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新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新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低速增长、产业结构由失衡到优化再平衡、货币政策由总量宽松到结构优化、利率和汇率由有限管制到市场化放开等中国经济新常态环境的出现，未来商业银行经营将面临全面分化，重塑银行业竞争格局的时代已悄然来临。 商业银行的历史发展脉络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商业银行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的变迁、科技的创新以及金融市场化的演进，因此，探索新常态下的银行发展战略选择，必须从商业银行发展历程中寻找内在逻辑和规律。 从行政调控走向市场化运作是我国现代银行体系三十年发展的主要特征。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商业性业务从其体系内剥离成立商业性银行，标志着我国现代银行体系的建立，但这一阶段商业银行受到了严格的行政管控，承担着财政“钱袋子”的角色，市场化程度较低；1995年是我国银行业去行政化的起点，以《商业银行法》的颁布为标志，商业银行从法理的角度正式摆脱了行政控制，向着自负盈亏的商业化经营迈进；2003年是商业银行市场化的起点，国有银行开始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实现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转变，市场化竞争格局逐步形成；2014年是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加速点”，利率市场化提速和民营银行的获批，通过内外部要素市场的放开，倒逼银行差异化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近三十年银行业的发展遵循着渐进式改革的发展路径，市场的作用随着政府“归位”而逐步显现，监管逐步由宏观管控向微观资本约束转变、治理结构由一股独大向现代公司治理演进、经营管理从计划管制向自主经营转变，这一基调为近十年商业银行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氛围。 规模快速扩张是近十年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重要表现。我国银行业规模扩张期是从2003年商业银行陆续上市开始的。这一阶段商业银行规模和利润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不良资产剥离，1999年国家采取了新老划断的方式，将商业银行1.4万亿元不良资产划转至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商业银行得以轻装上阵。二是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刺激计划的实施，商业银行在这一阶段大量配置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的房地产、能源、矿产等资产，进而带动资产规模的快速增长。 低利率均衡是中国银行业遵循的主要发展路径。从GDP平减指数调整的存贷利率来看，过去十年银行存款实际处于负利率水平，而贷款实际利率基本在零值附近，存贷利差一直稳定在3～4个百分点，成本利润比超过了200%。这种低利率均衡的发展路径导致了社会融资需求向银行集中，一方面低贷款利率降低了全社会投资成本，使信贷需求维持高位，并促使商业银行的客户群体向规模大、固定资产投入高、资金吞吐量大的行业和企业集中；另一方面由于压低后的存款定价远低于市场均衡水平，商业银行的息差水平主要取决于其存款资源（尤其是低成本的核心存款），规模扩张成为了商业银行盈利最有效的途径，银行缺乏主动经营资产的动力；与此同时，长期利率管制下的垄断经营也使商业银行形成了“重抵押、重担保、重信用背书”的风险偏好、文化和风险管理体系，缺乏主动经营风险、灵活授信方面的创新。 商业银行发展的新约束 负债成本刚性上升。银行体系的存款呈现出三个新特征：一是存款在储户和同业之间的转化频率明显提高，一部分存款呈现出同业化的特征；二是金融机构之间的负债竞争在存款理财化形势下愈加明显；三是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新型渠道大幅降低了投资门槛，使原本分布在商业银行账户中的零散、小额的储蓄存款向这些新型渠道集中，存款呈现出大额化的特征。商业银行的负债议价能力显著降低，负债成本明显提升，并且这种趋势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逆转。 风险暴露可能性上升。从内生动力看，目前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而新的增长动力尚在孕育，经济增速将开始放缓；从经济结构看，上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的主导行业，例如钢铁、水泥等行业逐步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而劳动力密集型、以简单加工生产为主的小企业受制于劳动力、环保、融资成本提升以及技术壁垒，经营难度逐渐加大；从政策导向看，“去杠杆”“调结构”在经济增长不跌破容忍阈值的范围内将成为较长时间的主要政策基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等金融杠杆较高的主体、行业风险暴露的可能性逐步增加；从外部环境看，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可能引发新兴市场大范围的资本流出。这些压力将直接体现为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客户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旧有客户群退出和新型客户群承接断档的风险，以及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风险，而且通过高速增长缓释风险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资本监管趋严。2009年下半年以来，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总体趋严。2013年新资本管理标准实施后，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1.5%和10.5%，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9.5%和8.5%，未来数年，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尤其是信贷业务将受到资本的极大约束。据银监会相关研究测算，假设银行业的风险资产权重维持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平均水平，即便考虑内部利润留存的补充作用，商业银行未来数年也将面临显著的资本缺口，成为风险资产规模扩张，尤其是信贷规模扩张的瓶颈。 “贷存比”考核力度加大。自1995年《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贷存比不得超过75%以来，贷存比考核已沿用近二十年。在外汇占款增速下降、流动性环境趋紧的条件下，75%的贷存比要求极大地限制了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的合理扩张，造成的存款竞争也较大程度地抑制了商业银行经营的差异化。 合意贷款规模调控的约束。人民银行一般会对商业银行的年度贷款投放规模进行约束，同时也会按季度、月度对贷款投放节奏及投向进行指导。合意贷款规模调控抑制了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贷款经营的能力，造成信贷资源闲置与信贷资源稀缺并存，加大了客户经营难度，也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商业银行拓展金融服务的空间。 理财、同业业务监管的约束。2009年下半年以来，趋紧的流动性环境和从严的监管导向加剧了社会融资需求和银行信贷供应的不匹配，以理财、同业业务为代表的表内、表外“类信贷”业务加速繁荣。2013年以来，以《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为典型代表的一系列监管政策开始对商业银行的理财、同业业务进行全面整顿，商业银行的各类资产扩张渠道受到全抑制。 技术创新领域的竞争劣势。相较于近几年来第三方支付、P2P、小额理财等新业态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创新运用迅速崛起，商业银行在技术创新领域受到的监管相对严格，从技术研发、论证、监管准入，再到真正实施的周期较长，难以满足客户需求的变化。技术创新领域的竞争劣势对商业银行提升客户体验形成了极大制约，使商业银行面临客户分流的现实压力。 商业银行发展的新机遇 银行仍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融资体系的主流地位。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企业特征和技术特征以资本积累、技术引进、发挥劳动力优势为主，那么这样的经济体往往需要以银行为主体的融资结构与之匹配，因为这样的经济体发展不确定性程度较小，需要对融资企业进行持续的监督和管理。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以银行体系为主的融资结构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是最优选择。商业银行在资产运用、客户管理和运营方面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乃至互联网金融渠道相比，优势都相对突出，是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发展的根基和起点。 投资需求仍有维持相对较高水平的潜力。从世界范围看，中国仍然是一个赶超型的经济体，投资需求在较长时间内仍有维持相对高水平的潜力。从产业发展格局看，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仍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基调；从产业转移进程看，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将是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主要旋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要求合理的基础设施投入，这些因素都将持续推动投资需求和信贷需求的合理增长。 中国的金融深化还具有较为广阔的空间。在金融深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商品、要素和资源将进入市场交易，这将提升社会的货币需求；另一方面，居民和企业财富增长将带来金融资产配置需求、金融资产交易需求、金融资产的风险收益匹配需求等，这些趋势都将为商业银行带来新的盈利空间。 商业模式分化将带来新的金融服务需求。经济结构转型一般也是产业升级的进程。从技术“微笑曲线”中部向两端迁移，从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转化，从生产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产品向生产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产品转化，将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主线。在这一进程中，科技创新的浪潮将推动企业商业模式的全面变革，生产、流通一体化、O2O、B2B、B2C等信息化的商业模式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带动金融服务需求从简单的存贷款向包括产融结合、债权股权结合、信用产品和衍生产品结合等多种形式在内的新型金融服务转化，这将大大激发商业银行的创新动力。 商业银行新常态下的战略选择 从微观贷款管理向“泛资产”配置转变。商业银行需要“跳出银行做银行”，将资产配置的视角和金融服务的范围从间接融资市场扩展至整个金融市场，以“泛资产”管理的理念，将传统的微观贷款管理体系与中观的大类资产配置理念相结合，对内打通贷款、投行、理财等业务的区隔，对外借助金融市场拓展跨境金融、资产交易、泛证券化、结构性融资等新型业务的空间，打造新常态下商业银行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从注重单点作业向平台获客转变。随着直接融资市场逐步成熟，商业银行客户定位不得不由大型客户向中、小、微型客户转变，但对银行而言，单个中小微客户获客成本较高，同时风险相对于大型客户也会有所增加，传统的单点作业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常态下银行业的发展，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加快商业模式的创新，坚持利用互联网和平台化的思维，将金融服务融入中小企业经营活动之中，为企业提供购销活动中存货管理、应收账款管理以及财务管理等一系列服务，构建一个以银行结算融资为核心的集运营管理、财务核算、财富管理、信息交流为一体的“熟人生意圈”，使银行真正成为企业经营全过程、成长全周期的生意伙伴。 从单一产品提供商向综合金融方案提供商转变。随着客户需求的多元化和财富意识的增强，新常态下的商业银行将不再仅仅是投融资转换的信用中介，而是资源的整合者、风险的匹配者和财富的管理者。因此，商业银行应积极拓宽金融服务视野，丰富金融服务模式，将服务触角从经营单一客户扩展至全产业链的客户群落，将服务范围从单一银行产品扩展至银行、保险、投资等多产品组合。一方面构建集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商流为一体的综合交易平台，做产业资源的整合者；另一方面为客户提供包括结算、托管、贷款、保险、投资、资产管理、数据挖掘、咨询服务等一系列综合金融解决方案，做金融资源的集成者。 从管控风险向经营风险转变。商业银行必须以科学的风险文化价值导向，提升自身经营风险能力。首先，应强化风险对市场的引导作用，将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从贷后监控逐步前移至市场营销和贷中审批环节，通过对行业和市场的深入研究以及风险组合的设计，提高客户和市场风险识别能力，有效避开“雷区”；其次，要在合理确定风险偏好的基础上，借助直接融资市场开展风险分散和风险对冲；最后，要积极创新风险管理手段，紧跟风险管理技术发展的步伐，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与互联网技术，通过对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整合把控，提高风险预警和监测能力，增强风险经营能力。 从数量型资产负债管理向价格型转变。从实体经济发展特征看，未来我国投资和储蓄将会经历“再平衡”的过程，而决定储蓄及投资出清要素价格的利率波动区间将会扩大，相应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难度也会增加；与此同时，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推进，也会导致银行资产负债周期性特征全面凸显，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加快调整资产负债管理的“锚”，将财务结构配置的基线由数量型的规模指标转向价格型的利率指标，通过动态调整资产负债利率久期、缺口等指标，提高资产负责管理的前瞻性，进而有针对性地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提升经营的稳健性。同时将利率管理与战略选择、市场定位、风险管理紧密挂钩，打造一张精致的、生动的资产负债表。 从客户定位的“二八”法则向“八二”法则转变。运营成本高、规模不经济是商业银行设置客户“门槛”值的重要原因，而互联网技术延展和拓宽了商业银行客户服务触角，也为商业银行进入低净值“长尾”客群业务“蓝海”提供了可能。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充分借助互联网技术，低成本拓展新的客户群体；并充分利用互联网数据挖掘手段，精准定位各类客户群体金融需求，提高产品设计、营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增加客户黏性，着力打造以客户+数据为经营中心，尊重客户体验，强调交互式营销的新型经营模式；同时，依托互联网的模块化思维，将大量线下运营手段进行再拆解、再组合和线上化，快速拓展性质相同的客户群体，进而构建“八二”法则下的长尾市场竞争先发优势。 从粗放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导致商业银行“广种薄收”的粗放管理模式难以维系，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坚持精细化管理的理念，充分运用先进的管理工具，推动业务经营的流程管理、过程控制和客户服务体系的精益化，不断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增强“软实力”；同时不断完善和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构建客户价值管理、内部成本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三位一体价值管理体系，打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