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欧封建商业迅速跨越资本主义门槛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再认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封建论文,门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9；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6074（2000）03—0027—05
按恩格斯所说，当“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时，这种生产就属于“商品生产”。[1] 有了商品生产，就有了专门从事交换的行为——商业。不少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家乡天生在西欧，因为那里商品经济发达。其实，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业水平在很长一段时期都要领先于西欧。这种相对先进与相对落后的位移，发生在16—18世纪之间。在西欧，“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2]而在中国， 这时期发达的商业并没有完成这个转变，也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历史作用。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并审视其内在的原因和规律，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一 西欧封建商业的低层次起点
西欧封建商业的发端相对中国来说要低下、原始得多。西欧封建社会是在蛮族入侵摧毁罗马帝国后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奴隶社会时期一度发达的商业随同城市的毁灭而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害。从5世纪到9世纪，西欧的社会制度虽然迈进了封建制，但它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却出现了倒退，封建庄园制形成后就成为封建主榨取农民的基本组织形式。这种农奴庄园制强化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分工出现倒退，农业与手工业在庄园中紧密地结合起来。封建主和农奴的绝大部分生产、生活资料都可以从庄园中取得。冰冷的石头城堡敌视着交往，构建着西欧封建社会的“黑暗时代”。
当然，即使是在“黑暗时代”，商人也还是有的。因为盐、铁、染料之类的物资庄园是不能生产的，只有通过商人的流通得以解决。直到9世纪后，西欧的商业才有所恢复。11世纪，西欧城市开始重新兴起， 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但可以说，直到14世纪前，西欧的商业还是很落后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交换的商品简单。封建农奴制庄园是自给自足的堡垒，除了极少数品种的物资外，这里不需要交换。所以有限的交换仅是用于弥补庄园自给自足经济中的不足。就是在城市兴起后的几百年间，社会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的情况也没有改变。即使是城市手工业者，虽然他们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产，“但他们自己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所以，这时“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农村有马尔克，城市中有行会。”[3]就是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 也还只是手艺人与农民之间的小市场商品经济的买卖。贸易双方都是小生产者，彼此之间的交换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虽然也采用交换的形式，但双方都是为买而卖，而不是为卖而买。因此，其性质是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是自然经济内的互通有无。
二是长期没有形成大的、广泛的商业中心。9世纪初， 由于西欧与拜占庭及阿拉伯帝国的关系开始缓和，商业有所恢复，国际贸易也见萌芽。如丝绸、香料等奢移品已有小商贩背负奔走于商道。城市也因之而在商道上的旧址上逐渐重新建立。但这些城市在封建庄园经济的制约下，长期达不到昔日的繁荣。而9到13世纪，北方有诺曼人， 南方有阿拉伯人，东方有斯拉夫人，不断对西欧进行骚扰和劫掠，使城市难以正常发展。所以直到14世纪前，西欧的所谓城市大多不过是些0.2 万居民以下的小镇。上了1万人口就算大城市了。在不足千人的市镇中， 农民是主要居民。而且这些小城市中的手工业者都是些乡村中也常见的裁缝、制鞋工等为人们日常生活服务的工匠。这种手工业尚未同农业完全分离开来的条件下的城市，不可能成为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
三是商人队伍少，商人社会地位不高。在封建早期，西欧的商人主要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行商，还有一些贩运手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本地的商人。但总体来说，他们人数不多，也长期缺乏中国古代全民经商的时代浪潮和巨商的经营气魄。因为宗教关系，社会对商人的印象都不好。在中国，虽有“士农工商”的区别，商人居于末位，但毕竟还有个等级。而在西欧，商人连这样的等级也没有。教会明确规定，凡经营买卖者，都不得免于罪孽。就是说，经商是肮脏的，商人死后灵魂也不得进入天堂。整个社会都把商人看作是寄生虫，商业和利润被认为是不义之财。
四是经商环境条件差，流通形式层次低。西欧的庄园制经济产生的一个最大政治恶果，就是封建割据。反过来，封建割据对经济发展，尤其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各地的封建领主除了热心吞并战争外，并不关心经济的交流，就是在一个国家内，各领主间也俨然一个个独立王国。这对商业活动构成了一道道障网：首先是交通不便。汤普逊在他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到14、15世纪，欧洲的道路是越来越糟了。交通以泥路为主，晴天尘埃扑面，雨天泥泞难行。就是在巴黎的大街上，也常常车子陷在泥里不能拔出。当时的货运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其次是道路不靖，且不说因贫穷导致商道上强人出没，最要命是的那些“无地骑士”，他们来无影去无踪，专以抢劫过往商旅为生。遇上领主间的战争，商人又成为散兵游勇的抢劫对象。再次是捐税厘金，这对商人来说无异于持火明杖地抢劫。当时各领主无论大小，对来往其领地的商人都要想方设法让其留下买路钱来。最后，语言复杂和度量衡、货币的不统一，也是令商人困惑的东西。在流通形式上，西欧封建时期的商人主要是行商，商业市场也以市集与市场为主。商人们往往是与旅客、香客结伴而行，去赶一个个市集，市集受当地领主制约很大，无论在规模、开放时间、开放商品种类方面，都处在一种低层次的商贸阶段。
五是社会对商品购买力的低下。11世纪以前，由于城市的衰落和庄园的封闭性，谈不上什么社会购买力。就是到了13世纪末，城市兴起并有了发展，其社会购买力仍是很有限的。据专家估算，中等农户的年收入剩余大约在14.8先令左右。总购买力为674.5万先令。 上等农户的年收入剩余值也只有48.5先令左右，他们的总购买力为1472.625万先令。两者相加就是当时英国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阶层的总购买力。[4] 英国还是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其他国家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14、15世纪西欧广泛存在的都是小城市。小城市是直接以周围农村为生命线的。也正是这种低下的购买力反过来制约着城市和商业的规模。运输困难，运费昂贵，顾客稀少而分散就成了西欧当时中小城市的特征。这种特征曾像病毒一样，使很多小城市消亡，又回到了乡村的境况，如英国的莱斯市、威克姆市等。
二 西欧封建商业演变出“商业革命”
16世纪至18世纪是世界范围内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时代。当时代一跨入这历史转折的新起跑线上时，西欧商业就占据了一条有利跑道。西欧的商业从此就伴着城市的发展和新航路的开辟，出现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态势。
西欧城市从13世纪起，经过三四百年的斗争，绝大多数已从封建领主和国王那里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自治城市的居民全部都成为自由民。城市市民和商人组织起来，由行会发展成商人集团，进而掌握城市政权。首开先河的是英国1295年成立的国会，接着仿效的是1302年法国的三级会议，这都使市民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参与到国家政权。城市的发展对封建的农村庄园带来巨大冲击。首先，城市对农奴有着不可抵御的吸引力，因为“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逃亡农奴只要在城里住满一年零一天，便可以摆脱世代加在他们头上的农奴身份枷锁，成为一个自由人。同样，城市对封建主也有挡不住的诱惑。市场上琳琅满足的奢移品和美食，使他们心跳、嘴馋，不惜将成堆的农产品推上市场去换取那可享受的奢移。他们开始放弃农奴的劳役地租，而是要货币地租，甚至为了金钱可以释放农奴。这样，他们双方进入市场就都便捷了。因之，从15世纪起，西欧的农奴制基本瓦解，城乡都开始卷入市场经济。教会对商业行为的态度此时也大为改变，极力赞成在它的都市和乡村领地中心的周围形成商人集团，还竭力为之保证安全和提供运输手段。小教堂也极其热心地在自己附近建立市场。这些因素都促进着商业的迅速发展。市场越来越多，平均10公里就有一个市场。一些大的集市逐渐成为国内贸易中心。如法国东部的香槟集市，它每年从1月到10月， 在领地内四个城市即拉革尼、巴尔、普罗旺斯和特鲁瓦依次举行。各国商人都云集于此，进行大宗商品交换。在西欧，一个大城市往往会成为国内一个地区的商业中心，而它自身作为商品经济的酵母，又会促进一系列卫星城市和市场的兴起。如英国的西伦斯特市的发展就促进了它周围弗尔非德、莱奇拉德等6个市镇的兴起。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商业网络在16 世纪发展成为覆盖全国的市场网络。这种网络包括有宽敞的道路交通系统和财政信贷系统。通过海港，这个网络还与西欧大陆的市场网络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依赖这个网络，偏僻的乡村也与国际国内市场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也就有了商业活动的广阔天地。
海外贸易的高速发展和金融实力的增强，是西欧商业持续增长的重要标志。16世纪后，西欧海外贸易的飞速发展是以新航路的开辟为契机的。以西班牙为例，哥伦布通航新大陆的成功，使西班牙传统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班牙沿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港口贸易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与美洲的贸易从那以后出现了一个闪电式的发展，贸易额从1510年到1550年增长了8倍，接着，从1550年到1610年又增长了3倍。[5]
海外贸易的一个巨大收益是硬货的流入。当中国政府出现财政赤字，社会发生银荒时，西欧的硬通货出现了奇迹般的增长。以1503—1650年西班牙为例，光“西印度贸易所”的记录就表明，大约有1.6 万吨白银和185吨黄金运回了西班牙。[6]这还只是官方的记录。事实上，英国人在1586年就揭露西班牙的金银船队带回的金银实际数至少是官方宣布的两倍。[7]美洲金银大量流入欧洲，引起通货膨胀及物价飙升， 这就是世界史上著名的“价格革命”。价格革命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商业投机活跃，它打乱了欧洲传统的经济关系，使商人大大地发了一把财。
商业的高速发展最具意义的是使西欧在历史转折时期演变出一场“商业革命”。其表现主要是：第一，世界市场的形成与扩大。新航路的发现，开辟了新的商道，世界上原来相互隔绝的地区沟通起来。西欧的对外贸易很快呈现出向世界辐射的局面，他们商人的足迹开始遍及美洲、非洲和亚洲，使洲际间的贸易日益发展，世界市场形成并广为扩展；第二，市场流通的商品种类急剧增加。世界市场的扩大也就意味着新的产品出现在各国市场上。如美洲的玉米、马铃薯、菸草、可可、烟叶这些欧、亚、非各地见所未见的特产，被广泛引入，增加了市场商品内容；第三，改变了传统的钱、货两手交易的商业经营方式。一些近代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和经济机构陆续出现，如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商业股份公司，航运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金融信贷业等等；第四，商路和贸易中心发生转移。欧洲人以远渡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行代替了地中海的航行，从而使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地中海的经济意义一落千丈，欧洲各国的经济地位也出现新的格局。老牌的商业城如威尼斯、热那亚的地位下降，但大批新兴的商业城市如里斯本、塞维尔、伦敦、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在涌现。
从16世纪起，整个西欧的商业一直向着不断增长的方向发展。当中国政府处心积虑要巩固闭关自守的政策的时候，西欧各国都乘商业革命之势，正把眼光扩散到全世界。马克思说：“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作用。”[8]
三 西欧封建商业迅速发展的原因
西欧封建商业在16世纪后之所以能顺利向近代资本主义商业转化与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时代给了一个良好的国内政治环境和思想意识环境。西欧的君主专制政府与中国专制皇权不一样，它是建立在与资产阶级联盟的基础上的，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扶持和保护政策。如法国路易十四时代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和英国的圈地运动都曾有益于商业发展。而16世纪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更是大大削弱了天主教会，把资产阶级市民、商人的一切活动从天主教的禁欲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尤其是路德教、加尔文教等新教的流行，更成为当时追逐财富和享受的最勇敢的人的宗教。加尔文教徒为证实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就不惜一切努力来争取在商业活动中的发财致富与成功。
至于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商业活动的促进作用就更深刻远大。我们知道，中国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国家对待商业始终贯彻的是一条古代商业精神。当国家的商业控制处在无为而治状态下，如汉唐时期，民间商业活动就可在一种较宽松的环境中发展，经济自由也会为社会带来一种较长期的繁荣局面。但到了16世纪以后，由于国家体制向社会深层浸透，躁动的民间商业精神最终被“官营”等国家主义措施所覆盖，从而阻滞了商业的正常发展。超经济的特权物化和人情发展，终于导致商业理性精神濒于颓落。西欧的情况则不一样。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近代商业精神产生后，直接指导着商业活动。在他们眼里，这个社会组织实体是由人们共同制定的一个契约，并按一定的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国家的法理基础必须与市场机制相契和，保证市场活动的合理化、合法化。在对人们的道德伦理体系方面，近代商业精神也进行了重构。它把一切最具价值的东西都推上了商品的地位，都成了可以割让的商品。那些由道德衍化的各种精神价值，被置放到人类社会活动的边缘。商业似乎成了人们活动的中心，按照近代商业精神的需要，国家在激烈的商业竞争活动中表现出一种中性化的形象，它不得不按经济公理来树立法律规范，仲裁不同的利益，作为平衡商业活动、稳定经济生活、规范社会责任、确定利益格局的政治基础。这对封建商业转化为近代资本主义商业无疑有着促进作用。
第二，农牧混合经济结构和大农业的兴起。商业的发展若没有一个良好的农业基础也是不可能的。16世纪以后的西欧农业经济发展则提供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基础。首先是农牧混合经济的发展，为商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农牧混合经济是一种需要通过交换和交易才能实现其价值优势的经济结构，这势必很快把封建农村卷入商品经济的旋涡。商业成为这种经济结构中必不可少的桥梁。所以，从14世纪起，西欧城乡间、地区间的贸易就日趋活跃。到16、17世纪，以英国为首的“圈地运动”兴起，在农村资本主义化的“农业革命”中，更完善了农牧混合经济，有利于商业在更高层次上的长足发展。其次是大型农场的兴起，就在农村形成了“为市场而生产”的经济条件。这也是16世纪后圈地运动的功劳。农业商品经济真正乘上了商业快车，驶入飞速发展的轨道，反过来它又促进了全国商业自身的发展。
第三，鼓励移民，并利用移民的技术增进商业竞争活动。西欧相对中国来说，虽是小国林立，但16世纪后其人口流动就要显得环境宽松些。尤其在新航路开辟后，人们眼界开阔，加上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形成，世界市场促进了商业流通，这些都有利于人口的流动。流动的人口又往往给某地区带来新的技术，并与当地商品经济结合，创造出更有效的商业行为和更高的商业利润。如16世纪中叶，英国的呢绒业进入到关键时刻，英国就利用了尼德兰移民的力量，成功地用劣质长纤维羊毛生产出一种“绒线布”。这种新布质地柔软，色彩鲜艳，很受市场欢迎。更重要的是，这种新布制作工序简单，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增加了市场竞争力。英国也正是以此新布业为契机，提高了自身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第四，积极开拓世界贸易。16、17世纪正是世界古代商业向近代商业大转型时期，但这个转型在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时谁先抢占世界贸易的滩头，谁就更有可能捷足转入近代商业。面对新航路带来的历史契机，西欧各国都积极投入到世界贸易的竞争大潮。仍以英国为例。机会到来之时，其国内狭窄范围的农业商品化和专门化已不足以应付新的挑战。必须要使英国的农业商品化纳入世界贸易轨道。这时的英国及时地抓住了新航路开辟的历史机会，利用“大西洋欧洲”代替昔日“地中海欧洲”的天时地利，幸运地成了欧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贸易的中心。即使站在近水楼台，英国开拓世界贸易的动作也不曾懈怠半点，因为其它西欧各国也都为开拓有利的海外贸易而纷纷制定优惠政策，成立各种海外贸易公司。这些海外公司除了英国的莫斯科公司、伊士特兰公司、勒凡特公司、东印度公司外，荷兰、法国也都有名称相同的东印度公司，西班牙有西印度交易所。这些组织都是想在世界贸易竞争中实行垄断。如西印度交易所就是专门垄断对美洲的金银贸易的。为了争夺世界贸易市场，西欧各国不惜兵戎相见。从大西洋、印度洋到太平洋，都成了他们拚杀的战场。从葡萄牙、西班牙首先海上称霸，到荷兰“海上马车夫”后来居上，再到英法主盟和英国独占鳌头，杀来杀去，都是为了一个商业利益。到头得利的还是统治者和商人。商船出海往往有本国政府的护航舰队。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化作金银流入国内，既充实了国库又饱了商人的腰包。商人的社会地位因此而蒸蒸日上，他们从商的劲头也就更足了。加上农村的资本主义因素已普遍出现，西欧的商业利润已不可能转化为封建性质，只有投入更加有利可图的扩大的商业流通之中。
至此，可以归纳地说，商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良好的国内政治环境和思想意识环境，有赖于复合型的大农业的兴起与发展，有赖于人口的流动和世界贸易的开拓。在当今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重温这些历史的经验和规律， 是有价值的，也是有必要的，它能为我们提供可贵的借鉴和启发。
收稿日期：1999—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