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诚信思想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诚信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有许多关于诚信问题的论述，蕴含着闪耀智慧的观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道德理论。研究和探讨中国传统的诚信思想，对于弘扬民族的精神文化和道德传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 中国传统诚信思想的发展轨迹
道德观念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传统社会的诚信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1.萌芽阶段。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就是由“信”的规范来维持的。在当时，“信”的概念是朦胧的，没有出现成文的道德规范。“信”作为成文的规范，首先是出现在金文上面，那大约是从晚商至春秋时期。金文是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称钟鼎文。如中山王鼎上就铸有“余知其忠韵（信）也”的文字，战国中山王方壶也铸有“忠信”二字。金文的“信”字是由“言”和“身”组成的，生动形象地体现了“信”的思想内涵。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我国最早的文献资料开始出现“信”的记载。《易经》写道：“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注：《周易·乾·文言》。）。意思是说要讲求忠信，用以增进美德；言论要以诚信为本，用以积功立业。自从有了文字，诚信的道德观念便开始从经验型走向理论型，并成为一种社会潜意识形态。但是，这时的诚信思想是隐约的而不是明晰的，是零碎的而不是系统的，所以说是诚信思想的萌芽。
2.形成阶段。我国的战国时期，先秦儒家把诚信观念发展为系统的理性的思想观念，从社会的潜意识形态演变为显意识形态。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注：《论语》：《为政》。）孔子以后的思孟学派，对诚信进行了多角度的阐述。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注：《孟子》：《离娄》。）诚信是自然的规律，追求诚信是做人的道理。此外，庄子、墨子、管子、荀子都对诚信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注：《庄子·渔父》。）墨子说：“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和，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注：《墨子》：《兼爱》。）管子说：“圣人之诺已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故其诺未尝不信也。小人不义亦诺，不可亦诺，言而必诺，故其诺未必信也。”（注：《管子·形势解》。）荀子说：“庸人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是，若是则可谓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惟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注：《荀子·不苟》。）这个时期，诸子百家对诚信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系统的阐述，其主要成就在于：第一，阐述了“信”的重要性，把它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做人的行为准则，事业成功所需的品质和条件。第二，阐述了“信”与“诚”的联系，把“诚”看成“信”的基础，把“信”看成“诚”的表现。第三，阐述了诚信在评价人的过程中的作用，把诚信看成区分圣人、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提出了用诚信标准衡量人的方法。
3.提升阶段。宋明时期，诚信问题是思想家们的热点话题。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朱熹、陆九渊、程颢、程颐等，又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诚信问题，使其内容更加丰富，观点更加深刻。二程说：“诚则信矣，信则诚矣。”（注：《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陆九渊说：“忠与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不欺于中而言之，则名之以忠；由其不妄于外而言之，则名之以信。”（注：《陆九渊集》卷三十二。）他们把诚与信、忠与信联系起来，认为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张载说：“君子宁言之不顺，不规规于非义之信。”（注：《张载集》：《正蒙·有德》。）朱熹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盖信不近义，则不可以复。”（注：《朱子语类》卷二十九。）他们把“信”区分为义之信与非义之信，主张不拘泥于非义之信。朱熹还说：“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才可以修业。”（注：《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他从修身和修业的角度阐述了诚的重要性，把诚看作做人和做事的基本条件。周敦颐提出“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把传统诚信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他那里，“诚”是道德观的核心范畴，不仅是宇宙的精神实体，而且是圣人之本，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基。首先，“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注：周敦颐：《通书·诚上》。）作为圣人之本的“诚”源于万物之始的“太极”，是在“太极”的变化过程中确立的；“诚”是纯粹的至善、道德的极境，因而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根据。其次，“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注：周敦颐：《通书·诚下》。）诚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根本，是各行各业的伦理道德的源头。这个时期对诚信思想的提升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阐述了信与忠、诚之间的联系，对诚与忠的作用也进行了具体分析；二是阐述了义之信与非义之信的区别，提出了复义之信而不复非义之信的主题；三是阐述了诚作为社会公德之本和职业道德之源的思想，把诚提到了道德观核心范畴的地位。
二 中国传统诚信思想的基本内容
综观我国古代先哲的论述，他们对诚信问题的伦理视角研究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
1.诚信范畴的涵义。概括古代思想家们的论述，作为道德范畴的诚信有三重涵义。第一层涵义是诚实。孔子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注：《礼记·大学》。）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首先就是要有诚意，忠诚老实，真心实意，不欺骗自己；其次就是要不欺人，客观实在，不说大话，不欺骗别人。第二层涵义是守信。孔子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注：《论语》：《学而》。）葛洪说：“守一言于久要，历岁衰而不渝，信人也。”（注：葛洪：《抱朴子·外篇·行品》。）墨子说：“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无常。不足以举行者而常之，是荡口也。”（注：《墨子》：《耕拄》。）第三层涵义是信任。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注：《论语》：《颜渊》。）粮食充足，军备充足，民众便信赖。杨泉说：“以信接人，天下信之。”（注：杨泉：《物理论》。）“以信接人”的信，是守信的意思；“天下信之”的信，是信任的意思。在阐述诚信范畴的过程中，古代思想家们还论及了诚信范畴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首先，他们认为诚与信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张载说：“诚故信。”（注：《张载集》：《正蒙·天道》。）诸葛亮说：“不诚者失信。”（注：《诸葛亮集》卷三。）诚是信的前提或原因，有诚意才会有信用，缺乏诚意的人就会失信。其次，他们认为诚与信是自然法则和做人准则的关系。朱熹说：“诚是自然底实，信是做人底实。”（注：《朱子语类》卷六。）诚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本真状态，因而是自然的法则；信反映了人际交往的基本要求，因而是做人的准则。再次，他们认为诚与信是同一关系。二程说：“诚则信矣，信则诚矣。”（注：《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诚是天理的本性，人只有至诚，才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发挥“赞天地之化育”的作用，从而与天地参，达到天人合一的程度。
2.诚信的道德本质。传统诚信思想具有深厚的人学基础，主要从善良人性、理想人格、社会和谐秩序等方面阐述了诚信的道德本质。首先，诚信是善良人性的要求。传统的诚信观是对人的本性的价值肯定，要求人忠实于自己的本性，即善良的人性。“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注：《礼记·中庸》。）客观的天道是真实无妄的，人的本性应该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天道决定了人道，人要按照天道和人性去生活和行动，使自己言行与道德的责任、义务相符合。其次，诚信是理想人格的要求。先哲们提出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圣人。而诚信就是圣人的一个重要人格特征。诚者，圣人之本。“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注：《礼记·中庸》。）“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注：《荀子·不苟》。）“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注：《礼记·大学》。）这样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再次，诚信是和谐秩序的要求。社会的理想状态是和谐秩序，而诚信是建立和谐秩序的道德基础。“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注：《礼记·中庸》。）诚是自然和谐之道，社会和谐之道，天人和谐之道。“故人君以信训其臣，则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诲其子，则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遇其妇，则妇以信顺其夫”（注：傅玄：《傅子·信义》。）。人与人相交往应尊重诚信准则，从而建立相互信任的和谐秩序；否则，人与人之间相互欺骗和猜疑，将会导致人际关系恶化和社会秩序混乱。
3.诚信的道德功能。传统的诚信观把“诚信”作为基础性的道德原则，既是做人的道德准则，又是为政的道德准则，还是从商的道德准则，因此，它具有调节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关系的功能。首先，诚信是做人的道德准则。诚信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是做人的道德准则。“人无信不立”（注：《论语》：《颜渊》。）“人所以立，信、知、勇也。”（注：《论语》：《子语》。）这里面，信是摆在第一位的，诚信是立身做人的首要条件。孟子把“朋友有信”作为“五伦”之一，董仲舒也把“信”列为“五常”之一，当作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朱熹说：“凡人所以立身行已，应事接物，莫大乎诚敬。”（注：《朱子语类》卷一一九。）其次，诚信是为政的道德准则，取信于民是为政的基本条件，从政爱民应该做到诚信。“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注：《荀子·不苟》。）诚信是为政之本，立国之本，治国之本。“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处官不信，则少畏不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注：《吕氏春秋》。）只有做到了诚信，社会才会有序，国家才会安定。再次，诚信是从商的道德准则。诚信是“百行之源”，而作为百行之一的商业，自然要遵守诚信的准则。诚信历来是中国“良贾”的传统美德，也是儒家普遍奉行的商业伦理。历史文献上记载了战国许行的商业道德观：“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宴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注：《孟子》：《滕文公上》。）这就是要求人们在商业活动中做到价格公平合理，童叟无欺。传统商德强调以诚信为商业活动的宗旨，“可终身而守约，不可斯须而失信。”（注：张弧：《素履子·履信》。）
三 中国传统诚信思想的主要特点
中国传统诚信思想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壤上成长的，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那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烙印，既显示了它的优势，也暴露了它的缺陷。
第一，主要是从基础道德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兼顾了职业道德角度的研究。道德是区分层次的，是由基础道德和职业道德、理论伦理和应用伦理等方面构成的系统，传统诚信思想是围绕这个大范围来探讨诚信问题的。首先，重点从基础道德的角度分析和阐述了诚信规范的涵义、本质和功能。“人无信不立”，讲的就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讲的就是修身的基本途径；“思诚者，人之道也”，讲的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圣人之本”，讲的就是伦理道德的基石或根基。所有这些，都是基础性道德问题，是伦理学的一般问题或普遍问题。其次，有的古代思想家从为政、从商的角度探讨诚信问题，即把诚信作为职业道德的范畴和准则进行研究，在政治伦理学和商业伦理学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百行之源”，讲的就是社会各行各业的道德规范，即职业道德规范；“诚贾”，讲的就是诚信的商人，即能够处理好义利关系的商人；“民信”，讲的就是为政者要取信于民。
第二，主要是从实质理性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而忽视了工具理性角度的研究。中国传统诚信观的理想色彩很重，诚信范畴没有蕴含利益关系。它把诚信仅仅当作发自人本体的道德需求，而没有非伦理因素的参与，同个体利益之间没有任何功用性的联系，所以表现为一种实质理性。这种实质理性特别强调道德自律，它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要求，是最高层次的伦理规范。但是，由于缺乏利益因素的制约，又显得曲高和寡，虚而不实；在道德实践中缺乏普遍性，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有的思想家对于义之信与非义之信的区分，以及对“不复非义之信”的赞扬，把“诚信”原则搞模糊了，使人感到不可捉摸，难以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对“诚信”原则的贯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与此不同，西方的信用伦理则少有对“诚”的阐述，重点探讨“信用”问题，而且是与利益紧密相连的一种工具理性的研究。西方学者信奉“信用就是金钱”的道理，把赢得信誉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当作积累财富的手段。比较起来，西方讲的诚信是一种有外在性、他律性的伦理规范，而对实质理性缺乏深入研究；中国传统诚信观讲的诚信是一种具有内在性、自律性的伦理规范，而对工具理性缺乏深入研究。
第三，主要是从伦理思想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而忽视了信用制度角度的研究。古代先哲们对诚信的伦理学研究，其理论性和系统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特别是对诚信的人学基础的分析，思想性强，理论根基深厚，这是西方诚信思想所不可比拟的。但是，优势之中蕴含着劣势，那就是忽视了信用制度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法制的作用。我国把清代蔡磷在朋友亡故后，把没有凭据的、朋友寄托的千金交付朋友之子的故事传为佳话，并把蔡磷所言“券在心，不在纸”奉为诚信典范。殊不知，这一方面说明了蔡磷讲求诚信、重视自律的高尚品德，另一方面又表明了我国不重视“契约”（纸）不重视他律的传统，暴露了传统诚信观的缺陷。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传统诚信思想打上了宗法社会的烙印，较多地研究了君臣、父子、朋友、熟人之间的诚信关系，而对商业社会的诚信关系研究不够，剖析不深。特别是仅仅把信用当作道德规范，而没有同时又当作法律规范来研究，所以不可能深入探讨信用制度建设问题，就使得诚信原则的遵循缺乏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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