王为“玫”等，另一方面，出于南宫括的“某种考虑”[28]。
十二、周厉王之臣
宋祚胤认为：《周易》是为周厉王写的，“作者拳拳于厉王”，“希望他复国中兴”，以“尽其忠君爱国之已心”[29]。根据是：《易》中之“王”、“大人”等等指西周君王；从〈明夷·初九〉、〈旅·九四〉爻辞来看，这位君王指的是周厉王；作者为复国中兴提出了一些理论和方法，如“求贤相助”、“注意德治”、“孚”、“中行”等等。张崇琛以为，《易》与〈小雅〉一同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且《易》之时略早，其作者当是出身于“士”生活于厉、宣之际的“宗室成员或政府官员”[30]。
综上所述，20世纪的易学家们在《易》作者的探索中取得了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易学研究成果。不仅如此，还基本上摆脱了“人历三圣”这一传统学说的桎梏，从而开辟出了一个不同往日的崭新天地，即使是继承从前所出现过的观点，也能挖掘出全新的内涵来。更为主要的，则是通过对作者的探讨，把《周易》从顶礼膜拜的神坛上重又拉回到历史的现实中来，以还其本来面目，从而为研究《易经》的成书时代及其性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是在这点上，使得20世纪的易学研究与以往有了最为本质的区别。
除此之外，在方法上还有下述五个方面的特点：
(1)筛选法。先分析卦爻辞的性质，再说明它的时代，后对其内容进行总结，随之确定大概的范围，继而逐一筛选，得出结论。如“南宫括”的答案就是这样获得的。
(2)归纳法。对《易》里众多特殊的素材给予重点分析，而后加以全面归纳，最终获得答案。如“中行明”之说就由此得来。
(3)类比法。把《易经》的内容与《左传》等等典籍的内容分类进行比较，从其相似点上概括出结果。如“馯臂子弓”、“《左传》作者的后人”等等即属此类。
(4)推理法。在明确了安阳小屯南地卜甲的归属以后，进而以此为基础推理出其作者，曹定云的“周文王”之论正由此而来。
(5)内证法。即以《易》自证，如“厉王之臣”说，从“南征”等爻辞证明其时代，从“明夷”等卦中证明“王”之归属，从“元夫”等证明为“王”之臣属，层层证来，得出其论断。
总体而言，上列各说可分为三大类型：一则在《易经》本身中查找根据即内证法；二则在其它典籍中寻求线索，即旁证法；三则试图把考古文物中获取的素材与文献相互映证，即王国维之“二重论证法”。三个方面并非各自孤立，往往相互窗插，综合而用。
说到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外，理解有异是最为突出的表现，如“丧其斧资”一句，或者说它表明并非“王公贵族”，或者说它表明的恰恰就是国君；再如“易”字，有人释作地名，有人解成民族，又有人以为是书名等等。这些，都一同说明：对文献史料诠释的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当然也就有了差异，甚至截然相反。如果仅仅把这一缺陷同20世纪以前的“圣人”学说相比较，则正好反映着百花齐放的优点，但相对于定论而言，其缺点是不言而喻的。这既是易学发展所必经的历史阶段，又是21世纪乃至以后更长时间易学家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疑难问题之一。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认为：20世纪易学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了不起的。
收稿日期：2002-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