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国家意识”的养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课论文,意识论文,思想论文,国家论文,教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意识，是一国国民所表现出的对国家制度、传统和文化的忠诚与向心力的一种国家观念，其实质缘生于“国族归属与认同”[1]。作为一种深植和成长于这种归属与认同的思想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内聚群力、外御敌侮，是一种重要的国家软实力。国家意识的养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概念与精神意涵的内摄过程、国格尊严与国家命运的体认过程。简言之，即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联系，养成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的过程。
一、思想政治课教学何以需关涉“国家意识”的养成
1.学以载魂：当前国家意识养成现状难以承受之重
有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阶段，2/3的留学生选择“海归”，1/3的留学生属意“滞留”，使归国率与滞留率保持2:1的“最佳回国比率”，这是相对合理和良性的。而我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出国留学40余万人，学成归国者仅10多万，归国率远低于33%，使归国率与滞留率倒置为1:2。造成人才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国家意识的缺乏，且大有泛化、弱化之趋。广州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对1009名小、中、大学生抽样调查显示：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意识的小、中、大学生的比例分别为79.5%、73.5%和61.4%；“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意识均十分薄弱，平均只有20.2%；“社会公德”意识比例分别为90.4%、48.3%和42.5%；“自觉遵纪守法”意识分别为87.1%、61.2%和28.6%。与此同时，这几方面的意识取向均呈现随年龄增长而与社会要求的差距日渐拉大之势[2]。回溯我们的教育“流程”，不难发现当下的教育过分倚重“高考GDP”的增值——一种教学的应试，却没有将国家精神传承与积淀的关键——国家意识的养成纳入对人才的塑造中。人才理念的偏失导致了人才标准及人才自身发展的“异化”，最终表现为人才在人格、价值观上的唯自我化缺陷和国家意识的丧失。面对惊涛骇浪的全球化浪潮，失却国家意识有如失却“灵魂”，国家终将丧失其内在的凝聚力和外在的创造力，从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此，通过思想政治课教学，强化涉世未深、思维辨别能力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年学生国家意识、人格精神的培养与教育，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奠基，锻造反对国家分裂主义的思想和行为的“利器”，可谓正当其时。
2.文以载道：当前思想政治课程体系不能承受之殇
国家意识或“国家观”的养成，其实质是培养国民认知上对国家认识、情感上对国家认同、心理上对国家认归——一种“树魂立根”的核心价值观教育。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核心价值观既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不舍爱国主义。因此，国家意识的养成应基于对“国家”的完整与正确认知。以此逻辑观照当下思想政治课程体系，笔者发现，现行人教版《思想政治》教材在理念诉求与框架设计上百密一疏：对国家意识养成无论是概念延展抑或内容呈现均尴尬“断档”或干脆一片“真空”。如《经济生活》以“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概念“以偏概全”中国经济国情；《政治生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一笔带过”中国政治生态，而对国家政治架构等核心内涵却语焉不详。虽在“坚定地维护我国的利益”一目对“国家利益”有所涉及，却只是“蜻蜓点水”。唯《文化生活》“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一章对“国家”的论述稍“显山露水”，但似乎“中国味道”的“烹调”稍欠火候。选修《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国家”内涵的诠释基本囿于我国“政体”，旁无涉及。《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观点教育，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常识为基本内容[3]。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主要内容无可厚非，但不能因此对“中国意识”与“祖国情结”的耳濡目染“置之不理”。只有树立对国家的认同意识与归属感，才能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诚如著名学者何新所言：“我是中国人。我必须忠于我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我只乐于看到中国的伟大、强盛、光荣与复兴，而不是其在任何美丽口号下的变乱、瓦解与毁灭。”[4]淡化国家意识、消解民族身份，或将积重难返：对国家认同削弱、对民族认归离心甚或疏远。而这并不是《思想政治》教材编写者所希望看到的。
二、思想政治课教学何以对“国家意识”的养成有所作为
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都将国家意识的养成放在爱国主义教育的首位。如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以代表吃苦耐劳、诚实可靠与为国奉献精神的“山姆大叔”作为自己的民族象征，以红白相间星条旗、“百鸟之王”秃鹰等作为自己的国家符号，在潜移默化中于自然而然处对国民进行爱国熏陶，促使其养成强烈的“美利坚意识”。“兼存东西方、汇合百家文、流传千国语、容纳万宗教”多元文化并存的新加坡以“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的理念对国民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团结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旗帜下，重塑“我是新加坡人”的观念，为新加坡努力奋斗。国家意识的养成，不是一个不染嚣尘的形而上的概念，而是一种建基于国家信仰的“关于国家的教育”。这里的“国家”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但笔者认为首先更应是没有政治含义的融汇特定文化、历史、民族乃至宗教，饱含“母亲”情感的民族精神的家园、民族文化的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意识的表达其实是一种人性的本能主张与流露，国家意识的养成实质是一种信仰的价值寄托与皈依。
信仰，作为一个国家凝聚力、生命力与潜实力的源泉与根基，是一个民族的终极价值理想与文化精神内核。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的历史带给国人的深重灾难余悸犹存。然而伴随着社会转型，信仰危机却又在所难免：既有信仰体系在世俗化、功利化浪潮的冲击下“粉身碎骨”，导致“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隐退”（韦伯语）。于是，安顿灵魂的温馨故园遭毁弃，维系世代和谐与持久意义的生命纽带终断裂，“人被连根拔起”（海德格尔语），一种无家可归的被放逐意识遂弥漫开来，人由此陷入难以名状的心灵阵痛与精神焦虑[5]。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人心中支撑性的价值与信念屡受碰触：“五四”时期倡导的“自由、民主与科学”使得儒家价值理论哪怕是“仁义道德”、“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等并非不合时宜的也一并被冲击得七零八落；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后广受宣传，却又因极“左”路线的夸大歪曲而在当下饱受“冷遇”，人变得“唯利是图”，于是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本没有了。意义系统的缺失、怀疑成为信仰失却、文化失范与精神失控的实质内容。
“要想剪除旷野杂草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在上面种庄稼”，但重建对于尚处改革“阵痛期”的中国而言，不是重新确立一种崭新的信仰，而是以全新的视角去再审视、再解读与再建构我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至爱国主义的立场、态度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意识形态的国家意识教育、国家信仰养成，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视角模块分组、组块推进，对于引导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思想政治课教学实效性意义不可谓不重大。但总结中国信仰危机的历史教训，笔者愚以为“国家信仰”过度政治化往往容易“矫枉过正”：信仰受制于政治诉求的掣肘而陷于表达方式的“失语”，从而囿于涂尔干所指的“机械团结”，最终陷于精神的困惑与焦虑、信仰的冷漠与麻木，由此信仰对社会发展的张力趋于消失，新的信仰危机势所难免。香港“国民教育”风波即为例证。这就要求我们在高举马克思主义信仰伟大旗帜的前提下，重新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寻觅文化的精神印记，书写民族的精神史诗，以信仰的名义谱就国家意识的宏大叙事。于是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致力于国家信仰建基、国家意识养成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不再是一堆干巴巴的主义教条，而是一种真正源自每一个人灵魂深处的思想召唤，这种召唤带给人的是一种温柔的冲撞；它使得内在于信仰重塑、意识养成的每一个人都会无比真诚地谛听来自民族与文化最本真的悸动和低语，思想政治教学过程才真正成为一个没有耳提面命的疲惫、温暖而百感交集的精神之旅，在日渐清晰的国家意识与民族信仰的探寻中，心灵变得纯净、充实、澄明和温润。
1.文化寻根：为国家意识养成奠基
国家意识，就其内涵而言意蕴着一种情感、文化及角色身份的认同与归属，以及捍卫和巩固这一认同与归属的意识寻根。从这个意义上讲，于国，文化是国家意识得以坚守的“精神点”，民族信仰得以自持的“栖身所”，爱国行为得以践履的“动力源”；于民，文化将基于传统的深厚精神和家国意识传递、渗透至其思想深处，并以一种成长于传统根基的现代意识，关照、引导和激发其不断“开凿自己脚下的信仰岩层”，于内心深处融化、内化、魂化矢志不渝的国家意识。无怪乎J.G.赫尔德说，最有利于达到人类完美的方式是发扬各个民族的独特灵魂，它们表现在各个民族的语言、宗教、习俗、文学、艺术等等构成的独特的文化之中[6]。现实的吊诡有如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所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文化的“沙漠化”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最显著的特征之一[7]。西方文化的“中心”僭越、中华文化的“断层”失教，使国人背负沉重的文化自卑和近乎“变态”的媚外崇洋，而这种自我的妄自菲薄终将使民族文化断裂、衰微和遗失，终将造成青年一代文化信仰与国家意识的漂移和无根：我们的传统文化“散落成一些偶然的、联系不密切的结构概念组成的马赛克拼凑物”，生活在这种文化流中青年一代却“活跃得不亦乐乎”。因此，面对诸如“汉语危机”、“韩流汹涌”等外来话语权的挑战，如何坚定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与自信、守护民族文化根基与家园，打好国家意识“保卫战”，思想政治课作为“前哨岗”当仁不让的是吹响冲锋的“集结号”。
基于此，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尝试着，如在《政治生活》“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利益”一节，以《周易·乾·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老子》“报怨以德”、“心底无私天地宽”、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表达蕴含理解与尊重的宽厚待人、贯和处事、团结和谐之道。在《文化生活》“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一节，以贾谊“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抵御“普世主义”、个人主义对国家意识的消解与淹没，为之注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生活与哲学》“价值的创造与实现”一节，以《周易·乾·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述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荀子》“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等古代先哲昂扬向上的开拓精神和愈挫愈奋的抗争精神激发青年学生“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文化信仰。“徜徉于山林泉石之间，而尘心渐息；夷犹于诗书图画之内，而俗气潜消”，营造潜移默化的国家意识养成氛围，予学生以一种无声的归化，此为一方面。另一方面，躬身实践、知行合一，将课堂所学内化为自己的精神信仰乃至行为准则。如在学习《文化生活》“我们的中华文化”等章节之后，使清明节上山扫墓祭祖、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中秋节赏月吃月饼，“5·12汶川地震”、“4·14玉树地震”、“8·7舟曲泥石流”全国哀悼日悼念遇难同胞，公祭炎黄大帝、尧舜禹、孔孟等圣祖先贤等“国学”皈依成为填补信仰“真空”与意识“饥荒”的一种常态……当以上诸种精神内化融合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国家至上、社会第一的国家意识与祖国信仰也就在每个国民心中深深根植。于是，“90后”们也就能够真正理解当邓小平言及“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时为何饱含泪水。
2.国格养成：为国家意识养成秉性
国学大师钱穆认为：“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之份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故欲使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必先使其国民对以往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8]韩国某艺人因拍摄慰安妇写真在韩国掀起轩然大波，即便其公开道歉、削发谢罪、跪地忏悔，国民仍不依不饶。相形之下，国内某明星“日本军旗装”事发之后，仅不疼不痒的几句致歉就获得国人大方的“原谅”。相比韩国人的“较真”，国人“大度容忍”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历史记忆的缺失和悲剧教训的整体性麻木与冷漠，甚至是自轻。对过去耿耿于怀也许会成为今天发展的羁绊，但对历史麻木不仁也将导致整体的堕落。而当日本政府悍然实施其所谓“购岛计划”，觊觎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时，一些“愤青”在“抵制日货”的冠冕旗号下，打砸日企门店、焚烧日本国旗甚至于痛下“杀手”砸穿驾乘日系车的无辜同胞脆弱的头颅……与麻木不仁的民族自尊相比，问题并不在于抵制与打砸——我们所要的并不是极端的所谓爱国，而是一种理性的精神，一种兼及成熟与宽容的自尊、自爱与自重。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伴随着“大国心态”与“大国意识”从学者话语蜕为大众语言，理性国家意识——“国格养成”就已呼之欲出了。一方面，我们不能忘记曾经饱受欺凌与压迫的历史遭际，不能忘却迄今仍属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境遇。对于历史，不能产生丝毫的冷漠，因为历史的激情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不忘昨天，是为了明天。另一方面，当历史与现实纠葛于爱国情绪表达与理性思考疏离的矛盾时，与现实对立的狭隘的所谓国家情结终将增加“崛起”的阻力，成为社会发展与对外交流的羁绊。“义和团”式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表达与民族情绪的宣泄，只能陷国家于被动。因此，国格的养成既不是简单整理国故，更不是执拗于褊狭的民族激情，而是秉持理性与宽容的“大国心态”，实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最大化。需要指出的是，基于理性并非麻痹乐观，而是纳容忧患。
至于国格的养成，笔者在《经济生活》“宏观调控”的教学中呈列如下试题：
（1）（2011年广东文综第25题）2011年一季度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升5.0%，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日益强烈。在此情况下，不考虑其他因素，消费者理性的应对措施是（）
A.增加现期消费
B.提前归还债务
C.持有债券
D.增加储蓄
（2）2008～2011年我国居民消费品价格涨跌幅度分别为6%、-0.5%、3.5%、5.5%，应建议居民或国家（）
①2008年居民适宜减少储蓄，增加现期消费
②2009年扩大财政支出，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③2010年扩大生产调整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④2011年适宜提高税率，降低银行利率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通过通货膨胀成因及对策的分析，不难得出第1题“消费者理性的应对措施”应是“增加现期消费”，但基于CPI的高位运行，第2题“应建议”“居民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几乎悖谬的两个结论背后的潜台词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就“悄无声息”地给学生“灌输”了国格的意蕴。《政治生活》“主权国家的构成要素”的教学涉及“主权是国家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最高权力。主权国家享有管辖权等权利”。笔者就“中国主权尚不完整，因为领土尚未统一”的话题请学生列举“尚未统一的中国领土”，有学生提及唐努乌梁海、外蒙古等或分裂或独立的故土，有学生提及藏南（印度称“阿鲁纳恰尔邦”）、包括黄岩岛在内的南沙群岛、钓鱼诸岛等主权归属“存在争议”且未实际控制的领土。在此基础上笔者就近期“中菲黄岩岛对峙”、“中日钓鱼岛争端”及国内爆发的大规模反日游行示威等简要梗概，并进一步设问“作为利益方的中国应如何处理此类领土争端”？在肯定学生发言的基础上，笔者将应对策略概括为“不卑”：黄岩岛、钓鱼岛等自古即为中国固有领土，有史为凭、有法为据。中方绝不会容忍任何侵害我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不亢”：爱国不需要理由，但需要理智。针对日方的恣意妄为，我政府派海监、海军舰艇编队巡航维权执法，向联合国提交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点基线坐标表和海图等，既体现泱泱大国成熟理性，又彰显捍卫主权坚定决心。作为国民则应“保持理性”，反日游行但不应违法暴力、抵制日货但不应打砸抢烧。当以国家的视角审视国家利益的各种损益时，国格的潜意识就能以其巨大的感召力、辐射力和内驱力支配国民的情感与行为，从而使其在情感上、在灵魂深处产生一种为祖国建功立业的责任感、义务感、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因为，此时“他只是作为‘我们（即国家）’而生存着”[9]。这样，思想政治课教学国家意识养成的教学目标也就于无形中达成了。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文化寻根抑或国格养成的国家意识养成，都应避免陷入例行公事的俗套和形式主义的窠臼。“一切只是教训我，却不能丰富或加快我行动的事物”只会使思想政治课教学“受到残害和贬损”。《中庸》云：“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国家意识的养成只有融入“日常”乃至“琐碎”的生活中，才不至于使人成为“无国”之游民，国陷入“不国”之境地，“国家意识”沦为束之高阁之奢侈品。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地球村”的实现也许成为可能，但这并没有改变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一个半世纪前“只有靠国家的力量和资源才能保持生存与独立”的断言的真理性。我们看到美利坚文化席卷下坚守一方法兰西的高卢勇士们的国家尊严，也见过以《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获得别国平等对待》为博士论文的普京“王者归来”引领俄罗斯重振“双头鹰”雄风的可敬可佩。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思想政治课教师深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执著，青年学生国家意识的真正养成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