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政法大学
摘要：阅读与写作，是否都带有主观目的性？于自身输入而言，我们自身的求知欲望，使得我们去思考，而阅读则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解决问题的良方，文本又是记录前人思想的历史产物。我们常会发现，自己深思熟虑的问题感觉已经很透彻，恨不得马上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时候，往往发现会被前人早已从不同方面分析到了极致。再看看之前自己写的凭空遐想与豪言壮语便会羞愧不堪。于自身输出而言，写作是最好的记录阅读过程与理解文本思想的方式，也是展示自身思想体验与提高逻辑能力，以及锻炼语言水平的方法。
而阅读与写作，是否带有主观故意性？当我们写各种申请的时候，年度总结的时候，思想汇报的时候，公开演讲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大都是受到着一种隐形话语的支配，使得我们故意要写成它应该有的样子，所以也会去阅读那些已经成为范式的样子。这就像我们要去取悦读者，那么就要写那些暧昧的剧本一样，而且在要写之前，要看看别人是怎么暧昧的。当福柯在一次哲学学会上演讲的时候，第一段话便是：“我在言说，但是我知道，有一种话语正在让我言说。”
关键字：文本学、后现代文本学、马克思文本
一、“互文性”游戏
在一个文本的写作过程当中，我们都不敢讲这个语句或者语段是我们自己独立创造的。在罗兰·巴特看来，原创性的文本只是一句空话，因为根本不会有原创性的存在。他与自己的学生克里斯托娃提出了一个概念——“互文性的文本学”。罗兰·巴特在《文之悦》当中用“织”代替了“写作”这一概念，他认为文本就是各种思想资源本身在“我”的语境当中被编织出来的。因此一切都是瞬间被建构，也是瞬间被消解的。而阅读过程最重要的是为了使自己产生“创造性”，当我们读一本书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追溯还原，而是在于获得新的思想资源，这才是“阅读的愉悦”。在写作的过程当中，阅读与写作是搭配的，所以他认为写作是撩人的色情事件。
罗兰·巴特实际上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大师，于后期转向后文本学的研究。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冲击，所以我们又称其文本学为“后现代文本学”。后现代主义主张消解始基，消解凝固的“内核”，所以他颠倒了所有传统的阅读方式，消解了传统方式对于研究读本原初语境“内核”的探究，由“还原”转向了“生产”。因为阅读与每人自身情况相关，没有理由要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作者。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二、融合视域
既然有罗兰·巴特的“后现代文本学”，那当然就有先与其的“现代性文本学”。其最大的差异便在于现代性文本学假定了始基性的存在。而这种始基性就是我们阅读时候所要追寻的原本。国内最常研究的人物便是伽达默尔与利柯。他们的解释学，不论讲的如何复杂，其都是要我们回归到作者的原初语境。而解释学又并未跳出现代文本学的圈子。
一个文本是否就代表着作者本人的观点与思想？伽达默尔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我们阅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两个视域的融合，第一个视域是文本的视域，因为文本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而非简单的直达过程。也就是说，并不是读懂了字面意思就能够直达作者的意思。第二个视域是读者本人的视域，每个读者只能看到自己所能看到的东西。用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便是，当我们的知识架构当中，具有能够使得信息落下的知识结构的时候，它才能够被我们听到读到。所以同样的文本，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同一个人，读每一遍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体悟。那么文本阅读与被我们接受的过程，便是这二者视域的融合。现代性的文本学正是建立在这种西方解释学的基础之上。
三、“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
西方对于文本学有着较为深刻的研究，而我们并非没有自己的文本学，“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便是典型的说法，只是之后未有太大发展。最早的教育，都是从四书五经开始的，所围绕的核心都是对于经典文献的研究与理解。这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阐释学与文本解释学有着相通之处，就像对于《圣经》的阐释，只能作为信仰与真理去体知。我们过去对待斯大林式的教条，毛泽东思想等，都作为一种真理去解读并言说，对待马克思更是如此。就像是胡塞尔讲的：在我们无意识的先见中存在着的东西。比如以马原理反推马原著，以实用主义的方式为自己的言行在原著中找到“合理”的论据。
有意思的是，列宁的《哲学笔记》并非他本人的著作，只是后人截取列宁的读书笔记拼凑而成，其思想的完整性，连贯性，是否代表其真实意愿，都有很大存疑。而且列宁根据《普鲁士书报检查令》断言，马克思《神圣家族》有三分之二内容都为废话，是凑字数的。因为《检查令》规定了一定字数以上是直接免检的。问题又在于，列宁阅读的只是马克思公开发表的，而公开发表的内容是否又能代表马克思真正想诉说的内容？列宁并未对马克思的书信，原稿做足够的分析。最起码，书信要比公开发表的文献更加真实。所以说，我们常常口口声声讲哪位伟人说了句怎样的真理，实际上是借伟人之口讲出了自己的“真理”。
阿尔都塞用自己的“症候阅读法”读马克思，认为只有他读懂了马克思，只有他掌握了一个“真马克思”。这种阅读法就是要读出“空白”来，就像我们常说的“言外之意”。他认为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要读出作者在解决问题时未能解决的问题，还要读出此未解问题新的解决方向。而且我们在读某个人的时候就是读到了某个人的原本，这叫“无罪的阅读”，并且认为“无罪的阅读都是一种幻想，一切阅读都是有罪的。”这就是说，把字读懂，把内容可以概括，实际上和阅读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是要穿透文字，把握作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四、“文体”问题
从文体角度来看，哲学研究活动都是哲学家思想产生之后，通过语言和文字表述的。这不仅与作者观点的表述是否准确有关，亦与读者的理解情况相关。日常语言与专用语言，以及语言的翻译，新旧词汇等，都影响着我们的理解。文本的类型，诗歌、散文、书画、专著、书信、小说等等这些文本的载体，都会呈现出一个不同的“我”。我们通过自己的理解其实经常改变了作者的“命运”。
最后，偷换一下罗兰·巴特的概念，写作如果真的是为了迎合，拼凑地应付，那还真就成为了“互文性”的游了。任何文章，有思想的注入才变得灵动，只是为了撩人，那还真就是一场“色情事件”。
简介：聂鑫 （1987.12.15-）：男，31岁，陕西西安人，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17届法学硕士。
论文作者:聂鑫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8年第9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8/9/28
标签：马克思论文; 自己的论文; 文本论文; 视域论文; 都是论文; 过程论文; 思想论文; 《文化研究》2018年第9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