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合作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合作主义”是25年来世界潮流的新浪花：中国改革开放25年的实质就是“告别斗争，走向合作”——为“地富反坏右”平反摘帽是为了与更多人合作，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利于与资本主义合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招商引资”可以密切国际合作，加入WTO更是在“全球一体化”中与各国深度合作。如果说20世纪的主流是斗争，21世纪的新潮流就是“合作”。一个“合作主义”正在取代一切旧主义而方兴未艾。
“合作主义”并非空穴来风，它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源头《周易》之中。
十年前读蔡尚思先生的《周易思想要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5月版），我曾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蔡尚思先生的结论，“周易哲学”的核心是礼教第一——“《周易》由《易经》的迷信书变成《易传》的哲理书，孔子立了大功，这是不可否认的。可也要知道，孔子是为了找等级礼教的理论根据而大力研究《易经》的。”可是近来深夜静读《周易思想要论》，倏然发现，“周易哲学”的精华并非卜筮与礼教，而是“合作”或“配合”——
研究《周易》首先要承认，《易经》的基本原则是“阴阳两爻”、“乾坤两象”的对立与配合的演绎。在《易经》看来，世界之所以形成，所以发展，就是因为始终保持着种种对立的物质——天地相对，日月相对，水火相对，阴阳相对，男女相对。《易经》的伟大在于没有止于仅仅发现世间万物中的对立性与差异性，而是进而洞察到宇宙万物生存的奥妙是相反相成的合作，“日月合一为易”——万物在对立的基础上配合与合作才能相互自然生存。
于是以“阴阳两爻”演示出六十四卦，以表示万物生存的奥秘尽在于既有对立，更要合作，合作的方式有无数种，因而其生态命运便有无数种合理的配合方式产生吉利的卦象，不合理的合作方式导致凶卦险卦。
《易经》本来旨在揭示宝贵的原始合作哲学，但是后来的解释运用却“郢书燕说”。
其一是将平等合作歪曲为乾尊坤卑或坤主乾次的“不平等合作”。有的说“乾坤，一乾而已”，“男女，一男而已”；有的说“坤阴为大，乾阳为小”，“女居尊为泰，女居卑为否，女往为否”。皆是主张“一股独大”的“控股”。殊不知，世间万物，只有平等互利的合作才是自然之道，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其二是将《易经》作为礼教治国的根据——“由《易经》变成《易传》，就是由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变成卜筮迷信，再由卜筮迷信变成社会伦理的礼教书。”《易传》的作者孔子将“不平等合作”上升为“三纲五常”的人生伦理与治国之道，说什么“为天下主者天也，继天者君也”，由此推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于是乎中国开始了两千年的废除平等合作的专制历史，至今余毒不绝。教育家孔子的最大失误就是将《易经》的“平等合作”精神曲解为“不平等合作”原则。
在孔子的误导下，中国古代专制者只想统治别人，统一别人，只想剿灭在野派，“口含天宪”，“舆论一律”，从没有与对立面平等合作的“朝野合作”观念。中国历代读书人、士大夫包括商人，也多半只有“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当个“红顶商人”的依附、投靠、归顺意识，总觉得执政者是“皮”，文化人和商人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平等合作的自信。他们不明白，合作的前提是双方各自保持独立地位，人若没有平等合作的概念就只会成为专制者或奴才。
首先保持独立身份，然后才可能合作；首先允许人家保持独立地位，而后才有真正的合作。合作的方式有多种，招商引资是合作，批评监督更是合作。“道法自然”，只有像大自然一样，允许形形色色的合作方式，人类才会有真正的合作，永远的合作。
现代西方虽有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的新观念，但理论界和学界至今还没有明确“合作”是与民主、自由、平等、科学同等重要的理念。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都有一个最重大的缺陷，那就是没有合作观念，马克思只看到“阶级斗争”可以推动历史。西方经济学只重“竞争”，都没有研究“男女配合，方有人类”，万物互为生存基础的合作更是历史发展主干道。
我虽非《周易》研究专家，却是近五十年许多悲剧的亲历者，一次次残酷消灭对立面废除合作的“运动”，历历在目。久病成良医，面对今日“合作新闻”，重读古籍《周易》不禁深切体会：发扬《易经》中的平等合作原则，以民主、自由、平等、合作、科学为现代化的新口号，在现代性中加入“合作”这一周易哲学理念，意义重大。如果不重视“合作”新观念，我们就没有“告别斗争”，“和平改革”的哲学基础。反思历史，甘地的“不合作主义”并非上策，现代先进国家的多党合作，朝野合作，正好印证“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周易哲学。周易哲学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提倡在平等的条件下实行天地合作，上下合作、“朝野合作”（体制内外合作）、国际合作、万物合作。
我们岂可像将指南针用于风水迷信一样，永远将《易经》用于占筮或礼教研究？“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现在到了还《周易》“合作”真谛，构建21世纪“合作学”与“合作主义”的时候了。
摘自《新经济》（广州），2004.2.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