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九边守战与生活用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生活用水论文,九边守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9)05—0110—09
20世纪初期，英国人盖洛曾沿着长城考察，据其见闻，长城沿线居民生活用水困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井坪县的一个缺水村庄，村民们依赖一口超过150米深的水井为生，井水每隔三五天才会打一次，因为缺水，村民们不舍得用水来招待客人。①在靖县东南面的“五台坳”山峰，黄土深达1000英尺厚，无法保持水分，只有几户人家住在此地。由于和水源相距数英里，要下山打一桶水很不容易，所以村民们都在家备好了蓄水池(旱井)。村民们在最坚实的坡地上挖掘了宽度和深度达到几十英尺的坑，并夯实表面以求滴水不漏。为了使更多的水流进蓄水池，村民们还妥善的布置水渠。②此外，他还注意到，生活在长城一带的很多人患上了甲状腺肿大，被称为“长城之病”，据说是由于不洁净的水源所致。③
盖洛所载，其实已经触及到长城沿线日常生活用水困难的两个方面，其一为水量性缺水，其一为水质性缺水。所谓水量性缺水，指难以获取水源，在九边主要表现为土厚水深，难以获取地下水资源。新近的研究表明，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的全部或部分位于黄土高原，“土厚水深”，井深汲艰，日常生活用水困难。④有些地方无法掘井汲泉，只能凿池而饮，依靠集蓄自然降水解决日常生活用水。⑤上述研究的部分文献、碑刻资料反映了明代九边之地一些地段的生活用水困境，不再重复。作为另一方，瓦剌、鞑靼所居之地水环境则是：“虏地高、寒，高故乏水。”⑥所谓水质性缺水，是指水质咸苦，不宜饮食。相对南方而言，北方的民生用水以井水为多，井水自身“所含”的水质问题较突出，土厚、水深与水质良好并不一定有必然的对应关系，深达十余丈、数十丈的井水也可能因水质欠佳而不堪饮食，井水咸苦长期困扰北方居民的日常生活。⑦另外，甘陇一带存在苦水区，地表水、地下水皆苦不可食。
长城、营堡之建，一方面占据险要地势，另一方面地处险要的生存环境，无法或难以找到补给。这样，在水资源相对缺乏的环境里，边地士马的生活用水就愈形艰难，势必会对明代边地征战和九边经营产生若干影响。
水资源是一项重要的战略物资，在水资源困乏的环境下，供水保障更具战略意义，可谓军队作战，无水必败。有明一代，统治者始终为北部边防这一重大问题所困扰，为防止蒙族南下，明代在北部边防线上进行了重点部署，逐渐演化为九边军事防御体系。学界对明代北部边防诸问题多有研究，此处不赘，但是从生活用水角度开展的研究还非常少见。本文则重点从这一独特角度出发对明代边地守战进行考察，试图揭示日常生活用水在理解明代九边守战历史中的重要性，我们要追问的是：军士与战马的生活用水如何得以解决？明代边地守战涉及到战与守两方面问题：其一，野战状态下的水源供应问题，包括在当地水源条件下，通过何种形式获得水源？何种设备保障供水？供水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哪些影响？其二，防守状态下的生活用水问题，包括双方对于水资源的控制与扼守，即争夺“制水权”、边地军事堡寨日常的供水保障等。围绕战与守，本文通过对明代若干征战行军路线、战争进程的梳理，考察了士马生活用水及其解决问题。同时强调，对水资源的控制、扼守、侦探，在明清边地的经营、保障、防御中是一个重要方面。明代九边守战的生活用水其实反映了自然环境与人类行为动态的相互关系，在缺水环境下，生活用水只能是一种适应性的解决。
一 北征与水源供应
蒙元败北之后，依然对明王朝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建设一条巩固的边防线以有效地阻止蒙族南下袭扰就成为一个必须实施的战略布署。另外，为了打击蒙族势力，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明军曾多次北征。北征过程中，军队所经之地，水资源非常困乏，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用水保障关系军队的生存和作战能力，影响作战任务的顺利完成，因此必须解决好水源供应问题。
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以故元遗兵为患，派军北征，已经遭遇缺水之苦。当年六月，李文忠部与敌对战，战斗结束后在归途中迷失道路，行至僧格拉木，军士由于缺水而渴死者甚众，正当李文忠深为忧患之时，忽然，他所乘骑的战马刨地长鸣，泉水涌出，军士、战马皆赖以济渴，这才摆脱了缺水困境。⑧可见，在缺水环境下，军士、战马如果长时间得不到用水补给，人、畜不能行动，必然会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
永乐七年(1409)冬，明成祖筹划北征，诏令户部尚书夏原吉商议北征运粮之事，运输工具采用工部所造的武功车，然而北征路途遥远，运输工作极为不便，只好沿途筑城，用于贮存所运之粮，并留驻官军守护，等待大军来时所需。北征开始后，自北京至宣府是从北京在城及口北各卫仓逐城支给粮食，而宣府以北则用武刚车三万辆，约运粮二十万石，随军而行，过十日路程，筑一城，再十日路程，又筑一城，每城斟酌贮粮，留驻军队守卫，以待军队返回食用。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如果北虏发觉明军而逃遁，明军将追蹑其后，军队粮食供应保障亦如前法，筑城贮粮，并将所筑之城名为平胡、杀胡等。⑨
粮食得以解决，饮水问题则未提及，似乎无虞。然而实际的情形是，军士及战马在行军过程中多次遇到生活用水困难。水源缺乏或供应不足，不仅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会影响战争的进度与结果。永乐八年(1410)六月，明军与阿鲁台接战，“我师乘之进奔百余里，虏众溃散，阿鲁台以其家属远遁。时热甚，无水，军士饥渴，遂收兵，营于静虏镇”。⑩观览当时战局，明军似乎占有明显的优势，在追击阿鲁台及其所属达百余里后，擒获寇首胜利旋师近在眼前，然而六月酷热，边地少水，军士饥渴难耐，不得不收兵回营。
明成祖为了打击蒙元残余势力先后五次亲自北征。既然北征所经之地十分缺水，水源供应又在战争中具有战略意义，如何解决好军士、战马的生活用水就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从文献记载来看，有多处涉及到北征过程中的生活用水问题，其中包括水源获取的不同形式、水源供应保障、水源与行军路线、水源与战争进程等方面。
在缺水环境下，雨、雪等自然降水虽仰赖于天，但对解决士马用水缺乏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永乐八年(1410)三月丙子，明成祖率军北征，行至凌霄峰，其地高燥，泉水歉乏，“晚下微雨，将暮未钣……无水饮马，从者至皆不得食，军士亦得不食者，夜下雪，平地尺余。”(11)这场大雪厚达尺余，不仅大大缓解了饮水之困，军中士气也得鼓奋。(12)再有，当年六月，明成祖旋师，追逐北虏溃散者，天色已晚，在峰地安营扎寨，地高少水，大为所困，忽然雷雨大作，将士才得以济渴足饮。(13)
水泉、河流等较之雨雪等自然降水显然相对具有稳定性、保障性。永乐八年(1410)三月戊子，车驾行至金刚阜，明成祖敕游击将军都督刘江曰：“清水源，虏所往来处，恐彼有伏，汝等乘夜速往掩捕之，如不见虏，即先据山顶泉源以俟。”(14)这体现了在缺水地区作战对于水源的控制与争夺，谁拥有了制水权谁就有了主动性。据随军而行的杨荣所记，此间“所经之处，平沙旷漠，碱水悉化为甘泉”。继之，明军行至清水源，为水所苦，去营三里许，平地泉水涌出，“滔滔汩汩，莹澈清洁，期须涌洋，将士环睹，惊骇嗟异，咸以为除灭残胡之征也。皇上召中宫汲取，尝之味甚甘美，仍赐将士皆饮，乃命之曰‘神应泉’”。(15)永乐二十年(1422)，明成祖北征时，有类似情形。当年六月，行军至长乐镇，“镇故乏水，晚有泉数十跃出，军中足用”。(16)以上记载，抹去帝王与天相通的神异色彩，却显示了北征途中屡为水困的史实。
明成祖在缺水之际幸得天助，赐名“神应泉”后，行迹所至，屡有赐名水泉之记。至禽胡山，赐其泉名“灵济”。(17)至广武镇，赐其泉名“清流”。(18)至长清塞，赐其泉名“玉华”。(19)根据《译语》所载，玄石坡附近，远近不一，有泉数泓，名称分别为天赐、瑞应、神贶、神献、灵秀、灵济，皆系明成祖北征所经之地，在六军缺水之际水泉涌出，因此明成祖赐其美名以标其异。(20)明成祖赐名水泉大体还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沿边军事堡寨有相当部分是依泉而建，在解决士马生活用水的同时，也实现了对水源的有效扼守。
泉水之外，亦有河水。永乐八年(1410)五月，北征队伍将至臚朐河，明成祖登山四望，俯临河流，立马久之，赐臚朐河名“饮马河”，(21)赐古儿扎河名“清尘河”，(22)至五原峰，命都督薛禄祭斡难河山川，赐名“玄冥河”。(23)明成祖一路赐名泉河，侧面透露了行军路线虽不完全是循水而行，(24)但还是尽可能地接近河流。
在水资源相对困乏的边地，既已屡受乏水之苦，自当对行军生活用水供应有所筹计，除充分利用自然降水、地表水外，明军还通过人工手段或开发水源，或储水运水，以保障水源供应。
其一，凿井汲饮。据永乐八年(1410)随行人员北行所见，当他行军接近一座山下，看到了众多军士在山下掘井的场面。(25)当年四月初八日中午行至一山谷中，谷中有二眼旧井，井水可饮，而新掘水井之水质皆属碱苦。有人想取水饮马，由于人多，凑集井上而不能得水，马因干渴又不肯离去。(26)这些记载说明军队所至，军士会根据当地水文条件，相宜开凿水井解决生活用水。
其二，长途运水。明军北征，粮食运输、供应经过筹划，已得到妥当解决。永乐八年(1410)、二十年(1422)均对北征馈运之事详加安排。永乐二十年(1422)北征分前、后运，用驴三十四万头，用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人，挽车民夫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粮凡三十七万石。(27)如此浩大的运输队伍，保障远入北地的粮食军需，却没有提及水的问题。另一方面，北征前后数次，对于边地水源缺乏、受困于水当有切身体会，并采取应对举措。那么，在庞大的馈运队伍中，有无负责运水之人？在无河泉，难以凿井，雨雪未降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军队以及战马的饮水如何解决？
据史料记载，永乐八年(1410)四月，明成祖驻次威虏镇，难得水泉，皇上命令把骆驼所载之水赐饮卫士。已是日暮时分，明成祖犹未进食，中官请他进膳，明成祖回答道：“军士未食，朕何忍独先。”令人巡视各营军士皆进食，他才开始用膳。(28)这说明，在北征过程中，曾有利用骆驼驮水解决生活用水之举。
《北征录》对载运饮水之事记录更为详尽。永乐八年四月“十九日晚，次高平陆，无水，于广武镇载水至此，晚炊”。(29)“四月二十三日晚至双秀峰，是程无水，自清冷泊载水炊饭”。(30)“五月二十六日，晚次定边镇，是程无水，载水为早炊”。(31)“六月初九日驻兵于山谷中，时热甚，已半日不食，饥疲殊甚，忽得皂隶一人，载水一瓶、宿饭一盂，至予三人”。至夜，“下马倦甚，又复饥渴，移时忽有一皂隶至，载水一瓶，饭一盂，予二人，即共食之，又甘如午食者，乃留一瓢饮，方尚书饮毕曰：‘此值二百贯’”。(32)永乐十二年(1414)北征，亦有载水之举，如“四月二十四日，晚次云谷屯，无水，自清水源载水至作晚食”。(33)在缺水环境下，军士既有干渴之苦的切身体验，又有解渴之后对水之珍贵、甘美的深刻感受。
水有其自然特性，士马所需用水量甚为巨大，受当时运水装备条件限制，即使有骆驼或马匹载水随军而行，依然难以满足士马长期的、庞大的用水需求，在就近无法获取水源的情况下，生活用水只能在水源地和军队驻地之间进行远距离的运输才可解决。
其三，采露而饮。《北征录》还记载了在缺水状况下一种特殊的获取饮水形式。永乐八年(1410)六月初十日，明成祖一早从靖虏镇出发，命令诸将皆由东行，途中将士甚为干渴，但附近又无水源，于是军士把衣服置于草间，一边前行一边拖拽，此举使得草上的露水浸渗到衣服上，军士再扭衣出水而饮得以解渴。行军数十里后，才有水可饮。(35)
经过多次北征，明军其实逐渐完成了对瓦剌、鞑靼活动地区的水资源的勘察。随行人员根据亲身经历所著的《金文靖公北征录》、《译语》等，记载了水源分布、水质优劣等大量的信息，为以后的军事行动提供了珍贵的水资源情报。正如《译语》所言，“若岗阜之错落，屯戌之倚伏，形势之险夷，水草之美恶，并附于山川之下者，一则便于进止，一则便于取舍。脱有扫穴犁庭之举，无俟旁求也。”(36)可见，在军事实践中，缺水地区的战时供水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人关注，因此对于包括水源位置、水量和水质等内容的未来战场的水资源勘察工作高度重视，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
二 土木之变与满四叛乱
因缺水导致战争失败，古今中外皆有例可循。土木堡之变是明朝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探讨土木堡之变的原因时，宦官专权、战略失误等方面似乎在过去得到更多的关注，虽然已有研究者指出明军处于没有水源的绝地，又未能对唯一的水源地进行控制，移营就水，导致全军覆灭。(37)但从自然环境尤其是水源供应与战争相互关系的专门讨论尚嫌不足。
土木之变有多重原因，如果从战争与水源供应来看，明军困于土木堡后，正是因为无法获得水源供应才导致最终惨败。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分四路大举入寇，一时烽烟四起。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挟持下不听群臣劝谏，执意亲征。在接连失利后，明军败退，行至土木堡。土木堡一带地势高燥，掘井二丈不能得水，距土木堡南十五里有河，这里所指河水，可能系自东北而米的清水河，也可能指西北而来的桑干河，两河在怀来卫西南相汇。虽然相距不远，但从河中汲水之道已为额森占据，众皆饥疲渴饮。第二天，瓦剌军见明军止而不行，详装撤退，王振中计，急忙下令明军移营而向南就水。明军刚一行动，也先率领集骑从四面冲杀，士卒争先逃走，行列大乱。瓦剌军队左冲右突，明军大溃，死伤数十万。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尚书邝埜、王佐，侍郎曹鼐、丁铉等五十余人战死，太监王振亦死。明英宗遂为也先所俘虏。(38)
土木之变前明军的军事失败有多种原因，围困于土木堡之后，水源供应则和明军失败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明英宗退据土木若有充足的水源，或可据堡而守，和也先军队形成相持之势，或等待援军，成里应外合之势夹击也先军队，战局会发生变化。最为重要的是，土木堡地势高燥难以凿井取水，附近的河水作为战略物资，明军未能有效地保障供水道路的通畅，而也先却抢战先机，切断了明军的汲水之道，有效地控制了水源。在缺水环境下，士马由于长时期未能摄取饮水，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削弱，与干渴相伴的是心理上的恐慌，战争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明成化四年(1468)，在干旱缺水的固原发生了一次叛乱，平定满四叛乱始末与水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年，固原土达满四发动叛乱，满四所据者乃一石城，自号为招贤王，封李俊为顺理王。叛乱以后，满四所属在甘州四处劫掠，又进攻固原千户所，后来李俊战死。明将刘清自靖虏卫率军前往驰战而不利。都指挥邢瑞、申澄率领各卫军士前往战捕，双方战于城下，不料官军败阵，申澄战死，满四之势一时大为振奋，无业之民多投奔附从，声势浩大，远近震骇。五月，朝廷敕令陕西巡抚都御史陈介、总兵宁远伯任寿、广义伯关琮、巡抚绥延都御史王锐、参将胡恺各率所部之兵平定满四之叛。
满四之叛有何依凭，能让前来平叛的官军屡受挫折？这还须从石城说起。满四所据的地方名为“石城”，不知建于何时，乃前人为躲避战乱所建。石城位于众山之中，距离平凉府有一千里，四面峭壁数十仞，上下无路可行，只能靠引绳相通，石城西山峰顶平坦，可容数千人。石城本身就地势显要，兼之山间有罅隙处又筑有二丈的高墙，可谓易守难攻。
在缺水环境下，在地形上占据军事险要诚然重要，但水源供应尤为关键。满四所据石城并没有井泉或河流，但是石城中却凿有数个石池集蓄自然降水，藉此用于汲饮。为方便汲水以及保护、控制水源，满四在水池外设有栈道，而栈道下则又筑小城护之。前有小山高数仞，如拱壁状，山后悉筑墙高二丈五六尺，各留小门，仅容军骑，城外皆乱山。可见，满四据于石城即有一夫当关的险要地利，又有在缺水地区凿池畜水解渴济饮的用水设施，所以他既能凭险依水而固守，又能依此而出战寇扰。
远道而来参加平叛的军队饱受缺水之渴，但能通过运输远水解渴。满四虽据石城，有石池数个，却受自然降水限制，如果短时期得不到补充，储水只能不断减少甚至枯竭，成为涸泽之鱼。所以石池之水可济一时之渴，不能作长久之计，这也是官军与满四形势发生转折的关键。参与平叛的马文升与项忠经过谋划认为，叛军城中无水，粮草也日渐困乏，如果能够断绝其粮草与水源供应，叛军缺粮断水后就会成为釜中之鱼。于是官军尽以死人马填塞城外水泉，污染破坏叛军水源，然后设好埋伏等候夜间偷汲的叛军，不少叛军被擒。明军从俘获的叛军处得知城中生活用水艰难的消息。于是，官军围困日密，隔断石城与外界水源供应的通道。叛军缺水，逐渐出现了逃散现象。十一月，满四所倚重的悍将杨虎力奉命出营夜汲，为明军所获。明将向杨虎力询问破城之计，杨虎力说，“只在明日，倘落雪，人有水，难以为力。”(39)次日，明军与杨虎力相约，里应外合，这才将满四捕获，满四之乱始平。(40)
在缺水地区开展军事行动，不仅要占据守战的有利地形，而且要特别注意自身的水源保障问题，从而保证军队的生存能力、战斗能力和军事任务的胜利完成。在缺水环境下，敌我双方都会把断绝敌方的水源供应通道、破坏敌方水源作为首要的战略目标。各地水环境不同，水源供应形式有所差异，所以，围绕水源供应的军事行动要针对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正是凭借凿池蓄水解决了一定时期的生活用水，满四才暂时取得军事优势。水池蓄水依赖于自然降水，在干旱少雨、地下水源不丰的环境下，随着蓄水枯竭、饮水短缺，一旦汲道为对方所断而无法获取生活用水，失败的命运也来临了。
三 九边经营与水源扼守
九边及其周围地区面临水量性、水质性缺水的双重困难，对蜿蜒数千里沿边驻守的军士及战马而言，生活用水的解决十分重要。对边地少数民族而言，以逐水草为生计，其南下寇边士马众多，牛羊或常附随，水资源问题尤为突出。所以水资源对于守战双方均具有战略意义，职是之故，对水资源的扼守与控制、争夺制水权成为九边经营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水资源缺乏的环境下，作战双方都会把水资源作为战略目标加以控制，有时甚至可能摧毁或破坏水源。那么，做好水源地理位置，水量、水质的优劣等的勘察，掌握准确、详细的水文资料，注意水源的保护就成为一项关键的工作。成书于嘉靖年间的《边政考》的一个重要价值和突出特色，表现为它是一个较为详尽的军事水文资料。它不仅详细记载沿边卫堡有水泉处以及各营堡附近的水源，而且从水源分布总结了北族军队驻扎、南侵路线等，为明军有效的军事应对提供了重要参考。例如，榆林卫北面接近大川墩、老虎沟河掌二处水泉，也常常是大虏驻营、边外寇路的地方。此外，高家堡等营堡附近各有数量不等的水泉，而归德堡、鱼河堡、新安边营、饶阳水堡等堡附近则没有水泉。观览九边地图及边墙内外形势不难发现，水源和北族南侵的行军路线、军队驻扎等密切相关，因而也是明代边军重点防范的对象，对此进行周详的军事部署。
需要强调的是，九边各地环境不同，除生活水源外，还有其它因素影响边地守战的经略。如在榆林镇：“虏众临墙止宿，必就有水泉处安营饮马。今花马池墙外有锅底湖、柳门井，兴武营外有蝦蟆湖等泉，定边营外有东柳门井等，余地无泉，又多大沙凹凸，或产蒿，深没马腹，贼数百骑或可委曲寻路，而行多则不能，故设备之处有限。”(41)虽然一些地方有水，但沙漠、蒿草作为一种自然屏障，增添了北虏南下的困难，所以对于水源的控制在战略上就相对显得不是特别重要。
在水资源非常缺乏的地段，控制水源对于敌我双方都上升到战略高度。英国人盖洛在考察长城的过程中认为，长城“这道屏障把他们与羊群所需要的水源隔开了”。(42)对于南下的北族而言，占据水源则解除了远距离作战水源供应困难的无水之忧，他们甚至可以水源为军事据点，和明军形成相持之势。例如，在宁夏镇有梁家泉，“敌每据水头驻守，攻围城堡。”(43)对于防守的明军来讲，控制水源则拥有了制水权，从而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性。因而水源控制与扼守在边地经略中尤显重要。在花马池东南一带，惟铁柱泉有水，又东南至梁家泉有水，又东南至甜水、红柳、榆树等泉，史巴都、韩家、长流水等处有水。(44)据载，铁柱泉“日饮数万骑弗涸，左右数百里皆沃壤可耕之地，北虏入寇往返必饮于兹，而散掠灵、夏，长驱平、巩，实自兹始，以其□是患也”。嘉靖十五年(1536)，总兵刘天和巡行至铁柱泉，停留瞻望了好长时间，忽然有了克敌的良策，喟然长叹：“御戎其在兹矣，可城之，使虏绝饮，固不战自惫。”于是在铁柱泉筑城，周环四里许，高四寻有奇，厚亦如之。城用以护泉，隍以卫城，城、隍建好后，派驻一千五百名兵士，同时又招募土人共同驻守铁柱泉。此后，又在铁柱泉以南百里许的梁家泉，甜水泉、史巴都等水源处也筑墙护水。经过对水源的扼守，“重关叠险，御暴之计盖密矣，借虏骋骄亡忌，入境骑不得饮，进则为新边所扼，退则为大边所邀。”(45)刘天和在铁柱泉筑城，梁家泉筑堡，甜水泉、史巴都等处筑墙，一时水源俱各据守，北虏无饮马之处，明军在这一地带取得了制水权。
除了修筑城堡控制、扼守水源外，对边外一些水源地的侦探成为一项日常军务。在永宁堡“边外水头有梧桐树，地方在北二百四十里，堡兵更番侦樑，以取先住之藏木签马信”。(46)高沟堡情形相同，“明制凉州各堡抽调千人，更番按伏于扒里扒沙也。堡之外边，其水头十三个，并在东北一百八十里，塞外只此有水，今逻兵持籖，更番更宜严谨，恐久而懈耳。”(47)由于水源缺乏，北族南侵必须从数量有限且固定的水源地获取水源，以供士马之需，受其它条件制约，在这些水源地不能像铁柱泉那样建城护水，取得制水权。但是通过军士对水源地及其周围状况的巡逻，可以获取北族军事行动的相关信息，据此采取必要的应对之举。
水资源的控制与扼守是应对北地民族南侵的一个方面，而长期驻守在边地的士马自身的生活用水解决亦是一重大问题。沿边各地水环境不同，日常生活用水也是形式各异。
凿井而饮。据文献记载，明成祖对于边防备战甚为谨严，自宣府迤西至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在可通车骑的隘口派驻百户守之，通樵牧者则遣置甲士十人守之。武安侯郑亨充总兵官，明成祖颁发给他的诏书云：“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48)根据现存的明代碑刻记载，明军在修筑城堡的同时于城内开凿水井以济饮食。万历初年，为扼守敌路，辽东镇大甸堡由旧地移建新址，为解决生活用水，堡内共穿井六眼。(49)同时期，辽东新建孤山堡，于堡内凿井二眼。(50)明代边地缺水，因此，在城堡的规划经营中，往往于城堡傍开凿水井以解决驻守军士、战马的日常生活用水，水井开凿后又在井外修筑一道围墙保护水源，形成重门御暴之势。可见，明军非常重视生活水源的开发与保护，将其作为备战御敌的一项制度性安排。
修渠引水。庄浪卫北边有个裴家营，位于凉州卫、庄浪卫疆域所分之处，城堡建在平原，土瘠沙多，水利不通，堡中军士藉由香沟分灌之水，才避免了人畜渴死的用水困境。同样是庄浪北边的阿霸营也是地高而平衍，为不毛之地，堡以南有水泉二处，疏通水泉引入堡内，供应生活用水之需。(51)庄浪北边的大靖营，城居高亢之地，日常生活用水深可忧虑，后来可能开辟了秘密通道，从城南五里之龙王庙侧引水进城。(52)
挖窖蓄水。在无法通过凿井或引导地表径流获取供水保障的边地，只好集蓄天然降水来解决生活用水了。地处黄土高原的偏关，境内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地理位置重要但干旱缺水。据载，明万历年间创建的滑石堡砖城规模较大，既然规模较大必有众多军士驻守，所需生活用水量也较多，在当地难以井汲的环境下，集蓄自然降水是获取水源的重要途径，所以在城内开凿水窖十一眼，每窖可容水千石余，以备不测。(53)庄浪南边新站“其地源泉不通，耕种常废，居人汲水在深山二十里许，故冬则撮雪窖水，春则向空受雨”。(54)甘肃古浪县大靖堡生活用水困难，崇祯年间，驻守城堡的将士因为“城中日用之水，搬运甚艰，厢井三眼，引河水入聚，可备鲁(虏)患”。此外，“山堡离水三十余里，往返劳苦，督修水窖三处，一遇雨雪，收藏可以足用”。(55)
挖窖蓄水的生活用水形式应当说在缺水的甘陇一带较为普遍，它不仅解决了生活用水，而且在解决修筑墩墙的工程用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弘治年间，兵部右侍郎张海向皇帝上奏安边方略六事，其中之一是“修边防以固封守”，他指出，甘肃东、中、西三路，延袤二千余里，四当敌冲，盗贼出没无时，如果不因地制利，作长远守备的计划，恐怕灾祸将至。他建议在各路或增筑墩墙，或修理壕堑，或有数十百里，取水之路有的远达四五十里，工程浩大，一时难以成功。因此，他请求皇帝敕令甘肃守臣“督官军于农闲之时，渐次修理边防，或地有沙石者，用古木立栅之法，或水路不通者，用他边窖水之法，使营垒相望，哨守相闻，靖虏安边之计得也”。(56)
部分城堡因水源问题得不到较好解决只好迁建移置。大同镇城东北四十里，水尽头原有旧堡，地处偏僻，殊非军事险冲，“土干不便汲水”，移向稍东的平岗之地。(57)榆林卫的常乐堡由巡抚余子俊创制于成化十一年(1475)，弘治二年(1489)，巡抚卢祥因其砂碛无水，北徙城堡二十里。(58)有些城堡甚至会因为水源问题反复迁移。成化二年(1466)尚书王复把榆林卫响水堡移出黑河山，易名“平夷”。成化九年(1473)平夷堡的水泉突然干涸，而响水堡基址尚为完好，可以居守，巡抚余子俊乞令还归旧处。(59)
在缺水的边地，军士不仅重视水源的开发与保护，还特别注意生活用水的储蓄。据《明会典》记载，一些城堡墩台，其墩之上，除侯卒自持口粮外，要求常蓄一月的水、米。(60)大学士丘濬对守卫墩台军士的守备及生活用水表示担忧，并提出了改益之措施：“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数之孤卒，持一二日之水、米，出于数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其墩之上，除侯卒自持口粮外，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测。”(61)这与《明会典》所载相契，可见储水蓄粮在备战中已经成为定制。
明王朝建立以后，蒙元残余势力虽然退居蒙古高原一带，但不时南侵对明王朝形成巨大威胁。明王朝为了防御北族，在北方设立九边，修筑长城，营建墩堡。九边所经之地基本处于干旱区，年降水量小，地下水资源缺乏，因此，双方军事活动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水资源作为一种战略物资，不仅关系到军事斗争的胜败，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不同族群在缺水地区围绕稀缺性水资源而展开的生存斗争。
明代边地守战的生活用水是与当地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活用水问题的重点也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而演变。明初，洪武、永乐年间曾一度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先后数次北征，水源对于明军行军路线、作战能力、战争进程、战争结果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士马行军野战状态的生活用水保障是为主要问题。作为明朝历史重要的转折点，土木堡之变和军队水源供应有亦有重大关联。此后，明军战略重点更加趋向防御性，水源供应也由野战供水、边镇供水并举向边地防守供水转变。由于边地缺水，受此制约，北虏寇边路线多与水源有关，能否争得制水权关系到军事行动的成败，因此，明军在备战中把对水资源进行有效地控制、扼守、侦探上升到战略高度。
明代北方漫长的边防线，很大一部分处于水源缺乏的黄土高原，而驻守其间的军士、战马生活用水需求十分庞大。边地城堡、墩台的营建往往不能兼顾地形之险与水泉之便，虽然有凿井汲水、筑墙护井的制度安排，但无法凿井的地方，只能因地制宜窖井蓄水。一些营堡因水源问题而反复移建，显示出水资源对于边防建设的制约性。
军事活动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传统时代，军事行动中的士马生活用水，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解决水源供应，勘察水源分布、水质优劣状况，控制和争夺水源，不仅关系到战争胜败、历史进程，更为重要的是生存问题。
邱仲麟教授和笔者的讨论对本文颇有助益，在复旦大学召开的“明清时期北方边塞地区民族分布与环境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也提出了有益建议，谨致谢忱。
注释：
①[美]威廉·埃德加·盖洛：《中国长城》，沈弘、恽文捷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②[美]威廉·埃德加·盖洛：《中国长城》，沈弘、恽文捷译，第97-98页。
③[美]威廉·埃德加·盖洛：《中国长城》，沈弘、恽文捷译，第303页。
④胡英泽：《水井与此方乡村社会—基于山西、陕西、河南省部分地区乡村水井的田野考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⑤胡英泽：《凿池而饮：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民生用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
⑥《译语》(撰者不详)，第66页，《黑鞑事略(及其他四种)》，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3177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⑦胡英泽：《古代北方的水质与民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辑。
⑧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0《故元遗兵》，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34—135页。
⑨《明太宗实录》卷97，永乐七年冬十月已亥，台湾“中央”研究历史语言所1962年校勘本，第7册，第1279—1280页。
⑩《明太宗实录》卷105，永乐八年六月甲辰，第7册，第1359—1360页。
(11)金幼孜：《金文靖公前北征录》，《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史部第433册，第111页。
(12)《明太宗实录》卷102，永乐八年三月丙子，第7册，第1328页。
(13)《明太宗实录》卷105，永乐八年六月乙已，第7册，第1360页。
(14)《明太宗实录》卷102，永乐八年三月戊子，第7册，第1331页。
(15)《明太宗实录》卷102，永乐八年三月丙申，第7册，第1333页。
(16)《明太宗实录》卷250,永乐二十年六月庚寅，第9册，第2329页。
(17)《明太宗实录》卷103，永乐八年四月壬子，第7册，第1340页。
(18)《明太宗实录》卷103，永乐八年四月甲寅，第7册，第1340—1341页。
(19)《明太宗实录》卷103，永乐八年四月甲子，第7册，第1344页。
(20)《译语》(撰者不详)，第15页，《黑鞑事略(及其他四种)》。
(21)《明太宗实录》卷104，永乐八年五月丁印，第7册，第1345页。
(22)《明太宗实录》卷104，永乐八年五月戊寅，第7册，第1348—1349页。
(23)《明太宗实录》卷104，永乐八年五月壬午，第7册，第1350页。
(24)《明太宗实录》卷104，五月癸未，车驾次清尘河；五月丙戌，车驾次饮马河；五月戊子，车驾循饮马河东行，次威远戌。第7册，第1350—1354页。
(25)《金文靖公前北征录》，第111页。
(26)《金文靖公前北征录》，第114页。
(27)《明太宗实录》卷246，永乐二十年春二月乙已，第9册，第2308页。
(28)《明太宗实录》卷103，永乐八年四月庚申，第7册，第1342页。
(29)《金文靖公前北征录》，第115页。
(30)《金文靖公前北征录》，第116页。
(31)《金文靖公前北征录》，第118页。
(32)《金文靖公前北征录》，第120页。
(33)《金文靖公北征录·后录》，第123页。
(35)《金文靖公前北征录》，第120页。
(36)《译语》(撰者不详)，第22-23页，《黑鞑事略(及其他四种)》。
(37)过少雯：《“土木堡之变”的后勤警示》，《中国机关后勤》2001年第4期。
(38)《明史》卷328《外国九·瓦剌朵颜》，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8500-8501页。
(39)马文升：《西征石城记》，《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史部第433册，第242—243页。
(40)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41《平固原盗》，第599—604页。
(41)魏焕：《皇明九边考》卷7《榆林镇·经略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史部第226册，第13页。
(42)[美]威廉·埃德加·盖洛：《中国长城》，沈弘、恽文捷译，第26页。
(43)周宏祖：《宁夏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97册，第595页。
(44)魏焕：《皇明九边考》卷8《宁夏镇·保障考》，第3页。
(45)管律：《铁柱泉记》，乾隆《甘肃通志》卷47《艺文·记》，第41—43页。
(46)不著人：《陇边考略》，《庄浪北边·永宁堡》，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第114页。
(47)不著人：《陇边考略》，《庄浪北边·高沟堡》，第148页。
(48)《明史》卷91《志六七·兵三·边防》，第2236页。
(49)辽宁省宽甸县永甸镇坦甸村大甸堡城内万历4年《创筑大奠堡记》。
(50)辽宁省本溪县蓝河峪乡新城村孤山堡城内万历4年《创筑孤山新堡记》。
(51)不著人：《陇边考略》，《庄浪北边》，第91页。
(52)不著人：《陇边考略》，《庄浪北边》，第150页。
(53)山西省偏关县万历10年《创建滑石堡砖城记》。
(54)不著人：《陇边考略》，《庄浪南边》，第83页。
(55)甘肃省古浪县大靖城内崇祯10年《参戎五公碑》。
(56)《明孝宗实录》卷89，弘治七年六月丙寅，第29册，第1640页。
(57)道光《大同县志》卷6《关隘·得胜堡》，第6页。
(58)道光《榆林府志》卷6《建置志·关隘》，第1-5页。
(59)道光《榆林府志》卷6《建置志·关隘》，第10页。
(60)道光《大同县志》卷6《关隘·孤山湾》，第10页。
(61)丘濬：《守边议·修筑墩堡》，《丘文庄公集三》，《明经世文编》卷73，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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