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蕊[1]2004年在《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专利实施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及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六大历史性地提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其核心是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互动融合。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尤其是专利工作，通过专利实施将发明专利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为社会创造财富，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科技进步。 本文作为合肥市科技局软课题——“专利实施对新型工业化的作用和机制研究”的主要部分，系统地介绍了新型工业化和专利实施的相关理论、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文对以上两概念的界定，在对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专利实施的过程、专利实施系统的构成以及系统的运行机制的分析基础上，采用理论分析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专利实施影响因素体系，提出了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专利实施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找出了合肥市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专利实施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吴涛[2]2009年在《新疆兵团新型工业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如何实现健康的赶超式经济发展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但如何才能走出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跳出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的经济增长陷阱也就引起了学界长久以来的重视。自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上提出“中国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即重新确立并完善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思想和理念。作为祖国边疆唯一的生产建设兵团,有着“屯垦戍边”特殊的历史使命。在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兵团经济发展问题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才更加利于“屯垦戍边”使命的有效履行。因此,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兵团新型工业化问题是当前的重要课题。为了科学、系统、全面地研究兵团新型工业化问题,本文采用了因子分析、回归分析、数据对比分析等方法,分层次选取了25项新型工业化指标。文章在定量研究基础上,将兵团与全国2007年各省市作横向对比,首先判断了兵团现阶段新型工业化总体水平现状,进而测算出兵团2002—2007年纵向水平变动情况,并基于兵团新型工业化现状,结合信息化、技术进步、投资、人力资源及城镇化等因素系统地研究与兵团新型工业化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协调问题,并提出了粗浅的建议。通过研究分析,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兵团新型工业化水平比较低,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处于第四类不发达类总排名23位；(2)兵团信息化,民用基础设施水平较高,但信息业产值及从业人数都处于很不发达阶段,根据兵团实际情况,应推动兵团企业内部信息化、行业信息化及信息服务业的发展；(3)兵团技术研发投入不足,技术进步尤其是工业技术落后；(4)兵团投资结构存在严重问题,投资主体严重依赖于政府投资,产业投资结构集中在传统产业,农业投资比重过高,工业及现代服业投资不足；(5)兵团人力资源主要存在结构性问题、质量问题,高层次专业性人才供给不足,高学历人才需求不足,而教育培训机构人才培养能力有限；(6)兵团城镇化存在与兵团工业化严重脱节现象,两者不具有互动关系。因此,本文建议兵团应实施以投资为导向,逐步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出发点,同时,促使兵团人力资本积累重视科学技术研发为关键,信息化为纽带,以兵团城镇化为物质基础的系统战略,推动兵团新型工业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杨彬彬[3]2016年在《长春市产业转型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长春市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但传统老工业基地的历史积淀也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长春市产业结构转换、主导产业的升级,制约了整体经济的发展。而在当前世界新产业革命兴起、我国新产业体系构建的时期,东北经济出现断崖式衰退,长春市加速推进产业转型已迫在眉睫。从已有研究来看,对长春市产业转型的研究大多是定性分析或只针对某个特定产业部门进行的分析,少有对全市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为此,本文从产业结构、主导产业选择、可持续发展等理论入手,对国内外研究进行了梳理,并重新界定了产业转型的内涵,分析了产业转型的动因、影响因素及主要方式,论述了产业转型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初期和深化改革叁个阶段的产业发展历程中,长春市产业转型一直在缓慢进行着。这种产业转型,既包括产业结构由“二一叁”向“二叁一”的调整,也包括主导产业由汽车独大向汽车为主、农产品加工和轨道客车为辅的格局的转变。同时,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建材和先进装备制造业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快速发展,初步构建了新产业体系的基本框架。我们进一步从产业结构、主导产业、产业技术和产业体系等角度,对长春市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总结出长春市产业发展现状的特点:第一,产业体系不够完善,产业体系内部各产业之间经济关联度较低。第二,经济增长对主导产业过度依赖。而且,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轨道客车虽然都是主导产业,但内部结构也严重失衡,汽车业独大问题仍然没有根本解决。第叁,产业结构仍不合理,叁次产业间关联度不高,第叁产业尚不发达,亟待提升。在实证分析中,我们依据大量的基础数据和多个测度模型对长春市的产业结构进行了细化分析和定量分析,并对产业转型速度、动力因素、与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关系进行分析,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长春市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发现GDP的增长中的第二产业的产值弹性最高。最后,基于理论与实证的研究,深入探讨了长春市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了长春市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从叁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长春市产业转型的对策:第一,构建新型产业体系;第二,选择转型有效载体;第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李媛[4]2015年在《新中国工业产业政策演进及其绩效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中国成立的六十多年里,工业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如今,我国工业生产能力经过长期的高速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这六十多年的发展过程可谓历经波折。因此,在分析历史的基础上,详细研究六十年我国工业产业政策的演进及其绩效,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对我国未来工业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构建产业政策演变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梳理我国六十年工业产业政策的演进轨迹,归纳总结工业产业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同时,对我国六十年工业产业政策的演进逻辑进行解释。其次,采用定量的分析方法分别从政策目标和政策绩效两个视角对六十年工业产业政策进行评价。最后,在总结六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我国“新常态”背景下后工业时代的工业产业政策取向提供依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产业政策目标视角的评价,主要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分别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进行。首先,运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政策目标和政策实施结果的详细比较,定性地评价改革开放前我国工业产业政策的绩效水平。其次,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分别从工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两个时期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产业政策进行量化评价。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产业政策绩效视角的评价,主要采用定量的方法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评价。其中,纵向评价是从时间序列的角度对我国1952-2012年间工业产业政策绩效的整体评价。横向评价是从国别比较的角度通过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的比较,反映中国工业产业政策绩效水平。从政策目标的视角来看,在改革开放前工业产业政策的作用下,截止到改革开放时,我国具备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并为改革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这段时期的工业产业政策基本达到政策目标的要求。改革开放后,在工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在2010年进入新型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工业创新驱动能力以及资源利用效率逐年提升,政策目标的总体实现情况良好。从政策绩效的视角来看,首先,在时间纵向方面,我国工业产业政策在1952-1982年间的波动性较大,体现在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效应尤其差,并且工业产业政策与社会福利效应的波动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说明,改革开放前工业产业政策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1982年之后,工业产业政策绩效水平总体在平稳中上升,政策效应的表现是综合性的,并较多地体现在生态环境效益方面,这说明改革开放后,生态环境对我国工业产业政策的影响逐渐增加,政策效益的提升主要是由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所带来的。其次,在国别横向方面,1952-1978年,我国工业产业政策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效益基本落后于主要的发展中大国,但是反映在为国家后期发展所提供的社会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效益,是值得肯定的。我国工业产业政策的综合水平在发展中国家里处于中级,落后于巴西、南非等大国。1980-2012年,工业产业政策绩效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效益成绩卓越,在科技创新和生态效益方面也在逐年提高,但体现在社会发展方面则表现平平。我国工业产业政策的综合水平在发展中国家里排名较高,仅次于俄罗斯。因此,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在注重工业产业政策经济效益和创新效益的同时,还需要继续提升工业产业政策的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要使中国在工业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实现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内在统一
王颖[5]2005年在《区域工业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对我国区域工业化进行了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从动态的角度,对工业化的概念进行了阐述;深入分析了东、西方工业化理论,并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区域工业化理论;系统分析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实践模式,探索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区域工业化实践模式;依据先进的工业化理论与实践经验,在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出了评价区域工业化进程的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评价;以各指标的标准值为目标,构建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工业化模式,提出了运用该模式的八项基本原则,并综合运用该模式对吉林省工业化进行实证分析。本研究综合吸取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技术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的知识,从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高度,始终以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为主线,采用历史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综合与抽象方法、归纳和演绎方法对区域工业化进行探讨,试图对区域实现工业化提供借鉴。
王鹏飞[6]2014年在《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世界,在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信息越来越展示出其无所不在的特征,电子信息产品已经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集成电路是处理信息的基础设备,因此,集成电路被公认为信息技术革命、信息化、信息时代的动力系统。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全球信息化、网络化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以其无穷的变革、创新和极强的渗透力,推动着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就电子信息产品而言,集成电路不仅是电子信息设备的核心,同时也会起到很明显的辐射效应。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集成电路产业1元的产值可以带动相关电子信息产业10元的产值,带来100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电子信息技术的战略性、基础性、渗透性首先体现在集成电路产业,很多精密设备都需要性能强大的集成电路产品作为坚强后盾。集成电路产业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核心和基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信息产业结构、扩大信息消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集成电路产业是现代电子信息产业的基础和核心,其发展程度会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竞争中所处的地位造成极大的影响。一方面,工业化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会应用到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成果,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影响和推动了-系列传统产业的革新和升级；另一方面,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发展都是需要建立在集成电路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的,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能够有力地推动国家信息化进程,这就使得集成电路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愈发重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2000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自文件颁布以来,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速度加快,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产业规模迅速扩大,技术水平显着提升。此后十几年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获得了长足进步。从产业规模来看,中国集成电路产量增长11倍,占全球产量近10%,销售收入翻了叁番,占全球产业比重达8.6%,已经成为世界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要一极。从产业链来看,在一系列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下,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在设计、制造、封测、材料和设备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距离逐步缩小,企业实力得到明显提升。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尽管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也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仍然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高端集成电路产品及技术方面对中国仍然实行禁运政策,使中国对近邻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处于不利地位,这也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自主发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企业技术创新力量薄弱,能与国际领先水平抗衡的国家队尚未形成,致使中国集成电路市场长期大量依靠进口,国内产品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尚不足20%。集成电路产品高度对外依存严重影响了中国电子整机产业以及经济信息安全等领域的自主可控发展。中国要以新的面貌、新的视角、新的思路,追赶和缩短与世界集成电路产业水平的差距,走上自强、自立、自主地快速发展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大道。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指出：“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两化融合、叁网融合、物联网和云计算、电动汽车、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成为推动集成电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动力,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广阔前景正在逐步实现。展望未来,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新的历史征程开始之前,需要认真梳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沉着应对国际风云变幻,抓住技术升级和商业模式转变所带来的历史性发展契机,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推动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让集成电路产业在实现中国工业化和信息化、带动其他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排头兵的作用,为中国在全球信息化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提供保障。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研究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课题,也是一个具有很强现实指导意义的研究课题。本论文应用相关经济学理论,采取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及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在现有集成电路发展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集成电路的发展现状、产业结构、区域布局等,论述了集成电路产业的地位和作用,并对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国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经验和启示,分析了国际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趋势,重点研究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此基础上从政策扶持、技术创新、产业链、区域布局、商业模式、市场环境、人才激励、国际化等角度提出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论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论文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的思路、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并提出了研究的创新点及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论文阐述了集成电路产业的相关概念和发展情况,介绍了集成电路产业在对电子信息产业、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国防与信息安全的地位和作用,并结合国际上先进国家和地区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经验及启示,客观分析了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趋势。论文研究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历程,从国家相关政策、技术创新、公共服务、人才培养、产业链、区域分布等角度评价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现状。论文研究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分析了造成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存在问题和差距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论文研究了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状况,总结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主要经验和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启示。论文重点从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发展机遇、国内巨大市场需求带来的发展机遇、国际政策支持带来的发展机遇、技术进步和两化融合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发展机遇等客观分析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此同时,分别从全球市场平缓增长、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产业模式不断创新、全球产业加快重组,技术革新步伐加快、资金门槛不断提高,以及知识产权竞争加剧、产业生态深度演变等方面分析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论文在全面分析国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趋势及中国集成电路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加大政策扶持、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强化技术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整合产业资源、做大做强产业链,优化区域布局、统筹规划资源投入,创新商业模式、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改善投融资体系、培育健康市场环境,健全激励机制、吸引聚集高端人才,着眼国际市场、积极实施国际化战略等。
李慧明[7]2011年在《生态现代化与气候谈判》文中研究指明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最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之一。在国际气候治理中欧盟采取了积极的政策立场,成为全球减排行动中最主要的推动者,并发挥领导带头作用。特别是2001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之后,面对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者的放弃甚至抵制,欧盟不但没有放弃反而积极奔走斡旋最终使议定书得以生效。那么,决定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因素有哪些?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采取积极立场并发挥领导带头作用的深层次动因有哪些?本文从生态现代化理论视角出发,遵循以利益为基础的分析路径,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剖析。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理念就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和对立,在适当和正确的政策指引下二者可以实现协同发展和双赢,环境保护不是经济活动的负担,而是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前提。采取严格的环境政策和较高的环境标准不会伤害经济竞争力,反而会促进技术革新,形成领导型市场,促进生态产业的发展,通过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的扩散赢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全球气候变化严重制约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和手段的选择,走向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本文认为,正是基于对走向低碳经济以及采取积极先驱政策能够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强烈预期,欧盟采取了积极的气候政策和国际气候谈判立场。首先,生态现代化理念影响了欧盟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利益认知和利益界定,促使欧盟采取了积极的先驱政策；其次,欧盟采取的生态现代化战略给欧盟带来的生态现代化收益强化了生态现代化理念的影响,成为欧盟采取积极气候政策立场的深层次经济根源与内在动力；再次,欧盟内部的气候治理成效,亦即欧盟的生态现代化成效奠定了欧盟积极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内部基础,为欧盟在国际气候治理中“通过榜样与示范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国际信用和合法性,而这种生态现代化成效也进一步强化了生态现代化理念对欧盟气候政策的影响,推动了欧盟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立场。具体而言,本文把上述叁个变量(生态现代化理念、生态现代化收益、生态现代化成效)作为自变量,运用生态现代化理论来分析这叁个变量与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因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这些因素影响欧盟气候政策及其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路径与方式。以上研究路径决定了本文所采取的主要架构。本文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提出了所要研究的问题,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现状,然后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视角,界定了研究对象并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本文的理论阐释部分,主要是在阐述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性与严重影响的基础上,简要阐释了应对和解决环境问题的主要思潮和理论,进而阐述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和理论框架,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变量与研究假设。第叁部分是一种背景介绍,从历史演变的视角对国际气候谈判的发展历程以及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变迁进行梳理,同时分析了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决策程序以及相关机制,以便为分析和探讨影响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因素提供一个制度背景。第四部分是本文的主体,分为叁章。第叁章“生态现代化理念与欧盟的国际气候谈判立场”,首先从理论上剖析了生态现代化理念的政策导向,然后通过对欧盟气候政策文件与欧盟相关领导人言论的话语分析以及对欧盟气候政策措施的分析,从理论上阐释了生态现代化理念对欧盟气候政策及其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影响及其路径。第四章“生态现代化收益与欧盟的国际气候谈判立场”。首先从一般意义上概述了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生态现代化收益对一个国家(集团)气候政策立场的重要影响,然后着重从理论和事实两方面论述了利益考量在欧盟整个气候战略中的重要影响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在欧盟里斯本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生态现代化收益对欧盟气候政策立场选择的重要影响及其路径,最后通过气候变化减缓技术、生态产业以及能源效率提高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叁个指标对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生态现代化收益与美国和日本的收益进行了量化比较分析,以此对欧盟在气候治理行动中的生态现代化收益有了一个定量判断,然后据此来证实生态现代化收益与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政策立场之间的相关关系。第五章“生态现代化成效与欧盟的国际气候谈判立场”,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欧盟气候治理内部行动与国际行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然后分析了欧盟内部生态现代化成效(气候治理成效)对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重要影响,最后通过对欧盟气候治理的环境成效与经济成效以及欧盟本身的生态现代化指数与美国和日本的量化比较,来证实生态现代化成效与欧盟积极气候政策立场之间的相关性。第五部分案例分析,本文主要分析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形成,也就是2007-2008年欧盟“20/20/20”战略的形成,具体剖析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形成的背景,过程以及影响因素,由此来看本文提出的叁个分析变量是否影响了欧盟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形成。第六部分是结论。主要就本文提出的研究性假设及案例分析结果进行归纳总结,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欧盟的生态现代化战略进行了简要评析,并提出了欧盟气候战略对我国气候治理的几点启示。通过理论论证和量化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第一,生态现代化理念影响了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利益认知和利益界定,促使欧盟在国际气候治理中采取了积极政策立场。生态现代化理念使欧盟认为采取积极的先驱政策可以为欧盟带来先行者优势,并赢得未来低碳经济的主导权,最终为欧盟带来巨大收益。生态现代化理念为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提供了行动路线图,为协调欧盟各种利益集团与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充当了一种焦点和黏合剂,并且嵌入欧盟的气候制度当中影响了欧盟的政策选择；第二,通过明确坚定的减排行动促进欧盟低碳技术的革新并使之成功市场化,打造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型市场”,发展新兴生态产业,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节约经济成本并提高能源安全,这些都是欧盟制定积极气候政策的重大利益考量,也是欧盟里斯本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理念。而欧盟的气候治理行动也确实为欧盟赢得了较高的生态现代化收益,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欧盟在气候变化减缓技术、生态产业以及能源效率提高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导致的经济节约与能源安全的提升这叁大方面都获得了相对较高的收益,这种生态现代化收益强化了生态现代化理念对欧盟气候政策立场的影响,生态现代化理念与生态现代化收益形成了一种良性相互强化关系,成为欧盟采取积极气候政策立场的深层次经济根源和内在动力；第叁,生态现代化成效奠定了欧盟“通过榜样与示范进行领导”的内在基础,为欧盟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立场赢得了国际信誉。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欧盟气候治理取得了相对较好的环境和经济成效,并且,整体而言,欧盟经济社会的生态现代化程度要高于美日。这种生态现代化成效强化了生态现代化理念对欧盟气候政策的影响,生态现代化理念与生态现代化成效形成了一种良性相互强化关系,推动欧盟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立场。较高的生态现代化成效与欧盟积极的气候政策立场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当然,欧盟的气候政策立场是一个多种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影响欧盟气候政策立场的因素不仅仅在于上述叁个变量,本文的研究主要意在揭示欧盟积极气候政策立场背后的生态现代化理念以及这种理念影响下的生态现代化收益与其气候治理成效的重大影响,亦即欧盟采取积极政策立场的经济利益动机。而这种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与战略可以给其他国家带来许多重要的启示和值得借鉴的方面。
周宏亮[8]2012年在《基于发展绩效的中部崛起战略重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山西中部六省地处我国中原腹地,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农业、能源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在中国经济版图上日渐落后,“中部塌陷”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均衡发展的重大问题。对此,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角度出发,适时做出了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重大决策,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政策措施,“中部地区”崛起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这些年来,“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的进展如何、取得了哪些成就,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同时,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以及内外环境的变化,从战略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来看,需要对“中部崛起”战略进行评估、重构和调整,为国家实施滚动式“中部崛起”战略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参考。依托国家发改委地区司《“中部崛起”战略：绩效评价、走势预测及其新框架的构想》课题,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研究：区域发展战略的比较研究与借鉴。在分析区域发展战略的内涵与功能、区域发展战略的内容与推进机制的基础上,从战略定位、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及区域经济发展推进机制叁个角度比较分析了区域发展战略的类型,总结了典型追赶型区域(国家)发展战略演进的基本规律,及其对中部崛起战略的借鉴意义。基于绩效评价的战略重构模型。从系统论、决定论、改造论、适应论、选择论等角度,对战略重构进行理论分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基于绩效评价与滚动重构的战略重构的逻辑模型；构建包含目标层重构、路径层重构与方法层的战略重构层次模型；从生命周期理论与协同论的角度,构建区域不同发展阶段战略重构动力模型。“中部崛起”战略的发展历程。从“中部崛起”战略提出的背景与意义出发,分析“中部崛起”的内涵与功能、“中部崛起”战略的演进历程,主要包括“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历程和“中部崛起”战略的主要成效。“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绩效评价与结果分析。“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的绩效评价,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区域功能评价,即对中部地区落实国家对该地区“叁基地一枢纽”功能定位实现情况的评价；二是区域结构评价,主要指对中部地区区域均衡情况的评价,主要包括社会城乡结构、空间重点区域结构、经济产业结构叁个方面；叁是区域环境评价,主要指中部支撑地区经济发展的科教文卫、生态环境、信息化等发展环境的评价；四是实施机制评价,从要素聚集、体制改革、开放发展、自主创新等四个维度进行综合定量评价。在以上四个方面的评价的基础上,对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的结果进行分析。“中部崛起”战略重构的总体设计。以战略重构模型为指导,从目标层、途径层、方法层叁个方面,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重构的战略框架、战略目标、战略驱动和战略途径。特别是从中部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和“中部崛起”战略发展定位进行分析,提出中部崛起战略重构的四力驱动EIIW模型,即“要素、投资、创新、财富”,是中部崛起战略成功实施的关键,是“中部崛起”战略的支点。中部崛起战略重构的机制保障。围绕“中部崛起”战略重构的总体框架,结合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制约瓶颈,从组织保障机制、动力保障机制、投入保障机制、自主创新保障机制、人才保障机制五个方面,提出了实现中部崛起战略重构的政策保障机制。
杨雪[9]2005年在《基于新型工业化的科技需求与科技能力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围绕“基于新型工业化的科技需求与科技能力研究”的选题,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信息化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需求理论和溢出效应理论,首先从科技商品出发,对科技需求进行了涵义界定,并以企业、产业和区域叁方面科技需求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分析为核心内容,构建了辐射微观与宏观系统的科技需求理论体系;其次在深入剖析新型工业化内涵及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研究了新型工业化对科技需求的作用机制,同时针对如何满足基于新型工业化的科技需求问题,提出了科技能力的概念并加以阐释,进一步选定区域科技能力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新型工业化对区域科技能力的影响问题。在以上定性研究基础上,论文以定性研究结果为指导,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基于新型工业化的区域科技能力进行了量化研究;提出了将人工神经网络与正交多项式回归设计和遗传算法相结合的方法,并将其应用到基于新型工业化区域科技能力的预测研究中,实现了对基于新型工业化区域科技能力的有效短期预测。最后,论文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研究结果,分析了在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满足我国科技需求的主要途径问题。以上研究内容,对新型工业化和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探索以及解决我国科技体系中的供需矛盾问题,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和现实意义。
吴德存[10]2017年在《城镇化进程中江苏省生态足迹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江苏省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如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生态环境现状空间差异性较大,单位国土面积污染负荷较高,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协调、不同步导致浪费严重、效率低下等。在全球“减排”大环境与“减排”责任背景分担下,江苏省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传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同时,江苏省土地生态恶化、温室气体排放加剧等突出的生态问题有悖于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面对江苏省各区县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空间差异性现状、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发展需求以及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联治发展要求,需要科学深入地研究相关理论与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定量分析人类活动对上述生态环境问题的利用(破坏)状况。本文用生态足迹模型作为表征上述生态环境的有效工具,以江苏省区县尺度为研究单元从空间效应出发主要研究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足迹的影响机理,以及生态足迹的演变趋势及其形成原因,从而以整体优化角度科学合理地制定降低江苏省生态足迹、减小江苏省生态压力的调控目标,引导与调控江苏省各区县域城镇化与生态足迹关系。全文主要内容与结论如下:(1)结合传统生态足迹模型、人类初级生产力占用量模型(HANPP)与遥感技术,从理论与方法上探究了区县尺度生态足迹核算的可行性,进而核算了1995-2015年间江苏省73区县生态足迹,并研究了江苏省各区县域生态足迹规模、人均量、结构、空间异质性与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江苏省生态足迹在研究年份中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在近5年中增速有所放缓,其结构主要以碳足迹为主。江苏省生态足迹的空间异质性与空间相关性特征明显:生态足迹及人均生态足迹的分布趋势“东西向”与“南北向”动态差异明显;泰尔指数计算表明江苏省各区县(人均)生态足迹差异演变特征明显,差异主要来自碳足迹。从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总生态足迹空间相关程度与城镇化率呈正相关,而人均生态足迹空间相关程度与城镇化率呈负相关。总生态足迹局部集聚分布特征主要是从“低-低”、“低-高”集聚为主向“低-低”、“高-高”集聚为主演变,而人均生态足迹的集聚分布的主要特征是从各类集聚向分散演变。(2)基于相关理论基础定性分析了城镇化进程经济社会等因素对生态足迹影响。从线性角度出发,考虑各影响因素受地理位置影响,利用基于STIRPAT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了影响因素的差异变化、系数及显着性的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各区县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城镇化率、建设用地比重、产业结构(第一二产业比重)均表现为对生态足迹的正效应,科技水平与能源利用效率主要表现为负效应;人口增长、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分别是生态足迹的主要驱动因素及主要抑制因素。科技水平与城镇化率的系数显着性分布都具有显着的时空变异:城镇化率对生态足迹的正效应在时间尺度上表现为“弱-强-弱”走势;提高科技水平对抑制江苏省生态足迹上升的作用范围及作用力度在逐渐增大、增强。利用基于STIRPAT的空间杜宾面板,实证表明江苏省生态足迹具有多样性特点且溢出效应明显。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江苏省生态足迹调控需要加强空间联防联控联治。(3)从非线性角度,运用EKC假说模型,在结合异质性理论与门限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得出城镇化率、产业结构与能源利用效率对江苏省区县生态足迹EKC趋势形成门限效应明显,达到一定发展水平(门限值)的区县其生态足迹更易于形成具有下降拐点的演变趋势。本文以城镇化率门限值61%、71%为分界点,将江苏省与生态足迹的关系分为前期阶段、中期阶段与后期阶段。处于不同城镇化发展阶段、具有不同产业结构现状、能源利用效率水平的区县其生态足迹演变趋势有很大差异,同时这一趋势处于动态变化中。情景分析表明在一定的政策干预下,例如加快城镇化发展、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科技投入能有效加快生态足迹强度下降速度并促使各区县生态足迹下降拐点的形成或提前。同时这些因素对不同发展阶段区县的趋势影响侧重点不同:城镇化前期阶段的区县应注重城镇化发展速度、优先发展服务业;而中后期阶段更应注意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生态足迹强度。(4)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降低江苏省及各区县域生态足迹规模、促进区县间生态平衡发展为目标,提出针对性的生态足迹调控与政策建议。以人口、经济、产业结构、科技、能源、土地六方面作为实现调控目标的具体切入点,同时注重差异化、阶段性、重点性、均衡化等调控策略,针对不同类型区县的发展特征提出不同的调控目标。最后根据上述调控目标、内容及策略,结合国内外城镇化政策研究以及江苏省各市县城镇化发展状况,从人口增长、城镇化发展、土地利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科技创新、空间联动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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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于发展绩效的中部崛起战略重构研究[D]. 周宏亮. 武汉理工大学. 2012
[9]. 基于新型工业化的科技需求与科技能力研究[D]. 杨雪. 吉林大学. 2005
[10]. 城镇化进程中江苏省生态足迹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研究[D]. 吴德存. 中国矿业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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