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疆域——陈平原学术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疆域论文,学术研究论文,文学论文,陈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054(2006)05-0003-09
在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化研究领域中，陈平原在其同代人中是成绩最著也走得最远的学者之一。二十多年来，他以坚实深厚的研究，在其涉足的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成绩，并一直保持着稳健的势头和旺盛的创造力。虽然他自己时常有意识地“自我边缘化”，但在不断开拓研究新领域的过程中，他的确成为了令人瞩目的“开风气”者。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他以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不断调整研究对象，从现代到晚清，从文学史到学术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诸方面，开辟了研究的新方向。他对北京学研究的倡议和实践同样引人关注。与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角度谈论北京的方式不同，陈平原关注的是对于都市北京的想象。由于不断地“发凡起例”和“越界言事”，他的治学思路和方法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因此，走近他的研究，追踪他的学术思路，既可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也能从中了解二十年来学术界的发展进程。
一、学术的眼光和勇气
1977年，陈平原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这一代具有特殊经历的青年人，既在人生体验和社会阅历方面有深厚而丰富的积累，同时又在教育背景方面有先天的缺陷和局限。因此，在进入大学之后，他们特别勤奋、特别活跃、特别具有批判与创新精神。投身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创新的大潮，是这一代人寻求发展、参与历史的一种必然的选择和表达。
陈平原就是在这“生气淋漓”的80年代走上学术道路的。在中山大学的六年半时间里，他经历了思想的转变和学术的起步，完成了基本的学术训练。1983年深秋，即将研究生毕业的他来到北京大学，通过黄子平结识了钱理群，又经后者极力推荐，被王瑶先生收为“第一个(也是北大中文系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如果说“生气淋漓”的80年代是那一代人拥有的“天时”，那么来到北京——尤其是北大——则应是陈平原获得的“地利”了。用他自己的话说：“1984年进京念书，正好赶上整个文学艺术乃至学术界正酝酿着突变，于是得以‘共襄盛举’。”① (P126)此外，在“人和”方面，陈平原也有足够的“幸运”。不仅因为黄子平的“热心引见”和钱理群的“极力推荐”，他得以进入北大，师从王瑶先生，在“学术趣味和眼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① (P125)而且，在他与黄、钱二人的交往和对话中，还催生了一个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一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先是在1985年春天的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由陈平原代表三人就此设想作了专题发言，后来又由黄子平执笔整理成文在《文学评论》当年第5期上发表。② 粗粗看来，这一命题不过是文学史分期的一种意见，但实际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关系到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历史事件以至文学本身一些特点和内在规律等。可以说，对于过去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观、构架、叙述重点和叙述方法，都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也正因此，这一命题的提出，成为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先声。大概当时陈平原(以及另两位作者)未必充分估计到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会在学术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也未必预计到这一观点和思想后来会被学界广为接受，以至今天已成为许多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的基本框架。尽管后来陈平原不无反省地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有新意，但不完整且有严重缺陷的论述”，① (P130)但在当时，这份“新意”是极为可贵的。陈平原的反省看似轻松，但学术上的“创新”其实谈何容易，更不用说这“新意”涉及了原有观念框架和一系列理论问题，真正触动了一种习惯力量，做到了“出新”而又“推陈”。“三人谈”的主张很自然地引发了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把“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一连串今天看来并无多少特异之处的提法，在当时却具有极大的挑战性，需要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极大的学术勇气。我们今天不能不承认，他们强调的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意识”(即一方面把研究对象置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本世纪的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两个大背景之中，另一方面打破“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的割裂)，从而以一种更为宏观的文学观念实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框架的突破，将被意识形态人为割裂的文学传统接上了“五四”的血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不仅为后来的文学史研究奠定了一种以文学性为主要标准的范式，同时也显示了一种治文学史的眼光、观念和思路。就年轻的陈平原来说，这篇论文也显露了他后来学术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和观念，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是“文学”的立场与标准，二是“打通”的方法和“整体性”的眼光。可以说，这两点基本上贯穿于他的学术研究之中。
“三人谈”之后，进一步展示其学术功力的，是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③ 虽然多年后陈平原常说，博士论文是一个人进入学术界的入场券，但其实就他自身而言，博士论文的写作已远不是一次学术训练或学术操演，而已经是在开创性地建构自己的学术研究了。这大概也是他那一代博士比后来成批量生产的博士们“特别”的地方吧：时代在给予他们更多的磨难和压力的同时，也给了他们更多的积累和机会，给予了他们更充分的实力。而这也进一步说明，“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同时给予许多人，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成功，只有本身具备一定条件而又能及时抓住机遇的人，才能在同代人中脱颖而出。这“条件”不是别的，就是他个人的勤奋、积累和智慧。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正是陈平原勤奋、积累和智慧的结晶。论文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围绕着文学形式的转变，作者还深入考察了文化背景变迁带来的影响，分别梳理了“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和“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与更多人关注小说主题思想“现代化”转变的思路不同的是，他在关注主题思想的同时，选择了一个难度更大的角度。他的想法是：“与其再靠分割内容与形式来分头切近‘中国小说现代化’这一课题，还不如从类型学、文体学、主题学、叙事学等层面综合把握。”③ (P2)在这一思路中，固然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方法热”的一点影响：他使用的“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等概念，一定程度上借用了西学的方法，但在今天看来更值得称道的是，他更加强调方法的落实，即研究的结果。他说：“任何研究方法都只是一种假设，能否落实到实际研究中并借以更准确地透视历史才是关键。不曾与研究对象结合的任何‘新方法’都只是一句空话；而研究一旦深入，又很可能没有一种‘新方法’足以涵盖整个文学现象。我衷心感谢‘新方法’的创造者和倡导者使我的研究开拓了视野，但拒绝为任何一种即使是最新最科学的研究方法作即使是最精彩的例证。我关心的始终是活生生的文学历史。”③ (P1～2)陈平原在日后的研究中一直坚持这种审视和警醒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谈任何问题都必须考虑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殊性。先追踪这个特殊性，然后再建构工作模型，才会对研究对象有比较准确完整的把握。否则，如果只是引进几个工作模型以后乱刀砍杀研究对象，结果可能会惨不忍睹。”④ 可以说，陈平原与很多80年代学人的不同在于，他特别强调本土经验的独特性和传统的力量。当然这种方法也难免受到批评，但陈平原自信，他是一直保持着对西学的认真阅读和关注的，他说，之所以有意识地较少直接引述西学理论和观点，是因为他时刻警惕着不要因为对某种思想学说或工作模型的迷恋而导致对研究对象的扭曲或残杀。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陈平原在完成对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研究后，有意调整了自己的研究角度和工作模式。他并未如师友们期待的那样“乘胜追击”，进入30年代或50年代的小说叙事模式研究，而是转向了“小说史意识与小说史体例”以及“小说类型的演进”的考察。他后来谈到自己为什么“把从类型学角度理解和描述从古到今的中国小说变迁，作为近期的研究课题”时说：因从武侠小说认识到“雅俗对峙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因此，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同时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形式”，也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⑤ (P5)从个案的解剖到类型的分析，从叙事模式的研究到体例演变的梳理，陈平原在小说研究领域里尝试着不同的角度和方法，酝酿着学术上的转变和突围。应该指出的是，这本身就显示出他的学术眼光、容量和气度。他守住一个阵地，一方面充分发掘其资源，另一方面又不拘泥于一地，而是以之为生长点，敢于战略转移，攻城掠地。这一时期他连续出版的专著《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1987)、《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1992)、《小说史：理论与实践》(1993)，就是很好的证明。
二、“学问”与“情怀”
80年末至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对于很多学人来说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全社会范围内的压抑和浮躁使得一些学者不但研究热情锐减，甚至对生活也觉得茫然。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考验人也锻炼人的重要时期，陈平原潜下心来投入了“学术史”的研究。这个“转向”不仅标志着陈平原学术研究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同时也体现了其治学观念的调整。在他看来，真正的学者不可能不闻不问“窗外事”，但又不能让“窗外事”过多影响和干扰自己的专业研究，因此，他提出将“有情怀的专业研究”与“有专业背景的挥洒才情”相结合，运用“以杂感议政，以专著述学”的方式，在“学术独立”与“人间情怀”之间寻得两全与均衡。
自1991年起，陈平原开始了关于“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研究。在此之前，他已经开始对于人文学者的“姿态”的反省。历史走过80年代，学术环境、文化环境乃至生存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学者认真清理近百年中国学术传统，反省当下的学术思潮，为下一步学术探寻出路，既是一种主观上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客观的需要。对此，陈平原说：“在学术转型期，将‘学术史’作为一个话题提出，这包含了我们对80年代学术的反思和对90年代学术的期待。”⑥ (P52)在“学术史研究”中，陈平原更看重的是“眼光”，而非具体的成果。因为在他看来，“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眼光和价值判断，当他进入一个课题时，都必须首先清理前人的研究成果，然后才可能有准确的自我定位。这种清理本身，就是学术史的思考。”“每个成熟的学者都会涉及学术史，区别只在于自觉与不自觉、专业与非专业。换句话说，每个做学问的人，都必须有起码的学术史眼光。”⑥ (P51)因此，陈平原的提倡与实践，与其说是一种消极的避让，不如说是一种积极地寻找和建设。
1998年初，陈平原的专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花费了作者六年多心血的著作，为学术史研究奠定了极为厚实的基础。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选择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的社会与文化”，“展现中国学术转型的复杂性，尤其是发掘被压抑、被埋没的声音，挑战已经相当严密的以西学东渐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⑦ (P2)这种明确的问题意识决定了这部著作既不同于“通史”也不同于“学案”，而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研究。具体地说，作者选择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来讨论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是希望凸现“晚清及五四两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中国学术的转型”。作者讨论了“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等话题，既是学术和历史的考辨，又体现了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即如他自己坦陈：“当我在面对历史时，压在纸背的心情是，如何理解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发生的巨大变化。”① (P144)作为从80年代中走出来的学人，受益于80年代同时也受制于80年代学术氛围的影响，陈平原强调的是，不将80年代理想化，而是积极地理解和继承80年代的学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更加主动和自觉地寻找新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的学术出路和学术规范。
可以想见，在现实环境中，陈平原的转向和选择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些批评。他提倡的“学术独立”的姿态被看作一种“后退几十里扎寨”的“妥协”。但是，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无论如何不能忽视陈平原以独上高楼的姿态进行的精神守望。在中国，历来不乏高潮逐浪的激烈者，但是，激烈者却往往在落潮之时逃跑也快，倒戈也易。鉴于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教训，我觉得应该重视的是那些脚步沉稳者，他们也许不是先锋，也许不在前沿，却能对选定的价值作韧性的守护。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挫折，也许就在于这种守护者太少，而一味追潮逐浪者太多。因为在某些情况下，重要的已不是前进，而是抵御没有底线的溃退。”更何况，“有心人不难从中读到一份秋风落叶般的心境”。⑧
事实上，很难说陈平原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他一直提倡兼顾“有情怀的专业研究”和“有专业背景的挥洒才情”。他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一语更是被广为征引。因为将“学问”与“情怀”并重，所以，陈平原其实并没有真正放弃什么，他只是采用了一种更为稳重的方式以求得二者的平衡。他说：“作为学者，当然主要以专精的学术著作贡献于社会；撰写文化评论，在我，主要是保持‘人间情怀’的特殊途径。”⑨ (P2)从这些表达中，不难看到陈平原“压在纸背”的现实情怀。他一方面强调学术研究的个体性，提倡注重著述之外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提倡“两套思路两副笔墨——以杂感议政，以专著述学”，“着眼于学术的独立与自主，不愿意为了一时一地的政治功利而抛弃学术，更不要说‘曲学阿世’”。⑩ (P47)或许可以这样说，陈平原对学术史研究的提倡和实践，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次转型，同时又曲折体现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存与思想的现状。
在陈平原并不轻松的学术史研究阶段中，他的收获是全面而丰厚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998)、《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1999)、《中国散文小说史》(2004)、《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2004)。几部著作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现代学术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研究的核心仍围绕着“学术史上的‘文学史’这一视角”，反映了陈平原“将学术史研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回过头来重新建构文学史的意向”。(11) (P2)以明清散文研究为例，就体现了他对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双重观照。他希望“回过头来用理性的眼光重新打量”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古文”，力图“一方面努力描述呈现起历史面目状态，一方面以‘理解之同情’态度重新分析其功过是非”，(12) 将明清散文中隐现着的文学思潮的脉络凸现出来的同时，也重新审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一些局限与偏颇。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平原从文学史到学术史的这次转向并不是完全意义的越界。他的立场始终稳稳地站在文学的基点上，与其说是他的研究在“越界”操作，不如说他是在用他自己的理解在开拓“文学”的疆域。陈平原强调：“应该追问作为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和著述体例三位一体的‘文学史’，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景。反省学科的根基而不是具体结论，必然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除非不穷根究源，否则无法不跨越原有的学科边界”。(11) (P2)
三、“触摸历史”与“回到现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陈平原的学术又突入了一个既相异又相关的领域——教育史研究。这次“越界”看起来似乎与北大百年校庆的历史契机有关，但事实上仍是陈平原一贯学术思路和趣味的延续的结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之关注北大，从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学，到近年撰写现代中国学术史，再到逐渐逼近作为现代知识生产基地的大学制度。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这互相制约的三角关系，是我目前最为关注的课题。老北大因其一身三任，不只纠葛复杂，而且影响深远，特别适合作为我的研究个案。”(13) (P370)
中国大学百年，不管是作为话题，还是作为文章，都是为陈平原所关注的。他力图将教育、思想、学术三者熔为一炉，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另一侧面。如果说他谈论大学教育的方式显得有些与众不同，那就是，他更多的是在叩问历史的基础上谈论现实，在思考理念的基础上观照实践。就像他在谈及北大时所说的：“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14) (P190)也正是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陈平原进行着他独特的北大校史的研究。与其说他是在研究校史，不如说他是在通过北大的历史触摸百年中国的文化教育的历史。因此，他“之谈论大学，不太涉及办学规模、经费预算以及综合实力评估，而是注重其个性与风采。选择的标准是，‘校史’之外，必须有值得咀嚼的‘故事’与‘精神’”。(15) (P3)
从文学到学术再到教育，陈平原既不是越走越远渐渐离题，也不是没有系统地四面出击。一方面，由于他的整体性眼光的把握，他是在转换不同的角度以进入20世纪中国的文化史，探讨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和环境中读书人的思想状态和生活际遇；另一方面，他坚守在文学的“阵地”上，即便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也是通过文学叙述和表达这一特殊途径来触摸历史和回到现场。因此，同样是谈论北大，他关注的“不只是北大校史，更包括前人对于北大校史的叙述与阐释。校史上扑朔迷离的‘故事’固然值得侦探，建构光荣传统的‘神话’，同样值得认真剖析。所谓的‘老北大’，并非一成不变的客观存在：每一代北大人，都在借校庆纪念之机，为其心目中的北大‘添油加彩’”。他的工作计划是，“在品味日渐复杂的‘老北大的故事’的同时，追踪这些故事的形成、流传与演变，以及制约着这一演变的社会文化因素”。(16) (P1)
因此，在总结陈平原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谈及《老北大的故事》(1998)、《中国大学十讲》(2002)、《北大精神及其他》(2000)和最新出版的《大学何为》(2006)，同样还要提到《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2005)，虽然后者不是对北大或对教育史的专门研究，但其在思路上是非常一致的。恰恰是这一种对“故事”和“想象”的尊崇和看重，让今人得以透过历史的迷雾去感知被个体经验和记忆具象化了的鲜活的历史真实。因此，无论是“五四”，还是“老北大”，都在陈平原“有趣而精细的考证”中，通过具体而微的角度，通过“瞬间”、“私人”与“感性”的呈现，“达到了‘穿越历史时空，重睹当年情景’的效果”。(17)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平原在被问及屡次“越界”背后的思路时，做了这样的解释：“虽然我跳来跳去，好像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做，但背后有一个学科本身的内在关联。”“一开始我是从文学教育进来的。无论我从事何种课题的研究，你都会发现，在我研究的背后，还老是有以前做文学研究的底子。”(18)
深究这个“文学研究的底子”，应该就是一种对于“叙述—想象—表达”的关注。文学的基本立场就是对历史和体验的叙述，它体现了对历史的想象，同时，文学既呈现历史的叙述，也提供今人叙述的可能。文学研究既是对于一种历史叙述方式的研究，同时也以叙述的方式自我呈现和传达，借以进入历史。因此，在我看来，陈平原的“文学”阵地，就是一种对历史叙述本身的敏感和关注。
这也许就是前文所说过的，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开始，陈平原就奠定了他自己关于“文学”尺度的一种学术观念。以“文学”自身的审美特征和传达方式作为标准，在文学的内部呈现历史和处理历史，而非依赖其他外部的标准或尺度，这是“三人谈”的基础之一，同时也是陈平原学术发展轨迹的重要坐标轴之一。避开小说的主题思想的大题目，突入叙事模式的研究；在学术史的梳理中，发现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的不同文心和文脉；在学术史的建构历史里，寻找述学和议政的不同体式，并在现实中提倡“以杂感议政，以专著述学”的两套思路两副笔墨；直到在教育史的研究中关注“故事”和“精神”，以文字“触摸历史”，通过文字的叙述和想象，“回到历史现场”。虽然陈平原本人并不急于归纳出自身研究中的“主线”，但是，追踪他的学术道路，仍可隐约发现一些可循之迹。即便真如他所说，“再过十年二十年，我的学术定型了，那时，也许会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把她串联起来”，我想，那个词多半还会是“文学”二字，而那句话可能仍然是“文学研究”，只不过在此之前要冠以“开拓式”或“创新型”的定语吧。
在文学的疆域里“越界”和“转向”，已经成为陈平原学术研究的一大特点。对他不断开拓的新话题和新思路，学界不仅已经认可、肯定，甚且是有所期待的。对于为何会不断转向，陈平原自己有一番解释：一个原因是，他“对‘发凡起例’感兴趣”。他说：“在撰史的同时，自觉反思其理论框架和操作规则，是我的一贯思路。说得狂妄一点，希望在完成一个课题时，能顺便提供一个可以重复操作的研究模式，或者说发起凡例，以待来者。这也是我的研究思路有点跳跃的原因。”“如果意识到基本上是在重复生产，或者说是在同一层次上推移，我就会兴致索然，选择悄悄离开。”⑥ (P51)第二个原因是他原有的专业特点。他说：“做现代文学的人，本身的学术训练，与古代研究不一样。比如说，对文献功夫的要求，不像做上古史的那么严格，加上它本身的纯粹的文学价值不是特别大，因此很容易走向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20) 第三应该说是他对学术研究的情趣。一般说来，学术研究被人视为枯燥乏味。陈平原则强调自己喜欢“把学问做得好玩儿”。这种寻找有趣题目的热情和冲动，往往让他能够触类旁通，自然而然地走到别的地方去。第四个原因则应该归于他的实际工作，即作为大学教授，在教学方面面临现实的要求，不可能一个题目一门课程重复地讲很多年。因此，他有意识地拓展学生的研究视野，同时展开几个题目几门课程，鼓励学生参与到他最新的研究中来。甚至如果有学生做得更好，他还会把这个题目完全交由学生独立研究。
在现代文学研究普遍存在重复研究、缺乏创新性和创造力问题的时候，为什么陈平原却能够不断地找到新的方向，敏锐地捕捉到新问题并正确估计新方向新思路的学术价值？除了个人的学术积累之外，陈平原认为，保持身处学科前沿，多与国内外的同行交流对话，是获取眼光、碰撞出新思路的最有效的途径。他坦言，跟国外学界的较多沟通、学术资讯的发达，加上自己较为广泛的兴趣，都会激发出新的思路和课题。而处在不断的与同行的对话中，更会促使他不断地思考和反省自身研究的每一步进程，促使下一步的推进和调整。可以说，这种不断地自我反省也是陈平原时时有所创新的动因之一。他说，因为不断的反省，包括对于自身和他人的学术历程，就会不断发现自己的短处，同时也发现他人之所长。这样，在研究思路的调整中，也就得以一方面不断依循自己的趣味和优势，做感兴趣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不断割舍自己并不擅长的东西，放弃对一些不适合自身的题目的关注，从而在研究对象、思维方式、研究思路等各个方面不断调整、不断前行。这个说法，乍看也许并无新奇之处，但事实上，对一位学者而言，要将之付诸实践、身体力行，却绝非易事。这要求他有冷静的头脑、敏锐的眼光、开阔的思路、丰厚的积累……说到底，看一位学者最终能否成就大学问，也就要看他这方面有多大的蕴藏、后劲和蓄力。
四、叙述、想象与表达
陈平原的兴趣还在不断的“转向”中，他的研究也还在不断地“越界”。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研究还在路上，后面的路还很长。目前他正在进行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是“都市想象”，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起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传统中国的文人学者，习惯于按照山林与朝廷对峙的思路，来理解社会与人生，这样一来，对都市谈得很少。其实，谈汉赋不能不谈都市，谈唐诗也不能不谈大唐长安。我希望从文学、艺术以及学问的角度，围绕‘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来做点研究”。(19) 很明显，陈平原是又一次从文学的角度切入了文化研究的领域。
事实上，早在1994年写散文小说史时，在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梳理中，陈平原就敏感地发现了“庙堂与山林”之间的问题，关注“笔记”这一看似正统之外的特殊形式，并由此涉及古都兴亡与市民日常生活等内容的观察和思考。但真正作为一个课题提出来，还是在落实到北京这个与他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又极具文化史文学史价值的城市。2002年初，他撰写《“五方杂处”说北京》一文，以一种轻松的随笔方式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想法。他认为，文学叙述中的北京的文化历史，不仅可以作为“乡邦文献”让人触摸到古都的脉搏，同时也可以作为“历史记忆”，将怀古情绪转化为学术课题，将北京的文化历史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并在注重城市社会性和经济性的同时，更突出北京这一城市的人文性。陈平原认为，作为“文学想象”的城市，“北京留存下大量的文学和文化史料，对于今人驰骋想象，是个绝好的宝库”。作为学者，既应关注物质城市的发展，更应注重文学表现的变迁。“作为现代都市人，我们在阅读关于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中成长；正是这一对城市历史的追忆或反省，使我们明白，城市的历史和文学文本的历史，二者之间不可分割。”更有意义的是，陈平原还提出了一个“作为研究方法的北京”的命题。他说：“借用城市考古的眼光，谈论‘文学北京’，乃是给予沟通时间与空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口头传说与书面记载、历史地理与文学想象，在某种程度上重现八百年古都风韵的设想。不仅于此，关注无数文人雅士用文字垒起来的都市风情，在我，主要还是希望借此重构中国文学史图景。”更具体点说：“朝野对举的论述框架，既可解读为官府与民间的分野，也隐含着城市与乡村、市井与文人的对立。引进都市生活场景，很可能会使原先的理论设计复杂化。”从而也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的想象可能因此而发生变化。“起码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不会像以前那样过于注重乡村与田园，而蔑视都城与市井”。(20) (P147～169)
在这样一个以重写文学史为背景的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平原“都市研究”的独创性。他处理的实际上仍然是文学的叙述、想象和表达在一个城市的历史中的落实。因此，他的都市研究并不同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城市文化和历史研究，而是借助于文字、图像甚至建筑等等的“阅读”进入历史、触摸城市。而他更大的关怀没有停留在对城市历史自身的呈现，而是仍注目于文学史的重新阐释，从城市文化的研究中追索其对文学发展产生的局限、动力甚至方法。
所以，陈平原看重的是，在历史时空转换的过程中，我们如何保有对古都的想象，如何获得进入城市历史的途径。他说，讲北京想象和想象北京，其实就是探讨我们怎样对待曾经有过而永远流逝的空间化的历史，古都北京正是一个这样的空间化的历史在被今人阅读。因此，陈平原的北京研究，既不同于民俗学家的方式，也不同于历史地理、经济史、制度史等社会科学的方法。他希望能介乎这些之间，专注于对于北京历史的叙述、想象和表达。正如他所说：“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或许不是结论正确，而是必须有自己的感悟与思考。如果个人的体会完全出不来，性格和才情没有真正灌注在研究中，那是很可惜的。”⑥ (P59)
陈平原关于北京学研究的设想和倡议，不仅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更激发和带动了不少同行的相关研究。2003年10月，北京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共同主办了一次题为《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策划者和主持人就是陈平原和王德威。会议议题“包括了金元到明清的北京文化抽样；近代北京声情与色相的白描；通俗文学、新文学、新旧媒体的对话；‘京味儿’民俗志学考察；北京城与北京市的景观政治；北京从城外到域外的想象；甚至后现代、全球化的北京叙事学等，不一而足”。(21) (序二)2005年5月，论文集《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半年内售罄再版。北京学研究所受到的关注与期待，由此可见一斑。
在“都市研究”之外，陈平原关注的第二个话题是“图像与文字”。这同样是一个已经开始了几年但仍未完成的题目，目前完成的部分主要是关于晚清画报的研究。画报研究似乎是陈平原“希望学问做得有趣”的代表例证之一。但事实上，有趣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是题目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图像与文字”的研究，除去个人爱好的因素外，仍体现了其思路的一贯性。即如他自己所说，“借助照相、石印、版刻所提供的丰富的图像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复员早已消失的历史场景与文化氛围，帮助当代人进入历史，以便更好地理解与阐发‘传统’。而在这其中，我尤其关注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⑥ (P58)显然，这仍是一个以文学为背景和基础的题目，仍是一个帮助当代人进入历史想象的题目，只不过，这一次的载体不是小说、不是大学、不是城市、而是图像。
第三个题目，是“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他“强调的是，晚清以降，西学东渐，我们不只接受了西方的思想、科技、制度，我们也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表达方式。现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文章的体式，包括语法修辞、标点符号，以及写文章要分段、引文要标明出处等，都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考以及表达”。(19) 考察现代学术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述学文体，讨论如何评价和对待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思路，这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学术独立与传统承传的问题。这个问题接续和深化了原有的学术史研究，而且显然是在一个新的角度上继续着关于叙述与表达的思考。
当然，这三个大致的方向不能全面涵盖陈平原今后学术研究的内容。其实，就陈平原本人而言，他未必情愿被这样一个“蓝图”限定住，他的疆域比这更加广大，他的兴趣可能也会不断变化。但是无论如何，了解了他的思路和立场，无疑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他的学术发展方向。
注释：
①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②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1985(5).
③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
④笔者对陈平原的访问，时间：2006年6月29日，地点：圆明园花园陈平原家.
⑤陈平原.我与武侠小说(代序).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⑥陈平原.小题大做与野心勃勃[A].茱萸集[C].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
⑦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⑧李新宇.走近陈平原[J].文艺争鸣，2000(3).
⑨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序.学者的人间情怀[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
⑩陈平原.学术史·知识分子·民族主义[A].当代中国人文观察[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1)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小引.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M].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12)郑勇.从文人与文事到文心与文脉[J].邯郸学院学报.2006(2).
(13)陈平原.北大精神及其他·后记.北大精神及其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14)陈平原.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A].大学何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5)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自序.中国大学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6)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小引.老北大的故事[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17)颜浩.鲜活的历史与有趣的学问[J].邯郸学院学报，2006(2).
(18)康香阁.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访谈录[J].邯郸学院学报，2006(2).
(19)笔者对陈平原的访问，时间：2006年6月29日，地点：圆明园花园陈平原家.
(20)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A].当代中国人文观察[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1)陈平原，王德威.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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