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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6)03-0143-09 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在罗兰·巴特诞生100周年之际，我非常荣幸地来到巴黎，来到巴特的国度来讲述罗兰·巴特在中国的影响。当然，如果时间足够的话，我希望在讲完巴特的中国影响之后，我还可以讲讲我对巴特的理解，一个中国理论家对一个法国理论家的个人理解。 你们都知道，罗兰·巴特1974年来过一次中国。戏剧性的是，他和他的同伴在大街上被人们围观。但是，人们围观他，纯粹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在1970年代，任何一个外国人在中国街头出现，就像是一个外星人闯到这里来一样，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就像巴特在他的有关中国之行的日记中所说的，中国的一切信息都被封闭起来，这是一个被包裹起来的国家。而今天，有无数的外国人在中国街头出现，但是没有任何人来围观。这也是中国这几十年的巨大变化之一：人们对一个外国人的身体已经毫无兴趣了。现在，人们感兴趣的是一个外国人的思想。巴特永远不会再出现在中国的街头，但是，他的书，他的思想，他的美妙写作，会一直在这里出现和流传。中国人再也无法在街头目击巴特的身体了，但是，有无数的中国年轻人通过照片认识了他，通过他的书认识了他。他活着的时候，他来到中国的时候，无人听说过他，无人读过他。但是，他逝世后，绝大多数中国的人文科学知识分子都听说过他，或者说，都读过他。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巨大的变化呢?或者说，这种变化发生于何时呢?我们要返回到1980年代的中国。在1980年代，被称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人们似乎处在一个灾难刚刚结束的废墟之上。一切百废待兴。人们为了摆脱先前的意识形态，开始寻找一种替代性的观念和学说。人们一旦在当下陷入僵局并试图摆脱它的时候，通常的方式是，要么将目光转向传统，要么将目光转向外部。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外部，选择了作为外部的西方。他们选择了谁?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萨特(Jean Paul Sartre)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被挑中了。为什么是尼采?一直被集体性所绑缚的人，一直被平均化信念所主宰的人，一直牢牢地受缚于同一种观念的人，此刻最需要的是激情，是创造性力量，是能够让个体生命得以迸发的各种抒情性，尼采为他们提供了呐喊的可能。为什么是弗洛伊德?人们需要将性合法化，需要将性非罪化，年轻人需要为自己旺盛的爱欲寻求自主性，弗洛伊德告诉他们爱欲是“自然”事实，不需要进行人为的压制。为什么是萨特?人们需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需要自我选择，而不再听从国家、单位组织和家庭的安排。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这些思想家在80年代的中国的盛行是有它的必然性的，知识界利用他们思想中对感性、个体和审美要素的强调，来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整体性进行一番毁灭性的爆炸。 整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更恰当地说，知识界中的年轻人和开明分子，都被这种强调感性、自主和自由的哲学思想所控制，尽管人们对这些西方思想的理解是简单的，但是，它们仍旧从各个方面冲击了既定的思想模式。这些现代的西方思想(也包括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受到了巨大的欢迎，对它们的翻译和介绍在1980年代成为知识的时尚。包括罗兰·巴特在内的法国当代思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了。 罗兰·巴特、福柯和萨特是第一批被翻译成中文并产生影响的法国当代思想家。事实上，他虽然没有像萨特那样广为人知，也没有像福柯那样有强烈而持续的影响，但是，他的著作一经翻译，就很快地在中国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他的第一本文集出版于1988年，但是，在这之前，在中国的各种文学和艺术杂志上翻译和发表过他的多篇文章。人们已经对他有所了解。但是，决定性地产生影响的还是这本文集的出版。文集可能是译者李幼蒸选编的，收集了他的《符号学原理》，还有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等其他一些重要的论文，在附录中，还收集了包括苏珊·桑塔格和克里斯蒂娃对罗兰·巴特的两篇评论。这本文集由中国最著名的学术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它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中国人对巴特的最初和基本的了解就来自这本书。随后，巴特的著作断断续续地出版，到今天，他的大部分著作已经翻译成中文。 为什么巴特会在中国产生影响呢?或者说，为什么这本书会在中国引起人们的兴趣呢? 我试着给出几个答案。首先，在1980年代的中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文学热潮。文学成为社会的热点，作家和诗人享有巨大的声望，成为社会的明星——就像今天的歌手和影星一样。众多年轻人的理想是成为作家或者诗人(而今天的年轻人热衷成为歌手)，以至于功成名就的作家感到隐隐不安，而发出好心的警告：文学的路上挤满了太多的人。文学之所以成为当时的热点，之所以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是因为文学以感性和直观的方式，提供了新的价值观，新的生活的可能性——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价值观和生活。向过去告别的文学方式，赢得了人们的欢呼。以文学的方式对过去的时代提出质疑，无疑比观念和哲学的讨论更加引人注目——最初的文学就被称为反思“文革”的文学。在一大片突破禁区的吁求中，文学的声音最为辽阔。相形之下，1950-1970年代的文学，深深地被政治，被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所绑缚，它们的叙述像数学公式一样地规范和拘谨，人们看了开头就能推论出它的结尾。这类写作被称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各种理论家阐述它们的教义和原则。这些生硬、虚假和充满教条的文学令人感到厌倦。随着“文革”的结束，这些文学形式不可避免地坍塌了。在19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场文学实验的潮流，一大批年轻人突然冒出来，他们像是商量好了似的发起了一场令人炫目的写作竞赛，他们勇于实验，尝试各种新的风格，并无情地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埋葬了。这些令人们感到新奇的作品，也让人们感到困惑——人们不知如何去面对和谈论这些作品——在那个时代，文学评论家配置的都是现实主义眼镜——而且是苏联进口的现实主义眼镜，他们的视力无法穿透这些新的文学形式。因此，寻找一些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就迫不及待。 巴特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来。他为文学评论提供了方法和启示，人们可以借此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阐释模式。而在此之前，决定性的是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政治批评，文学总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意识形态的竞技场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写作经常被看做是罪恶和阴谋的不自觉的泄露。许多作家莫名其妙地被投进了监狱。现在，文学因为自身强大的形式和美学的追求，而可以放弃这种被苏联文艺思想所主导的政治批评了。人们试图寻找到新的评论方法——事实上，方法论在1980年代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学批评中尤其如此)热衷讨论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巴特是作为一种新的方法的提供者而进入人们的视野中来的。他的零度写作的概念，即抛弃意义的写作，成为文学摆脱政治意义的最好辩护。事实上，在1980年代，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人们已经非常厌倦了那种以“主题”为目标的文学类型了。人们正是通过巴特的符号学而熟悉了能指、所指和符号的概念，而“能指”成为8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代码。同样，人们也对他的叙事学理论感兴趣——事实上，符号学和叙事学至今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中还有较大影响。中国一大批文学系的师生，热衷于叙事学——他们有强烈的兴趣去探讨文学的生产机制，去将文学看做是一种特定的叙述形式加以探究。他们确信这是在捍卫文学的古老之美。这既是对老的传统主题学阐释(作者论)的不满，同样，这也是对新的将文本历史化的倾向(比如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等)所作的反击。 第二，巴特的神话学随笔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1980年代以前，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兴趣，日常生活受到了政治的排挤，没有自己的空间。或者说，日常生活就是政治生活。社会统治的纲领是阶级斗争。因此，没有人在认真地思考日常生活。人们的兴趣，思考和写作的焦点全部对准了革命和政治。但是，巴特关于埃菲尔铁塔的文章，关于脱衣舞的文章，关于拳击的文章，因为它们的独特趣味，它们的敏锐发现，让人们大开眼界。人们第一次发现，日常生活，日常物件也可以成为理论分析的对象。它们自身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意义，它们在这些意义当中构筑自己的神话。巴特努力揭穿这些神话的构造机制，从而表明这些看起来自然而然的东西是如何被文化逐渐构建而成的。不仅如此，巴特的这种随笔式的新的思想写作形式，也都强烈地吸引着人们。从80年代开始，中国人已经从政治的全盘宰制中解放出来，人们开始构建一种非政治化的私人生活，一种市民的自发生活，一种自主的公共领域。商品、物和娱乐不再被视作是资本主义的特权而被完全摒弃。以大众为根基的流行文化开始兴起。所有这些，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显著的表现，并且在一步步地扩大自己的地盘。但是，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人们当时处在巨大的观念震荡中，知识分子都在为思想和各种精英主义文化而辩论。此时，日常生活尽管开拓了自己的领地，但是，它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讨论兴趣。或许，正是在巴特等人的启示下，人们注意到，这些日常生活的领域，并非没有自己的意义，它也要求获得新的阐释和认知。如果将目光从政治领域转向日常生活的话，巴特的这些文章是很好的启示。 在90年代之后，源自于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也涌进了中国的大学校园，这类文化研究同样将视角置放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方面。受美国大学的影响，它们被迅速地学科化了，并且努力地将焦点对准中国正在日益蓬勃的大众文化方面。在中国，它们和巴特的神话学分析形成一种特殊的结合，或者说，它们相互调整来适应对方，形成一种特殊的富有中国特征的文化研究：大学将目光开始转向日常生活的意义。这些对年轻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更喜欢关注自己的周遭境遇，喜欢关注他们所能切实感受到的当代，而不是一些看起来抽象而遥远的纯粹的思辨命题。不仅如此，巴特这些短小的介于思想、理论和随笔之间的文体形式非常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它们一方面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另一方面，也是对学院那些枯燥的论文写作的一个补充。这些思想随笔写作充满了智慧和生机：既是美文，也具有日常生活的切近性。 巴特产生影响的第三个原因要归功于他的畅销书《恋人絮语》。这本书使得巴特的读者超出了校园。《恋人絮语》从80年代翻译过来后，一直在中国有稳定的读者，它从未过时，就像一部永恒的经典小说一样。这部讨论爱情的著作被一版再版。它在中国的持续销售，足以表明，爱，这种情感，完全可以跨过任何的时空距离，而为不同的人们所共享。爱，是一种最独特的同时也是最共同的情感。中国的读者在巴特身上都找到了自己。我们都知道，这本书来自巴特的特殊经验，它如此细腻和敏感，在年轻人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它唤起了人们的记忆。人们阅读这本书，仿佛重新经历了一次恋爱。这是巴特的个人传记，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也是写给所有人的。不过，这本书虽然常年销售(它是巴特最有名的书，是被读得最多的书)，但它不太被喜欢思想和理论的知识分子所关注。它被文艺青年所关注。人们经常在媒体上引用其中的情话，它在一代代热爱文艺的年轻人当中流传。尽管巴特的神话学致力于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但是，《恋人絮语》则被这些小资产阶级所热捧。人们在巴特这里会发现一些校园外的年轻读者，他们不是被老师引导来读，而是自发地来读。相比之下，人们会发现，德里达和拉康只能在知识分子圈中被读。 第四点，巴特在艺术家和作家那里有广泛的影响。巴特是一个文学评论家，而且，他的文体和风格非常漂亮，也许他是最注重批评风格的评论家，他的语言——即便翻译成中文，也能令人感受到魅力。而以写作为天职的作家和诗人当然会对他产生好感。因此，对作家的影响是非常自然的。不仅如此，他为法国的先锋派文学所做的辩护，在中国，则被看做是对一切先锋派的辩护，不仅仅是评论家，中国的作家和诗人也将巴特的理论看做是对自己的辩护。他们的文章中经常出现巴特的引文。而巴特对艺术的影响，主要来自他的论摄影的书《明室》。几乎所有的从事摄影的艺术家和评论家都非常熟悉这本书。它差不多是摄影理论的“圣经”(还有一本是桑塔格的《论摄影》)。在各种讨论摄影的文章和会议中，几乎没有人不引用这本书的。这不仅是因为它的精妙和洞见，而且还因为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摄影理论方面的书籍出版。在中国，摄影的理论非常贫乏，我们有大量的摄影艺术家，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从事摄影研究的理论家。人们谈论摄影的时候，好像只能回到巴特这里，只能回到他的刺点(punctum)理论这里，好像离开了他就无法就摄影谈论什么。这本书的持续影响，当然和它的重要性相关，但是，毫无疑问，也同我们自身的摄影理论的贫乏密切相关。 我只能非常简要地谈论罗兰·巴特在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我还想补充的是，巴特令中国人感到亲切。较之其他的西方理论家而言，他的风格，最适合中国读者。你们知道，中国并非一个理论发达的国度，尤其是西方的思辨传统令中国人感到非常费劲。我们是用随笔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思想的。无论是《论语》还是《老子》和《庄子》。我们的历史上没有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和康德这样的哲学论述方式。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思想——你们知道，中国在二千年前，已经有非常成熟，非常复杂，非常高深的思想，但是，我们是以格言的方式，以直觉的方式，甚至是以隐喻的方式来讲述这些思想的，我们通常是直接讲出结论；也可能是通过迂回的方式来间接地给出一个不那么直接的结论，这个结论非常开放，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解读。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结论也许是经过大量的经验和观察之后，体悟出来的结果，而不是通过繁琐的逻辑论证来获得一个确定的结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讨论思想的方式非常不同于西方。尽管现在，我们的大学也在模仿西方，也试图借助西方的哲学形式来从事人文科学研究，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还不是非常得心应手。毕竟这样一个思辨的传统没有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当然，我们可以读懂柏格森和萨特，我们也可以读懂拉康和德里达。但是，坦率地说，我们很难像他们那样写作。那种复杂的充满思辨色彩的写作令中国人感到非常不适应。相形之下，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巴特更容易读懂，尤其是他大量的断片，随笔，不仅言词漂亮，而且切近具体事物，它们令中国人感到亲切——中国有一个古老而悠久的随笔传统，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文人，都采用随笔写作，他们既可以通过随笔来谈论玄妙的思想，也可以通过随笔来书写生活的感触。而且，这种随笔传统，一直就是将文辞的美妙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在古代中国，思想总是依附于美丽的言辞来传达的。思想家大都是文体家，是随笔作家。对于中国人来说，法国的蒙田和巴特，仿佛是他们的来自于西方的镜像。 但是，巴特对中国有何看法呢?1974年他来过中国，在一片“批林批孔”的政治激情中，他并未寻找到快乐。他在中国感到了单调——一切都是被刻意安排的，他见到了一个没有性征的中国，或者说，见到的是一个中性的国家。同日本相比，中国是性爱的荒漠。他甚至抱怨，“这个国家女人太多了，到处都是。”他邂逅不到年轻男人，他只能看到年轻男人的手，他在日记中不断地记录中国年轻男人的手——这也许是这个国家唯一令他兴趣盎然的客体。对许多初次造访的人而言，中国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神秘性完全可以将访客吞噬。但是对于他来说，中国只意味着那些年轻男人的手，那些柔软的手，只有触摸到这样的手的时候，他才会怦然心动，他才会感到一丝“温热”。 这是巴特对中国的影响——我说得非常简要，而且尽量地客观，尽量地将巴特在中国的影响表述出来，因此，我要尽量地掩藏我作为一个读者的主观看法。现在，我要谈谈我自己理解的巴特。这完全是我的看法，它和我刚才讲的部分并不完全一致：它充满着我的主观性。而且，它与中国无关，它只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分析。对我来说，罗兰·巴特的盛名似乎已经过去了。不过，这反而能够使我们冷静地对待他的遗产。巴特当初是作为一个理论家引起世人关注的。他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一个符号学家，一个结构主义者，最后也是作为一个后结构主义者而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巴特的时代，正好是文学批评的时代。那个时候，人们急于摆脱先前的老式的文学研究方法，寻找各种各样的文学阐释方式，以至于文学批评成为显赫的学科。而巴特始终是这个潮流中的先行者，他总是将各种各样的哲学观念(尤其是他的法国同行的哲学观念)引入到文学批评中来，他将文学批评进行花样翻新，他在这个行当不断地挑衅、刺激和发明。 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他野心勃勃，他相信文学批评值得倾注全力。他由此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为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和老派批评家的一场热闹而尖锐的争论既深深地伤害了他，也加剧了他的名声(这似乎是一个规律，名声的获取总是要付出受伤的代价)。他著述生涯的开始，就是对法国文学史的梳理。尽管借用了萨特的文学史分期，但是，他的文学评判的标准却和萨特针锋相对。相对于萨特标榜的文学干预而言，巴特更加强调的是文学的无动于衷，强调不动声色的零度写作。正是因为这种放弃社会干预的企图，一种文学的纯粹的形式主义倾向就流露出来。他感兴趣的不是文学的功用，而是文学的风格，带有某种作者气质和禀赋的风格，一种具有生物学基础的风格。他将文学视作是作家的特殊风格同一种普遍的先在语言结构进行的残酷搏斗。也可以说，写作，既是身体和语言的斗争，也是二者之间的妥协。写作，从根本上而言就是二者之间的协调。写作的痛苦和快乐就来自于语言和身体二者之间协调的巨大难度。 事实上，巴特对文学的这种最初看法，显示了他兴趣的两个端点：语言和身体。在事业的前半段，他将重心放在语言上面，他坚持相信，语言是一门科学。而文学就是由语言构成的，或者说，文学就是一个大的句子。文学研究理所当然地可以从语言研究中受到启发，因此，文学研究也可以像语言学那样成为一门科学。他在60年代不遗余力地尝试确定一种关于文学的理论，一门文学的普遍知识，一种文学研究的范式，也即是说，他试图创立一种文学科学。为此，他煞费苦心，兢兢业业——他先是建立符号学理论，后是建立文学结构主义理论和叙事学理论。这些理论充满抱负，试图解释文学最基本的生产机制，即文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它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他力图让这些理论模式应用于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的分析中。而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符号和语言，尤其是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而展开的，他是索绪尔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言人。 这是他的60年代的语言阶段。这个时期，身体被完全放逐了。毫无疑问，以语法为根基的文学科学无法容忍感官性的身体。但是，在他事业的后半段，也就是说，从70年代开始，他放弃了这种普遍的文学科学的追求，他关注的主要对象恰恰是身体。不过，语言并未退场，并未被他放弃。相反，语言经过一番迂回后被巴特植入了新的内容。现在，语言不再是一种普遍的语法结构，相反，语言首先是一种情不自禁的扩散，一种对结构和语法的奋力挣脱，语言存在着一种自我的逆反，它是一种永不枯竭的差异性游戏，是各种各样的歧义在玩弄游戏的暧昧场所。这是他在《S/Z》中所体现出来的解构主义观念。这种反体系的差异语言开始是无根的，它爆裂了语法的轨道而自我漫无目的地播撒。慢慢地，巴特将欲望和激情引入其中，也就是说，他后来将语言与身体关联起来。语言不是从外部来禁锢身体，语言恰恰来自于身体，它是爱欲的驱使。有多少欲望，就有多少语言!因此，人们应该在文学中感受快感。语言、身体和文学构成一个新的三位一体。现在，文学被看做是身体在诉说，它轻言细语，委婉叹息，而绝非语言模型的一个刻板应用。显然，他放弃了早期的观点，即，文学是语言和身体的一个妥协。现在，语言和身体根本就没有对抗，它们只有彼此的强化，它们在这种彼此的追逐式的强化中，也各自强化自身的快感。这种文学的快感，就在于逃离，对语法模式的逃离，对既有风格的逃离；它以窸窣和呢喃去瓦解滔滔不绝的雄辩。在《恋人絮语》中，语言的窸窣呼应着身体的颤栗。不过，巴特不仅仅着眼于语言的生产，他也关注语言的消费。也就是说，可以换一种对待语言和文学的方式，即不是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而是在那些既定的文学和语言面前，去创造性地阅读：可以扣紧语言阅读，也可以跳跃式地阅读，可以逆反式地阅读——阅读也可以变成一种写作和创造，它是对既定语言的重写，它在这种重写中，在对先前被写下来的语言进行消费的过程中，同样能够获得一种身体的快感。文学语言如此之微妙，以至于巴特说，他满眼看到的就是语言，就是语言细腻而生动的行为。 巴特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并不令人惊讶，但是，在当时却激怒了许多老派人物。他和他们针锋相对。他甚至也不断地同自己的过去针锋相对。他作为新派批评的开拓者和代言人而广受注目。他在学院里面，在文学课堂上被大量地阅读和讨论。 这样的结果是，他的这些理论遗产在今天已经被完全消化了，以至于人们有时候忘记了哪些是批评的常识，哪些是巴特当年的历史发明。就像德里达的解构如此之为人们所熟知，以至于人们忘却了他是解构的发明者一样。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的显赫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单纯的文学研究者可能会受到历史的冷落。但幸运的是，在20世纪的批评家中，人们还能想起罗兰·巴特的身影——或许是寥寥无几的身影之一。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他当年文学研究的成就，而更多的是因为他特有的写作方式。他的研究和批评本身已经是一门艺术：一门写作和语言的艺术。在这方面，也许只有本雅明像他这样追求一种语言的炼金术。他的批评家的成就也是他作为作家的成就，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以批评家面貌出现的作家，一个热爱语言的作家，一个心灵敏感和目光锐利的作家，一个能够单凭文章就能不朽的作家。 作为一个作家，除了文学批评之外，他还细致地写下他所见所闻的一切。他热爱细节更甚于热爱思想；热爱文学更甚于热爱哲学，热爱普鲁斯特更甚于热爱萨特，热爱经验更甚于热爱抽象。但是，他津津乐道于前者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将后者抛弃到脑后。他总是将文学转向哲学，将单一性转向普遍性，将经验转向抽象。反过来也是如此，他用文学驯化哲学，用细节驯化整体性，用形象驯化抽象，用经验驯化理论。他总是从细节和经验着手，然后将它们塞进总结性的格言和理论中。但是，马上又对这种总结和理论进行质疑，用细节和经验对它们进行摧毁。哲学家说他太世俗，老派批评家说他太荒谬，普通读者有时候则觉得他太艰深。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他是同时赢得了学院内外广泛读者的少数理论家之一。 这当然是因为他对细节和经验的书写。他在各种经验和现象的表面停留，在人们总是熟视无睹的现象面前驻足。事实上，当人们总是将目光对准各种各样的大事件的时候，巴特注意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小细节。他注意细节，人的细节，物的细节，日常生活的细节，他把这些细节记录下来，让这些细节进入历史和书本中，让它们获得自己的主权并且变得不朽。这些细节有什么用处?对历史学家而言，它们是历史的垃圾，不值得关注。对作家而言，细节则构成一切。作家将细节作为文学的最基本要素，正是细节编织了生活的肌理。对于罗兰·巴特来说，生活的意义，就在于这些细节的玩味上，就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领悟，而不是一种抽象而空洞的基本原则——罗兰·巴特从未想到去做人生的导师，他在一篇文章中甚至提到了教学的荒谬。他很早就提到了生活方式(这个词如今被可笑地滥用)的问题。人们也称他为社会批评家。尽管同是在思考生活方式，但是，他同社会学家的调查方案截然不同。后者对数据的依赖，对一个广泛人群的科学考察对于他来说是一件极其乏味的事情。罗兰·巴特的出发点是自己的经验，他确信的也只是自己经验到的东西。他总是能够对这些经验——许许多多人或许都曾感受过的经验——说出一些特殊的专属于他自己的体会，他将这些经验细化。这是他最有魅力的地方。他致力于揭示这些经验，而且，这些个人化的经验相对于普遍化经验而言并非无关紧要。因为个体经验就是他的全部存在感。每个人的经验都是每个人的存在感。对于他来说，个人生活或许就是由这些看上去平庸无聊的日常细节构成，而不是被各种各样的战争、政治运动、暴力和激情所控制。他喜欢平凡而不是歇斯底里的状态。尽管他的生活经历过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但是，他努力让这个时代变得中性(他晚年在法兰西学院的一门课就是《中性》)。 巴特从少年时期开始，就一直处在动荡的状态。孩童时的丧父，少年时代的战争和疾病，青年时期的海外漂泊，中年时期1968年的动荡。也就是说，他经历了许多“事件”，但是，这一切好像没有击中他的内心。他谈论了一切，唯独没有谈论战争，也很少谈及政治，仿佛这些离他很远(他说，对政父[political father]的态度是露出臀部)。即便是他写过被左派推崇的具有批判意义的《神话学》，这种批判也是奠定在日常生活经验上的资产阶级的神话学。与其说他要批判，不如说他真正追求的是快乐，来自个人经验的快乐。一旦这种快乐消失了，他就会感到真正的悲哀。对快乐的追求是不可能停止的，但是，快乐的获取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困难。晚年不过是快乐的自然消耗。这或许是他晚年郁郁寡欢的原因。晚年的日记表明，他孤独，无助，缺乏爱情，濒临崩溃——他失去了快乐。失去了快乐就失去了意义。巴特几乎将意义等同于快乐。这个一辈子追求快乐的作家，一旦快乐眼睁睁地离他远去，他想抓住快乐的愿望就变得极其强烈。但是，快乐，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快乐，总是落空，这是他的晚年悲剧。这不是战争和政治的悲剧，而纯属个人意义上的悲剧——这类悲剧既属于具体的个人，但它也超越时空而具有某种普遍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人类的悲剧，是晚年的永恒悲剧。 这种快乐的追求，一方面来自于身体，另一方面来自于语言。巴特热爱语言，这甚至是他最强烈的也是最显而易见的风格标志。他用美妙语言讲述一切。即便是粗陋的现实、毫无意义的对象、种种不快乃至一些难以启齿的生理习惯，他都能通过语言赋予它们一些特殊的风格。他从没有因为推崇文学科学，没有因为谈论那些所谓的学院主题而杀死语言的微妙感性(看看从美国到中国愈演愈烈的学院八股文吧，这种语言官僚主义越来越令人感到窒息。人们正以严谨、科学和研究的名义在扼杀语言的无限性)。巴特在语言中找到了快乐——既在伟大作家的语言中，也在自己的写作语言中。正是这一点，这一“文本的快乐”，让巴特获得了统一性和稳定性。事实上，他没有流派(他没有学术上的追随者)，没有体系(人们总是说他善变)，没有原创性理论(人们只是说他运用理论和消费理论)，但他有朋友(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同朋友一起共同生活)，有非凡的洞见，有革新一切事物的目光，有追求快乐的永恒意志——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安置这种快乐的语言国度。理论、体系和流派总是转瞬即逝，但是，一个语言的美妙国度却是永恒的，也是唯一的。或许，罗兰·巴特将不是作为一个理论家，而是作为一个作家而不朽。 本文是作者2015年12月2日在巴黎七大召开的《今日罗兰·巴特：纪念巴特百年诞辰》会议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