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出版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的出版史研究无论是取得的学术成果，还是研究的内容或者研究的方法，都有值得提及的成绩。这里仅就笔者寓目所及，对其研究成果作一概略归纳，以期能对过去一年出版史的研究动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观照。而对于中国出版史研究现状与发展前景的关注，还在于洞察其对出版业未来发展所带来的启示。
一、研究概况
2006年是出版史研究收获丰盈的一年。在史料建设方面，由开明出版社主办的《出版史料》季刊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史料发掘与发表的平台作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共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0册也已出版，整理完成了从1949年至1960年的出版史料，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湖北教育出版社继去年推出宋原放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之后，又出版了陈江辑注的《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补卷（湖北教育出版社），钩稽五四运动至2000年底的相关史料；汪耀华选编的《民国书业经营规章》（上海书店出版社）收集了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的原始规章制度。为剖析现代中国出版史提供了原始的文本。而在史实与史学方面，笔者仅据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到有关出版史的研究论文即有150余篇，其内容涵盖诸多出版史领域。而相关的研究专著或研究课题更增加了出版史的分量。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既有新课题、新史料以及对新现象的深层思考，也有老话题新视角的重新审视与重新发现。前者开拓和丰富了出版史研究的内涵，后者则有助于获得深刻全面的历史认识。总体看来，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研究课题呈现计划性、连续性和系统性
2006年度出版史领域最大的亮点，是有关出版史的项目与课题硕果颇丰，体现了出版史研究正在走向计划性、连续性、系统性。这在中国版权史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版权史是出版史领域一块新开垦的处女地。本世纪初，李明山曾主持完成了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项目《中国近代版权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在此基础上，本年度由他主持的广东省教育厅立项资助的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版权史》由中国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全书43万字，它作为《中国近代版权史》课题的延续和发展，其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
此外，有关出版史学的各级各类研究课题与科研立项，在2006年度结出丰硕成果，初步显示了其规模效应，以及出版史学研究所受到的重视、可发掘的潜力与发展方向。笔者根据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统计结果，各类资助项目达15项之多。
2.学术史意识逐渐加强
清理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学术史加以回顾和总结，既是出版史“自我”意识的凝练，也蕴涵着对未来学术发展的展望与期许。这种“学术史”意识在2006年度表现得尤其突出。对总体研究状况的归纳，以吴永贵《2000-2005年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出版科学》第6期）较有代表性。该文在大量资料调查的基础上，对2000-2005年度出版史科研情况进行了阶段性的历史总结；对专题研究的梳理与分析，以喻春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回顾》（《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别立谦《钱存训对中国书史研究的贡献》（《中国典籍与文化》第1期）等文章较有分量。上述“学术史”的省思，以新的眼光审视已有的研究，既是学术进步的内在要求，亦使我们对这一领域的学术根基与发展方向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3.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渐具声势
受当前社会环境和出版媒介、出版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影响，出版史的研究范围扩大，研究对象也更多元化。本年度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对少数民族报刊史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清末民初回族报刊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张巨龄《清末民初的回族报刊和丁宝臣等五大报人》（《云梦学刊》第5期）从宏观上对清末民初回族先进知识分子丁宝臣等及其创办的回族报刊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而雷晓静《（月华）初期之办刊理念与实践》（《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敬军《王静斋与（伊光）月报》（《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则对两种有代表性的回族报刊进行了微观的个案研究。
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的扩大，势必要有相适合的理论和方法与之适应。与前两个年度理论研究的贫乏相比较，2006年度在理论探讨方面稍有声势。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出版通史》项目组于8月在京召开的研究编纂会议，专题研讨“出版的起源”问题。作为这次会议的理论成果，《出版发行研究》发表了石峰《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确保〈中国出版通史〉的圆满完成》、宋木文《关于〈中国出版通史〉写好“两头的意见”》（《出版发行研究》第8期）、王振铎《“出版”史论》（《出版发行研究》10期）等一组系列文章，在对“出版”概念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揭示其现代内涵，首次提出了“出版史观”这一理论课题，对于出版史的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具有建设性的意义与价值。
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给出版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又将媒介研究的方法引入出版史，有助于获得新认识。2006年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和肖东发、杨琳、杨屹东《出版媒介的演变与社会文化的走向》（《编辑学刊》第3期）较具代表性，体现了出版史研究者理论建设的自觉，不仅开阔了出版史的研究视野，对于出版学学科建设也具有积极意义。
4.由虚入实的学风正在形成
出版史属于历史学的分支，以史料和史实的考辨为基本路径的实证研究，是出版史学的基础。但是，受社会转型时期世风与学风的影响，实证研究曾经一度为人冷落。这一现象在近两年有所好转。本年度众多的实证研究成果即是这一转向的最好注脚。如汪家熔《陆费逵人品和创办中华书局动机考辨》（《中国编辑》第1期）、李彦《〈宋代出版史研究〉引文纠误三则》（《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杨勇《〈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常见引文勘正与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等文章，则为近年来出版史研究中不多见的对成说与成果的辨正与纠谬。上述研究成果表明，出版史研究由虚入实的学风正在形成中。
5.通史性著述与专题论文相得益彰
在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出版通史》的研究工作已全部按计划完成，最终成果共有八卷九册。此项研究系统地梳理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源流、演变和发展脉络，充分展示了我国出版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入总结了我国出版业繁荣发展的经验和规律，对于促进我国出版史和出版理论基础学科的建设，则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学术价值；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促进我国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断代出版史研究
纵的方面，无论是基础深厚的古代出版史研究，还是愈益活跃的近代出版史研究，抑或是正在走入视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研究，在2006年度均有新进展。
1.古代出版史的制度与文化视角
近年来，出版文化史的研究一再升温，而传统意义上的制度史反而显得相对薄弱。本年度古代出版制度史研究的成果，使这种局面获得改观。陈卫才、李德辉《文馆起源与两汉藏书机构》（《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第3期）从职能和职官制度上论证了文馆这一从事图书典籍等文献整理的国家机构的真正源头是汉代宫廷的藏书机构；李文才《北朝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略论》（《求索》第7期）追溯了北魏孝文帝在模仿南朝制度的基础上改定官制所造就的北魏秘书著作官制度与北朝及隋唐相关制度的渊源；而孔正毅《科举制度与隋唐五代的图书出版事业》（《出版发行研究》第12期）则着眼于分析影响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的制度因素。上述从制度层面对中国古代出版史的重新检视以及由此产生的新认识，使这一领域的研究保持着活力。
2.近代出版史的三个方向
近代出版史是近年来关注度比较高且成果颇丰的领域。本年度的热点大致在三个方面：
热点之一是对于出版的文化内涵与商业属性之关系的探讨。吴燕《近现代上海出版业的竞争效应分析》（《编辑之友》第1期）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版业的市场竞争概况，藉以为当前出版业内的恶性竞争寻找历史鉴戒。陈大康《报刊文学与商业交换规则——以《瀛寰琐纪》的出版史为分析个案》（《学术月刊》第5期）从个案入手分析报刊文学商业与文化的双重属性。上述研究成果，既回应了当前出版业对于历史研究与历史智慧的呼唤，也反映了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有所增强。
热点之二是对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出版之关系的重新审视。如杨清芝《晚清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出版事业》（《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陈名实《近代基督教教育团体及其出版事业》 （《教育评论》第1期）、贺子岳、许金平《文字传教与中国新出版业的形成》（《湖北社会科学》第8期）等文章，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晚清时期西方教会及教士在中国设立的出版机构对中国近代出版业与近代社会的影响，其内容或有重复之说，却提示着“中”、“西”之争依然是困扰当今学人的话题。
热点之三是对于近代版权史的制度与观念层面之深入挖掘。作为近年来出版史的新领域，版权史研究有着十分广阔的空间。蔡晓荣《清末涉外版权纠纷问题》（《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以20世纪初涉外版权纠纷为切入点，探讨中国的版权立法和版权保护在制度层面的缺失；而李静《我国近代版权保护思想的确立及其影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则深入到观念层面，探讨我国近代版权思想对于保障社会秩序、繁荣文化事业、推进文明进步的意义。
3.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处在资料建设与描述史学的起步阶段，但也不乏深刻系统之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出版史，是近年来开拓的新领域，还处于资料建设与描述史学的起步阶段，但其中也不乏深刻系统之力作。如巢峰《20世纪中国哲学辞书编纂出版回眸》（《编辑学刊》第5期）、方厚枢《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版史料》第2期）、黄义侠《50多年来我国古籍出版的质量问题》（《出版科学》第3期）在分析与阐释上颇具功力。尤其是后者，从古籍校注、古籍今译、选题情趣、重复出版等角度，探讨了50多年来尤其是近20年来我国古籍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既具有学术价值，对于当前出版业亦有深刻的现实鉴戒意义。
三、专题出版史研究
横的方面，2006年出版史的专题研究，较之以往视野更加开阔，呈现出些许值得注意的新景象。
1.报刊史研究的三个热点
本年度出版史专题领域最具活力的依然是报刊史，热点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
热点之一是近代传教士报刊。尽管它并非新课题，却始终颇具争议。随着学术界对研究范式的反思，研究视角的转换，对于传教士报刊也产生了多样化的认识。全面观照者如陈超《试论传教士报刊对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影响》（《福建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肯定了传教士报刊开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的地位；个案剖析者如郭秀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宣传策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郑军《〈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与西学东渐》（《广西社会科学》第11期）等，无论视角还是观点，均颇有新意。
热点之二是长期以来为史家所关注的近现代文学期刊。陈小碧《〈晨报副刊·诗镌〉与新月诗派先行者》（《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第3期）、于春生《〈小说月报〉叶圣陶主编时期的内容特色分析》（《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第8期）等即是本年度的代表作。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余望的《解读现代同人杂志——以〈语丝〉为例》（《出版发行研究》第3期）以探讨近现代期刊史上也是五四新文学发展过程一个值得重视而又长期被忽略的现象——现代同人杂志的办刊特色，为文学期刊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热点之三是大学学报史的研究。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中国大学学报史开始进入研究视野并形成新的热点。宋应离《中国大学学报创刊百年的历史回顾》（《出版史料》第1期）以宏大的视野，对20世纪以来学报办刊经验和传统进行了总结，而姚远、张莉、张凤莲、杜文涛《清华学报英文版的传播与首创》（《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姚远、杜文涛《〈清华学报〉的创刊及其历史意义》（《编辑学报》第2期）则从个案入手，分别对《清华学报》这份中国高校最早的文理综合性英文版学报作了系统研究。
2.编辑史研究的“思想”回潮
相对于报刊史研究的新气象而言，2006年的编辑史研究出现了某种意义的回归，那就是对于编辑思想的再探讨。
古代编辑史方面，刘芳《孔子编辑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探讨了孔子编辑思想及其重要的文化作用。陈东林《刘向〈列女传〉的体例创新与编撰特色》（《明清小说研究》第2期）、黎文丽《刘知几〈史通〉体现的编辑思想和编辑原则》（《唐都学刊》第5期）则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揭示刘向、刘知几的编辑思想、编辑原则及其现实意义。
近现代编辑史方面，既有对热点人物编辑思想的深入挖掘，也有对以前重视不够的人物的重新发现。董瑾《沈雁冰改革＜小说月报＞的编辑思想与编辑实践》（《编辑之友》第4期）、秦艳华《巴金文学编辑角色的自我认定》（《编辑之友》第2期）通过分析茅盾、巴金这两位近现代出版史上的关键人物的文学编辑活动，提炼其思想内涵和价值。李明毫《赵家璧对编辑系统的优化和创新》（《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胡晓《赵家璧的编辑风格》（《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等论文，昭示着对于赵家璧这一中国现代编辑出版史重要人物的研究形成新的热点。上述成果，表明了“编辑思想”这一课题的恒久魅力和深远空间；而研究主题的相对稳定，亦有助于在大量积累的基础上达到全面综合认识的境界，是编辑史研究规范与成熟的表征。
3.印刷史的技术维度与“双重证据”方法
印刷技术是近年来印刷史的热点。本年度这方面的成果以方晓阳、张秉伦《南齐时期的雕版印刷雏形技术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期）较有学术价值。该文通过对南齐时期的雕版印刷雏形技术的分析，得出了“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是雕版印刷术发明前技术背景浓缩凝聚而喷薄待发的重要时代，雕版印刷术产生的背景与复制神像和宗教经符的雏形技术密切相关”这一颇有启发性的结论。
在一如既往地关注技术研究的同时，印刷史研究也呈现出某些转向，在方法上更注重文献研究与实物发现的互证。如金柏东《现存最早活字印刷品的发现和研究》（《东方博物》第1期）即通过对温州白象塔出土《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的分析研究，结合专家对此印刷实物的考证，认证其为北宋毕昇活字印刷术的难得实证；何槐昌《明代湖州闵凌套印本》（《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第1期）论述了明代湖州闵、凌两家的套版印刷在中国印刷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吴展《中国古代家谱印刷中的木活字应用》（《北京印刷学院学报》第4期）通过木活字本家谱的整理与分析，揭示了木活字本的大量问世的社会背景和印刷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
4.藏书史的区域研究
作为出版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书史在本年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在区域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仅有关苏州藏书史的论文就有7篇之多，其中黄艳凤《苏州藏书家的刻书功绩》（《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3期）、曹晓帆《清代苏州万卷藏书家的抄书活动及其功绩》（《图书情报工作》第6期）等文章均以苏州藏书家的抄书、刻书活动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其典型特点与不朽功绩。而阙本旭《潮汕历代藏书楼述略》（《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田建良《元代甘肃汪氏万卷楼——甘肃古代藏书研究之一》（《河西学院学报》第3期）等成果则具有填补广东、甘肃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空白之功。
四、近现代出版机构与出版人物研究
有关近现代出版机构与出版人物的研究，因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备受关注，相关成果亦颇为可观。本年度这一领域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特点之一是对于近现代出版经营管理经验的探讨。其中，既有宏观考察、系统论述者如吴永贵、曹琳娜《民国时期出版企业的人员构成与管理》（《中国编辑》第2期）从用人制度、管理等方面，论证了民国时期走向现代的出版企业的成功经验；也有微观考证、个案剖析者，如罗国干《美查时期〈申报〉的经营之道——媒介经营管理研究之一》（《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吴永贵、喻敏《开先河卖杂志，谋方便为读者——张静庐和他的上海杂志公司》（《中国编辑》第6期）、王国红《开明书店与“开明精神”》（《中国编辑》第3期）、陈雪飞《文学的助产士——俞鸿模和海燕书店》（《出版科学》第1期）等从“出版精神”的层面深刻揭示近现代出版企业的经营之道。
特点之二是注重出版人物与出版机构之间关系的辨析。2006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鲁迅与相关机构的关系，自然成为年度焦点。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有王媛《从偏爱到疏离：鲁迅与北新书局关系透视》（《出版科学》第5期）、李辉《鲁迅眼中的商务印书馆》（《编辑学刊》第5期）等文章。前者详叙鲁迅与北新书局因版税纠纷从亲密到疏离的过程并分析个中原因；后者对鲁迅以书信、杂文等形式对商务印书馆作过许多零星的评论加以分析，为我们观照近现代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物提供了纵深的方向。
特点之三是对于当代出版人物的聚焦。如苏娟《巴金的人道主义在编辑出版活动中的体现》（《编辑之友》第1期）、张煜明《巴金先生对我国出版事业的贡献》（《出版发行研究》第8期）、段乐川《胡绳与编辑出版工作》（《出版发行研究》第1期）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巴金、胡绳等当代出版家为祖国编辑出版事业做出的杰出的贡献及其出版家楷模的地位。上述研究取向，于拓宽出版史的研究范围，丰富出版史的研究内容，均有助益。
通过上述远非全面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出版史研究从小到大地发展成为今天的景象，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从发展的眼光看，出版史依然是有待完善与深化的学科，需要在继承中发展，在吸收中创新，在接续中跨越。当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一样，在出版史研究繁华的背后，也掩藏着原创性的缺乏，相当多重复的或者无意义的课题充斥其间。质量与创新，源于出版史学者的问题意识，而出版史的问题意识来自鲜活的出版实践。关注出版业发展的实践，据以把握研究内容与选题趋势，尽管是老生常谈，却始终是推动出版史与思的常新话题。
以学术期刊、学术网站为纽带，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培育在研究方法、内容、指导思想与表述方法等方面具有特色的学术群体，也应是出版史学发展与创新的必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