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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3)05-0003-08
金岳霖的为学包括求学、教学和治学。他的为学历程可分为学生时代、执教高等学府和在哲学所的岁月三个主要阶段。
一
金岳霖1895年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祖籍浙江省诸暨县。他的学生时代包括在长沙读书、考取清华学堂、留学美国和旅欧访学四个阶段，共24年。
1901年，6岁的金岳霖在长沙进胡子靖先生办的私立明德学校读四书五经，从小接受传统教育。1907年，12岁的金岳霖进入了教会办的长沙雅礼学校读中学。学校的监督、教师、医生都是美国人。从学校三楼的窗户望出去，可以清晰地看见在长江中游弋着英、日的火轮船。他感到中国有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恐惧。国运的衰微，时时撞击着金岳霖的心灵，他从小就有强烈的爱国忧国的情怀。1911年春，他到北京考取清华学堂高等科，在此读书期间，金岳霖坚信清王朝可以一去不复返了。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为了国家的富强，刻苦读书，在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并担任过高等科英文班学会委员和最高年级学生会主席。
1914年夏，金岳霖结束了在清华学堂的学业，以官费留学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当时他只有19岁，是留美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在美7年时间里，他获得了学士、硕土、博士学位，可是他的学习方向却发生了几次重要变化。
一是从商业学到政治学。金岳霖初到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商业科。他之所以选择商业学，与他父亲的洋务派思想显然有关，而直接促成他学商业学的，则是五哥的建议。以为当时国内这方面的人才极为缺乏。金岳霖学习商业科以后，总是“引不起兴趣”，不久就改学政治学了。他曾就此事致函五哥阐述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商业学和政治学相比，前者只是“雕虫小技”，而后者才是直接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万人敌”的大学问。从这里可以看出，金岳霖对国家怀有多么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金岳霖的思想变化，与他直接接触到民主政治有关。他于1917年署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就转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政治学硕士学位。1918年完成硕士论文《州长的财政权》，获硕士学位。金岳霖在论文中强调了以法治理国家的法制精神。1920年，金岳霖完成了博士论文《T.H.Green的政治学说》，获得博士学位。他之所以选择格林，是因为格林的政治学说在当时的英国有极大的影响力。直到24年以后，金岳霖在讨论哲学与政治思想的联系时还说：英国的黑格尔主义提供了一种政治思想，这种思想与他们的哲学体系有内在联系，但是与那些哲学家的联系却非常的外在，以致这一体系和这些哲学家都不能说对英国政治发生了什么影响，只有格林除外。格林因引进德国政治思想到英国去，起先受到赞赏，而后来却被谴责。金岳霖与以往那些片面赞赏或片面谴责格林的学者不同，他比较客观地评价了格林的自然权利学说和国家干预原则，指出了格林政治学说的长处和不足。金岳霖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读了大量欧美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著作，研究过美国宪法，他向校内外许许多多教授请教过。应该说，他对西方的政治和政治思想是相当了解的。金岳霖在美国留学，却时时刻刻关心国内的社会政治情况。1915年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日本“二十一条”，要做皇帝，金岳霖在美国闻讯后痛哭一场，十分悲愤。后来，他同张奚若、王伯衡、陈汇中等发起成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同盟，又同张奚若、徐志摩、王伯衡等共同创办《政治学报》，发表反日帝宣言。
二是从政治学到哲学。按金岳霖自己的说法，他最初发生哲学上的兴趣是在民国八年（即1919年）的夏天。那时候，他正在研究政治思想史，碰到了T.H.Green，“头一次感觉到理智上的欣赏。[1](P144)
格林是一位英国新黑格尔派的哲学家。金岳霖由于研究格林的政治思想而接触到格林的哲学思想。在以后的一两年时间里，金岳霖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哲学思想。他后来回忆说：“如果我能够说有点子思想的话，我的思想似乎徘徊于所谓‘唯心论’的道旁。”[1](P144)
1921年6月，金岳霖从美国回国为母亲奔丧，年底赴欧洲访学。前期在英国伦敦大学等校读书，后期到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访学和游历。
金岳霖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读书期间，有两部书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一部是罗素的《Principles of Matematics》，另一部是休谟的《Treatise》。金岳霖说，当时对罗素的书虽然不见得看得懂，但是罗素的书使他认识到“精深的分析”就是哲学。哲理之所以为哲理不一定靠大题目，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从此以后，他“注重分析，在思想上慢慢地与Green分家”。金岳霖之所以选读罗素的书，和他研究格林有直接关系。他从研究格林，进而去研究英国最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布莱德雷，又由布莱德雷而接触到罗素，因为在金岳霖看来，用罗素可以驳倒布莱德雷的诡辩。罗素自己也曾说过，在反叛黑格尔主义这件事情上，穆尔带头，他是紧跟其后。穆尔的思想也对金岳霖走上分析哲学之路产生了影响。金岳霖自己也说过：“我的实在主义是从早期的罗素、穆尔那里来的。”[2](P57)
休谟是英国人一向尊称为头号怀疑论者的哲学家。他的《Treatise》，尤其是书中讨论因果的那几章，给金岳霖以“洋洋乎大观”的感觉。金岳霖“敬服”休谟能够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深刻的讨论，从此使他彻底摆脱了政治学或政治思想史，而“进入了哲学”。金岳霖晚年说：“到了读休谟的时候，政治思想史已经不是我致力的方向了。”[2](P45)脱离了政治思想史，也就离开了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时间是1922年前后。但是，是走牛津的道路呢？还是走剑桥的道路呢？这个问题在当时还没有解决。[2](P46)金岳霖彻底放弃政治学而从事哲学研究，与他对政治学的认识也有密切关系。他认为，政治学无科学可言，政治领域里充满了玩“政治”的龌龊行为。
金岳霖读罗素的书接触到逻辑，他欣赏分析哲学，必然欣赏分析哲学所使用的逻辑工具。说得更远一些，金岳霖早在中学时代就有很强的逻辑天赋。他曾从民间谚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中推出“朋友如粪土”来；他也指出过《世说新语·言语》中孔融对陈韪的反驳是不合逻辑的。这些，都为金岳霖后来搞逻辑留下了伏笔。
二
金岳霖于1925年11月从欧洲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共30年。正是这30年，金岳霖成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杰出的教育家。
1926年秋，金岳霖受聘到清华大学任教。在1926年至1936年10年间，他创办了清华哲学系，出版了大学丛书《逻辑》。
金岳霖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哲学论文是《唯物哲学与科学》，刊在1926年6月《晨报副刊》第57期上。在这篇论文中，金岳霖明确地表示：“近年来对于政治——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无论哪国的政治——极觉得灰心，而对于哲学，颇有兴趣。”[3](P210)他的哲学兴趣达到怎样一种程度呢？该文说：“世界上近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3](P214)后来他还说，自己的“脾气是没有办法的”，一看到别人在报纸上讨论哲学问题，就觉得“手痒”，不知不觉地提起笔杆和大家讨论起来。（注：参见《晨报副刊》第59期，1926年8月。）可见，金岳霖当时对哲学已经到了不能自已的程度。金岳霖这里所说的哲学，主要指分析哲学。同年8月、10月，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自由意志与因果关系的关系》和《说变》两篇论文。主持《晨报副刊》的徐志摩在两篇论文前面都加了按语，说“拣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是金先生的“嗜好”。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根头发丝粗得怪可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3](P630)又说金岳霖先生手中“拿着一把小小的屋干剃刀，做分析的工夫。”徐志摩指出，金岳霖“要求明晰的思想clear thinking，他自己也的确能明晰地思想。”（注：参见《晨报副刊》第61期，1926年10月23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金岳霖的哲学研究已是成果累累。他在《哲学评论》和《清华学报》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引起了中国哲学界的瞩目。当年，不断有人撰文，称道金岳霖运用分析方法之“娴熟精到，恐怕罗素见了也得退避三舍。”（注：参见孙道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45期，1935年11月8日。）1926年，金岳霖创办清华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他创办哲学系的目的是培养哲学家。金岳霖为哲学系聘请教授，为学生设计课程，并主讲逻辑学和西方哲学有关形而上学、知识论、哲学原著等课程。经过多年的努力，清华哲学系的教授们形成了一个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学派。一者，他们是真正把哲学作为“学”来研究的，并且努力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二者，他们都使用逻辑分析方法于哲学研究之中，注意概念的明晰和论证的细密。清华哲学派也可以称为新实在论学派，对于它的形成，金岳霖有不可磨灭之功。当年，曾有人称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界新实在论学派的“首领”，是“中国的穆尔。”（注：参见《国闻周报》第45期，1935年11月8日。）1934年起，金岳霖参加哲学学会和中国哲学会的筹组和领导工作。他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哲学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金岳霖1926年应聘到清华，是接替赵元任先生讲逻辑的。逻辑学是清华哲学系的必修课，也是主课。金岳霖讲逻辑，主要是介绍西方刚刚发展起来的现代逻辑知识，兼及传统逻辑演绎推理。他的逻辑讲稿于1935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印成讲义，1936年列入“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全书的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作者用现代逻辑眼光重点介绍传统逻辑的推理论，并对传统逻辑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批评，目的是让初学者得到批评的训练，使他们对于任何逻辑和任何思想都能运用其批评的能力。二是介绍一个节略的逻辑系统，即选取怀德海和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中近300个定理，组成一个精干的逻辑演算系统，并讨论了逻辑与逻辑系统的种种问题，目的是使读者对现代逻辑有个大致的了解，得到一种训练，同时也借此给有志研究逻辑的人们一种继续往下研究的刺激。《逻辑》一书中没有归纳的内容。金岳霖认为，在自己对知识论问题没有“寻出条理”之前是不能写归纳的。[3](P630)当时，现代逻辑是一门很新的学问。在中国，“稍微懂得一点逻辑的人实在是很少有”[4](P198)，更谈不上现代逻辑了。金岳霖接触到现代逻辑的最新成果，并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同现代逻辑的著名学者进行了对话。如他指出，罗素系统有混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界限的缺陷，需要加以改进，等等。
金岳霖的逻辑课受到同学们的普遍欢迎。不仅哲学系学生听，外系的学生也来听。他的《逻辑》一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认为是“国内唯一具有新水准之逻辑教本”[5]，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著作”。[2](P391)金岳霖常常说，他在清华教逻辑是“边教边学”。1931年到哈佛大学学习，他告诉谢非教授，“我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引起“谢”先生大笑了好一阵子。这说明，金岳霖在逻辑学方面是“自学成才”。他有机会师从“谢”先生系统地学逻辑，是他教逻辑学5年以后的事情了。因此，金岳霖对搞逻辑也常有些不自信。他总觉得自己搞逻辑是半路出家，起步较晚，没有经过严格的逻辑训练，数学根底又浅，很难再深入下去获得新的研究成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金岳霖随着清华师生南下到长沙临时大学，任哲学心理教育系教授。1938年2月，又随清华师生转移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文学院哲学心理系教授，兼清华哲学系主任。长达8年的时光里，金岳霖除了完成联大哲学心理系本科的教学任务外，还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完成了《论道》和《知识论》两部重要的哲学著作。1943年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访问一年，发表了关于教育问题的重要演讲。
《论道》是1940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写作时间可能始于1935-1936年。1936年9月《哲学评论》第7卷第1期发表了金岳霖的《道·式·能》一文。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冯友兰写《新理学》，金岳霖写《论道》，两个人互相看稿子，也互相影响。半个世纪后冯友兰说：“他（金岳霖）对于我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我对他的影响，如果有的话，可能在于‘发思古之幽情’方面。”又说：“我们的主要观点有些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我是旧瓶装新酒，他是新瓶装新酒”。[2](P252)20世纪20-30年代，在西方正是分析哲学运用现代逻辑手段批判传统哲学的时期。一些经验主义哲学家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想把形而上学驱除哲学之领地。东方哲学家金岳霖也充分认识到用经验去证明形而上学命题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他却没有支持在哲学上拒绝形而上学的观点，而是站出来为形而上学辩护。他认为，“形而上学”“完全是一个好词”。它表示哲学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探讨那些非常基本以致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的思想或概念”。它是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对假设、公设、假说、基础前提，或我们可随意命名的这些东西进行检验和分析，以便做出一种选择，以此用作任何一种哲学讨论的出发点。
《论道》是一部形而上学著作。金岳霖认为，建立任何哲学体系都不能离开一定民族、一定社会的传统精神。《论道》是以中国的传统哲学中“道”为核心构建起来的。金岳霖说，“道”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和“最基本的原动力”。他的情感“以役于这样的道为安”，他的思想以“达于这样的道为得”。在研究的对象上求得“理智的了解”和“情感的满足”，是形而上学的终极目标，而这个终极目标也就是道。他采纳了叶公超先生的建议，把他的本体论著作取名为《论道》。《论道》是中国现代哲学中最系统完备、最富于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它为中国哲学提出了一个融汇东西方哲学智慧、运用严密逻辑分析和逻辑论证方法讨论哲学本体论问题的样板，它把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金岳霖晚年回顾一生的研究成果时，认为《论道》是他“比较满意的书”，“当然也是形而上学最突出的书”。[3](P49)
金岳霖完成《论道》之后，就集中精力撰写《知识论》。1942年9月，金岳霖写给梅贻琦校长的汇报信中说，他在四川李庄休假一年，完成《知识论》的前十一章。由此推论，他可能是在1943年夏赴美前完成《知识论》写作的。不幸的是，在一次跑警报时，他把《知识论》全部书稿丢到防空洞内而不复得。从后来正式出版的《知识论》中可以看出，这是中国哲学家建构的第一个关于知识论的完整体系。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科学昌明，经济发达，知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在西方哲学史上，洛克、莱布尼茨、休谟、康德等都有关于知识的专著问世。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中国学者写的一部技术性很强的哲学专著。它是接着西方哲学讲的，它把西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思潮统一起来，在西方认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中国哲人在世界哲学领域里争得较高地位做出了贡献。在中国，近代以来，哲学界长期停留在纯理性和社会伦理的研讨中，远离经验和事实，不利于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金岳霖研究知识论，把分析方法引进知识论，把分析方法和知识论引到中国哲学界，在中国哲学史上树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金岳霖完成《知识论》以后，曾计划探讨名言世界和非名言世界的问题，进而把《知识论》和《论道》沟通起来。大概是因为《知识论》手稿的丢失未重写，而未果。
抗战时期的昆明，物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而西南联大校园内的民主自由气氛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确实对培育优秀人才是十分有利。在抗战之前，金岳霖的学生沈有鼎、王宪钧、任华等已陆续从本科毕业。抗战时期，从金门下毕业的研究生有任华、张遂五、冯契、王浩等，在读的研究生有徐孝通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国很有成就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记得汪曾棋写过一篇名为《金岳霖先生》的文章[2](P183-186)，文中提到国际著名数理逻辑学家王浩，王浩的学问是师承金岳霖先生的。汪曾祺说：“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岳霖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汪曾祺的话说得有道理。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金岳霖1943-1944年访美期间，在芝加哥大学发表了《当代中国的教育》的演讲。它针对抗战时期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精辟地阐述了教育的内在目的和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它明确地指出，教育的内在目的是培育有健全人格的人才和实现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他认为，不仅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不适用于今天，就是从美国传进的现代教育也有弊端，必须进行改革。他强调，要重视基础教育，学科不宜分得过细，学生应该文理兼修等。这篇演讲是金岳霖教育思想的集中说明。他用自己的教育思想指导他的教育实践，也吸取教育实践经验来丰富自己的教育思想。历史已经证明，金岳霖教育思想是正确的，他的教育实践是成功的。
1946年10月，清华大学在北平开学，金岳霖任哲学系教授。1948年3月，金岳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当年年底至1949年初，清华大学和北平相继和平解放。不久，金岳霖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
清华从昆明迁回北平之后，金岳霖在教学之余，集中精力重写大部头的《知识论》。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是没有办法记住的，所谓重写只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到1948年12月12日或14日终于完稿，交给了商务印书馆。这时是北平解放前夕，没能出版。35年后，当《知识论》正式出版时，作者感慨地写道：“《知识论》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注：见《知识论·作者的话》。这里说《正式出版》，是因为1958年《知识论》曾编入《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6辑，由商务印书馆内部印行过。）
抗战胜利后，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和法西斯统治，特别是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接连刺杀民主斗士李公仆和闻一多，金岳霖逐渐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公开站出来反对国民党。北平解放不久，金岳霖担任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他一方面参加党领导的各种教育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一方面推动哲学系文学院的教职工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旧思想。金岳霖是清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委员会（简称“大课委员会”）常委。他请马列主义理论家到校讲课，自己也认真备课，亲自上讲台讲《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课程。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报告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就知识分子如何确立革命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谈了自身的体会，并号召教师们认真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这个报告对金岳霖影响很大，特别是周总理在大庭广众面前检讨自己犯过的错误，使金岳霖产生很大震动。他暗暗下决心确立自己的立场问题，争取从民族立场进入到人民立场，再进入到工人阶级立场。金岳霖勇于在公开场合检讨自己的过去，揭露思想深处的东西，批判错误思想。在1950-1952年间，他在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分析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思想以及旧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他参与了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之一。
1952年10月，根据政务院关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规定，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6所大学的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金岳霖由清华大学哲学系转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金岳霖每天到办公室上班，和教师们谈心，解决思想问题；和学生们谈话，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意见。他请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苏联专家到系里讲课，组织师生听课。他处处以身作则，事事起带头作用。他准时到课堂听专家讲课，经常参加课堂讨论，联系自己思想实际，谈学习心得体会。哲学系几十位学有专长的教授们都希望尽快工作，为国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但上级指示，不让他们讲课。怎么办？金岳霖绞尽脑汁，想办法让教授们在科研工作中多发挥作用。他把教授分成几个组，边学习，边搞科研，编书译书。如中国哲学史组集体编写《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西方哲学史组编译西方著名哲学家著作，逻辑组经常讨论逻辑问题，还编写了《中国逻辑学史》。总之，在金岳霖主持下，哲学系的教授们不仅逐步找到了自己的工作，也为以后正式开课做了准备，为解放后的中国哲学界做出了贡献。金岳霖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全系师生的爱戴。
1954年，光明日报创办《哲学研究》专刊。这是当时全国惟一的哲学研究专刊，金岳霖任主编。当年担任主编助手的黄楠森后来回忆说，金岳霖领导全部编辑工作，从组稿、审稿、看清样到付印，他都亲自参加，为建国初期培养党的理想工作者，宣传马克思主义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与此同时，金岳霖还担任《新建设》杂志编委。
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金岳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成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三
1955年春，金岳霖奉调参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同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金岳霖任学部委员。同年9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金岳霖任副所长。所长由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兼任。他从1955年到哲学所，到1984年因病去世，工作近30年。按职务分工，金岳霖负责哲学所的科研组织工作，兼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逻辑研究组组长。1956-1966年10年间，金岳霖多次主持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制定科研规划，但终因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没能很好实施这些规划。
1956年以后，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各种政治运动仍然连绵不断，使得金岳霖有许多“机会”继续检讨自己，批判自己。不过，和以前相比，这个时期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金岳霖着重从理论上对自己以往的哲学思想和逻辑思想进行了系统地批判。1958年，金岳霖完成了《〈论道〉一书的总批判》长篇论文[6](P186-238)，4万多字。该文曾油印若干份，征求同行们的批评。当年没有公开发表。金岳霖批判说，《论道》把“式”形而上学的绝对化了，使它同事物的主体割裂开来，划分名言世界和非名言世界，进而在所谓非名言世界里推销神秘主义和某种不可知论；《论道》给予“能”无所不能的能力，“能”就成为《论道》里的上帝，这是“最恶毒的神秘主义”；《论道》说“道”是最崇高的概念，那么它就不是物质的了，就同“绝对理念”、“宇宙意识”等是同一类的东西了，因此是在兜售唯心论；抗日战争时期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而《论道》“捏造出一个永恒的世界”，掩盖了阶级斗争，就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等。金岳霖对《论道》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不够准确。如《论道》并没有说“式”里面有不可以认识的可能，并且明确指出这些可能实现了之后还是可以认识的；“能”在《论道》中是当作物质或有物质性的东西看待的，式是理与形，能是气与质，能并不是神秘的上帝；既然如此，“道是式能”，道也不可能是绝对理念同一类的东西。金岳霖之所以对《论道》做出上述批判，与当时“左”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1959年，《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金岳霖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长文[6](P250-291)，3万多字。此后，所有再版的《逻辑》一书都在前面载有此文，流传较广。金岳霖批判说，《逻辑》一书把形式逻辑绝对化、形而上学化了，使它脱离了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脱离了具体的思维认识过程，使它在具体的思维认识过程中不起或者少起它所固有的帮助作用，使它不帮助或少帮助我们思维认识更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他说，《逻辑》一书主张逻辑学和认识论分家是错误的。当年，金岳霖对《逻辑》的批判是不准确、不科学的。究其原因，除了受“左”的思潮影响之外，同作者对形式逻辑的看法发生变化密切相关。当时，金岳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者比较流行的观点，即形式逻辑是一门与认识论密切结合着的科学，它是在具体思维认识过程中帮助我们得到更正确的思维和认识的工具之一，是广大劳动人民日常运用的思想武器。因此，以往的与认识论分家的逻辑，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改造。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广大工农兵服务。正是因为金岳霖对逻辑这门学科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才使他对《逻辑》一书做了如上的批判。
金岳霖早年受罗素本人和罗素哲学的影响很大。1949年以后，他在系统清算自己过去的哲学思想时，自然离不开对罗素哲学思想的批判。他多次说过，罗素在过去的中国的影响是不小的，他自己曾经是一个散布罗素毒素的人。他批判罗素，“不是只对罗素的批判而已，这也是对我自己的批判。”[6](P187)正因为如此，我把金岳霖对罗素的批判放在他“系统地批判自己”这个标题之下予以介绍。金岳霖早在1954年就准备系统地批判罗素哲学。”[7]1955年末，哲学所制定1956年科研规划，金岳霖把对罗素的批判正式列为自己的研究课题。1956-1957年，金岳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罗素哲学批判”课。到60年代初，金岳霖完成《罗素哲学》一书初稿，198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金岳霖1949年以后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罗素一生的著作很多，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他前后的思想也有许多变化。《罗素哲学》不是全面分析、评价罗素哲学思想的书，而是对罗素哲学进行了集中的批判，因此，我想，如果把书名改为《罗素哲学批判》或《批判罗素哲学》可能更为贴切。
金岳霖主要针对罗素的感觉材料论、逻辑构造论、中立一元论以及有关形式逻辑的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实践是认识论的基石的观点，对之进行分析批判，判定罗素哲学在1910年以前是客观唯心主义，而在1912年以后是主观唯心主义。《罗素哲学》一书反映出金岳霖对罗素的哲学思想非常之熟悉。他能在复杂多变的罗素思想中准确地揭示出罗素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基本骨架和本质之所在。《罗素哲学》一书也清楚地反映出金岳霖否定自己“旧哲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决心，显示出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水准，特别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罗素哲学》是东方著名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西方著名哲学家的一部力作，是值得东西方哲学家共同关注的。也要指出，读《罗素哲学》，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金岳霖执著地、顽强地去论证罗素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反科学的，是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效劳的。这鲜明地反映出当年中国哲学界开展学术批判乃至哲学研究的基本倾向和特点，即把判定一种学说体系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辩证的还是形而上学的；把判定一个思想家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作为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的主要任务和目的。《罗素哲学》的写作受到当时左的思潮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它对罗素哲学的评价存在不少不准确之处也是勿庸讳言的。
金岳霖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申请。到1955年，北京大学党总支已同意他的入党请求，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办理入党手续，他就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了。1956年9月30日，哲学所党支部通过金岳霖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决议，12月11日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哲学所党支部的决议。1960年9月29日经历了整整4个年头之后，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金岳霖入党后，一直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直到他的晚年。这从他的同事、朋友和学生们对他们的回忆中可以得到许多有力的证明。
20世纪50年代，金岳霖两次被派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在国际论坛上、他以个人的切身体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1957年7月17日—20日，以潘梓年为团长、金岳霖和冯友兰为团员的中国哲学家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在波兰召开的国际哲学会议（又称“华沙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包括8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19个国家的65位哲学家。会议的主题是“思维与行动的关系”。总题目之下又分三个小题目，即“从理论上说明思维与行动的关系”，“哲学，人文科学和行动的关系”，“哲学家的社会责任。”金岳霖在会上以《自由人的任务》为题作了发言。他强调说，哲学家要想成为自由人，不仅要懂得自然的规律，也要懂得关于社会和人的思维的规律，要使我们的哲学明确地表达社会发展的问题，自觉而直接地为人民服务。他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好的哲学，在社会实践中应该运用这种哲学武器来武装我们的哲学家。金岳霖还批评了实用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最后说，毫无疑问，东西方哲学之间会有不同的看法。“来自中国的我们公开地和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一边。我们甚至在关于自由与民主的具体内容方面都与你们有分歧。”但是，他坚信，只要考虑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都是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必须使这个世界成为生命的安全的栖息地，这就是全世界每一个自由的男性和每一个自由的女性的使命。”[6](P162-171)这次会议是1949年以后中国哲学家参加的第一个国际哲学会议，也是国际上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乃至反马克思主义者坐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的第一个会议。金岳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哲学家的基本立场，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初次交锋。
1958年3月底，金岳霖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副团长，与许涤新团长以及周培源、谢冰心等出访欧洲各国，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在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学术俱乐部的欢迎会上，金岳霖作了题为《哲学是社会实践的指南》的讲演。在讲演中，他以中国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为例，再次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指南。”他公开宣称，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的学院哲学，而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6](P172-185)当场有一个人质问金岳霖：“共产主义有什么好？我原来是共产党员，现在我是脱离共产党到西方来的。你知道我的思想感情吗？你是一个教授，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呢？”金岳霖回答说：“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翻身。我从一位教授变成共产党员感到自豪，感到自己的活力增加了！这种思想感情我有深深的体会。至于一个共产党员背叛自己的信仰和祖国，这种思想感情只有叛徒才有体会。”[6](P34)在意大利，有一位天主教神甫问金岳霖：“我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毛泽东的文章你们念起来是很亲切呢，还是有外来的生疏的味道呢？”金岳霖回答说：“这一问题一点也不简单。可是我还是可以很简单地答复：毛泽东的文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着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我们念起来也感到非常之亲切。”从金岳霖的上述辩驳中，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和对共产党、社会主义的热爱之情。
20世纪50-60年代，在毛泽东主席的推动下，中国学术界开展了一场关于形式逻辑的大讨论，其参加人数之多，讨论问题之广，持续时间之久，都是空前的。这场大讨论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肯定形式逻辑是有用的。与此同时，毛泽东号召广大干部都要学点逻辑，大大推动了逻辑学的普及工作。金岳霖主张逻辑学是帮助人们进行正确思维和认识的工具，是广大人民群众日常运用的思想武器。因此，他十分重视逻辑学普及工作。
1959年初，为了满足广大干部学习文化、学点逻辑的需要，金岳霖领导哲学所逻辑组的同仁们编写了《逻辑通俗读本》，并期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进一步了解广大群众在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逻辑问题，听取广大读者对逻辑普及工作的意见和要求。金岳霖撰写书中《判断》一章，他不仅精心选用群众熟悉的事例说明逻辑理论，还总结群众思维实践，提炼出多种新的判断形式。这本书于1962年出版后，在20年间出了5版，印刷了100多万册，对提高人民群众的逻辑思想水平发挥了很大作用。
1961年，高等教育部组织编写全国高校文科教材，邀请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此书于1963年完成初稿，1965年由周礼全做了一次总的修改，经过“文化大革命”，于1979年正式出版。《形式逻辑》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版较早的一部高校逻辑教材，内容比较丰富，观点也比较准确，被全国许多大学所选用，或者作为编写教材的蓝本和参考书。
1982年4月，由中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创办的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在北京诞生了。作为中国著名逻辑学家、中国逻辑学会会长的金岳霖愉快地担任了这所民办大学的校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十分关心这所大学的发展，由衷地为这所学校的成功感到高兴！他多次听取该校负责人汇报办学情况，先后3次为该校题字、题词。他指出，“逻辑科学必须普及”，“逻辑学走出大学和研究所的大门，这是莫大的好事。”金岳霖对“逻大”的支持和鼓励，极大地激励着全体办学人员和几十万名学员。
1981年，金岳霖接受老朋友姜丕之的建议，开始写回忆录，每天想到什么写什么，多则几百个字，少则几十字。到1983年，断断续续写了100个片段，约5万字。为了阅读方便，我接受委托整理回忆录，按内容编成朋友、经历和情趣三个部分49段，先后收到《金岳霖文集》和《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等书中。金岳霖晚年的回忆，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思想资料。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他的许多老朋友——一代学人的思想和风貌，更可以从中了解到金岳霖的为学历程和思想情操，体察到他晚年思想深处的微妙变化。可惜他回忆得太少了，这是许多人都感到遗憾的。
金岳霖的一生是从事哲学和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的一生，是在学术上、工作上、政治上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他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也因此赢得了我国人民深深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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