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档案事业体系的形成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阶段论文,体系论文,事业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档案工作，踏着时代的步伐，烙下历史的脚印，于20世纪90年代，最终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在国际档案界颇具影响的国家档案事业体系。
这个体系来之不易，如果从新中国成立时算起，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如果追溯到档案的产生，便经历了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档案事业体系四个发展阶段；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档案记录着人类文明，人类文明哺育着档案事业。国家档案事业体系的形成，就是这一历史的印证。
一、档案阶段
我们暂且不去追索档案的起源及定义，就从大众传媒和近几年的出版物来看看现代人是怎么运用档案这个词的。
打开电视机，你不仅可以看到档案工作活动的消息报道，而且你会从其他栏目中听到“档案”这个字眼。一家电视台辟有“真实档案”栏目。还会看到《历史的足印》、《一号机密》、《共和国的脚步》等这样一些由档案材料编成或同档案工作有关的电视片。
走进电影院，你会看到《蓝色档案》、《X档案》、《秘密档案》、《危险档案》等电影。
去书店，你会看到大量有“档案”字样的书名，如《世纪档案》、《黑色档案》、《秘密档案》、《中国档案高层决策写真》、《中国档案曝光的背后》、《世界间谍档案》等。
报刊上“档案”一词用得就更多了，只要留心，便随处可见，如“给购物发票建个档案”、“特别档案”、“特困生档案”、“刑侦档案”等。
现今人们如此乐于用“档案”，那么“档案”是什么呢？
有人把档案比作“历史的定稿”，“白纸黑字上的现实，已经过去了几十、几百、乃至上千年，留下的尽是后人摸不着，变不得，动不了，改不成，徒叹无奈，鞭长莫及的固定时态”。这种说法或许过于文学化，太浪漫。我们还是以《档案法》为依据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称“本法所称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这是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大档案”概念。就是它，跨越了古今中外，包容了世间万物；真就是真，假就是假，以它为证。它平凡，无声无息，与世无争，在平凡中蕴藏着孕育着不平凡；它伟大，无私无畏，大义凛然，为人类解开历史之谜，使一切伪装、谬误原形毕露，黯然失色。它作为研究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和科学文化的元素，融会在现今人们的事业行为及其成果之中，构筑历史的继承、延续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难怪人们需要它，它活跃在人们的生活和从事的事业之中。
可是几十年或几千年前，却是另一个样。一段漫长的岁月连“档案”这两个字眼也没有。据曾昭英先生介绍，“五代时期梁顾的《野玉篇》才有‘档’字，意即盛物的木格。”而“案”字，在《唐史》中才见“文案”一词。（注：《生活时报》1998年8月10日。）郑州大学王金玉教授称明初才有“文档”一词，“《明实录稿本》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正月庚子（即十八日）事如下，据刑部近来因户部文档不明（着重号作者所加），着本部办理拿问该官吏等情具奏……”（注：《中国档案》1997年第12期，第29页。）
“档案”一词首出何时呢？一些档案学家认为最早出自清代杨宾的《柳边纪略》，其卷三载：“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而王金玉、王永研究“档案”一词，从古籍中发现，自清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即开始应用档案一词，比《柳边纪略》中的“档案”早60多年。《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在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甲午日的记载中有三处出现“档案”一词：“……坐此议，众人同谋盗金，故不记档案，俱应论死……赫世密系值日官，他物皆记档案……阿尔拜系值月笔帖式，他物皆记档案”（着重号作者所加）。
无疑，这些记载对于研究“档案”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作为研究探讨“档案”的实质，“档案”叫什么，何时开始叫“档案”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档案”的实际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档案起源于何时？
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档案的产生有两个前提，一是有了文字，一是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所以认为档案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也有人认为，档案产生于社会实践。马克思说过，“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著作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注：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71页。）原始社会后期，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中，为更好地记忆、传播和留下凭证，已经产生了记录的迫切要求，故《周易·系辞》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目前，公认的商殷甲骨文是我国较为成熟的现存最早的文字。它已经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相结合的方块文字。它已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郭沫若说：“汉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我认为，这可以西安半坡村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半坡村遗址的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彩陶和黑陶上的刻划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注：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转引自张之伟：《汉字基础知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曾三同志曾经说：“在阶级社会中，档案是阶级斗争工具，是为一定的阶级统治服务的，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档案只是在有了阶级，有了国家之后才产生的吗？最早的档案为什么不是关于生产的记录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可以研究。毛泽东同志说过，生产斗争是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作为记录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档案，现在已经是全部档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关于我国档案工作中贯彻党的（十一届——作者注》三中全会精神的几点意见——曾三同志在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档案工作》试刊号，1979年8月19日。）
这些论述说明，档案是随着文字的出现而出现的，在阶级社会以前就有了。但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文字的使用不但更多，而且用途和目的较前有所不同。斯大林说：“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发展了，商业需要有条理的书信来往……”（注：《斯大林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37页。）我国“夏朝修建了城郭沟池，建立了军队，有了刑法和监狱……”这说明夏已经是一个国家了。到了商周，“在这九百年（指商周时期——作者）左右的时间里，历史记载由零星的记录向系统的记录发展；由不自觉记录向自觉的记录发展。”“商代贵族十分迷信，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在主宰。他们经常用占卜的方法征询神意，把占问的事情和结果，有时还把占问后事情发展情况，用文字记录，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种文字称作甲骨文，也叫卜辞”。（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55、56页。）
这种“由零星的记录向系统的记录发展；由不自觉记录向自觉的记录发展”，并把它“刻在龟骨和兽骨上”，以便保存和利用是档案形成并有所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把档案的形成定在奴隶社会是较为合适的。
我国奴隶社会从夏（公元前2070年）开始，到春秋战国之交过渡到封建社会，大约1300多年。如上所述，这个时期不但有了较为进化的文字，有了国家，而且，国家运用文字于国家事务，形成了公务文书。这就是档案的前身。这一点从《尚书》也可以得到印证。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献汇编。虽然一些学者认为它是战国时期形成的，其文献有当时的记录，也有后人写的，但其中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有关于虞时王位的传继和当时帝王大臣们的政务活动记载等。这些应该是有所根据的。《尚书》的文体分典、谟、训、诰、誓、命等几种，说明当时的文书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和相当的进步。郑州大学教授王星光在《档案学研究》上发表文章，认为《尚书·金塍》篇有档案学思想。这一结论是否准确可以研究，但以上足以说明奴隶社会，不但有了由文书转化而来的档案，而且档案在这里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认可和高度重视。
二、档案工作阶段
一般地讲，有了档案就会有档案工作，这是很自然的，但完全意义上的有意识的档案工作，应该说从封建社会开始。
封建社会始于何时有不同的说法，有西周说，秦统一说，东汉说，也有说从魏晋时期开始的。不过一般认为自春秋战国之交过渡到封建社会。这个时期是档案工作发展并为档案事业奠定基础的时期。
档案工作从发展阶段上，或从严格意义上去区分，可以分为原始形态或自然随意性档案工作和有意识的自觉行为档案工作两个阶段。所谓原始形态或随意性档案工作，即有了档案之后就有了档案的收藏，档案的索取利用，以及为档案收藏和提供利用而进行的其他一些简单的清理、归类工作等。所谓有意识的自觉意义上的档案工作，则是人为的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工作活动，亦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档案工作管理，如机构设立、人员配备、工作计划部署等宏观方面的工作。二是日常的档案收集、整理、保管、提供利用等方面的工作。这种完全意义上的有意识的档案工作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逐步地形成和发展。
（一）档案工作形成的环境、条件进入到封建社会之后，社会各方面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为完全意义上的有意识档案工作的形成营造了环境，创造了条件
1.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新的文书、档案大量形成。春秋战国时期，争霸兼并战争不断，政权交替，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促使生产力显著发展。铁器被使用和推广；奴隶逐步变成了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占有私人经济的人；一些王侯由奴隶主转化为地主；有眼光的政治家开始变法，如吴起变法，商鞅变法，孔子树立私人讲学，诸子争鸣等。这些都为自觉档案工作的形成和发展营造了环境，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准备了物质条件。
秦王嬴政统一全国之后，当上了始皇帝，建立了从朝廷到地方的一整套专制的政治体制。朝廷上设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设太尉管军事；设御史大夫管监察。地方上，把统治区域划分为36个郡（后增至40多个），设郡守、郡尉、监御史。郡下分县，设县丞。县下分设乡。乡以下有10户编成的什和5户编成的伍。
为了加强和巩固这种体制，秦始皇还采取了收集和销毁地方民间的兵器，焚书坑儒，筑长城，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等一系列措施。为此，制发了一系列文书。出现了公布法律的刑书，征收赋税的计书，国与国之间的盟书，任免官吏用印的文书玺书等。律令法规档案、赋税徭役及户籍管理档案、疆域舆图档案等大量形成。
2.上层统治集团逐步认识到档案的重要性。不断的争霸兼并战争，“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宗庙是集中保管档案的地方，“重器”就是流传后世永志纪念的档案。《春秋》中的“夏，王”、“冬，郭公”等文就是当时简牍毁损残断的证明。（注：周雪恒主编：《中国档案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65页。）战争对档案的损毁有客观的难于避免的因素，也有主观的人为的原因，因为档案中记载有对统治阶级不利的东西。有意毁坏档案说明统治者重视档案的作用。历史上有名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和萧何收集文书档案的故事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遭到主张依据古制分封的一些人的反对。丞相李斯加以驳斥，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这个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官私藏的《诗》、《书》等亦限期缴出烧毁，并禁止私学，同时将反对和攻击秦始皇这些主张的460名方士儒生坑死咸阳，秦始皇这么做，其政治目的十分明显。因为史书记载了古制、方略，方士、儒生（活档案）熟悉这些古制、方略，对他的新法十分不利。
秦末刘邦起义，攻下咸阳，手下名将萧何抢先收集秦中央的律令图书等文书档案资料。《史记》记载：“沛公至咸阳，诸侯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注：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当时的图书档案是不分的）。这也是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王朝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汉王朝才更重视档案工作，使汉代档案工作较前有突破性的进展。
3.社会档案意识明显增长。社会档案意识，从根本上讲由档案自身价值所决定，但同统治集团重视档案，同官府档案的散失以及更多的人拥有档案也有关系。
随着周王室的东迁，周朝内部矛盾加剧并逐渐衰落。王室众官纷离，档案被带走。集中在王室的档案大量流散到各诸侯国。世卿制度的废止，一些贵族失去原有的官职，被沦为奴隶，他们及其家庭拥有的档案也流散到社会上，被一些“士”人所掌握。
士，大多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一般具有专门的技能和知识，但地位并不高。在兼并战争中，各国国君和卿大夫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战胜对方，大量招募士人。士人为了争取招募，适应这种政治斗争时势的需要，渴望学习和掌握典籍文献，拥有知识。这样，不仅出现了养士之风，而且出现了收集、整理古籍，培养和训练“士”的人。这是社会档案意识增长的具体表现。
4.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推波助澜。西汉初年已有了造纸术的萌芽，到了东汉后期（105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以破布、旧鱼网和树皮等做原料造纸，大大提高了纸张的质量和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纸取代了作为书写之用的竹帛。从此，文书档案的数量随之增多。
雕版印刷术至晚在唐初已经出现。商的甲骨，先秦以来的印玺和刻石，晋代的砖志，都刻有文字。这是雕版的先驱。宋朝是雕版印刷术成熟和发展的时代。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为人类文化的宣传和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文书档案的数量进一步增多，促使完全意义上的有意识档案工作进一步确立。
（二）有意识档案工作的具体表现
有了完全意义上的有意识的或自觉的档案工作环境和条件，其具体工作便大量地出现和逐步开展起来。
1.档案、典籍的收集和编纂利用。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出现，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办私学，大量收藏和利用档案资料。孔子便是杰出的代表。他收集鲁、周、宋、杞等流传下来的史官记注和官府文书，编纂“六经”。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史官还利用档案史料编史修志和编纂科学技术方面的典籍。鲁国史官左丘明编纂《左传》、《国语》。齐国史官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魏国史官著有《天文》八卷。战国医学家根据医学档案作《内经》十八卷。战国末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根据先秦农业科技档案史料编纂《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士》、《审时》。
汉王吸取秦的经验教训，“广开献书之路”。丞相萧何收集秦的“律令图书藏之”，起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到刘秀迁都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之两千余辆”。同时，大量档案文献被利用。“汉承秦制”，汉初管理国家的制度都是参照秦代的典章建立的。司马迁写《史记》，班固编《汉书》也都是利用档案的结果。以后各个朝代档案的收集利用工作不断发展。
2.档案的分类已从自然走向自觉。商代档案的保管分类没有固定的方法，有按时间先后放置的，有龟甲兽骨分开堆积的，有按职官分别保存各自形成的等做法。有很大的自然性和随意性。到秦汉时期，随着政治体制的变革，档案分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体上按律法、户籍、舆图等大类别结合档案的来源和档案的实际内容（如医药、植树等）进行，并分别保管。律法档案由各级政府保管，户籍由丞相府、御史大夫府和地方政府设专官管理，舆图由柱下史保管。（注：邓绍兴等著：《中国档案分类的演变与发展》，档案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3、4、5页。）
汉皇朝时，档案分类工作有了进一步发展。有了研究图书档案分类的学者。西汉成帝时，学识渊博的皇朝宗室刘向奉命校订皇家收藏的儒家经传、诸子、诗赋及兵书、医书等。每校定一书，把篇目和大意写出来，书面上奏。哀帝时，刘歆奉命继续父亲刘向的工作，并把所有的书籍分成七类，作出简要的论述，写成《七略》。他们的工作为“古文献的保存、分类和流传，作出了贡献”。（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133页。）
古代许多图书就是档案文件汇编。“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6月版。）这说明《春秋》、《尚书》皆档案汇编。司马迁作《史记》，把王室皇朝的“典章制度部分叫《书》，《汉书》改为志。一部《汉书》就是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和七十列传组成的”。（注：班固：《汉书》“出版说明”。）很明显，《史记》、《汉书》中都有公文。《汉书·艺文志》记载：“歆於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经》，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六艺，《六经》也”。（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6月版。）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这说明刘向父子在对图书进行分类编目的，也在对档案进行分类。郭沫若认为司马迁是档案工作者，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刘向、刘歆不仅是图书目录学家而且亦是我国最早研究和编制档案分类和编目的人。
3.修建档案库，保管档案。春秋战国时期，受神权影响，档案藏于宗庙。秦改变了这一做法，档案藏于宫中禁室，同其他贵重要件藏在一处。到了汉代就不一样了，建立了专门的图籍档案库，如石渠阁、兰台、东观等。据《三辅黄图》记载，石渠阁是汉丞相萧何主持建造的，因阁周围以石砌成渠，并引水绕阁，便于防火防盗而得名。当时正值汉朝廷刚刚建立，财经艰难的时候。汉高祖不兴建宫室，将相坐牛车，而修建档案图籍库。
以后各个朝代的档案保管和档案库房建设不断发展。宋代不但普遍设立架阁库，保管档案，而且在中央设立了皇帝典籍库。这是我国第一个皇帝典籍库，比美国第一个总统档案馆（图书馆）早800多年。明代档案库房建设无论规模和数量都有发展，在中央设有收藏皇帝实录、圣训（宝训）和玉牒的皇史宬，也可称明皇（帝）档案馆，还设有保管赋役档案黄册的后湖黄册库等。在地方设有不同名称的档案库，如架阁库（堂）、案牍（册）库、册库堂等近200多座。
各个档案保管单位都制定有安全保管制度。越往后制度越健全。
4.有了负责档案工作的机构和人员。春秋战国时期，大量档案材料的形成和被利用，致使大量兼职档案人员的出现。到了秦统一之后，有了新发展，设立档案机构或人员，并制订文书档案法规。在中央的丞相府设侍中，其下设曹掾等。地方的郡县机构中，几乎都设有文书档案机构或人员。郡府下设门下主簿，统领文书档案工作。其下设主记室掾史、录事掾史、奏曹掾史等，负责文书档案工作。各曹掾史均掌其任内文书档案。县及其下属机构也有人负责档案工作。同时制定文书档案工作法规，规定不许把火带入档案库房，派人守夜、巡察等。
这以后的各朝代，这方面的工作逐步发展。隋唐时期档案人员从兼做文书工作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专职档案人员。宋代的《庆元条法事类》有关于文书、档案工作的一系列规定。元朝形成了公文驿传网络，配置了这方面的专门人员。（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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