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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之初，在西方社会，那些不满于资本主义制度并寄希望于社会主义未来的人民群众，在经历苏东剧变之后陷入了“二重幻灭”的困惑中。这“二重幻灭”就是：一方面因苏东剧变使人对社会主义的希望破灭而产生了幻灭感。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宣称“社会主义已经灭亡”，“历史终结”了，只有资本主义才是未来之路；但是面对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不平等无效率的现实，更令人产生幻灭感。然而一大批左翼理论家并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他们再次掀起重新建构社会主义未来蓝图的热潮，其中的热门话题就是“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讨论已有60多年的历史。这次在欧美掀起的热潮，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新思考。
市场社会主义的定义
不同理论家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界定各有不同。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格雷戈里（P.R.Gregory）和斯图雷特（R.C.Stuaret）按照所有制、决策机制、调节机制和激励机制四个要素，把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生产要素的公共所有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决策采取分权制并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兼用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来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一体制的目标。”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学派抓住市场这个手段与社会主义的目标之间的关系去界定，认为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市场社会主义。林德布洛姆（Charls E.Lindblom）曾任美国比较经济学会主席，他以消费者主权和生产者主权作为划分标准，把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公有制加消费者偏好的混合型市场导向制度，即“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可以看出，尽管这些定义关注的要素有多有少，各自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但都离不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利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因此，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87年版）不无理由地给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下这样的定义：“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这就是说，市场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又区别于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它具有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这一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但又利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上，不同时期对公有制和利用市场的程度的侧重点是大不相同的。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阶段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源远流长。国外有学者把关于市场社会主义论战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的前三个发生在1940年之前，其主要特征分别是：第一阶段确认了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必须运用“价格”范畴，而不能单靠“自然单位”（如能源数量或劳动产品）的计算。第二阶段的辩论焦点是价格怎样确定，能否确定？肯定的一方认为，通过求解一系列复杂的联立方程式，测算达到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均衡的价格是可能的，只要等待大功率的计算机的出现。第三阶段达到这样的认识：要找到社会主义经济均衡，实际的市场是需要的。这是因为中央计划机构不可能拥有足以进行测算所必要的信息（这种信息太多太多而无法搜集）。以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命名的“兰格建议”认为：工资和消费品的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投资率或积累率由中央计划机关确定，工业品的价格则用一种从中央计划机关到企业反复摸索估计的“试错法”程序决定。
市场社会主义的第四阶段与50年代以后相继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相联系，这些国家主要有：1950年以后的南斯拉夫、1968年引进“新经济机制”后的匈牙利、1981—1989年的波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等。这种改革出现的矛盾是，中央计划者干预市场而又不能承担企业损失的责任，由此导致了“软预算约束”的问题。9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理论家重新建构未来社会主义蓝图的种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第五阶段。
按照我的看法，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实际上可以以苏东剧变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市场社会主义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实际内容——对公有制、中央计划与市场作用范围的强调有实质性差异。可以说，90年代以前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公有制条件下，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市场进行资源有效配置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新一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反过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试图证明市场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在效率和平等上的双重吸引力而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辩护。
像“兰格模式”那样的方案，实际上并未脱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而只是在某些方面使计划模拟市场，利用市场去替代中央计划无法测算的部分，例如物品价格的确定，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率增长的经济运行。然而经历苏东剧变之后，现实已是今非昔比，西方新左派们面对的是苏东剧变之后接踵而来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浪潮。在俄罗斯，1992年12月，1.5亿“私有化证券”被分发给俄罗斯公民作为“股权认购证”，每张面值1万卢布。由于不限制“股权认购证”与现金的自由兑换，那些一时经济拮据的穷人必然出于对现金的迫切需求而将认购证卖出。这样无须很长时间，财富便将集中在少数富豪手中或他们控制的证券机构中。这样导致的社会后果是不难想象的。正是出于对这种现象的忧虑，以及出自对“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愈来愈艰难的贫困问题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的不满，一些左翼理论家立足新的基点重新建构“可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市场社会主义的性质
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甚多。国内有学者排列出近几年西方左翼理论家所建构的未来社会主义模式共10多种。这些模式大部分可归纳入“市场社会主义”范畴，在欧美近三几年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中也取这种做法。比较“纯粹”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可分为三种类型：（1）德雷泽、弗勒贝和韦斯科夫等人建构的模式是以工人管理企业为基础的模式；（2）罗默和巴德汉的模式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理经营企业为基础；（3）布洛克、乔舒亚·柯亨和罗杰斯等人的建议很少明确强调财产关系，而是更多地强调工人和消费者参与管理，或是工会、环保、消费者组织进行监督。
左翼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市场竞争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经济上的失利和自我尊严的丧失，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削弱。但是，在如下三个方面可以认定“市场社会主义”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第一，在解决劳动与资本的分离方面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大多数模式是以合作企业为基础，企业不是私有财产，非国有化不等于私有化。第二，这些社会模式以平等的方式在全社会分配利润，防止资本过分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第三，按照美国学者罗默的论证，这些社会模式在技术革新、消除公害、发展社会公益等方面，都比资本主义私有企业更具优越性。
在公有制和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如下两个理论问题的论证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认为市场与社会主义不矛盾，可以用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这种观点在80年代的英国市场社会主义学派那里就有很多论述。近来，日本经济学家伊藤诚在其《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中，发挥了马克思的有关提法，认为由交换形成的市场经济和某个社会内部的劳动生产过程无关，是发生在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因而具有外来性，因而作为流通形态它可以为不同社会所用。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罗默进一步指出：运用市场手段来执行中央计划，比用中央指令和行政分配的办法更为有效。例如，可以运用优惠利率或加重利率的手段进行投资项目的导向，以实现宏观投资目标。运用市场并非否定集中计划，而是利用它更好地完成计划。
另一个问题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问题。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社会主义的定义是实现经济关系领域和政治关系领域中的自由和平等，并通过这两个领域之间建立的关系实现社会生活的物质和文化条件的有效、和谐的发展。为此，必须实行所有制改造，如同马克思所指出，只有改变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所追求的经济、政治平等和自由是目的，而不是形式；而所有制只是一种形式，关键要看其实质内容。据此，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基于经济与政治的平等和自由的定义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体现。可是，问题的关键是，不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能否实现经济与政治的平等和自由？
市场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西方社会群众对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感到过于遥远，而在思考中期计划时，作为对不公正不平等无效率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替代形式，是“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之前“纠正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的过渡性阶段。”（罗默语）此外，原苏东国家在社会主义解体后思考原有国有企业的去向时，为避免生产资料私有化而最终陷入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如果能采取转向市场社会主义的形式，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如果把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那我们就犯了原则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