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经济增长分析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探讨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内，究竟是何种因素决定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绩效。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为什么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追赶，而更多的国家却在相对的意义上日渐贫困。特别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在更为深入的程度上促进了这方面的研究。在本文中，我们结合增长理论既有的一些研究经验，为中国经济在近20年来的高速增长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
一文献简述
新古典模型关于收敛的预测基于一个基本的假定：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以及技术进步的一致性。然而在实际观察中，在绝对意义上的增长收敛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在理论文献中，对收敛问题的关注并不是从索罗模型提出开始，而是当经济学家们发现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违背”了新古典理论预言的时候。显然，我们不难发现造成国家间经济增长趋于分散的最可能的因素是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同。对于技术落后的地区，由于技术学习的成本要低于研究开发的成本，所以技术进步也应当趋于收敛。或者说，增长发散的原因是因为技术进步的差异，那么技术本身没有出现收敛的原因何在呢？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对于类似问题的研究，在增长收敛的决定条件方面，人力资本积累、对外开放程度、国际技术外溢和制度结构等因素受到了广泛重视。Barro（1997）对跨国增长收敛研究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总结。他使用的解释变量包括：初始水平的人均GDP、人力资本、人口增长率、储蓄水平、预期寿命、政府消费占GDP的比例、贸易条件、投资率、通货膨胀率、区域虚拟变量、对产权的保护程度、政局的稳定和民主化程度等等。Alesina（1998）对以往经验分析中所使用的解释变量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但是，在既有的理论文献中，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框架，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广泛经济现实，许多的结论仅仅是基于统计意义上的简单总结。Brock和Durlauf（2000）甚至对整个经验分析方法的框架及其结论提出了全面质疑。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各地区之间差距演变的研究较多，这些文献可以大致上分成两部分：一是采用多种指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差距进行了测度和分解，如基尼系数、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Theil指数（Theil entropy）、阿特金森指数（Atkinson index）、σ收敛指数和β收敛指数、Kernel估计量等等；二是为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绩效和收敛特征提供理论解释。由于基本研究思想和所使用的方法与统计指标上的差异，不同的研究人员或机构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但是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分歧相对较小。一个比较能够达成共识的观点是，在1990年以前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收敛的趋势，到了1990年以后则迅速发散。此结论在Jian等（1996）、World Bank（1997）、田晓文（1999）、张兆杰（2000）的研究均得到了认可，但与林毅夫等人（1998）的发现稍有区别。林毅夫采用基尼系数的方法测度了中国的地区差距，发现1986—1990年间，中国地区差距的上升幅度并不明显，1990年以后的上升幅度略大，1990年基尼系数只有0.2414，到1995年已上升到0.2747。另外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较强的地域特性。蔡昉和都阳（2000）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问题做了初步的分析，他们注意到中国经济中所谓“收敛的俱乐部”现象，即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但区域内部却呈现出收敛的趋势（其中，西部地区的内部收敛趋势较弱）。Tsui（1991、1993）、Jian等（1996）、世界银行（1995、1997）、Zhang等（2001）、Aziz和Duenwald（2001）等人的研究得到类似结果。
不过，在对中国经济增长绩效进行理论解释的文献中，存在很大分歧。Chen和Feng（2000）对1978—1989年中国29个省的数据进行回归，认为80年代的中国区域经济呈现出了收敛的趋势，私有化是促进增长的主要因素。Lee（1994）、Dayal-Gulati和Husain（2000）的观点与张兆杰（2000）类似，认为FDI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加剧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关于私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私有化和外资的大规模进入是90年代以后的情况，按照上述观点我们如何解释80年代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呢？
蔡昉和都阳（2000）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差异是造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不过他们没有对1990年前后增长收敛的基本特性发生转变提供解释。韩廷春（1999）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如现阶段的中国），人力资本的作用远远高于科研投入。在Lucas、Stocky等人的论文中，也一再强调人力资本及其在东亚奇迹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技术学习的重要地位。但是，所有这些论点都忽视了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人力资本是以何种方式成为生产要素的。换言之什么才是人力资本的最优积累水平。不见得有了教育就有了所谓的人力资本。
Young（2000）认为地区性保护政策是地区差距加大的关键，因为市场保护会使经济的发展偏离本地的比较优势。Young通过农业发展的数据来佐证上述观点。但是，各地区推行的本地市场保护政策在长期内的有效性却令人怀疑，实际上由于保护政策刺激了项目的重复建设，最终加剧了地区间的市场竞争，结果导致了市场保护政策的垮台。中国家电行业的演变能够充分证明此点。
在更为一般的观念中，中国经济的地区差距问题又往往被归结为中央政府的地区倾斜政策（Démurger et al.，2001；Fleisher和Chen，1997），认为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根源在于中央政府将全国资金过多投向东部地区。胡书东（1999）测量了国民收入在地区间的流动趋势，其结果表明中央的倾斜政策始终偏向中西部地区，并且中央的政策干预可能进一步造成了中西部的落后，因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扶持的工业企业与中西部本地的比较优势相背。但是，他没有对此观点进行更为详尽的计量分析，而这正是本文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另外，财政分权（Zhang and Zou，1998；Jin et al.，1999、2001）、基础设施投资（Démurger，2001）等其他因素对于经济增长和收敛的影响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
本文在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1999）的理论基础之上，通过中国的经验数据来论述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发展战略的变化对增长收敛的重要涵义，藉此为理论研究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二发展战略与中国经济增长中的σ收敛（注：为了在经验分析时更好地识别国家间增长收敛或发散的趋势，Barro和Sala-I-Martin（1991、1992、1995）提出了度量收敛的两个指标，分别称为σ收敛和β收敛。不过，Bernard和Durlauf（1995）对此收敛度量概念质疑，并提出了新的时间序列检验方法。但该方法也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并没有比Barro的计量方法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有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中国经济中存在所谓“收敛的俱乐部”现象，即东中西三大区域（注：在本文中，东部地区包括京、津、沪、辽、鲁、苏、浙、闽、粤9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冀、晋、内蒙古、吉、黑、皖、赣、豫、湘、鄂10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桂、云、贵、川、陕、甘、宁、青、新9个省（区）。）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但区域内部却呈现出收敛的趋势；二是1990年前后增长收敛的基本特性发生了转变。为什么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为什么增长收敛的趋势会发生扭转？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分阶段的收敛特征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已有文献中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这里，我们首先采用σ收敛方法来直观地度量中国的地区差距，所谓σ收敛指数通常是指人均真实GDP对数的标准差。图1中，为了全面反映增长的实际绩效，分别计算了1970—1997年间，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和海南）的对数农村人均消费标准差、对数城市人均消费标准差、对数人均GDP标准差和对数人均工业GDP标准差。
图1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σ收敛
图1说明，在1978年以后，人均工业GDP和人均GDP都呈现出先收敛，后发散的趋势（以1990年为界）。1978年至1990年间，虽然人均工业GDP呈现出收敛趋势，但人均GDP的收敛趋势相对较弱，人均消费水平（城市和乡村）在整个样本期内完全呈发散的趋势。这与我们在国际数据样本中积累的一些经验有一定区别。图2中将人均GDP的对数标准差区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藉此反映增长收敛中的区域特性。显然，东部沿海地区呈现出了强劲的收敛趋势，中部地区相对较弱，西部地区处于差距逐步拉大的状态。这些基本上与文献中的结论一致。
图2 中国三大地带经济增长中的σ的收敛
至于影响经济增长及造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1999）的理论框架认为，关键因素在于技术进步的状况，而技术结构的实现又需要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是由经济系统中的禀赋结构决定的，因此经济增长要求技术结构的选择需要与本地的禀赋结构相吻合。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受到赶超战略的影响，一直坚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背离了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损害了长期经济增长。本文立论之处正在于强调经济发展战略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或者说经济系统能否获取持续的增长主要是看是否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充分遵循和利用了本地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持续20年的高速增长，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政府逐步放弃了传统的赶超战略，通过市场的力量逐步将经济系统纳入到遵循比较优势的轨道上来。
从上述基本思想出发，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准确测量中国各省在过去的时期内，技术结构的选择与本省比较优势的吻合程度。首先，计算各省的实际资本存量，具体方法是：先按照分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将固定资产投资统一折算到1978年不变价的数据。然后，按照折旧率10％累计计算资本存量，资本存量均按照1978年不变价计算。各省人均资本存量是按照劳动力总数计算出来的。1995年以前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主要按照《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一书中给出的固定资本形成指数值计算得来。1996—1999年间各省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上所给出的计算。其次，利用各省的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原值和从业人数，计算工业部门的资本密度。然后，将之用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统一折算到1978年不变价数值，再和滞后一期的全省总的实际资本密集度相除，即得到技术选择指数。
最优的技术选择指数是无法直接观测到的。从理论上讲，对于一个农业经济而言，工业化的初期由于工业部门的规模迅速膨胀，且资本密集度不断上升，最优的技术选择指数应当呈上升趋势。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随着三次产业的不断壮大，最优值应当逐步缓慢下降。此点在跨国的数据样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如果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各省均依照市场的引导，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那么原来落后的地区就会以低廉的成本模仿先进地区已有的技术，从而带来更快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增长会趋于收敛。对于那些长期受到政府严重干预的省份，随着改革的推进，技术选择指数应当向最优水平逐渐收敛（降低）。同时，各省的技术选择指数也会逐步收敛到相近的水平之上。换一个角度讲，如果发展战略理论可以解释前文所提出的基本问题，那么技术选择指数的变化特征应当同时具有时期性和地域性。
图3和图4给出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总体以及区分了三大地带的技术选择指数的算术平均值和标准差。图5为三大地带技术选择指数均值之间的方差和标准差。
图3 中国各地区技术选择指数的标准差
图4 全国各地区技术选择指数的平均值
图5 东中西部技术选择指数均值的方差与标准差
和图1、图2相比，我们不难发现如下几点：
首先，在算术平均水平上，技术选择指数的变动趋势与人均GDP具有相似之处，指数在不同省份的大小变化基本上反映了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东部的技术选择指数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即技术结构和禀赋结构之间相对吻合，经济水平也最为发达。此点正是发展战略理论的基本结论。
其次，技术选择指数的跨时期对比说明，全国以及各区域指数的均值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均趋于下降，到90年代呈现了很大差异。东部地区已经处于非常平缓的状态，中部略有上升，西部上升的幅度最大，这使得全国平均水平也趋于上升。而标准差的变化与此基本一致，80年代全国以及各地区的技术选择指数均趋于收敛，90年代中部和东部保持了收敛的特性，但西部却迅速发散了。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全国总体技术选择指数的标准差以及三大地带技术选择指数均值之间的标准差都表现出了先收敛后发散的时期特性。因此，技术选择指数在1984年以后与人均GDP和人均工业GDP的变化是完全吻合的。
再次，1978—1984年间，全国和中西部技术选择指数的标准差实际上是上升了。但如图1和图2中所示，该时期的人均GDP和人均工业GDP却呈收敛态势。我们认为这种状况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该时期人均CDP增长的主要动因来自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工业部门尤其是农村工业的发展并不迅速。技术选择指数没能很好地体现农业部门的变化；二是东部地区的工业水平在改革之前并不高于中西部，比如福建省。而在改革的早期阶段，东部迅速地纳入到比较优势的轨道上来，中西部却依然受到较多的政府干预。于是，东部省份的工业水平逐步赶上并超过了中西部。换言之，技术选择指数不收敛，但人均工业GDP收敛的原因在于，那些工业得到了政府扶持的地区无法迅速摆脱赶超战略的影响，而因政府的歧视政策工业增长被抑制的地区，却能够更好地利用本地的比较优势，实现后来居上。
另外，类似的道理还可以用于解释人均消费的变化。在改革之前，工业发达的地区并不一定就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如“三线建设”时的一些“孤岛型”工业群。这些工业并不能在普遍的水平上提高居民收入。换言之，工业发达与否在改革之前与人均消费水平关系不大。改革则使遵循比较优势的东部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从而缩小了与中西部的差距，消费水平相应高于中西部。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造成了这种工业收敛而消费水平不收敛的现象。
综上所述，基于发展战略理论而构造的技术选择指数，基本上能够反映通过σ收敛来描述的中国经济增长及收敛的现实状况。这为该理论在直观上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三中国经济增长与收敛的计量分析
在这一节中，我们使用1978—1999年中国28个省的纵列数据样本，从计量分析的角度来验证发展战略理论，将上述较为直观的论点变得更严格一些。和Barro（1997）的跨国研究相比，这种省级水平的研究是各有利弊的。使用一个国家的分地区数据，可以有效地回避对于大量的非经济因素的解释，而由时间虚拟变量和区域虚拟变量来代表。对于不同的省份，这些非经济因素在同一时间界面上是无差异的。在增长收敛问题中，被解释变量是一个地区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我们关心的问题是究竟在何种情况下，条件β收敛才会成立。
（一）计量方程与变量定义
在讨论增长绩效的决定和收敛的计量分析方面，常用的方法包括似不相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equations）（注：似不相关回归方法主要是针对不同时期内的截面数据分析（考虑到使用了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在某一时期内的平均值），例如Barro（1997）将数据回归区分为1966—1975、1976—1985和1986—1990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内大致包含80—100个国家（观察值）。在似不相关回归估计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考虑工具变量方法（以当期变量的滞后值）和3SLS等等。）和纵列数据回归两种。就本文所使用的数据而言，似不相关回归方法并不适合，因为我们只有28个省笤的截面-察值，这样的小样本是不适合多元回归的。比起似不相关回归，纵列数据方法被更为广泛地应用，但在具体处理方式上却存在众多的争议，如噪音项在子数据集内部及其之间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等等。
我们首先考虑下述计量方程：
在上述基于新古典模型导出的增长方程中，人均真实GDP的平均增长率作为因变量，T是样本期。由于理论上λ＜1，t时刻的初始人均GDP的系数β[，1]应当为负数，即所谓β收敛指数。如果该系数为负，且从统计上来看是显著的，我们就说存在β收敛，即增长处于收敛状态；如果该系数为正，且从统计上来看是显著的，那么我们就说不存在β收敛。如果不存在β收敛，而加入一些其他控制变量，β的符号和显著性发生了相反变化时，我们称之为条件β收敛。TCI代表前文所谓的技术选择指数，由于发展战略理论认为技术选择指数一旦偏离最优值将损害经济增长，我们引入了TCI[*]代表其最优值。同时，由于随着经济增长，最优的技术选择指数可能会发生变化（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回归方程中使用了技术选择指数对其最优水平的偏离度与滞后人均GDP的交叉乘积项。其基本涵义在于，给定人均收入的水平，如果β[，2]显著大于0，意味着TCI偏离最优水平的程度大，就会在边际上降低经济收敛的速度。
（1）式可以作为针对纵列数据的回归方程式，其中常数项C可以再分解为时间和地区特定（固定或者随机）效应。时间特定效应主要用于表示经济波动的周期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地区特定效应代表不同省份的地理特征。另外，X是其他一些控制变量，ε[，jt]是噪音项。整理（1）式得到：
在实际回归中，为了尽量增加数据样本，被解释变量使用了当期的增长率，而不是多时期的平均值，所以解释变量中使用了滞后一期的实际人均GDP（下文中我们用lnGDP表示）。我们将技术选择指数的滞后一期值和滞后三期的平均值作为一个主要的控制变量，后者是为了尽量平滑掉周期波动的影响。（注：由于技术选择指数的分子项使用了工业部门的人均固定资本存量，而这个指标显然和工业固定资本投资以及经济周期存在正向相关。）本节回归中使用了指数对数值的一次方项和二次方项。滞后一期的指数对数值的一次方项和二次方项用lnTCI[，1-1]和InTCI[，2-1]来代表，滞后三期用lnTCI[，1-3]和lnTCI[，2-3]来代表。我们预期二次项的系数为正，一次项的系数为负，即给定GDP滞后值的绝对水平及其负向影响，技术选择指数越偏离最优值，增长率就越低。（注：TCI在测量上有一定弊端，即易受工业固定资本波动的影响而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强调截面分析的似不相关回归方法更适合我们的分析。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的截面样本过小，只得放弃。）
下文的经验分析中还考虑了如下解释变量，由于方程（1）的理论形式，所有的解释变量均取了自然对数值（注：由于劳动力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某些年份是负值，因此回归中我们将原比率加1再取对数。）：
lnUrban：非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用于衡量城市化程度；lnDpop：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用于衡量市场规模的大小；InRoad：公路网密度（公里/平方公里），表示基础设施的规模和便利程度；lnLabor：劳动力的增长率（％）；lnSaving：储蓄率（％），利用资本形成总额与净出口之和再比上GDP计算得来，用于代表资本的积累速度；lnExport：出口占GDP的比重（％），用以衡量对外开放的程度；lnGcon：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余额（％），代表政府的平均规模及其干预；lnSoe：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用于衡量民营经济发展的程度；lnInfla：滞后一期的通货膨胀率（％），按照分省的GDP平减指数计算，用以衡量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二）经验分析结果
因为我们同时使用了技术选择指数滞后一期值和滞后三期的平均值，为了便于比较，回归的样本跨度是从1981至1999年，共532个观察值。表1中给出了所有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采用了地区固定效应方法；模型2在使用地区固定效应方法的同时，假定各省内部观察值的随机扰动项服从AR1；模型3、4所使用的计量方法与模型1、2的顺序完全相同，区别之处在于模型3、4采用了技术选择指数滞后三期的平均值，模型1、2则使用了技术选择指数的滞后一期值；模型5和6采用了双向（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方法，技术选择指数滞后一期值在模型5中作为解释变量，技术选择指数滞后三期的平均值在模型6中作为解释变量。我们也将模型1—6中的固定效应方法全部变换为随机效应方法，不过所有的Hausman检验结果均高度显著，即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而，我们只给出固定效应方法的估计结果。
滞后一期的人均GDP的系数估计值在所有的回归结果中都显著为负，即条件β收敛是成立的。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回归中起到了显著的负向作用，即民营经济在工业中的地位越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快。TCI和GDP的乘积项的符号及其显著性在绝大多数的回归结果中均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一致。城镇化程度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人口密度的影响则在单向固定和双向固定模型之间发生了反向变化，此点有待于进一步地阐释。除了考虑ARl的模型外，储蓄率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注：关于储蓄率需要解释的是，沿海发达省份由于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储蓄率呈上升趋势，而存在较多干预的内地省份则呈现出多种模式。比如，西南地区部分省份储蓄率逐步下降，而西北地区这种趋势并不明显。因此，更为贴切的指标应当是私人部门的储蓄率，但目前尚不存在对这一指标的完整估计。）开放度甚至存在负向影响，通货膨胀率以及政府消费等也都没有明显作用，这些结果和跨国研究中的部分结论具有较大不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劳动力增长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这或许说明当一省进入高速增长期时，会有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涌入。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也检验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使用了两次人口普查中对于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的统计，这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区固定效应。具体变量设定为：1982年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衡量各省在80年代人力资本充裕度的差异；1990年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占6岁及6岁以上人口数的比例（％），衡量各省在90年代人力资本充裕度的差异。由于处理方法过于简化，按照上述方法的回归结果为教育的普及程度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因篇幅所限，我们省略了该分析结果。
四 中国的城乡差距问题
（一）平等的经济增长
在讨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之后，本节将重点分析经济增长结果的分配。实际上，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中相当重要的问题。这方面，一个经典的结论是Kuznets（1955）提出的所谓倒U轨迹，即一些国家收入提高与分配之间的共同趋势是，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程度先扩大，达到一个转折点继而缩小，但倒U现象并不是在所有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成立。例如，Fei与Kuo（1979）发现50年代以来中国台湾持续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
表1 经济增长与收敛的回归结果
说明：括号内是系数估计值的标准差。*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以下各表同。
无疑，平等的经济增长是我们所期待的一个理想状况。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1999）认为，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收入分配的变化，决定于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所实行的社会政策。对于一个发展中经济，如果推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并一如既往地实行关注收入分配的社会政策，就可以避免倒U字型结果。
如果政府实施以赶超为目的的产业政策，少数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得到了保护。由于缺少市场竞争，被保护产业的工人收入水平将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同时，政府对生产剩余的行政控制又使大量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因资金投入不足而发展缓慢，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失业（显性的或者隐性的）。这种不平等的格局一旦形成，为了维系赶超战略以及防止出现严重的社会性危机，政府往往又辅之以更具有歧视性的社会政策，如限制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或者从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这样，多数劳动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丧失了择业的自由，并在经济和政治上均处于被歧视的地位，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将是难以避免的。
近期内，国际学术界的许多论文均强调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之间的要素互补性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Acemoglu，1998；Krusell et al.，2000）。但类似解释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可以自由地转换职业，自由地从收入低的地区和行业流向收入高的地区和行业，所以从长期来看，收入差距更多的是存在于劳动熟练程度不同的工人之间，而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或者行业差距都不应当是问题的关键。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即使这种互补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政府的赶超战略也将使之成为加剧收入两极分化的诱因。毕竟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劳动力都处于低技能的水平之上。
（二）中国的城乡差距
中国在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存在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且收入分配差距体现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以及城乡等多个方面。前文中对于增长收敛的讨论主要涉及地区差距问题，这里我们主要关心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差距。在城乡差距的测量上，我们没有选择人均GDP，而是采用了所谓的生计（livelihood）指标，农业人口人均消费水平和非农业人口人均消费水平。这主要因为城乡之间在生产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对工农业产品相对价格一直存在扭曲性干预。
促使我们将城乡差距问题作为收入分配研究重点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大量的经验分析表明城乡差距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其中，Tsui（1993）利用县一级数据，把地区差距分解为省内差异、省际差异、农村内部差异、城市内部差异和城乡差距，并得出城乡差距对地区间产值差异的影响十分显著的结论。林毅夫等（1998）采用Theil Entropy分解法考察了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对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变化所起的作用。结果，城乡间差距对总体差距影响最大，始终保持在一半左右，农村和城镇内部差距的作用占另外一半。（注：不过，他们的计算结果也表明，城乡间收入差距对总体地区收入差距的贡献虽然占重要的地位，却有下降的趋势，从53.36％下降到49.51％。而且，这种下降过程从1979年就开始了。农村内部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上升最快，从1978年的23.82％提高到1995年的27.02％，城镇内部差距的贡献率也有所提高，从22.82％提高到23.47％。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并不打算给予着重讨论。）另外，我们缺少一个完整的分省基尼系数纵列数据，（注：Xu和Zou（2000）的论文首次计算了1985—1995年中国分省的GINI系数（主要是按照城市居民的收入统计来计算的），其主要结论是，伴随着增长率的提高，通货膨胀率的加剧，以及外贸的发展，收入分配日趋不平等。内地省份的城市收入分配要比沿海省份更为不平等，政府财政的作用是将高收入和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再分配给中等收入的居民，教育和城市化并未抑制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因此使用城乡相对人均消费水平也是一种替代性的做法。
图6 中国城乡人均消费差距
图6中给出了1978—1997年间，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总体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城乡相对人均消费水平的算术均值。整体上讲，城乡差距在80年代早期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而趋于缩小，但是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就一直呈现扩大的趋势。在截面上，东部地区的城乡差距最小，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最大。换言之，经济越不发达，城乡差距就越大，显然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对比图4，我们就不难发现技术选择指数的变动趋势和分布特征与城乡相对人均消费水平是极为相近的，这在直观上提示我们，城乡差距或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是因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采取的发展战略背离了本地的比较优势。我们利用对纵列数据样本的计量分析，进一步论证发展战略理论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判断。
（三）计量分析及结果
我们依旧将技术选择指数的滞后一期值和滞后三期的平均值作为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即TCI[，1-1]、TCI[，2-1]和TCI[，1-3]、TCI[，2-3]。按照发展战略理论，TCI二次项的符号应当为正，一次项的符号应当为负，也就是说经济系统的技术选择越偏离自身的禀赋结构，收入分配就会越趋向于不平等。本部分的计量分析不再使用技术选择指数与人均GDP（或者人均GDP增长率）的交叉项，因为在讨论收入分配的多元回归中收入平均水平及其增长速度的直接影响是不明确的。下文的计量结果证明了此点，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且系数估计值的符号也不稳定，而当将之替代为人均GDP的绝对水平指标时，结果基本相同。
除了技术选择指数之外，我们还考虑了其他一些解释变量：人均GDP的增长率（Ggdp）、城市化程度、人口密度、公路网密度、储蓄率、出口占GDP的比重、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余额、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滞后一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前文相异的是，我们忽略了劳动力增长率这一指标，主要是劳动力增长率和收入分配在理论上没有明确的逻辑关系。实际上，当在计量中引入该指标时，也没有显著影响。回归中使用了28个省市自治区1981至1997年的数据样本，共计476个观察值。另外，回归中的变量使用了原始数据的直接计算结果，均没有取对数。（注：前文对于收敛的计量中由于被解释变量采取了对数差分的方式，所以解释变量也相应取了对数。这里被解释变量使用的是城乡消费水平的绝对比值，解释变量也就没有取对数。）
表2中给出了所有的回归结果，其计量方法同表1。模型7、8将技术选择指数的滞后一期值作为解释变量，并采用了地区固定效应方法，模型8则引入了噪音项的ARl假定；模型9、10的计量方法与7、8的顺序完全相同，仅仅是采用了技术选择指数滞后三期的平均值作为解释变量。模型11和12采用了双向固定效应的方法，技术选择指数滞后一期值在模型11中作为解释变量，技术选择指数滞后三期的平均值在模型12中作为解释变量。Hausman检验的结果均支持固定效应模型。
表2 城乡差距的回归结果
在绝大多数的回归结果中，TCI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符号及显著性均与发展战略理论的逻辑判断相一致。但是，其余的解释变量则要么不存在显著影响，要么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在更换计量方法时不够稳定（出现了相反的变化）。特别是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的影响不再像增长收敛分析中那样明显，这意味着如果政府不放弃赶超战略，局部的市场化改革（比如企业私有化）未见得一定会缩小收入差距。另外，模型11和12中通货膨胀显著地负作用于城乡差距（不同于Xu和Zou关于城市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结论），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居民消费更容易受到名义价格水平变动影响的缘故。而城市化的程度对城乡差距存在正的影响，这和一般的预期是一致的。当然，这些结果对于时间固定效应均较为敏感。
五结语
毋庸置疑，学术界关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及收入分配的研究是极为广泛和深入的。例如，强调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私有化、财政分权。但却没有一种理论能同时在逻辑上解释中国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增长收敛的趋势为什么在不同的地区和时期呈现了不同的特性、居民收入的差距为什么会在改革的中后期不断拉大等等。文献中更多的情况是，在解释不同的现象时，采取不同的理论视角。结果在理论的各种推论中，逻辑相互抵触的状况时有发生，因而无法令人信服。本文试图在这个方面提供一个完整的一致的阐释，即发展战略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键。本文通过对技术选择指数的构造以及相应的经验分析，佐证了这一理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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