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问题——兼谈“东亚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模式论文,政府论文,兼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定位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们再次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离不开政府行为的有效作用，如果政府行为转变落后于市场经济改革过程，那么就会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行效果。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创伤程度之深无疑给“东亚奇迹”的美誉投下一道阴影，也给“东亚模式”的成功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本文试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这个角度来探讨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一、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理论分析
纯粹的或理想的市场经济有一种自我调节的功能，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双重作用会自动达到一种和谐、有序、均衡的最佳效率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然而完全竞争的假设（信息完全性、产品同一性、流动自由性等）几乎没有一条是真实的，现实中的市场既不完全也不完善；既不会产生经济上令人满意的（效率上的）结果，也不会产生社会上理想的（平等的）结果，因为现实的市场经济总是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规模效应、外部性、垄断性、信息不完全性、风险不确定性等，即存在着“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存在为政府干预经济运行提供必要的条件。政府的作用就是通过其指示、调节、监督的职能来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即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为成功的市场运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以改变市场失衡的条件，引导市场最终走向均衡。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既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完全计划经济，而往往是二者的不同程度的结合，因此市场与政府如何有效地结合，是一国经济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则上讲，为了有效地实现社会目标，社会市场经济应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干预和协调为辅。在所有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成功与否取决于政府调控程度和调控能力两方面。虽然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大小与方式，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在国际市场中所处的地位相一致，但国家发挥作用的机理更须与市场逻辑所规定的市场经济内在法则相吻合。因此政府干预经济首先必须对市场有相当正确的判断力和正确的决策能力，然后再根据市场信息及公共利益，为弥补市场缺陷作出制度安排、结构调整、各种政策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的抉择。例如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其政府作用具体表现为：第一，在制度安排上，针对市场失灵各个方面作出制度约束，以求损失最小化；同时也应对政府机构、政府官员的行为作出适当约束，以免官僚腐败产生。第二，在结构调整上，应根据本国自身资源禀赋状况选择发展战略，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确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有培养前途的新兴产业，并根据经济发展进程适时适度地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第三，在政府决策上，应结合国内外情况正确地选择适合于本国经济情况的产业政策、国际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等等。
然而正如一枚硬币具有两面性一样，政府在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经济开放、社会稳定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与市场一样，政府也并非是十全十美的，它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如：由于受各种利益集团影响，受某特定政治目的短视效应和决策信息不完全性影响可能产生政治决策失误；由于政府机构的高度垄断性、权威至主无上性、行为缺乏监督、约束性等特殊利益，使政府官僚有追求政府机构规模最大化的倾向，进而导致冗员多、机构繁琐和对官员缺乏监督的约束机制和政府机构的低效率；同时，由于存在“政治创租”，夸大市场缺陷、非市场供给的垄断性和难度量性，使收入分配不平等重视，这时为避免“政府失灵”又需引入市场机制和制度安排。
可见，当市场机制在一国经济运行中占上风时，会产生“市场失灵”，而需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但当政府调控占据主导地位时，又会产生“政府失灵”，从而又促使人们重新寻找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由此可以看出，要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最佳途径是实行“双手并举”的方针，充分发挥二者的积极作用。
二、关于东亚、东南亚国家在市场与政府关系上的实证分析与发达国家相比，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更缺少市场，即使存在市场，也很少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另外，由于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所造成的信息缺乏问题在这里也比工业化国家严重，市场不完善性或残缺性为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对其经济进行干预提供了现实依据。为了启动、发育市场和推动经济增长，东南亚国家政府须以替代的形式作出一系列制度安排、决策以弥补市场的缺陷。由于这种政府行为对市场机制的替代，使东南亚国家的政府比发达国家的政府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正是由于东南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有效地利用了政府的力量，才不仅在短时间内有效地集中了有限而分散的资源，并且成功地把国民经济引向了依靠持续的结构变革和升级扩张规模的方向发展，从而大大提高了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地位，避免了一些非东亚模式发展中国家依靠自发工业化为模式造成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了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重重障碍的突围，成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形成与发达国家正面竞争能力的少有范例。“东亚奇迹”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60年代初期东南亚各国开始走上发展本国经济的道路，当时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为这些国家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机会。70年代中期，东南亚各国又转而推动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初步建立了以外向型贸易为核心的新工业化体制，成为继“四小”之后新兴市场国家的后起之秀。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东南亚各国经济增长放慢了速度，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经济负增长，但东南亚各国急时地进行了战略调整，为近年来的经济调整和高速增长打下了良好地基础。到90年代，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已经逐步形成了新的格局，成为外国投资的新热点。1985-1995年是除日本之外的东亚国家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10年，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8%，据世界银行有关资料表明，17亿人口的东亚地区10年间人均GDP每年增长7.2%，是国际人均GNP增长率的2倍，而美国同期的人均GDP增长率还不到东亚的1/5，与西方国家相比，东亚经济一枝独秀，人们在羡慕之余纷纷预言“21世纪将是东亚的世纪”、“世界经济的重心将转移到亚太地区”、“东亚奇迹”等赞调不绝于耳。
设想，如果政府不曾这样做，那么经济是否会增长得更快？虽然我们一直不能肯定这一点，但大量证据证明了相反的事实。
“东亚奇迹”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的积极干预，这一点在世界银行1993年9月的发展报告《东亚的奇迹》中得到肯定和赞赏。世界银行认为日本、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实现高速持续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因为它们实行政府强有力的决策诱导，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国家为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基础条件集中表现在(1)抑制通货膨胀和维持有竞争力的外汇汇率；(2)培养人才；(3)建立安全有效的金融制度；(4)抑制价格扭曲；(5)引进外国技术；(6)振兴农业等六方面。还有，东亚各国为促进经济增长对市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干预，这些市场干预可分为产业政策、金融抑压和政策性金融、振兴出口政策。
面对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浪潮和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东亚地区也不甘落后，开始向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迈出步子，国内经济更加市场化。经济环境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着政府应该和能够发挥的作用，然而遗憾的是政府并没有在变化了的市场环境下作出行为调整或行为调整不符合市场逻辑，加上政府本身的缺陷，最终导致了危机爆发。
1995年随着《市场协议》结束，各方开始恢复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亚洲的出口突然变得十分昂贵，1996年始东南亚出口业绩令人失望，出口增长率下降到4%左右，其中韩国的年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的30%降为1996年的4%，是“四小龙”中表现最差者。中国大陆从1995年的22.9%降为1.5%；台湾从1995年的20%降为3.9%。相应地其经济增长率也由此下降，如下表所示：
这种经济反差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1994年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东亚奇迹的神话》中指出，“东亚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并非什么奇迹，所谓的奇迹不过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持续投入带来产出扩大效果时体现出来的一种现象，而这种投入是有限的，不可持续的，不久就会慢下来，追不上西方国家，下一个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不在东亚而仍在西方”。对“东亚奇迹”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似乎证明了克鲁格曼的问题，还有人指出索罗斯正是从克氏的文章中受到启发进而投机获胜的。但不管怎样，这次危机确实使人们真正深入思考东亚国家本身存在的问题，并试图从各国国内出发来解释危机发生的必然性，由此出发，人们自然把对危机的反思和分析变成了对模式的怀疑和批评，这又无外乎二种论调：即“东亚模式终结”论和“东亚模式挑战”论。东亚模式的两个显著特征是出口导向型和政府主导型，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又是由政府制定的，所以对模式的思考也就转化成对政府本身的思考，东南亚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正是由于政府作用发挥不当才致使危机爆发。
东南亚国家政府行为滞后于市场运行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在出口政策上，面对变化的环境，政府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1996年导致东南亚出口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众多，首先，是东南亚的出口依赖于国外市场的需求，特别是发达国家需求，这就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当1995-1996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减缓，导致这些国家对外消费需求减少时，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量也随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国家本应转向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但与此相矛盾的是东南亚国家政府高储蓄率的政策诱导阻碍了内需扩大，从而削弱了东南亚单一的出口优势，也使这种优势的丧失得不到及时地弥补。
其次，在汇率制度上，东南亚国家实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当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在“市场自由化”几年中持续下降时，非常有利于亚洲出口扩张；然而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一撅不振，而美国经济尽管于1990年进入衰退，但经过经济结构调整和新技术应用，在西方经济大国中率先复苏，并保持了至今8年的经济持续增长。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使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也发生了变化：美元日趋坚挺，而日元日趋疲软，美元兑日元的比例从1995年4月的最低点上升了50%。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国家本应放开汇率，由其自动调节达到均衡，然而他们仍实行固定汇率制，结果是币值被高估，出口商品价格上升，其出口优势也随之化为乌有；而进口却相对增加，最终导致经常项目逆差、国际收支不平衡、外汇储备减少、国际竞争力下降。同时，东南亚国家为维持固定汇率制不得不调高利率，这一措施导致境内外利差扩大，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涌入，这些投机资本在东南亚股市上抛出股票换回现金，再在汇市上抛出本币兑成美元，套汇套利行为最终导致东南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股市暴跌、金融危机爆发。
最后，东南亚国家除没有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调整其汇率外，还违背了市场逻辑规则。东南亚长期实行出口战略之后会受到后起国家的竞争压力，其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技术的学习效应、资本的流入均受到挑战，这时政府应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高科技的产业升级上下功夫，然而政府却急功近利地盲目发展房地产业或盲目扩大原有的经济规模，在支柱产业的发展上违背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内在规律。
2.在金融政策上，没有调整片面化的融资体系和没有控制好外资的流量和流向。东南亚各国国内的融资体系过于依重银行的供给，这种体制在显示其竞争优势的同时也隐含着一些内在缺陷，这就是：银行受命于政府为支柱产业提供廉价的资金，促使企业无限制地扩大规模，造成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和无效率，资源严重浪费；同时，由于企业过于注重规模扩张和最终产品的生产，而忽视中间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导致对中间产品的高度依赖，从而造成国际收支不平衡。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又缺乏建设资金，政府为了实现对资源的支持，过早开放了资本市场，大量吸引外资进入，在实际运行中又不惜以短期资本来弥补国内长期资本不足的缺陷，这就为危机埋入了隐患；因为短期资本趋利性强，波动性大，当政府没有在投资方向上进行控制时纷纷流向了风险大、利润高的行业。一旦这些行业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这些短期资本集体外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这同时，东南亚国家的金融体制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当东南亚国家政府盲目实行金融自由化，大量吸引外资时，并没有象西方国家那样建立起一些“护栏”，金融市场毫无防范地放弃了现代经济所必需的一些制约。金融体制改革落后、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和政府缺乏金融风险意识最终导致了危机的爆发。
3.在产业政策上，违背市场经济规则和产业结构趋合理化、高级化的规律。政府通常把要素价格和非价格干预作为经济控制的手段来达到产业政策的充分实现，使要素经济事实上成为政府意志的工具，要素市场从而失去了通过要素价格信号判断经济状况的功能，使经济结构扭曲不断深化。政府的产业政策本应把投资用于工业生产设备的升级换代、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素质教育上，然而由于信息扭曲和政府的短视行为却把资金用于房地产业、股票市场上，使东南亚各国经济陷入到沫泡经济的泥潭中。
4.政府本身的缺陷。由于政府控制了资源配置权，这就为寻租市场、黑色经济的存在提供了土壤，从而在政府和企业、政府和银行、银行和企业之间形成了一个无形庞大的利益共同体，腐败问题难以抑制。例如在泰国，其官僚政府一直被认为是经营房地产的商人的庇护者，许多房地产投机商人（寻租者）往往靠着与政府当权派（供租者）的关系而大获其利，而官僚政府纵容这种投机活动而从房地产商人那里获得收益和回报，于是造成了这种情况：房地产和投机商人将国家经济发展引向了非正常的速度和畸形的方面，而政府对此不加任何干预，这种寻租活动加速了泰国房地产市场供过于求而陷入泡沫经济的过程。
三、结论
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对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一次考验，从中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市场化过程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东亚成功的经验表明在市场不发达情况下政府作用不可或缺，危机又说明政府在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政府无法绝对支配市场或代替市场，不是政府主导市场经济，而只能是适应市场、支持市场。为提高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监督金融市场能力和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政府应随市场变化改变其相应的职能和作用，应按市场规则办事。
尽管向更加市场化和现代化的经济过渡的道路坎坷不平，但相信东亚、东南亚各国政府会在磨炼中成长，正确有效地发挥其积极干预市场的作用，这一点对我国及其它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不无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