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人口流动对其农村来源地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地论文,对其论文,城乡论文,人口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冯仕政 编译）
人口流动对其来源地——对中国来说，特别是城乡人口流动对其农村来源地——的影响，是人口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拟就后一个问题编译国外学者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取得的一些成果，同时，在适当的地方提出笔者自己就某个问题的一些看法或以笔者的家乡四川忠县为例指出农村的一些新动向，以期为专家们的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材料。
一、学术界的四种观点
人口流动对来源地最为明显的影响就是人口的转移其极端的后果是导致某一地区人口的下降。某地人口的下降并不仅仅是因为该地人口的净流入数小于净流出数，而且也是因为，人口流动在导致人口重新分布的同时也导致了人口特征（attributes of population）的重新分布。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城乡流动一个最为显著的趋势是农村输出人口的年轻化，这种趋势会导致某一地区生育能力下降，随着老年人口的逐渐去世，该地人口自然下降甚至出现“荒漠化村庄（deserted village）”，这种状况在欧洲工业化革命早期曾经出现过，在边远山区尤为突出。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口的季节性回流，一些地方人口的下降并不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学术界更多的是关注人口流动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的观点，大致有四种：
一种观点认为，人口流动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基本上是正向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通过人口流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转移到非常有活力的城市生产活动中，人口压力的缓解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在空间上的最佳分布，从而提高单产（per capita output）。 这种观点以早期的“新古典发展模型（neoclassical modcl of development ）”为代表。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口流动的积极影响不在于缓解了农村的人口压力，而在于流动人口在城里或厂里积累的大量资金汇回农村，从而有利于增加农业的投入，农业收入的数量和再分配也因而提高。
这两种观点都遭到了批评。对于第一种观点，它的假设前提是：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与此同时，城里却大量短缺劳动力。而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城里并非大量短缺劳动力，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城市更多的是劳动力剩余地区而非短缺地区；其次，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季节性溢出（特别是在农民家庭经济形式下），并且，农村社会中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活动诸如修房、砍柴担水、照料孩子等很难纳入标准的经济学概念“工作”之中，以致高估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关于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的印象也许只是一种幻觉。
对于第二种观点，有人发现，且不说汇款数量，就是汇回农村的资金也不一定会增加农业投入，人们更多地把汇款用于仪式性的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s）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况且汇款难于查明，更不用说测量了。
与上述两种观点相反，第三种观点认为，人口流动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基本上是负向的，因为如前所述，人口流动同时是人口特征的重新分布，农村地区输出的人口一般都是当地人口中比较年轻、具有革新精神、受过较好训练的那一部分，因此，农村人口的大量输出将使农村地区丧失未来的中坚人物。
第四种观点也认为人口流动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基本上是负向的。与第三种观点不同的是它对农村持浪漫主义的态度，把农村当作快乐和睦的乌托邦，认为人口流动会导致城市因素的渗入，而城市因素从根本上说，是解构性的（destructive）， 会导致农村这个有内聚力的“道德”社区的非整合化（disintegration）。有人评价这种观点为意识形态偏见（ideological bias）。
这四种观点都作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批评其他的观点。对于这种聚讼纷纭的状况，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斯克尔顿（Ronald Skelton）认为，农村社会的深刻变迁毫无疑问是一种不能简单地用“正向”或“负向”等价值来衡量的自在的结果，我们应当既要关注人口流动给农村生活带来的进步也要关注它带来的问题。斯克尔顿采用一种基本上是静态的方法来分析城乡人口流动对其农村来源地的影响。他认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发展过程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流动类型或模式， 且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anevolutionary sequence）中相互交织。作为同一发展过程的不同侧面， 它们可以用统一的框架进行研究。因此，应当用一种结构性的方式（ structured way）把来源地的变迁同空间上的人口流动模式联系起来。采用这种方法，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农村来源地的影响。
二、人口流动与汇款
汇款在农村发展中作用，在不同地区、人口流动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它在早期的短期循环流动（short-term circulation ）阶段的作用比后来的阶段——此时人们离开村庄的时间更为长久——更为重要，在某一个地区比在另一个地区更为重要。
在人口流动的早期，人口流动的目的在于挣取额外的收入以支持传统的支付（traditional payment）项目，比如彩礼之类。 从狭义的发展观点来看，在仪式、礼节方面的花费是一种炫耀性消费，但从农村社区的角度来说，它却是一种有助于培养社会关系和承担义务从而加强村民之间的联系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汇款虽不是生产性投资——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但它却加强了村庄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具有辩证性质的是，这种有助于加强村民之间联系的力量同时也是一种不利于这种关系长期稳定的反动性力量（opposing force）。汇款的直接受益者是那些有家人在外的家庭，这些汇款增加了家庭的财富，提高了家庭的声望，声望反过来又会增加财富，这种财富的不断累积加剧了地方社区内部的紧张关系。举办仪式的过程中更多财富细水长流地落入了那些为某种仪式提供物品和服务的人员，如吹鼓手和在城里有背景的企业家而不是普遍村民手中，这也拉大了村民之间的贫富差距。社区内村民为保持传统地位而产生的竞争，其结果必然是：流动人口的增加、在外流动的时间增长，以换取更多的收入来维持或提高自己的地位。流动的进程因而加快了。随着流动的加剧，社区内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亦随之瓦解。
在有的地区，随着流动人口循环流动周期的增长甚至长期在外居住，他们对原来村庄的感情逐渐淡漠，他们在城市里又滋生出其它需要很多花费的项目，他们汇款的数目就会减少，对原家庭成员的支持也就有限了。而在另一些地区，情况却与此相反。他们对家乡的感情非但未随在外的时间增长而消淡，改善家乡现状的愿望反而日益强烈，他们不但大笔地汇款，而且结成组织来支援家乡，中国的许多海外侨民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汇款的作用随着人口流动的形式而改变的观点或许有助于解释上面那些相互冲突的观点。
三、人口流动与农业产量
劳动力的大量外流是否会导致农业产量和生产力下降，是一个很难客观测量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李普顿曾以非洲社会为例证明，人口外流确实导致了农业产量的下降，但这个结论并未被广泛接受，亦有人以印度西爪哇为例证明了相反的观点。事实上，人口流动在某一地区的影响因某地区的农业潜力而有所不同。
在农业资源条件较差的地方，不断增加的人口，可能导致农业生产潜力较为薄弱的边远山区的开发，或者对现有耕地的过度利用——或是休耕时间不够，或是过度施用化肥——而导致土地肥力下降，人均产量亦随之下降。人们必须寻找非农业资源来保证基本的生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产量本身就是人口流动的原因而不是人口流动的结果。因此，至少在农业条件较差的地区，人口流动和农业产量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而在农业条件较好和有途径进入城镇市场的地区，一些农民利用本地的区位优势发展新产业或改造现有农业生产，成为当地的富裕阶层，进入城里专事非农业活动，他们留下的劳动力空缺一方面通过当地劳动力在空间上的重新分布，另一方面则通过农业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的剩余劳动力的流入得到弥补。也就是说，在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短缺的劳动力通过一种梯级流动模式得到了补充。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50年代香港新界手工业兴起，大部分本地人都移居城镇或海外，这导致了大批广东人的涌入，以从事当地急需的蔬菜种植。这种情况下，人口流动显然未导致农业产量和生产力的下降，只不过使农产品种类及各自的产量有所变化。
受上述观点的启发，笔者发现，不但在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甚至在条件较差的地区，人口的流动也可以导致农业劳动力在不同地区甚至产业间的重新分布。笔者的家乡四川忠县是一个较为贫困的山区县。近年来，人口大量外流确实造成了青壮年劳动力的短缺，但这却导致了劳动力在地区和家庭间的重新分布：有些青壮年劳动力由于是家庭的顶梁柱或临时有事不能流动或必须在特定的季节返回，这批滞留的青壮年劳动力通过在地区和家庭间的重新分配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当地在谷收季节，就有不少青壮年劳动力组成“打谷队”供人雇佣，打破了劳动力“家庭所有”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还促进了劳动力在部门间的重新分配，促进了新产业的兴起。例如，当地大量使用牛耕，饲养耕牛是一种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活，于是就有山里人顺应时势，放弃了部分种植业，转而利用山里水草丰美的优势专门饲养耕牛出租。这既保证了耕牛的需要，又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同时还使大量的劳动力从耕牛饲养中解放出来，提高了劳动效率，优化了农业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还促进了一定程度的机械化。当地一些头脑比较敏锐的人开始利用外出打工或以前积累的钱购买一些机械设备，如打谷机、脱粒机，辗转乡里收费服务。不但那些劳动力短缺的家庭乐于雇佣他们，即使一些劳动力较为充裕的家庭也乐于雇佣他们图个清闲。这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观念的更新。
四、人口流动与性别选择
两性在生产力发展中作用是不相同的。因此，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过去国际学术界对人口流动的研究具有“男性偏见”（male-biased）。 在发展中国家所作的大量抽样调查和其他类型的调查，都是针对“家长”（一般都是男性）的。通常都只是把妇女作为她们的丈夫、兄弟或父亲的追随者来研究。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妇女是独立的求职者而不是追随者。
诚然，据观察，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早期的人口循环流动都是以男性为主，特别以非洲和太平洋地区最为显著，后来妇女的增加与农村男性劳动力的短缺有关。但随着人口流动的时间增长、范围扩大，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呈现出复杂的趋势，影响性别构成的变量亦较为复杂。
首先， 流动人口的性别与农业类型有关。 伊斯特尔·博斯拉普（Easter Bosrup ）曾区分了两种农业类型：一种是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男子只起辅助作用（如非洲的某些部族社会）的“女性主导型”；一种是男子占主导地位，女子只起辅助作用的“男性主导型”，这种类型也包括那些男子和女子同时承担繁重生产劳动的农业类型（如东亚和东南亚的水稻种植区）。在前一种农业类型中，流动以男性居多；在后一种农业类型中，早期的人口流动仍以男性为主。但由于这种农业类型更有利于女性的流动，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人口中妇女比例逐渐提高，在有些地区甚至大大超过了男性。
社会学家们发现，单从所谓农业类型来解释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是不完全的。首先，上述两种农业类型是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来划分的。在很多所谓“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从事着大量的很难纳入经济学视野的活动（如照料小孩、料理家务等等），因此女性在所谓“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比上述估计的要大得多。
笔者认为，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农村女性所从事的许多活动不但琐碎（以致被忽视在经济学视野之外），而且还是“女性专门化”（female-special）的，即由于活动本身或思想意识的原因，一些活动只能由女性从事，而不能按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两性之间自由转移，这使很多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的剩余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更有甚者，由于一些“女性专门化”的活动为维持一个家庭所必需，女性根本就没法流动，而一些原来由“男性主导”的农业活动由于效益比较低，男性正借此机会把这些活动转移给女性去惨淡经营，自己则加入了人口流动的行列。也就是说，由于活动的“女性专门化”这种结构性限制，“男性主导”型农业甚至向“女性主导”型转变了。这种情况对女性的流动的限制是上述模式所未料到的。
其次，一种流动体制还受到社会等级制度的限制，这种情形在中国不显著，此不赘述。
其三，更重要的是，流动的性别构成受到城市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影响。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手工工业从传统的工业中心西欧和美国东北部向发展中国家“全球性转移”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流动，这些工业大部分是有性别选择的。此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勃兴而出现的一些新兴产业如旅游业、娱乐业、餐饮业等也存在着显著的性别选择。在这里，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就和更广阔背景上的社会经济因素联系起来了。
除上述的农业类型和城市劳动力需求结构外，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还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据观察，在秘鲁，流动人口中女性更多的是来自大城市周围或距离较近的地区。其原因是，城郊地区靠大城市较近，因而商品农业较为发达，这种经济类型显然是较为“男性取向（male-oriented）”的，有利于女性的流动，离城市较近也为她们的流动提供了方便（因流动成本较低，宋林飞，1995）。而在边远山区，则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当地人口结构的“女性化”，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口流动由早期的以男性为主的循环流动逐渐发展成为以男性和中青年女性为主的长距离、长周期流动为主，幼年和老年女性滞留较多。这种“女性化”趋势又因女性较男性为长的平均寿命而得到加强。在中国，这种状况似不显著，但在某些地区亦初露端倪。具体情况可参见高小贤文：《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业女性化趋势》（《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第83—90页）。
关于人口流动与空间上年龄和性别模式差异的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
进入城镇市场的
| 可能性递减人口平均年龄递增
| ↑—贫乏的以生产生活必需品为主的农业 ↑
| │—以男性为主的人口外流，同时伴随着年轻女性 │
|A│—以老龄为女性为主的农业人口│
| ├──────────────────────┤
| │—中等条件地区，有一些商业活动，但以生产必需│地区B和c在拥
| │ 品为主的农业 │有的资源基础
| │—男女兼有的人口流动和大量的人口回流│上，随着时间
| │—性别比例平衡的农业人口│的发展扩展到
|B│—幼年和老年人口│既有技术水平
| ├──────────────────────┤所允许的极限
| │—商品农业地区，“男性主导”农业│。
| │—集中的长周期人口流动，女性从事家庭服务的偏│
|c│ 见，郊区轻工业得到发展，某种程度的男性流入│
| │—“男性主导”农业，年龄结构更为均衡│
| └──────────────────────┘
此外，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对女性流动有特殊的限制，如许多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禁忌。这也影响了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
至于人口流动的性别选择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似难一言以蔽之。在秘鲁，某些地区由于人口结构的女性化，女性从政的人数大大增加，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成了“女性权力的堡垒”。另一个较为有趣的情形是导致了某一时点家庭结构的变化，比如，家庭权力的重新分配，许多妇女由原来的辅助角色上升为家庭事务的决策者。
从上面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人口流动对其来源地的影响不仅仅依赖于流动人口的数量，而且依赖于其性别等特征。其影响所及，也不仅限于收入和生产等方面，而是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整个社会和文化。
五、回流人口与农村经济的商品化
人口流动对农村来源地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回流人口来实现的。这些回流人口对其目的地（destinations）的信息的传播，他们本人对“先进”生活方式的模仿，他们对所处的“落后”地区的言辞激烈的抨击，都会成为一种推动革新的力量。
而他们对当地最显著的影响，则是推动了传统农村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这种推动最常见的方式是他们本人利用自己积累的资金、技术、经验和与城市建立的联系，在乡村创办自己的企业——或者是发展新的产业，或者是使现有的农业产业商品化，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商品化。由于资金和经验有限，他们的企业本身对商品经济的推动是有限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向村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类型。这种通过情境中人（insiders）的示范来推动商品经济，其影响比任何其他外在力量要大得多。
笔者认为，因为资本较小，技术水平有限等等原因，回流人口本人所从事的商品经济活动本身对推动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作用是有限的，重要的是，他们为一个古老的社区引入了亘古未有的商品经济因素，这种因素一旦被引入，它本身就会利用已有的条件自我生产、自我复制，成为独立于人的发展力量。例如，据笔者在四川忠县所见，一些回流人口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促进了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让渡，这促进了职业专门化，从而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在当地首先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资本已比较雄厚。由于农业的效益较低和其活动本身的需要，他们已经开始让渡土地使用权。开始是季节性、局部性（即仅限于部分土地、部分作物）让渡，随后是全部让渡，不再分季节和作物；让渡的条件亦不断变化，开始是要租种户交纳公粮之外再向让渡者本人交纳一定品种的作物和蔬菜，随后只交纳公粮，再后是公粮也不用交，现在甚至有的还得向租种户支付部分工本费或肥料费用（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平等交易，是因为让渡使用权的人家受到政策的限制：当地政府不允许土地抛荒，违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这种土地使用权让渡过程的发展既清晰地反映了当地居民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趋势，也促进了这种趋势。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对商品经济的推动作用而言，这些回流人口所从事的商品经济活动本身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但它最终之所以对当地社区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其原因还在于这种活动逐渐拉大了贫富差距，而后者是比回流人口所从事的活动更为强大的因素。
回流人口对农村商品经济的推动作用，另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过程是它导致了农村社区领导资格〔1〕体系本质（nature of leadershipsystem）的变化。一些精明的回流人口利用“外面的世界”提供给他们的机会提高了他们在村里的地位，逐渐成为新一代地方领导人。这批领导人显然比他们的前辈具有更精明的商品经济头脑，有更先进的管理方式。这对于传统农村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是很重要的。这已被社会学家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所作的个案所证实。在中国，已如大家所见，一个地方的“领头人”素质如何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六、回流人口与激进的政治变迁
回流人口在农村地区激进的政治变迁中常常扮演重要的角色。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回流人口抱着利用新学的知识造福乡梓的热望回到家乡，在实施过程中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抵抗，他们转而采用更具暴力特征的手段来发泄他们对当地的不满；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人因在城市受到挫折不得不回到农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不满就不仅仅是针对当地，而且是针对整个社会了。
一般来说，长期在外流动比短期循环流动更易产生激进的政治主张和行动。因为此时流动人口的目标不仅限于社区内产生的目标（如挣钱娶老婆之类），而是希望融入到更广阔的社会经济中去。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因为在外居住的时间越长，他们对家乡的感情也越淡漠（在中国可能正好相反，因为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使流动人口自始至终都和家乡联系在一起），不再关心家乡的落后与否，而只关心他们当前的生活状况。
在中国，回流人口和激进的政治主张是否存在联系，如果有，又是什么样的联系，值得仔细研究。在国外的一些学者看来，辛亥革命就表明了，在中国，流动人口与激进的政治变迁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不管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在笔者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当前至少以下几种情况值得注意：（1）城市较农村为组织化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 流动人口在城市里的共同处境、共同的流动经历有利于流动人口的组织化；（2）中国农民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连锁迁移”方式（宋林飞， 1995）使流动人口在城市里形成了许多同乡团体和社区，如北京的“浙江村”，这不仅加强了他们的组织化程度，而且提高了他们对共同利益的意识；不同同乡团体和社区经常发生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和经验；（3）中国人浓厚的家乡观念， 不但是形成组织的一个重要纽带，而且使他们在感情上自始至终都和家乡的兴衰荣辱联系在一起，不会因在外居留时间的长而削弱，甚至会有所加强；（4 ）中国的户口制度，使他们不论在城市干得多么出色，在城市生活的时间多么长，都会因为是“农村人”而受到许多结构性限制；中国比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城乡差距，都会使他们有强烈的被剥夺感。这会导致强烈的不满情绪。这些因素在一定条件下都会成为推动激进的政治变迁的有力条件。
如大家所见，在城市里，流动人口的集团犯罪问题已十分突出；而在农村，很多回乡的年轻人对农村的生活方式也已很不习惯甚至强烈不满，沿海地区这几年经济的不景气使对民工的需求和待遇大不如前，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他们在乡镇无所事事以至聚众闹事的事时有发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至于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更是家常便饭。这绝不仅仅是所谓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文化冲突”，在这背后更深刻的是“物质利益冲突”，亦即如达伦多夫所言，由于政治、技术和社会等条件的成熟，流动人口已由“准群体”上升为“冲突群体”。当然，他们对自身利益的意识水平，套句话说，顶多处于“自在”阶段。但不管怎么说，人口流动和激进的政治变迁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当然，仅仅把政治变迁和人口流动类型联系起来考虑是不够的。其他如教育程度、当前工作状况等等亦是导致政治变迁的重要变量。
七、回流人口与社会变迁
如上所述，回流人口可以促进农村的经济商品化和政治变迁，这是较为显著的一面；除此之外，还存在较为隐约和潜移默化的一面，比如风俗习惯、宗教仪式等等方面。这些缓慢的、不大为人所注意的变化有些是由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和政治变迁引起的。拿商品经济来说，它不仅是一种经济形式，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有的是人口流动直接引起的；有的则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社会学家的个案研究发现，在秘鲁的高原地区，一种名为“卡戈”（cargo）的宗教活动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而逐渐消失了。 人们开始是在这种宗教活动所敛聚的财物的支持下流动的，随着短期循环流动向长距离、长周期流动的发展，一些潜在的宗教职位的接班人长期在外，使得繁琐的宗教活动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回流人口引入的新的礼仪形式更使原有的宗教仪式简单化、世俗化了。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这种宗教活动最后竟消失了。
在中国，亦存在着具有同样性质的过程。依笔者所见，在四川忠县， 人口流动导致的社会变迁现在可以察觉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1）一些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共同义务被解除。修房造屋在当地是一件工程浩大的事，常常需要大量的帮工。在以前，这种帮工是由邻居和亲朋好友无偿提供的，现在则商品化了——自己花钱雇佣帮工。商品化的结果是使此类活动的成本大大提高，这又反过来促进了人口流动。如此循环往复，这种共同义务就有可能被涤荡殆尽。（2 ）一些社会风俗的变迁。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人口流动为青年男女的自由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由恋爱之风比以前盛行。有些甚至“私奔”（实际上只不过是没有按当地的风俗举行仪式）。积渐成风，当地民众对这种现象已比较宽容甚至支持，有些人从恋爱到结婚已不再非要所谓“明媒正娶”，仪式大大简化；一些女子嫁向远方，“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已有所改变。（3）地方上出现了一些“魅力型领导”（韦伯）， 基层政权的组织功能较以前大为削弱。在改革开放之初，基层干部显然比一般群众享有更多的“好处”。这既限制了他们的流动（“推拉理论”）也限制了他们的眼界。随着回流人口拥有资源的增加，资源在村民之间的分布比以前分散，一些拥有比其他村民多得多的资源的人在村里的声望随之上升，成为新兴的“魅力型领导”，颇有号召力；与此同时，原来的基层干部所拥有的资源不但未上升，反而因人们对这些“传统型领导”（韦伯）的怀疑而失去不少，有些甚至成为新兴“魅力型领导”的追随者，他们的组织功能大为减弱。此外，社区成员水平的普遍提高、人口流动使一些传统的整合手段失效而新的手段尚未健全，党员的流动使党的中坚作用大大削弱也助长了这种趋势。
八、人口流动与群体态度的变迁
与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俱来的是，对人口流动的群体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逐渐积累的关于“外面的世界”的资料和信息造成的。关于城市的传说、在城里拍的照片都可能促进这种变化。在开始阶段，流动可能被视为“偏离”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可能演变成为一个宏大的运动，即所谓“流动热”。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早期的人口流动到本世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都是如此。此时，人口的参照群体不再是他们的祖先或左邻右舍， 而是城里人或比较成功的移民（ migrants）了。
社会学家们的在秘鲁库斯科（cuzco）地区的个案研究还发现， 人口流动还促进了教育的兴起。因为流动人口发现，学校教育是他们摆脱目前处境，加入城市生活的有利途径。在中国，是否有这种关联，还待专家们的研究。
九、人口流动与生育率、死亡率的变化
人口流动在对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造成影响的同时，也可能对两个人口学变量：生育率和死亡率造成影响。
一般认为，男性的暂时外出降低了性交的频率，从而会使生育次数减少。确有研究表明，生育率的季节性波动与人口的季节性流动有一定的关系。还有数学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配偶之间的分离确对生育率有强烈的影响。”这里遇到的难题是，第一，配偶的长时间分离，比如，一年或两年，可能会对生育率造成影响，那么短时间的分离呢？那就很难说了。第二，一些社会禁忌如产后性交禁忌、生命周期禁忌等也会对生育率造成影响，如何区分人口流动与这些社会因素各自造成的结果？人口流动对生育率的影响更可能的是：它能影响生育时间和生育间隔（intervals），而不能影响一个家庭的生育率。有时， 由于人口流动推动更为“现代”的态度，它甚至能推动生育率的上升。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社会的变迁使人们接受了男女可以同睡一屋的观念，放松了关于初夜权的限制和其他宗教禁忌，结果生育率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些社会变迁仅仅归结为是人口流动的结果，或认为就是这些社会变迁导致了生育率的变化，最后得出结论说，是人口流动导致生育率的上升，都是不完全的。最近，据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观测数据分析表明，生育率的变化与整个现代化进程有关，而人口流动只不过是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多种因素之一对生育率产生了影响。
比人口流动对生育率的影响更难证明的是其对死亡率的影响。一般认为，在“外面的世界”的经历如新型药的采用、先进的护理手段等等有助于降低死亡率。但这种推断忽视了人口流动与疾病的传播——这会增加死亡率——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死亡率就和更广阔背景中的社会、 经济因素联系了起来， 而不是造成随机非程序化扰动（ random unprogrammed disturbances）的外生（exogenous）的变量。
在历史研究中，疾病的传播与人口流动的关系，在宏观层次上，可以通过分析相互隔离的人群之间的交往来测量，如西班牙人对美洲的征服对疾病传播的影响；在区域层次上，可以通过分析从某一地方疾病源区回流的人口导致传染病的发病情况来测量。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新的交往方式（国际旅游扮演重要角色）不断发展，研究疾病传播与人口流动的关系，对于研究人口流动与死亡率的关系显得至关重要。因为，人口流动不但可以传播疾病（如疟疾、霍乱等），而且可以导致病病，如艾滋病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口流动的结果，还有一些因为文化不适应而导致的精神疾病更是人口流动的直接结果。
那么，反过来，死亡率和生育率对人口流动又有什么影响呢？一个可能的结果是，生育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降低，导致人口的增加，人口压力反过来又促进了人口流动。不仅如此，流动人口的后代可能比其他同龄群体更倾向于流动。
十、人口流动作为变迁的标尺
上面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性地介绍了人口流动对农村来源地的影响。我们可以认为，人口流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模式提供了大量有关农村的信息如社会转型的程度等等。可以这么说，人口流动因其可测量性，可以作为衡量社会变迁的标尺。这并不是说，农村的所有社会变迁都是由人口流动造成的，而是因为，人口流动总是和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认为人口流动并未带给农村什么样的变化的观点是一种狭隘的“发展”观点，它忽视了人口流动本身或其他社会经济因素通过人口流动带给农村地区的深刻影响。
十一、研究中国人口流动的方法论和数据难题
城乡人口流动对其农村来源地的影响，曾经长期被学术界忽视，直到80年代初期，美国社会学家怀特（White）和伍兹（Woods）认为这个领域“仍然少有研究”。时至今日，该领域仍然是成果无多。其主要困难有两个：一是缺乏足够的数据；二是难于建立可以一般化的因果关系模型。
对于中国，研究人口流动面临的困难也许更多。国外学者认为，研究中国的人口流动的困难在于中国政府利用政策如户口制度、企业用工制度严格限制人口流动，这限制了西方关于人口流动的一些研究成果在中国的适用程度和范围。因为，在西方，关于人口流动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人口流动是一种意志性行为，它是个体充分考虑流动的各种后果之后作出的决定。与之俱来的另一个困难是，缺乏可以利用数据。因为过去中国严格限制人口流动，人口流动的程度和范围都很小，关于人口流动的数据自然很少。改革开放之后，人口流动趋势加强，关于人口流动的数据收集才开始引起注意。但大部分数据收集都是以户口制度为基础展开的，一些西方人口流动研究中十分重要的数据没有收集，一些概念的限定与西方亦有很大不同，利用起来十分困难，有时甚至会引起误解。比如，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就没有调查，个人在当前居住地的居住时间，而这在西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数据；又如，中国对于“临时流动人口”的限定是指没有在其户口所在地居住的人，而不问其在当前居住地居住时间的长短，而在西方，在某地居住一年以上者就可以算作当地的永久居民了，这种概念定义的不同很容易造成误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政府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逐渐放松，但到现在为止，仍有诸多限制——如，遇有大型活动就限制农民工进城，驱赶一部分农民工以确保安全（90年的亚运会就是如此）；春节期间为减轻运输压力对企业招工的限制，等等，这仍会限制西方关于人口流动的学术成果在中国的应用。但由于一大批社会学者的努力，以及政府逐渐重视人口流动问题，数据上的困难已有所缓解。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人口流动遇到的困难说明了中国人口流动情况的特殊性，这也提醒中国学者在利用国外学者这方面的方法、数据和结论时亦不能不注意这种区别。对于本文，亦应作如是观。、
注释：
〔1〕这里所说的“领导资格”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 而是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意义的，它指的是领导人物对实现集团目标、维持和发展集团功能所给予的影响力。——笔者注。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标签：流动人口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农民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