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纪与后现代主义：关键词研究的前世与现世_道术论文

前学科与后现代：关键词研究的前世今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前世论文,学科论文,今生论文,关键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庄子·天下篇》被认为是“最早的一篇中国学术史；批评先秦各家学派的论著，以这一篇为最古”①。《天下篇》所书写的“学术史”，是一部“道术”裂变为“方术”的历史。何为“道术”？“指洞悉宇宙人生本原的学问”；何为“方术”？“指特定的学问，为道术的一部分”②，也就是后人所说的诸子百家。故《天下篇》在依次评述墨翟、禽滑厘、宋

、尹文、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等各家学说之前，有一段总概“百家往而不反……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文字。

      相对于现代学术体制的分科治学，庄子的那个时代无疑属于“前学科”时代；而相对于“百家往而不反(返)”的战国诸子，《天下篇》所描述的“古之所谓道术”又是前“诸子”(或前“百家”)时代，可谓“前学科”之“前学科”。《天下篇》从理论主体与理论要义两个层面区分“道术”与“方术”。道术的主体是“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四名实为一人：“古之人其备乎”！道术的要义是“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天地万物，宇宙人生，时间空间，形上形下，本数末度，诗书礼乐，无远不届，无处不在。“方术”的主体则是随后详论的各家之“子”，是“寡能备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因而“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的“一曲之士”。“方术”的要义则是“贤圣不明，道德不一”，是“不该(兼备)不遍(普遍)”，是“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天下篇》感叹，“道术”裂变为“方术”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天下篇》叙述“道术”如何裂变为“方术”，是在讲了“《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之后，再讲“天下大乱”的；而且“道术”裂变为“方术”的标志性特征是“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可见，在《天下篇》作者的眼中，儒家的经典(六经)和核心命题(内圣外王)是在“方术”之前的。虽然我们不能据此就断定儒家的元典和命题(即关键词)属于《天下篇》所说的“道术”，但将之归入战国之前的“前学派”是没有问题的。

      不惟“内圣外王”，儒家六经中的诸多关键词，其生成、建构及演变，均体现出前学科时代的“道术”特征。我们以《周易》为例。《周易》的成书过程是先有八卦，次有六十四卦，然后有卦爻辞，最后有彖传、象传、文言、系辞等。对《周易》全书而言，八卦是八个元关键词，六十四卦是六十四个核心关键词，而“经”之卦爻辞和“传”之十翼则是对元关键词和核心关键词的系统性诠解和阐释，略为不同的是：“经”之诠解是“键闭”式释名，“传”之诠解则是“开启”式彰义。《周易》为六经之首，亦为古典形态的关键词诠解之元，我们今天的超(跨)学科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其基本路向及方法，已于《周易》关键词的层级系列及诠释系统中先在性构成。

      《文心雕龙·宗经》篇有“易惟谈天，入神致用”，这八个字概括出《周易》(也是前学科时代之经典)“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的道术特征。“谈天”只为“见天地之纯”，“入神”方可识宇宙之奥，“致用”才能在自然与人类的广阔领域得“古人之大体”。《周易·系辞上》一上来就讲“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讲“《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作《易》者非“仰观(天)俯察(地)”而不能作，解《易》者非拟“天”像“地”而不能解，习《易》者非法“天”则“地”而不能习，正所谓“天如何，地如何，人如何”(亦即“人法自然”)是也。

      无论是八经卦还是六十四别卦，其元素是阴阳二爻，其喻指是天地二象，其要旨是宇宙之义，故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周易》无卦无天地，无天地则无卦。六十四别卦中，有三十个卦是含有八经卦中的“乾”卦或“坤”卦，或者说是以“天”或“地”为一卦之(词)根的。比如，起首的“乾”、“坤”二卦分别是“乾下乾上”和“坤下坤上”，此所谓“乾坤定位”。又比如，“泰”、“否”二卦，一个是“乾下坤上”，一个是“坤下乾上”，二者相反相成、相生相斥地构成一种互文性，此所谓“否极泰来”。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离下乾上”的火天“同人”与“乾下离上”的天火“大有”，“乾下艮上”的天山“大畜”与“艮下乾上”的山天之“遁”……《周易》的诸多关键词，以“乾”“坤”为词根，言说着“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从而发挥着“入神致用”的文化功能。《周易·系辞上》：“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可见，《周易》的关键词(卦)以及关键词之诠解(辞)，既能穷尽宇宙幽深难测之理，又能鼓舞天下奋发振作之动。

      “道术”即前学科时代的文化经典，不仅“《易》惟谈天”，五经皆喜“谈天”。《诗经》之《周颂》，有《维天之命》、《天作》、《昊天有成命》等；《尚书》之《尧典》，有“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礼记》之《中庸》，开篇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周礼》序官，以“天官冢宰”居首，“地官司徒”次之；《春秋》编年，以天时为经，以人事为纬……前学科时代文化经典的创制者，通晓自然人文，弥纶天地之道，故他们及其作品才能成为后世各家各派各门各类所“征”之“圣”、所“宗”之“经”。

      按照现代的学术分类，刘勰是文学理论家，其《文心雕龙》是文论专著，但刘勰论文，从天地谈起：“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刘勰原道，从《周易》说起：“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为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班固是历史学家，作《汉书·艺文志》，不仅以《周易》为“六艺略”之首，而且引《周易·系辞下》的文字：“宓戏氏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许慎是文字学家，《说文解字》从“一”说起，也是从“天地”说起：“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其“叙曰”亦大段引用《周易·系辞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孔安国是经学家，为《尚书》作序同样征引《周易·系辞下》：“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以军事学家身份首注《孙子兵法》的曹操，为《孙子兵法》作序亦从《周易》说起：“操闻：上古有‘弧矢’之利”，“弧矢之利”出自《周易》，其“睽”卦《象传》有“先张之弧”，其《系辞下》有“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暌》”。以上诸例，或文学或史学或文字学或经学或兵学，均属于后道术时代的一方之术或一家之学，均不约而同地以“谈天说易”的方式返回道术，返回前学科时代。非如此，无法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正所谓五家如一，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

      在讨论了“前学科”之后，我们来说说“后现代”这个关键词。后现代(Post-modern)的词根是modern，与modern对译的中文词除了“现代”还有“时髦”和“时尚”，而时髦或时尚是以过时为代价的，故modern对时间的指称是游移的或不确定的——这一点正是modern一词的“后现代”意味，或者说是对modern这个关键词的后现代诠解。modern的不可定义性导致两个结果：第一，每个民族或文化都自己的modern问题，由此而构成现代性(modernity)或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全部复杂性；第二，以modern为坐标，后现代(Post-modern)是“过”，前现代(Pro-modern)是“不及”，过犹不及，故后现代与前现代有着某种层面或意义上的相似性。

      笼而统之或大而化之而言，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到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巨大变迁。而就本文的问题阈而言，中国文化(包括文学及文论)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其间既交织着两大冲突(东土与西域/古典与时尚)，又纠结着三种心态(全盘西化/固守国粹/中体西用)。此所谓的“冲突”或“纠结”是在现代性或现代化语境下发生的，而一旦溢出或超越这一语境，则有可能在“前现代”(即上节所言“前学科”)与“后现代”之间找到共同点或可通约性。

      现代性(或现代化)语境下，学术须“分科治学”(此乃“科学”之本义)，现代学术规范(实质为“科学”规范)伴随着现代大学体制进入中国，进入汉语学术界，于是有了“文”、“理”二科之分，其“文”又二分为“人文”与“社科”，其“人文”又三分为“文史哲”，“文史哲”之“文”再二分为“文学”与“语言”，其“文学”再三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其“文学史”既可依“时”分为“古、近、现、当”，亦可依“空”分为“中、外”，而“外”则可再细分为“亚、非、拉、美”，等等。这种无穷尽的向下一级的层层类分，颇类似物理学对自然物质的裂分：分子、原子、电子、原子核、质子、中子……裂分到一定程度，便有了核爆炸。而后现代学术思潮对现代学术的批判和解构，无异于一次学术大爆炸。

      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逻辑前提是：知识是确定的，是可以分而类之的；知识分子是专业化的，是应该各司其职、各守其门的。而后现代思潮，在自然科学领域讨论非确定性知识，在人文科学领域讨论学科的跨界、越界乃至破界，在关键词释义领域讨论后现代状况下的“元话语”以及“文化和社会的词汇”……有学者指出：“知识分子已成为市场、分工和专业的奴隶。丧失批判意识的根源之一，是人们失去了从整体上把握知识和思想的自信和能力。”③各个学科门类中的知识分子，真正成了《庄子·天下》篇所说的道术裂变为方术之后的“一曲之士”。

      按照现代学术的专业分类，笔者的学科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在这一学科命名中，“中国古代”是时空限定，“理论”是二级分类，而“文学”才是核心关键词。于是问题出现了：何为“文学”，或者说“文学”这一关键词如何定义？现代(西学)意义上的“文学”(literature)是以虚构的形象来反映生活，是审美的、艺术的，可一分为三(抒情/叙事/议论)或一分为四(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汉语的“文学”一词，有文献可征的，始见于《论语·先进》，“指古代文献，即孔子所传的诗、书、易等④，无论内涵或外延，与literature皆相去甚远，至少是不能简单对译。严格说来，中国古代并没有西方现代意义的“文学”(包括“文学理论”)，因而无法用“中国古代”来限定(现代西方意义的)“文学”，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命名是不能成立的，是一个后现代悖论。

      20世纪初，中国学界被“现代化”之后，为了使汉语的“文学”适合于西语的literature，曾经提出过一个“文学独立”的命题，大意是，先秦时代还是泛文学或者大文学，而两汉或者魏晋之后文学开始独立。可是，无征不信：无论是征之以(文学)实践、(文学)观念或者(文学)教学，所谓“文学独立”都是不能成立的。当下的大学课堂，讲两汉文学必须要讲司马迁的《史记》，讲六朝文论必须要讲刘勰的“论文叙笔”，中国的“文学”何曾“独立”过？且不说五世纪末的刘勰以“心生言立，言立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心雕龙·原道》篇)来定义“文学”，即便是到了被“现代”的20世纪，章学诚所定义的“文学”依然是无所不包：“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⑤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代表人物雅各布森说“诗与非诗的界限比中国行政区划的界限还不稳定”⑥，讲的是现代诗，却也适用于中国古代的“文学”：刘勰“论文叙笔”的三十多种文体是“文学”，司马迁的《史记》是文学，先秦诸子是文学，儒家六经也是文学，故《文心雕龙·宗经》篇要称“五经之含文也”！

      现代性(或现代化)语境下，汉语“文学”的被独立，实质上是西方话语权力干预的产物，用福柯的话说，是“规训”的结果。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由法文直译过来应该是《监视与惩罚》，但福柯本人建议英译本将书名改为Discipline and Punish，而Disciplin既可翻译为“规训”，又可翻译为“学科”。“福柯正是利用这个词的多词性和多义性，赋予它新的含义，用以指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福柯认为，规范化是这种技术的核心特征。”⑦在现代性(或现代化)的“规范化训练”(即“规训”)之下，学科需要分类，文学需要独立；而作为对“现代”的“过”与“不及”，“后现代”与“前学科”能够奇迹般地穿越或通约：无论东方还是西方。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界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各种“主义”，诸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在学科破界、“文学”扩容方面大显神威。美国当代著名文论家J—希利斯·米勒在《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中，描述了文学研究由“内”向“外”的转移或越界：“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了大规模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性质的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⑧尼采早就预言未来的世纪就是阐释的世纪，德里达也说阐释就是一切。阐释是跨界的，被阐释的“文学”也是跨界的。

      后现代语境下，一种“主义”就是一种阐释方法。就“文学”的后现代阐释而言，解构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的阅读方法，解构主义强调语言与思想的差异，消解二元对立，反对本质主义，怀疑并颠覆罗格斯中心和语言中心。新历史主义则强调历史对于文学的意义，认为文学不仅有其自身的历史，而且能推动历史的运行。“文学、艺术也‘参与’了当时的历史排场，与社会相互推动，对社会进化、变化发挥其潜移默化，甚至挑战刺激的功能。”⑨女权主义则干脆操作起“压迫、反压迫”之类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话语，从而将政治文学化，将文学政治化。后现代各种“主义”的大师们，在不同学科之间越界、客串，并最终拆解了现代学科的区域壁垒，打破了现代学术的门类禁苑，借用《庄子·天下》篇的提问：“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在何处？在后现代对现代的解构和颠覆，在后现代对前现代的悖反与回返，在“后现代”与“前现代”勾连或通约之际的关键词释义。

      “关键词”喻指核心的、重要的术语、概念、范畴和命题⑩，这个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可追溯至五经和诸子的时代，如《周易》的彖传和象传，《墨子》的经和经说，《韩非子》的解老和喻老(11)。现代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以其对学科壁垒的拆解(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对辞典式静态定义的颠覆(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重要且相关的词)，以及对言说语境的还原或重构(再现历史的“现在”风貌和语义的“断裂”场景)(12)，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后现代意味。“后现代”对“前学科”的回返，形成二者的勾连或通约，并最终铸就关键词研究巨大的理论张力和广阔的阐释空间。关键词研究，无论是作为对象还是作为方法，均兼具“前学科”与“后现代”的学术特征：既是“前学科”对“后现代”的文化涵泳，又是“后现代”对“前学科”的时空穿越。打通“前学科”与“后现代”，我们不难发现关键词研究的三大特征。

      一是不可定义性。本文第一节谈到，《周易》可视为“前学科”时代最为典型的文化关键词研究，“经”之卦爻辞与“传”之十翼，均可视为对《周易》关键词的诠解。如果说卦爻辞尚属关锁、键闭式界定，那么十翼则全然是多元、开启式阐释。如《系辞上》释“易”，先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后说“生生之谓易”，再加上首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便构成郑玄《易传》及《易论》和后来《易纬乾鑿度》所说的“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13)。“易”岂止三义？许慎《说文解字》：“易，晰易，蝘蜓，守宫也。象形。秘(纬)书说曰，日月为易，象阴阳也。”(14)释“易”为“晰易”尚属象“生物”之形，释“易”为“象阴阳”，则可谓会“观念”之意了。但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却指出“《说文》所说形义皆不确”，而考证“易”之甲骨文和金文原字“象两酒器相倾注承受之形，故会赐予之义，引申之而有更易之义。”(15)“易”，这个中国文化的元关键词，在其漫长的语义发展史上，积淀或层累起复杂而多元的义项，任何“一锤定音”或“标准答案”式的辞典式界定，都是既不能揭其复义，更不能诣其真谛的。就《周易》这部书的书名英译而言，将“易”译为CHANGE、UNCHANGEABEL或者EASY均无法传其义，别无选择的选择应该是I。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与现代意义，更注重词义的缘起、延续、断裂、变异、暗示、关系以及在价值、信仰等方面的激烈冲突，均表现出对关键词之不可定义性的领悟和认知。

      二是高度语境化。无论是伏羲仰观俯察作八卦，还是仓颉观鸟兽蹄迒之迹造书契，均可视为一种语境化创造，亦即在特定的语境下，用特定的能指(字)指向特定的所指(物)。故早期的汉字，无论象形还是指事，皆是特有所指的。当然，一个汉字被创造出来之后，在其漫长的生命历程中，逐渐会脱离具体的“形”或“事”而上升为抽象的“意”或“义”，即由形而下走向形而上，由特殊性走向普遍性。因而，关键词释义，仅仅将关键词的诸多义项作胪列式排比，或者是那种“语料汇抄、词义类聚”的类书式诠解，则既不能写其貌更不能传其神。比如“革命”，这是一个从“前学科”一直活到“后现代”的关键词。《周易》有“革”卦，“经”之卦辞界定为“己日乃孚”，“己日”为适当其时，把握时机；“乃孚”为取信于人，推行正道。这是无语境的定义，而“传”之“《彖》曰”对“革命”的诠解则是语境化的：一是“水火相息”，在自然语境下，水火相长，交互变革；二是“二女同居”，在(人类)生活语境下，两女子同居一室，双方志趣不合，终将生变；三是“汤武革命”，在(社会)政治语境下，商汤、周武变革桀、纣的王命(16)。三种语境下的“革命”，所指各异：自然语境指向“天地革而四时成”，生活语境指向“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政治语境指向“顺乎天而应乎人”。现代社会，“革命”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关键词，但其对语境的高度依赖，或者说“革命”这个关键词之阐释的“高度语境化”特征则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就世界范围来讲，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能指相同，所指相异。汉娜·阿伦特《论革命》从不同层面辨析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区别，指出美国革命乃“有限君主制之遗产”，其目标是“以自由立国”；法国革命则是“绝对主义”之遗产，其宗旨是“人的解放”(17)。就国家或民族范围而论，即便是同一个国度之内，其“革命”的所指也是因时而异的。比如近现代中国，先有以推翻帝制为宗旨的辛亥革命，然后是以建立人民共和国为理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后来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虽同为“革命”，但其性质、旨归、方式、效果都是迥然有别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中，有多少恶行罪愆假“革命”之名而肆虐天下，有多少无辜者在“革命”的红色恐怖中命丧黄泉。后革命时代，如果我们对“革命”的追忆和再阐释，依然在一个“超(无)语境”的前提下，用“革命”与“反革命”来区分和判定善与恶或正与邪，那就不仅仅是语义阐释的问题了。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关键词诠释的“高度语境化”是一个人命关天的大事。

      三是跨学科。问题又回到了本文标题所说的“前学科”与“后现代”。具有后现代特色的关键词研究，是对“前学科”的回返或穿越。21世纪初汉语学界的“关键词研究”，是直接受雷蒙·威廉斯影响而兴起的。雷蒙·威廉斯的学科身份是文学评论家，而他的关键词研究代表作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看书名便可知其跨学科的后现代特征。可是，汉语学界的关键词研究却固守“分科治学”的modern模式，热衷于在不同学科的框架内诠释各自的术语、概念和范畴，这种“范式归纳、体系构建”的modern模式，既不合于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研究的“后现代”视域和路径。亦不合于“前学科”时代中华元典关键词“其备乎”的原生形态。维科《新科学》说事物的起源决定事物的性质，文化关键词源起子人类的轴心时代，那是一个既无专业类分亦无学科囿别的“前学科时代”，故诞生于斯的元典关键词，从根本上说没有任何“专业”或“学科”的规定性。《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这段话中至少有七个元关键词：阴、阳、道、善、性、仁、知。当然，我们今天可以将这些关键词放在某一个学科之中诠释，但一旦将它们学科化，则必然有所遮蔽，有所丢失。光是一个“仁”字，仅在《论语》一书中就出现107次，或者说被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诠解了107次，其语用是何等的丰富，其语义又是何等的繁复，若放在某一个学科内阐释，该会丢失或遮蔽多少语义和内涵。由此又可知，关键词阐释的“跨学科”特征是何等的重要。

      据《尚书·洪范》记载：鲧堵塞洪水，扰乱五行之陈列，“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等到鲧之子禹继起，治好了洪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结果是“彝伦攸叙”。《尚书》的“洪范九畴”(五行、五事、八政、五纪、三德、五福、六极等等)实际上是夏禹治国的九组关键词(或曰“核心价值观”)，禹治水之后用这些关键词治国，取得极大成功，故《文心雕龙·原道》篇在讲述上古文明史之时对此事大加赞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如果我们跳出单一的历史叙事，在一个多元的层面作隐喻式言说，则可将《尚书》的“天乃赐禹洪范九畴”理解为：上天为圣贤恩赐兼具价值理性(意义)与工具理性(方法)的关键词，以助其成功。鲧未能得到关键词，他失败了；禹得到了关键词，他成功了。身为当代学者，真的要感谢“天乃赐余洪范九畴”，有了兼具“意义”与“方法”的文化关键词，方可能“彝伦攸叙”，甚至可能“勋德弥缛”。

      ①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2页。

      ②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下册)，第856页。

      ③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④杨伯竣：《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0页。

      ⑤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⑥马克·昂热诺等主编，史忠义等译：《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⑦[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75页“译者后记”。

      ⑧[美]拉尔夫·科思主编，程锡麟等译：《文学理论的未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2页。

      ⑨张京援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⑩关于“关键词”之定义，请参见拙文《关键词研究：困境与出路》，《长江学术》2014年第2期。

      (11)关于先秦时期的关键词研究，请参见拙文《词以通道：轴心期中国文化关键词的创生路径》，《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

      (12)括号中语，均出自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见该书导言第1—7页。

      (13)《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页。

      (14)《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59页。

      (15)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3页。

      (16)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05—406页。

      (17)[美]汉娜·阿伦特著：《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140页。

标签：道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周易八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尚书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