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哲学是后现代的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库恩论文,后现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089 “库恩是后现代的吗？”这是剑桥“聚焦当代哲学”丛书《托马斯·库恩》卷主编尼克尔斯在导言中的首要话题。这个话题之所以引人注目，关键在于20世纪以来关于后现代的哲学争论中，库恩的范式理论及其哲学，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话题。罗蒂指出，库恩的著作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畅销和最有影响的英文哲学著作”，“成为发展后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的核心”(牛顿-史密斯，第244-245页)，史蒂夫·富勒同样是以《托马斯·库恩：我们时代的哲学史》(Fuller，2000)为题，来表达他对库恩哲学及其与后现代思潮的关系的认识。在《库恩VS波普尔》一书中，他甚至指出，“库恩在‘科学论’研究中的地位堪比海德格尔在后现代哲学中的地位”。(Fuller，2003，p.196)然而，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一方面，库恩的哲学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广泛追捧，而另一方面，库恩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之后的岁月里，一再强调其思想与后现代思潮的根本区别，并反复重申其思想与分析哲学为代表的所谓“主流传统”的紧密联系。那么，库恩哲学究竟是不是后现代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其哲学与后现代思潮的关系？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现代科学发展及其与社会、文化复杂关系的认识，更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后现代语境下深层次文化矛盾的反思。 一、后现代语境下的库恩哲学 虽然尼克尔斯承认库恩的哲学“难以被分类”，而且“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就其真正本性而言并不承认精确的定义”，“在不同艺术群体中有不同的含义”，但他坚持认为：“库恩著作中的某些倾向在两种‘后现代’的意义上都是后现代的，但是其他倾向在任何意义上说也都不是后现代的。”(尼克尔斯，第6页)一方面，库恩直接否定了“把科学历史说成是直线的、持续的、累积的、统一的”“主流叙事”，进而向以知识论为核心的西方传统价值发起了根本性的挑战，“因此可以把库恩解读为对启蒙思想的某些主要倾向的颠覆”；另一方面，尽管库恩“不是一个富于表现的浪漫主义者；但是，像那些浪漫主义者一样，库恩重视局部的、专门领域的、历史传统的智慧、知识(和可理解性)，超过了对纯粹理性的诉求”。(尼克尔斯，第7-8页)从表面上看，尼克尔斯提出的上述特征，库恩哲学的确具有。而且，库恩的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之时，与欧美后现代思潮蓬勃兴起处于同一历史时段，因而库恩哲学引发后现代思潮的追捧和共鸣并不是偶然的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因为二者都面临着共同的时代矛盾。 一般来说，后现代主义者大都认为，启蒙运动以来，人们把“对现代性的渴望”等同于对科学的渴望。(参见拉图尔，前言第4页)然而由于现代性危机的频现，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也因此把科学与现代性的负面评价统一在一起。而库恩对传统科学观的批判以及对科学形象的重新塑造，“揭示了自然科学本身可以被当作一种文化建设的实践来研究”(拉宾格尔、柯林斯，第5页)的洞见，给以人文学者为主导的后现代主义者以极大的鼓舞。在库恩看来，艺术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实践对其科学观的形成和范式理论的确立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他明确表示，以往科学哲学在科学观上“偏重‘风格’和‘理论’所引起的问题，正是我们由于忽视明显具体的事物而付出的重大代价之一”。(库恩，1981年，第347页)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序言中，他指出：“我的历史知识和学识使我怀疑，自然科学家们是否比他们的社会科学同事们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更坚实或更持久。”(库恩，2003年，序第4页)因为“在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正是人文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提供了进步的公认范式”。(库恩，1981年，第329页)而实际上，“主要由社会科学家所组成的共同体”对他所产生的影响，促使他确立了范式理论为核心的科学观。他一再表示，“对我来说，释义学(Hermeneutics)的发现不仅使历史更为重要，最直接的还是对我的科学观的决定作用”。(同上，序言第V页)因此，借鉴“文学史家、音乐史家、艺术史家”等人文学科的方式来描述科学的发展，“其论点无疑有广泛的可应用性”。(库恩，2003年，第187页)库恩的这些做法，使后现代主义者看到了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平等的希望，因而他们一方面经常把库恩的思想与福柯的后现代理论相提并论，另一方面认为，库恩对跨文化研究的合理性的肯定，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cf.Fuller，2003，p.199)，因而，诸多后现代主义者把库恩引为同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后现代主义者心目中，追求多元性、差异性，反对普遍性、客观性、总体性，是后现代思潮的基本特征。在他们看来，库恩在科学哲学中强调对范例的模仿比对“一致意见”和“公认原则”的认同和遵循更为重要，与他们的诉求是一致的。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库恩哲学所主张的“不可通约性”，被后现代主义者看作是至关重要的认识论依据，因为“不可通约性”所表明的“不同范式的科学理论就它们的真理要求而言是不可”(韦尔施，第402页)完全进行比较的，不仅挑战了“真理的超历史性”，而且彻底解构了真理的客观性和唯一性，因而，“不可通约性实际上是多元性原理的神经”。(同上，第401页)几乎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都由此深信，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彻底瓦解了科学在现代性中所处的认识霸权和文化霸权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库恩的确成为了后现代主义者心目中具有权威意义的反思科学的代言人，但包括尼克尔斯之内，据此把库恩的哲学判断为后现代的，却不尽合理。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库恩本人的理论旨趣而言，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库恩的初衷，他始终反对把他的思想作任何后现代式的解读，并对所有的后现代主张表达了极为反感的态度。另一方面，这种做法所依据的后现代标准，也值得怀疑。不可否认，几乎所有的后现代思想家都提出了反思现代科学与技术的任务，但其逆命题并不必然成立。因为在福柯等后现代思潮代表人物看来，对现代性是进行辩护还是实施批判，才是确定一种思想或思潮是否属于后现代的真正分水岭。在这个意义上，库恩充其量只是后现代思潮广泛认同的“关于科学的哲学论断的范例之一”而已(cf.Fuller，2003，p.196)，即使把他称为“匿名的后现代主义者”，也有夸张之嫌。 二、库恩科学观辨析 在某种意义上，对库恩科学观辨析，才是讨论库恩哲学是否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把对科学的质疑与批判，看作全方位反思现代性的核心主题；他们对库恩哲学的利用，主要目的也在于此。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库恩哲学不仅无法与后现代思潮“同流”，而且正好相反，它正是为了辩护科学和推动科学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库恩在科学观上与后现代思潮的“貌合”只是表面现象，而“神离”才是根本。 首先，无论从发生学的历史意义上看，还是从建构体系的逻辑意义上看，库恩探讨科学观问题的初衷和直接目的，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即要确立一种更体现科学发展实际、满足科学教育需要的科学观。在库恩看来，他所处时代科学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教科书“中所获得的科学观根本不符合产生这些书的科学事业”，“这样一种科学观大大影响了我们关于科学的本质及其发展的理解”(库恩，2003年，第1页)。而以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为代表的正统科学哲学对此难辞其咎。正如施泰格缪勒所说：“库恩理论的原初目的虽然只是要纠正关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流行观点，但是它对科学论却有影响深远的结果，甚至还不止如此：它像是要对任何一种科学论的可能性都提出质疑。”(施泰格缪勒，第696页)但实际上，库恩哲学对传统科学观的挑战和改造，直接发难的对象是对科学以逻辑方式“固化”的理解和认识，而非对科学本身的价值提出挑战，他的哲学不仅不是要解构科学，而是要把科学史与科学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以此来更好地推动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库恩认为，他用“范式”与科学革命来描述科学发展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传统科学哲学中的“理论一词所意指的结构在其性质和范围上都远比事实需要的狭窄”(库恩，2003年，第163页)，而“范式”则可以“跨越科学理论的应用和科学理论内容的说明二者之间的鸿沟”(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第20页)，有助于消除科学哲学由来已久的“逻辑和历史、社会心理学之间”、“描述的与规范的”(同上，第314页)之间的对立。富勒等学者指出，由于受时任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的影响，库恩的这种做法有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等意识形态背景，但不可否认的是，维护科学的核心价值、不断推动科学向前发展，是贯穿库恩一生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 其次，库恩科学观的确立的确“动用”了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资源”，然而，库恩的这种“动用”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因为他心目中真正关心的科学，还是所谓的“硬”科学。库恩曾明确提出：“‘科学’这一名词在很大程度上是留给那些确实以明显的方式进步的领域的。”(库恩，2003年，第144页)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有许多领域(我称之为原始学科)，其科学实践确实导致一些可检验的结论，但其发展模式仍是类似哲学和人文科学的，而不属于定型学科。……或许今天的许多社会科学都是如此。”(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第329页)也就是说，库恩一方面借鉴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些成果和方法展开其对科学观的探讨，另一方面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种科学”依然采取了“厚此薄彼”的态度。如果站在人文社会科学视角来看，这种态度是十分矛盾的。而对于库恩来说，并不存在这种矛盾或“张力”，因为按照库恩的逻辑，“要么社会科学是不成熟的科学，要么它们属于一种不能够用库恩的思维方式去理解的科学”。(拉尔森，第57页)因此，库恩对待科学的态度与后现代主义者的基本诉求不仅大相径庭，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实际上，库恩的《结构》一书原本就是受逻辑经验主义者主导的《统一科学百科全书》邀约而完成的。因此，库恩科学观与所谓正统科学哲学的对立是有限度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刻意夸大这种对立，进而把库恩打扮成反科学的英雄或以库恩的科学观作为反科学的武器，这种工具主义立场同样是本末倒置的。 第三，与后现代主义者反启蒙主义、反认识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不同的是，库恩特别强调，作为其科学观的核心“范式的中心是它的哲学方面”(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第315页)。也就是说，在极为宽泛的意义上，库恩哲学与后现代思潮具有信念截然相反的“范式”。这意味着，在库恩的科学观究竟“应该被看作描述称作‘科学’的社会组织是如何发生作用的(知识图意义上)，还是试图解释为什么‘科学’起作用(认识论意义上)”(拉宾格尔、柯林斯，第367页)问题上，库恩自己给出的答案是极为明确的。更为重要的是，不仅采取的“范式”不同，库恩科学观“范式”所依据的基本立场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根本的不同。对于围绕着《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多重解读、广泛争论，库恩坚持把自己的立场明确为“后达尔文的康德主义”(post-Darwinian Kantianism)(库恩，2012年，第98页)。实际上，库恩追随康德哲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并不完全像富勒等学者所指出的，是为了迎合当时美国意识形态发展的需要；而主要是他科学史研究和重视科学教育的旨趣使然。一方面，按照科学史家的说法，在科学史上和现代教育史上，康德哲学的作用至关重要。“从1871年以《纯粹理性批判》为开始，康德在三本经典著作之中……论证了道德科学与物理科学的认识论区别。”以此为标志，现代科学教育开始独立发展。(参见波特，第50页)而洪堡作为康德哲学的信徒在德国推行的现代大学教育改革，无非是康德教育理念的制度化；另一方面，达尔文进化论作为有代表性的科学思潮不仅风靡美国，而且也受到了包括波普尔在内的许多科学哲学家的高度重视。他反复强调科学发展遵循达尔文的进化模式，称自己为“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库恩，2003年，第184页)，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由此不难看出，库恩整个哲学对现代性核心价值观的根本认同，与后现代主义者对康德作为启蒙思潮代表的普遍敌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总之，库恩科学观虽然在客观上具有挑战传统科学观的巨大作用，但就其本身的初衷、目的与确立来看，都不具有后现代主义者所期待的反科学的立场与职能。由此不难理解，库恩非常反感后现代主义者对其科学观的“工具主义式”的追捧，尤其反对他们以此作为文化上解构科学的根据。应该看到，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的批判与解构固然有其虚无主义的一面，但其对科学霸权的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尽管库恩本人不认可这种意义，但其科学观的确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库恩的思想极大地激发了后来者关于科学观的思考，很多学者感叹，“无论我们怎么从细节上挑剔库恩的一些结论，我们都不可能再回到库恩和他直接的先驱们开始我们开辟的那片处女地之前了”。(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第112页)但无论如何，库恩的科学观及其整个哲学，都不是后现代的。 三、库恩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间的“张力” 谈到库恩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库恩哲学的革命性与保守性的评价问题。这是因为，面对共同的时代矛盾，库恩哲学虽然从未明确表达过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但库恩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间在价值判断上存在着明显的张力。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在哲学上大都采取怀疑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态度，因而他们更多地倡导与各种现代性主旨具有反叛性、差异性和变革性的观念。从他们对库恩的追捧来看，库恩显然是革命的；另一方面，从库恩本人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却越来越倾向于“保守”的方式，即回归科学哲学的传统语境来诠释其前期的“创新”。因此，探讨库恩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间的张力，不仅仅是语境上的选择那么简单，其中不仅折射出对科学发展认识的深层矛盾，而且还折射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深层矛盾。 首先，在科学观上，库恩引入科学史作为反思科学的基本维度，尽管“库恩本人在当时显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事实”，但从西方正统科学哲学视角来看，无疑是革命的。这一革命也在无形中放大了科学的认识属性与科学实践的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受库恩重视科学的“社会历史性”问题的启发，以往科学那种“非历史的、独立于社会和超文化的”发展形象得到了根本扭转，这不仅彻底打破了逻辑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垄断地位，而且“导致了在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之间关系上的一场创造性的革命”。(巴伯，第9-10页)但随着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在科学观上，科学认识论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对立也日益升级，二者之间的文化纷争不仅直接涉及对科学性质和基础的根本判断，而且直接成为现代思潮捍卫科学与后现代思潮解构科学的重要领域。从表面上看，对立双方都承认，科学既是一种认识活动，又是一种处于历史之中的社会实践活动，但认识论取向往往“鼓励了一种强调回溯证明信念的科学概念”(尼克尔斯，第123页)，而社会建构论不仅把“所有的认识论问题”都视为“社会秩序的问题”(拉图尔，第30页)，并且“将所有文化视为对自然的同等武断的编码”(同上，第123页)，从而“倾向于把科学的本体论方面相对化”(巴伯，第10-11页)以及把社会方面的作用泛化。应该看到，这些理论和文化纷争既是由来已久的“科学的同质化与文化异质性”之间矛盾的延续，更是科学发展由“小科学”阶段进入“大科学”时代的矛盾的必然反映。在这个意义上，确立“对科学的过程和历史性质的正确认识”(什托姆普卡，第19页)，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实际上，对于科学认识而言，既要遵循“管制人类行为的行为规范的法则”，又要遵循“作为对自然界中实际的规律之描述的法则”(赖特，第28-29页)；既依赖社会，又“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它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其他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亚系统”。而如何具体确定科学的这种自主性与对社会历史性“依赖的程度和类型”(巴伯，第11页)，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正是出于对这两种片面倾向的不满，库恩在其后期研究中，选择了向认识论传统的回归，意在表明他对科学史的重视和对社会建构论的根本拒斥。由于没能更进一步深化对问题的认识，他的这种回归没能显示出“进步”。在这个意义上，真正属于“库恩的革命尚未到来”(尼科尔斯，第115页)，但他强调认识论对于解决问题的基础意义，也不像后现代主义者所评价的那样完全是种“退却”。可以肯定的是，库恩的尝试是有意义的，但他给出的解决方案终究是“不完善的”。因为要彻底解决科学的认识属性与科学实践的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只有在广泛拓展认识科学的“社会、历史空间”基础上，实现对科学实践自足性充分认识，并不断深化对科学认识论的反思，才有可能。 其次，在认识论上，库恩提出的“不可通约性”概念，在挑战传统真理观的同时，也揭示了科学认识的历史阶段性与客观实在性的深层认识矛盾。“不可通约性”由于具有强烈的反基础主义色彩，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广泛追捧，也遭到夏皮尔等许多科学哲学家对其相对主义立场的严厉指控，以至于为这一概念进行辩护作为库恩“研究计划的中心部分”(库恩，2012年，第100页)，成为了他后期研究最为重视的工作。因为在传统真理观的结构性分析模式和传统辉格史观看来，“只有错误的科学，或者是‘过时的科学’才与社会语境有关。而对于那些‘被赞许的科学’而言，它们成为科学，恰是因为它们将自身与所有的语境相剥离，与历史污染所留下的任何痕迹、与任何朴素的感觉划清界限，甚至也摆脱了其自身的过去”。(拉图尔，第105页)因此，库恩把这个概念看作他在科学哲学中把历史性贯彻到底的中心概念。在他看来，科学史上革命性的理论与被替代的理论之间的核心概念的意义，由于不具有“本体论发展的一贯方向”(库恩，2003年，第185页)，而分别只适应于它们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它无非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描述一种新生事物的特征时必须依据已有的事物。而当新事物从已有的事物中发展出来时，我们将面临进一步的困难”。(吉本斯等，第2页)在这个意义上，“不可通约性”在科学哲学中作为“认识论难题的普遍存在”(哈克，第5页)，既不意味着费耶阿本德式的“怎么都行”，也不意味着奎因式的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可翻译性”，而是与不同认识图式相联系的新旧版本“词典”之间的差异；在库恩心目中，这种差异性，正是科学史上革命性科学的创造性价值所在。尽管库恩承认这一概念及其相关学说存在相对主义的困难，但他竭力否认对他的相对主义的指控。库恩在晚年更是通过他颇为欣赏的德国学者霍恩(Paul Hoyningen-Huene)一再表明，他虽然反对符合论真理观，但他始终坚持“改良版”的实在论立场，以反对后现代式的误读。在他看来，无论是常规科学还是革命科学，其意义在根本上都取决于外部世界，只不过在常规科学人们很少关心科学的基础问题，而革命科学则是“以某种难以确定的形式取决于世界”。(尼克尔斯，第155页)这与后现代思潮“由于抹杀自然而导致”(拉图尔，第121页)的相对主义具有根本不同。库恩认为，“自然界没有规定相似关系，但也不是完全任意的。”(尼克尔斯，第156页)因此，他对后现代思潮借题发挥，把“不可通约性”诠释为“不是努力进取而是任意性占上风”的做法，非常反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后现代的这种诠释不仅不符合科学历史发展的实际，而且容易导致“使文化意图消解在任意性中，使之完全陷入一种近乎反文化的危险偏见中”。(科斯洛夫斯基，第164页)因此，我们既不该把“不可通约性”理解为“误入歧途”，更不应夸大它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要警惕把它作为“文化相对主义”认识论基础的各种企图。实际上，无论是科学真理的发展还是跨文化交流的实现，都是以真理的连续性和文化的共通性为前提的。 第三，在方法论上，库恩出于“弥合欧洲大陆哲学与英语哲学两种传统之间的巨大鸿沟”的愿望，从对“范式”的强调转变为对“范例”作用的重视。这一被尼克尔斯概括为“从逻辑到基于案例和模型的推理”(尼克尔斯，第150页)的转向，由于更加符合历史研究的特点，同样被诸多后现代主义者引为同道，但经过后现代的诠释，反而使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陷入更多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库恩在对其范式理论的解释“失控”之后，受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启发所实现的这一转变，由于降低了逻辑和理论结构的作用，突出了科学发展的组织复杂性和文化复杂性，使得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方法论基础更为接近。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把这一做法解读为库恩由“大写的历史”向“小写的历史”的转变。另一方面，由于库恩对解释学的尊重以及重视“科学家进行想象的模型、隐喻以及类比”的作用(哈克，第90页)，被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放大，乃至将科学创造与文学的虚构相提并论，遭到了“硬”科学捍卫者的激烈反对和抵制。 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误读或误判，究其原因还在于，他们往往把自然科学研究活动与对科学的哲学、社会研究、历史研究等等混为一谈，进而把科学研究等同于科学主义。面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加剧，特别是无法消除的误读，库恩表达了越来越悲观的态度，他只承认“范例”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实践意义，而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由于不能形成一致性的成功“范例”而远未达到合理的共同体结构和成熟水平。库恩的这种态度不仅令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不满，而且也受到许多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者的批评。他们指出，作为相互竞争理论，自然科学在认识上也“重来没有呈现过统一战线”(波特，第12页)，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其研究活动中都可能存在“许多人共享的一些未明确表达的”(尼克尔斯，第179页)认识，有待进一步在具体案例中有效地结合认识活动与社会文化背景。因此，尽管库恩强调在方法论上“范例”比一致性更为重要，但他对科学的一致性要求的“厚此薄彼”之嫌，表明了其在两种文化问题上的片面性和不彻底性。而后现代主义者片面夸大人文学科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日益接受个人主义和自由行为，喜欢谈论创造性、博学和人类行为中的个人自主，抵制秩序”(波特，第142页)等偏激做法，除了激化矛盾之外，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实际上，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既源于二者之间各自独大所引发的文化地位之争，更源于现代性的社会分工所导致文化分裂。因此，无论是后现代思潮对库恩的任性“利用”，还是库恩对后现代思潮的反感“拒斥”，都表明，尽管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大势所趋，但二者矛盾的最终解决依然有赖于现代文明发展方式的根本变革。 从库恩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间的“张力”来看，库恩思想由于既没有建构起“现代性”的范式，更没有发现现代性的“反常”，因而不仅远未达到后现代革命性要求，甚至被看作是某种保守的“现代性”忠于者。从后库恩时代哲学发展趋势来看，库恩许多曾经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思想由于被广泛接受而逐渐成为明日黄花。实际上，“后现代也有同样种类的矛盾，它也同时既是激进的又是保守的”(伊格尔顿，第14页)。因为后现代在彻底怀疑、拒斥现代性“范式”的同时，同样教条主义地对待“多元性、差异性、反普遍性、反总体性”等等，这种使“反常”常态化而“抹平历史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做法，由于不符合文明发展的实际，而只能走向反面。在这个意义上，库恩的思想并不代表某种“价值上的正确”，而“后现代主义并不只是某种纯理论的错误”(同上，第138页)。因为无论是库恩还是后现代主义者，尽管他们都意识到奠基于科学之上现代文明在认识上、文化上、社会方面等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复杂矛盾，但他们都只是矛盾的揭示者，而不是问题真正的解决者。只要现代文明发展的这些矛盾在现实中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只要科学和人文的文化分裂依然存在，类似的争论总会以某种形式不断持续下去。 总之，库恩这位尼克尔斯心目中的文化“圣像”，其哲学虽然不属于后现代思潮的范畴，但后现代思潮与其思想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恰恰反映了“西方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这既是一个“理性的工具化变体已经过分膨胀的时代”(同上，第138页)，因而产生了诸多对以科学为代表的传统观念反思的需求，又是一个以后现代思潮为代表的文化主义过渡泛滥的时代。实际上，无论是库恩的哲学还是形形色色后现代主义思潮，其真正的价值都有待于接受文明发展历史的检验。而在这方面，高度重视历史作用的库恩，似乎比后现代主义者更多一些“自知之明”。标签：后现代主义论文; 现代性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科学革命的结构论文; 后现代风格论文; 科学哲学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认识论论文; 范式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