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走出去：面向受众的翻译出版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受众论文,走出去论文,中国文化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史上，“西学东渐”给我国带来了启蒙和新知。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我国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学西传”成为从国家领导到普通百姓的共同呼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应势而生。虽然国人一直在不懈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整体而言“传而不通”“通而不受”的困境并未得到根本扭转，翻译便是障碍之一。中国文化走出去，如何让翻译由交流的障碍变成沟通的桥梁?我们认为对外文化传播者要针对受众的不同，在翻译出版过程的各个环节要面向受众，以更好地跨越语言的鸿沟，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走进去、走得更远。
一、受众意识
传播学先驱之一、美国学者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1948年曾将传播过程归纳为五要素：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和效果(who，says what，in which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在这一过程中，传播效果是整个活动的核心，而要取得传播效果，传播内容和形式必须在受众身上起作用。[1]中国文化走出去，是用世界乐于接受的语言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的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其本质是跨国家、跨语言、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受众意识必不可少。在此过程中，我们要知道“读者是谁，读者有何需求以及读者需求如何满足”。[2]毫无疑问，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标受众是外国人，他们与国内受众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观念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翻译出版中，对外文化传播者在此要做到心中有数，在翻译出版的各个环节中贴近目标受众需求，以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
二、面向受众的翻译过程
一般而言，狭义的翻译过程仅指翻译实践中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广义上的翻译过程则涵盖译前、译中和译后的各个方面，具体而言包括翻译选材、译者模式、翻译方式、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出版等六个环节。中国文化走出去，要取得最佳传播效果，首先要在这六个环节中体现受众意识。
1.选材应了解读者需求
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一方面要兼顾古代与现代、高雅与通俗、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另一方面要根据国外受众的需求去进行翻译选材。通过综合王瑞[3]，万晨、于治玺[4]等学者关于受众的分析以及我们的研究，国外受众通常对以下选材需求较多、较感兴趣：
(1)关于中国文化的题材。如语言文字、传统艺术、中医武术、文化典籍等，这是汉语爱好者、华人华裔、亚洲受众以及汉学家通常比较感兴趣的题材。如今孔子学院在世界蓬勃发展，中文爱好者日渐增多，这类题材的需求旺盛，《中国读本》《于丹〈论语〉心得》的英译本在国外广受欢迎便是明证。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础，需要继续强化、优化。
(2)关于旅游、教育、影视、社会方面的题材。这是国外普通大众所希望了解的中国内容，这些内容有益拓展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础，应该通过官方及民间渠道大力推广。《舌尖上的中国》英文版一经推出，便引起国外出版商的广泛关注，这缘于国外受众渴望通过中国饮食去感悟中国文化的心理。
(3)体现人文关怀和共同价值观(shared value)的题材。如对爱情的向往、对自由的渴望、对环境的关心、对苦难的怜悯等，这些作为各国受众都能接受的题材，也能体现我们的国际视野和人文精神，是中外对话交流的基础，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狼图腾》的成功之处在于该书描述人、动物、自然三者的关系以及所引发的哲学思考，符合各国受众共有价值，从而赢得国外出版商的认可。
(4)有关现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科技力量、军事实力方面的内容。这些是国外精英所关注的题材，若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就能在国际社会减少“中国威胁论”的噪音。因此，这类题材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点和核心，国家需统筹规划，重点推进。然而，这类题材恰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软肋，成功案例极少，急需加强。总之，在翻译之前，要了解受众需求，并根据他们所需进行翻译选材，继而为后续翻译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译者模式首选外国译者
在目前的时代语境下，什么样的译者模式最适合来翻译介绍中国文化呢?目前学界看法迥异：潘国文提出，应由“中国译者承担”，[5]谢天振建议“不妨请外援”，[6]黄友义认为“中外搭档”最为理想。[7]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中国译者模式、外国译者模式和中外合作译者模式。每种译者模式都有成功的案例，如中国译者许渊冲翻译的唐诗在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外国译者葛浩文翻译了莫言的作品(莫言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我国四大名著均由中外译者合作完成。当然，三种模式各有利弊。
在中国译者模式下，译者母语为汉语，能够透彻理解原文，忠实翻译和弘扬中国文化，但译者对英美文化了解不足，英语创作功力欠佳，对异域读者的阅读习惯及出版市场也缺乏了解，较难得到国外受众的认可。迄今为止，只有少数中国译者有此功力，如辜鸿铭、林语堂、许渊冲等。
在外国译者模式中，译者身为英语世界公民，且多为汉学家和翻译家，深谙英语文化，具有较强的英语写作和表达能力，因而他们翻译的中国文化作品能获得国外主流受众认可，如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翻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不足之处是他们对中国文化了解会有所欠缺，选材较为主观，缺乏系统性，且人数凤毛麟角。
中外合作译者模式，能够吸取前两种译者模式的优点，既可以做到忠实于原文，对原作负责，又能做到译文流畅表达，对读者负责，从而为译本真正进入英语阅读界提供物质上的保证，优势不言自明，杨宪益和他的夫人戴乃迭(Gladys Yang)合作翻译的《红楼梦》便是典型例证。
综上所述，三种模式各有所长，但从受众接受而言，外国译者模式最优、中外合作译者模式次之，中国译者模式再次之。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走出去，外国译者模式最为理想，这也符合翻译通常是译入母语而不是译成外语的一般规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主持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China Book International)就主要采取这种模式资助中国图书在国外的翻译出版。
3.翻译方式从摘译到全译循序渐进
黄忠廉教授在《翻译变体研究》中认为，除了全译，翻译还包括“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和参译”等11种方式。[8]由于国外受众接受层次有别和中华文化自身的差异度也不均衡，中国文化走出去应循序渐进。在翻译方式上，要根据受众认知从摘译到全译逐步展开。《红楼梦》百年英译史便是典型案例，成为中国文化英译史上一道灿烂多彩的风景。自1816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摘译《红楼梦》第31回中一段对话开始，到2004年7月，香港大学图书馆以手稿照相版在线发布了英国传教士布拉姆韦尔·西顿·邦斯尔神父(the Reverend Bramwell Seaton Bonsall，中文名彭寿)全译本为止，据不完全统计，《红楼梦》共有16种公开出版的译文(本)问世，在16种译文(本)中，有马礼逊、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罗伯聃(Robert Thom)、包腊(Edward Charles Bowra，摘译两次)、翟理斯(Herbert A Giles)、乔利(Henry Bencraft Joly)等7个摘译译文(本)，有王良志、赫德逊(Elfrida Hudson)、王际真、袁嘉华与石民、麦克休姐妹(Florence and Isabel McHugh)、黄新渠6个编译译本，有霍克斯(David Hawkes)与闵福德(John Minfold)、杨宪益夫妇、邦斯尔神父3个全译本，而且从摘译到全译经历了180多年的历程。这表明，中国文化走出去，无论是一部作品的介绍，还是中国文化作为整体的译介，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受众接受过程。对外文化传播者可以先从受众较易接受的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等翻译形式开始，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上述译介策略，扩大译本在目的国的接受和影响，为条件成熟时推出全译本做好先期铺垫。这是由于中西方读者对彼此文化了解的程度以及全面认知的历史存在着巨大的“语言差”与“时间差”。[9]这种差异就决定了现阶段对外文化传播者不能好大喜功，贪多、贪大、贪全，任何产品都推出“逐字照译”的全译本或搞大而全的“文库”，而应照顾受众接受的程度，先从摘译、编译、译述、缩译本着手，培养潜在的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在时机成熟时再推出全译本、系列译本甚至文库，这样既可以节约经济成本，又可以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可以少走些弯路。
4.翻译策略根据受众接受能力
翻译策略历来就有“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之争，用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的话讲，就是翻译要么“不打扰读者，让原作者走近读者”，要么“不打扰原作者，让读者走近原作者”。[10]换言之，前者主张为了目标读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后者主张在翻译过程中，通过保留原文的差异性来有意打破目标语的文化常规。[11]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谚语，“归化”译者会译为“Nobody can make bricks without straw”或“Even the clever housewife canno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异化”译者会处理为“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not cook a meal withou trice”，前者为了方便国外受众的理解和接受借用他们熟悉的谚语或意象，后者正好相反，通过保留原语文化意象，有意凸显文化差异来传播原语文化。虽然从文化战略而言，文化传播者应该采用凸显差异的“异化”翻译策略，让国外受众品味中国文化的“异域风情”。然而，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相对国外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处于弱势地位，而面对的却主要是“西方中心主义”培育出来的受众群体，因此在目前走出去的初始阶段，更需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让译作走向读者，避免过多中式陌生表达，以自然流畅的翻译贴近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让我们的文化产品走向国外受众。当国外受众具有一定成熟度和规模时，可以适时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让国外受众享受“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事实上，翻译中没有绝对的“归化”与“异化”，上述“异化”翻译策略本质上也是“语言归化、文化异化”的二元共存。中国文化走出去，对外文化传播者应根据当时国外受众的接受能力和文化交融的程度，把握好“归化”和“异化”幅度，通过采用适时的翻译策略助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5.翻译方法应提供读者认知交汇点
20世纪70年代，英中了解协会主席费里·格林(Felix Green)就曾提出过忠告：“从事国际传播的每一个记者、翻译、编辑，都应该在他的写字台上放一个标牌，上面写着：‘外国人不是中国人’。”[12]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受众是外国人，这也在提醒对外文化传播者，在翻译中除了要从宏观角度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在微观的翻译方法上，也要站在国外受众的角度，尽可能交代一切有关背景，采取“译”、“释”并举的解释性翻译方法，以促进国外受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认知和接受。如在介绍“辛亥革命”时，考虑到国外受众对中国国情知晓有限，译者可以通过增添背景信息，将其译为：“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led by Dr.Sun Yat-sen，which overthrew the Qing Dynasty，China’s last feudal dynasty”(1911年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通过这种“译”、“释”并举的解释性翻译方法，可以让国外受众对“辛亥革命”的发生时间、领导人、历史功绩有一个整体了解。一般而言，中国文化走出去，如在翻译中遇到历史事件、地理名称、人物名字、特有机构名字、政治术语或口号、俗语行话、传统节日和食品等情况，[13]都应酌情补充背景知识，采用译、释并举方式进行解释性翻译。此外，我们还可以采用国外受众所熟悉的事物或符号以形成某种关联或类比，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如在介绍“孔子”时，可以处理为：“Confucius(551BC～479BC)，Chinese philosopher，educator and founder of Confucianism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中国春秋时代的哲学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如果译为“Confucius(551BC～479BC)，Chinese philosopher and educator whose life predated Socrates and Aristotle”[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中国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的生活早于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期)则更容易为国外受众所接受，毕竟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是他们所熟知的人物。同理，梁山伯与祝英台、济公、西施、苏州、金鸡奖等可分别译为“Chinese Romeo and Juliet”(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Chinese Robin Hood”(中国的罗宾汉)、“Chinese Cleopatra”(中国克利奥帕特拉)、“Suzhou，or China’s Venice”(苏州，或中国的威尼斯)、“the Golden Rooster Award，or the Chinese Oscar”(金鸡奖，或中国的奥斯卡)，通过这种关联或类比，国外受众能立即找到认知交汇点，从而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
6.多渠道出版影响国外主流受众
翻译与出版看似彼此无关，实则联系密切。翻译成果需要通过出版，才能实现其沟通受众的目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完成文本翻译之后，同样要通过出版来沟通受众，因此在出版环节也要面向受众。对外文化传播者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①在翻译出版中，鼓励译者以“译后记”等形式袒露翻译的心路历程，或邀请国外相关领域专家为翻译作品写“序言”，从“译介”和“推介”这两个角度让国外受众更好地理解该作品，使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入受众心中。②目前，我国文化产品在翻译之后，大多国内出版，国外发行，但由于意识形态的隔膜和流通渠道不畅，很难进入国外主流发行渠道，更难影响国外主流人群，传播效果就无从谈起。鉴于此，我们认为可以采用版权输出、中外合作出版、海外建社出版等方式，直接在国外出版，从出版发行角度面向国外受众，消除出版发行中的障碍，影响国外主流人群，取得最佳传播效果。③在信息化时代，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及iPhone等智能手机、iPad等平板电脑、Kindle等便携阅读器的广泛使用，网络阅读、手机阅读、电子书阅读等阅读形式日趋主流。中国文化走出去要顺应数字出版趋势，从传播方式上面向国外受众，充分利用这种集时效、实效、高效于一体的方法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④无论是国内出版、国外出版还是数字出版，中国文化走出去，在翻译出版方面都应向著名翻译家、著名出版社靠拢，学会借用“他山之石”，同时要逐渐积累，力争形成自己的翻译出版品牌，通过名家、名社、名牌吸引国外受众。
三、结论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策制定、项目策划、受众分析、语言转换、出版发行、效果评估等各个方面。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在翻译出版过程的各个环节面向受众，只有将受众放在心中，翻译才能在受众心中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架设沟通的桥梁，才能更好地跨越语言的鸿沟，在国际社会树立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