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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8)03-0130-06
一、经济增长的演化原理
演化经济学探索了一种新的研究经济增长的方法。经济转变是这种方法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因为转变，增长才能成为可能。经济转变具有质和量两个维度，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是演化的主线，质量维度与创新过程、新经济活动的引入和老经济活动的退出密切相关，而数量维度则与持续的经济结构变迁过程是不可分的[1](P41-46)。经济转变是一个演化过程，它包括三个要素：行为变异或微观多样性；将变异转变为经济变迁型态的选择过程；产生和再生行为变异的发展过程，这三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确定了经济转变的过程。经济演化正是通过发展过程，才有了产品和生产方法的创新，通过选择过程，才有了不同经济活动相对重要性的连续变化。选择过程和发展过程是相互依赖的，选择过程的结果塑造了发展过程，发展过程为进一步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发展过程是通过创新、企业家精神及其与竞争过程的关系实现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是竞争过程的结果，同时也是为新奇的生成提供可获得资源的重要决定因素。市场规模和市场上形成的相对价值诱导发展过程沿着适当的方向进行，通过这种方式选择过程影响着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发展改变了相关的选择特征，进而将不同的选择优势在群体间进行再分配。选择和发展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正反馈关系，发展是与选择相关的自动催化过程，是一个新知识驱使经济远离均衡的过程，这也是经济体系的未来不可预测的原因。马歇尔也认识到，经济活动直接和间接地改变了知识，知识的每一次改变都为行动的改变创造了条件，这又进一步导致了知识的改变，永无止境，人们对此无法预测。
演化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在于它解释了新技术是如何成为主导技术并成为经济增长源泉的。由于企业具有不同的选择机制和发展过程，新的技术分岔在单个企业间形成了，它们影响着企业的选择，决定着企业是引进某种技术还是不引进某种技术，企业也可通过了解竞争者的技术，决定是否采用某种技术，市场环境也会选择出好的企业。在演化历程中，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技术在两个方面实现对低生产率技术的替代。一方面是使用具有高生产率和高盈利技术的企业得到成长；另一方面是具有高生产率和高盈利能力的技术被其他企业竞相模仿和采用，这种演化理论既与大量的经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产业内、企业间存在大量的持续差异”相一致[2]，又与对新技术扩散的经验研究相符合，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则难以与经济增长的这些因素相一致。
在技术的演化过程中，长期生存下来的企业很大程度上都受随机事件的影响，而这些事件在演进中是最初发生的，在某种程度上，企业专注于某种特定的技术，而哪种技术将生存下来是受到早期随机事件的影响。在一些模型中，“动态报酬递增”使路径依赖的效果表现得特别强烈。企业对某一种技术使用得越多，它在技术上就越精湛，对使用该技术的其他企业而言，学习的“溢出”就越多。一种技术被使用得越多，相对于竞争技术而言，它就变得越发有活力。按照多西等人的研究，新的替代技术尽管具有潜在的优势，但在它的潜在优势发挥出来之前仍然需要一些发展和学习。在发展过程之前需要一段时间学习，如果运气不好，发展过程将永不会发生。但总的来说，潜在的较好的技术将胜出[3](P1530-1547)。收益递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演化的观点认为，每种竞争技术都包含着温特所称的积累性技术，在积累的技术中，今天的技术进步以最初阶段可获得的技术为基础并不断得到改进，反过来，明天的技术进步又以今天为基础，这种累积效应就是技术的专门学习过程。这一学习过程是在企业的主导设计出现之前开始的，在主导设计之前，几乎不存在旨在改进生产过程的研究和开发支出，因为产品设计不稳定，任何一种产品设计的市场都很狭小，企业，要进行搜寻主导设计，通过采用更为有效的方法来获得可观的利润，有效的生产过程的发展常常包括对潜在规模经济的开拓，同时对于某个特定设计的生产过程的改进将对它进行锁定，其他竞争性设计将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技术的演化导致了企业主导技术的出现，随着这种主导技术在企业间的扩散和模仿，整个产业的技术得到了提高，进而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二、制度分析的演化原理
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一开始就是演化的分析方法，它虽没有建立一种统一的理论模型，但它采用的是生物学的类比而非物理学类比的分析方法。正如制度主义的创始人凡勃伦提出的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这种演化方法的研究范围是从人类能动作用、制度与经济过程的演化性质的一般思想到与特定经济制度和经济类型相关的特定思想和理论，因此存在着多重分析层次和类型。制度分析的关键概念是习惯和制度，凡勃伦把制度归结为人们主观心理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和习惯，认为制度本身就是由“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维习惯”所组成并用受这种心理支配的一般制度来代替社会经济制度。在他看来，经济制度是人类利用天然环境以满足自己物质需求所形成的社会习惯，而一切习惯又来自于人类的本能，本能树立了人类行为最终的目的，并推动了人类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做的种种努力。思想和习惯是逐渐形成的，因而制度也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但制度的本质是不变的，改变的只是制度的形式，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演进，而无突变[4](P373-397)。
制度主义主要分析了一套特定的共同习惯怎样嵌入特定的社会制度之中，并由它所强化，通过这种方式达到由抽象到具体。比如定价理论，主流经济学是用局部均衡的供求模型来分析市场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但制度主义者认为现实世界中价格形成过程是多样化的制度过程，价格是社会习俗，它由习惯所强化，并嵌入特定的制度之中。这类习俗是多种多样的，反映了不同种类的商品、制度、计算模式和定价过程。既然价格是习俗，那么它必然依赖于思想和定价习惯，否则就不能对价格进行解释。宏观经济学中的杜森贝里的消费函数理论也深受凡勃伦的影响，它强调了习惯在消费者行为中的作用，杜森贝里的消费函数理论是建立在这种假定之上：某种已经达到消费水平与流行的文化规范产生了习以为常的消费行为模式，遵循这一模式，消费者是模仿性地和适应性地采取行动的，他们的行为是建立在根深蒂固的习惯基础上的。总的来说，制度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人类行为的模式和规则性对宏观经济系统进行分析，发现大量的模仿行为、惰性、锁定和累积因果关系，在复杂系统中，宏观稳定性可能依赖于微观的多样性，而微观多样性又受系统性约束的影响。宏观经济秩序及其相对稳定性与微观经济层次上的变异与多样性相互强化，个人的习惯既强化了制度，又被制度所强化。正是通过这种相互加强的循环，制度就具有了一种稳定和惰性的禀赋，并且，在把信息转变成有用知识而提供智力习惯和惯例上，制度发挥着基本的作用，制度对个人认知的强烈影响在社会经济系统中产生了明显的稳定性。
制度主义的习惯和惯例的分析方法在纳尔森和温特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纳尔森和温特在他们的著作中分析了惯例。经济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程序化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知识，并且往往是自动进行选择的，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纳尔森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主要是论述了在市场环境中经营的企业能力和行为，并建立了符合这种理论的许多模型，这些演化模型对于制度的演化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方法，这对于分析与经济变迁有关的众多现象是有用的。正如凡勃伦自己所提出的，演化范式为一种把连续和变化、惰性和新奇包容于其中的框架提供了基础。当行为者尝试着有目的的改进之时，惯例和习惯可能适应性变化或突变，某些习惯和惯例被保留和被模仿以及其他的则被废弃不用。这一过程就是学习和认知的过程，学习不仅是信息的获取，它是有关认知、计算和评价的新手段和新模式的发展，这意味着行为者建立了新的习惯、新的偏好和新的概念框架创造的一种转变和重构过程。当前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除了借助于习惯和惯例的方法之外，还强调了文化分析和多层次分析。制度主义的传统并没有把它自身限制在从个人到制度的“向上的因果关系中”即制度取决于个人行为，但个人也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也存在着“向下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人性不是给定的是变化的，这就把学习与偏好的改变纳入到制度系统中[5](P166-192)。
三、学习型经济演化原理
在现代经济中，知识是最主要的战略性资源，学习是最重要的战略过程，这一结论对以稀缺作为基本经济前提的经济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并且它意味着经济过程只能被理解为社会性的嵌入过程，明确地阐明在知识基础方面的新趋势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是重要的。尽管信息技术革命使更多种类的知识成为可整理的，但对于经济绩效的提高和企业经营的成功来说，尤其是意会性的知识比以前更重要了。如阿罗所指出的混合型的知识——既不是完全个人的，也不是完全公共的知识已变得日益重要了。学习型经济代表了一种学习能力，它对经济成功具有特殊的意义，知识，作为学习的产物，是一个比信息更宽泛得多的概念，信息是能够转化为字节(bits)并通过计算机网络方便传递的那部分知识，而学习所产生的诀窍、技巧和能力经常是意会性的，而不是可以明确阐述的，很难通过电子网络传播的。学习不同于信息传递，学习主要是掌握人类的知识，知识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诀窍性知识，事实性知识，原理性知识，谁拥有知识的知识[6](P3-42)。诀窍性的知识典型地是在各个企业的边界之内得到发展和保存的。但由于知识基础的复杂性日益在增长，在这个领域中，一种在组织间分工与合作的混合形式逐渐发展起来了。组织间长期关系和产业网络得以形成最重要的基本理由之一就是企业能够分享诀窍性知识并对其要素加以组合，这种知识要通过实践来学习——通过边干边学，才能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形态。知识通过代代相传在传统和惯例中层层积累，人类的学习导致了诀窍知识的增长，而且增加了人类知识的总量。另一方面，人类的学习能把意会性知识转化为可整理的知识，并将可整理知识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扩散，而在实践中又会发展出新型的意会性知识，这种循环运动正是个人和组织学习的精髓。并且在现实中，意会性知识和可整理知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晰。在任何时点上，总有一定量的知识正处于转变之中，或者处于整理的过程中。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后果并不在于它导致了知识的运用，而在于它使学习成为一种比从前更为基本的和更具有战略性的过程。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依靠相当有限的和不变的技能度过他们的一生，但是现代社会，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在变化速度和学习速度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关系，变化引起学习，没有变化就没有学习，变化背后存在着学习，企业的日常活动经历构成了一个有关变化的议程，这些经历有助于指导变化的过程并加速这一过程，在技术和组织创新方式上的变化根植于交互学习的过程。
按照西蒙的观点，人类的学习采取的是一种选择性的试错搜寻的形式[7](P151)。如果一个人试图解决一些问题，该当事人这样做的努力被假定是受解决该问题的过去的失败（错误）的“负面”影响，以及解决类似问题的成功尝试的“正面”影响，后者给当事人指出了解决问题的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它们将指引该当事人如何处理进一步的问题。当一个搜寻中的当事人偶然发现了对问题的一个满意的“解决”时，当遇到同样的（或相似的）问题时，该当事人将倾向于再次尝试这个解决办法。对西蒙来说，学习或适应性指的是以下过程：“逐渐地并且以对过去曾经有最频繁回报的选择做出更为频繁回应的经验为基础(Simon，1959)”。西蒙声称，人类学习主要通过一个适应性反馈机制发挥作用，这种“测试过程”可与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中的选择机制相比，过去的结果决定了选择所作用的物质在其后的复制比率。适应性差的变异将被清除。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和适应性学习的概念都假定了现存物质的复制，并且都需要通过反馈环来运行，因此，这两者可被认为是有相同的运行模式：它们都是向后看的而不是向前看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适应性学习可被称做是一个演化机制。
四、创新经济学的演化原理
熊彼特最先提出了创新理论，并把创新看做是“创造性毁灭”。他认为，竞争性创新总是被描述成一项不确定性的活动，是一项创新者不可能明确地预测其结果的活动，创新活动是非均衡的，甚至是紊乱的，既会有成功者，也会有失败者。熊彼特又提出由创新推动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进化的过程，熊彼特的创新思想成为后来创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克兰和罗森堡认为，创新过程必须被视为一个完整系统中的一系列变革，这一完整体系不仅包括硬件，还包括市场环境、生产设备、知识和创新组织的社会关系等。在过去的10年中，演化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以创新为核心的系统观，并形成了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具体经济理论，很明显，这是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种挑战。从演化的观点来看，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市场的不完善性——知识不对称、外溢性、垄断和不均衡状态才刺激了创新和经济增长。因此，演化经济学重新引入了主流经济学在分析市场时所忽略的或排除的一系列力量、行为者和影响因素。企业已经被广泛地看做是创新、技术扩散和技术变迁的主体，而社会和法律机构规制着各种创新行为模式，社会历史环境也给企业的外部活动和内部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或限制。对创新的演化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技术创新的主要特征：首先，大多数新技术在扩散时存在增量变革，不仅仅是新技术在扩散和采用时不断地被改造，较老的技术也通过变革以重新发挥作用并与新技术相竞争。新技术并不总能在竞争中获胜，有时老技术的改进也会击败新技术，或者至少在实质上减缓了新技术的采用，而有时新老技术则会结合起来被采用。其次，技术变迁并不是简单的“完全新的”发明，而是通常产生于包括专业技能和经验在内的不断变革着的一系列技术中。新技术的成功必然涉及综合性的或一系列新的开发活动，因为新技术的实施过程通常向新技术使用者要求开展更深入的工作、实质性的变革和发展新的能力，而某些次要技术则在开发或采用时可以进展缓慢一些。再次，特定部门的某种技术体系有可能通过变得过分自闭和自我强化的方式，反对激进的变革，以至于限制了公司所面临的种种高效选择的机会，这种现象被描述成技术锁定。从更广的范围看，相关的基础设施、服务和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发展，都会把整个经济锁定在某种形式的技术上。最后，对于特定的技术而言，还存在着一个显著的文化问题，当它们被移植到一种不同的环境时，新的技术或方法的采用或许是不成功的，问题就在于这种环境具有根深蒂固的观念或预期，或者缺乏它们在发源地所具有的行为方式。
创新过程的社会性质：创新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过程，高效的创新与个体成员的认识和学习能力高度相关，这种能力就是吸收知识并把它投入到实践之中去的能力。组织内部的高效创新与该组织对个体成员的知识吸收和能力的提高高度相关，组织内部的程序和管理实践必须与知识、竞争力和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吸收新知识的能力相融合，否则创新过程是不可能成功的，通过这种方式建立高效率的“学习型组织”并非是轻而易举的，这是因为许多知识是意会的，不容易被整理，而且新的思维习惯不易于通过指令而形成。意会性知识隐藏在专家的技术、能力、员工的专长和组织中，尽管整理好的知识扩散起来相对容易，但意会性知识的传播却要受到较高壁垒的制约，因为这种传播需要较高水平的交流和深层次理解能力的发展（因此需要更多的时间），高效的面对面的交互作用无论对组织内部还是组织之间都是重要的，因为这会产生交互学习，通过交互学习则能产生创新观点[8](P29-41)。
创新经济学的结论：在宏观层面上，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创新，包括有利的技术变迁和有利的社会、法律制度变革。在微观层面上，企业的创新活动对经济增长有着更为直接的意义，企业的成功依赖于技术和组织的创新。鉴于创新对于增长的重要性和企业在创新中的核心作用，政府尤其应该支持和鼓励创新行为，政策定位应该是过程导向的，并聚焦于系统设计和社会、法律制度的改进，其目标是通过鼓励行为者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以降低交易成本并且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学习型组织的建立。总之，创新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经济理论流派认识到了技术变迁的重要性和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五、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启示
演化经济学主要采用生物学类比的研究范式，而非新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物理学的类比范式，演化经济学分析方法是个体群的思维方法，这一方法是将总体按照相关的特征划分成若干个子群体，然后用生物学的方法分析特定群体的行为模式、数量特征和变化的方式。演化经济学重点强调事物的动态性，该理论认为，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或者突变的产物，这一过程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它的历史性，演化意味着在时间历程中新质会凸现，因此强调时间是重要的，即便有可能展现出周期性的模式，但这个过程本身也不会完全相同地重复，也就是时间进程中的新质的凸现是不可改变的。第二个特征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永无止境的变迁可能是从经济体内部产生的，这就是新奇的创生，它在凸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领域中这种新奇是新发现行动的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一种新认识到的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为被称为创新，演化经济学的不同分支、不同的研究领域都把创新置于重要的地位。
目前演化经济学仍处于发展的初期，在如何完善演化理论体系上和分析框架上还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演化理论动态的、演进的分析方法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理论作出了修正，使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更为准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古典的经济理论。按照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就是市场经济移动均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技术进步持续地提高了投入的生产率，资本存量相对劳动投入也得到增长。这两种现象共同解释了作为增长衡量标准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综合起来，他们解释了作为经济增长的实际工资的上升。最近的新增长理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新增长理论仍保留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技术和其他方面许多相当不现实的假定，因而，遭到了批判，但这两种理论继续依靠生产函数的模型解释技术变迁，尽管新增长理论具有报酬递增的含义，但技术被看做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这两种理论仍然假定获取技术是一个相对容易的过程。与新增长理论相比，技术进步的演化理论特别强调了意会性知识在技术能力形成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而学习最根本的方面是把意会性知识转化为可整理性知识，并将可整理知识再运用于实践，而在实践中又会发展出新型的意会性知识。由于知识的不断积累、储存和传播而形成一个创新体系，在这种情境中，企业不断地获得新知识和新能力，并形成创新体系的主体。创新企业强化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增加了企业的盈利，当创新被普遍模仿时，普遍的经济增长就出现了。然而企业对于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搜寻、模仿等行为模式又受到企业的习惯和惯例的影响，不同习惯和惯例对企业行为结果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同的惯例和习惯具有不同的适应能力，因此，企业的学习过程也被看做是一个新习惯、新惯例、新偏好和新概念框架的创造过程和重构过程，学习不仅学习新技术还要学习新的行为模式，才能更具有适应性。从国家的角度来讲，社会经济制度的创新和经济政策的制定，重点在于鼓励企业的创新，推动新知识、新技术的创生和传播以及学习型组织的创立，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演化经济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我们必须从一种复杂的、动态的、演化的视角来把握未来经济发展的路径，而不是遵循某种一成不变的标准。演化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关于制度变迁、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和市场运转的新理论和分析方法，它的许多新成果，为阐述市场经济运作所出现的现实经济现象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为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可靠的思路。把握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对于制定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