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建设与国家认同论文

教材建设与国家认同论文

教材建设与国家认同

李太平 王俊琳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国家认同是人们对生活其中的国家的情感归属和认同行为,包括文化性认同和政治性认同。教材通过培养学生文化自觉、反映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帮助学生树立制度自信来实现国家认同使命。当前教材的国家认同困境主要表现为:普遍主义背景下教材中优秀传统文化被忽略;应试环境下教材的人文价值失落;多元价值影响下教材核心价值引领不足。通过教材建设塑造国家认同,需要在思想观念上把教材建设的统一性与多元性相结合;在内容选择上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管理机制上统筹各级各类教材的规划与使用;在质量方面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和完整的评估机构。

关键词: 教材建设;国家认同;核心价值观

在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多元文化异彩纷呈,西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不断涌入,国家认同问题日益严峻。然而,教材作为大、中、小学等各阶段学生学习的核心材料,在国家认同方面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有必要明晰教材在国家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并反思当前教材建设面临的国家认同问题与挑战,寻绎教材建设的国家认同逻辑。

一、国家认同——教材的使命

国家认同 (或称民族国家认同)是一国公民确认自己对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心理归属意识和情感融合活动,包括认同心理和认同行为。按照内容分,国家认同既包括文化性国家认同,即个体对一个国家的价值文化、文化身份以及文化符号等方面的认可、接受和热爱程度;也包括政治性国家认同,即个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对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政治系统、指导思想等方面所形成的共识。在我国,文化认同从根本上讲就是对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体系的认同;政治认同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认可、接受与支持。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不再是与生俱来且一劳永逸的感情,而是需要国家制度、公民教育和文化的不断塑造。”[1]教育天然刻有政治、经济、文化等烙印,因而,自然具有国家认同功能,安迪·格林认为 “教育的功能绝不仅仅是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绝大多数国家,形成公民群体和形成民族认同仍然是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2]。因此,学校教育是公民形成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塑造公民的主要工具。

本刊讯 2018年12月28日,全省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总结了2018年发展改革工作,安排部署了2019年工作任务。山东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张新文作了题为《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全省发展改革工作再上新台阶》的主题报告。省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郝宪印作大会总结讲话。

课程和教材在国家认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课程倾向于大力强调民族国家,语言和文化,历史被用来普及国家神话和促进民族认同,公民和道德教育被用来灌输民族价值观和良好的公民观念”[3]。作为课程的载体,教材是依据知识、文化、社会条件而选择的信息、符号等构成的供学校教师和学生使用的基本教学材料。“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4]。教材是关系国家事权的特殊文化产品,内蕴民族文化和国家意志,是学生形成国家认同的重要媒介。

外文图书采购工作,首先对采购人员的外语水平有一定要求。外文图书包括各种不同的语言,要想采到合适的书籍,采购人员应该具备一定的外语基础,同时对国外图书的出版和发行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其次是专业要求。外文图书的采购范围包括各门学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外文图书的采购工作。

1.教材通过培养学生文化共同感实现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需要共同体成员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共享文化生活形式。教育的重要使命在于培育和创造这种共享的文化,教材作为教育的基本工具,通过文化选择、文化传承、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实现文化共享,帮助一代青少年实现国家认同。

还是柏拉图的话:“在这个世上,你总得捍卫些什么。”某次课堂上,苏格拉底拿出一个苹果,然后请学生们闻空气中的味道。有学生举手回答,说有苹果的香味。苏格拉底再举着苹果从每一位学生面前走过,并再三请学生们仔细闻闻空气中有没有苹果的味道,最后除了一个学生没有举手外,其他学生全都举手说有。这个没有举手的学生便是柏拉图,只有他坚持空气中没有苹果的香味;而他是对的,因为苏格拉底拿的是一只假苹果。

以语言文学、地理、历史和政治教材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教材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传递主流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是学生形成国家认同的有效形式。语文教材通过让学生掌握语言习俗而获得语词所传载的文化精神,形成“符号的共同体”,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蕴含并传达着一定的意义与价值,卡斯特认为 “语言,特别是发展成熟的语言,才是自我认同的根本要素,才是建立一条无形的、比地域性更少专横性、比种族性更少排外性的民族边界的根本要素”[5];地理教材通过呈现丰富的人文社会形态和地理环境风貌,让学生获得对祖国人地关系的认知,让他们在外部与内部区域对比中建构对国家的认同;在历史教材中,历史知识的组织维持着永恒的国家叙述,历史教材是国家集体记忆的代理,[6]我国历史教材浓缩着五千年中华民族绵延的发展历程和璀璨文化,青铜器的庄严厚重、“四大发明”的智慧创新、历史上伟大的书法家、政治家、爱国思想家的报国之志和伟大贡献激发着学生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各级各类政治教材,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内容进行详尽阐述,具有体系化、显性化的特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文化观。

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从制度层面明确了教材建设这一国家事权。[19]国家事权必须高度统一。2017年7月,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并在教育部设立教材局来统筹安排国内教材事宜,把教材建设提升到 “国家事权”的高度,统一编写、发行和使用 “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教材。

2.教材通过反映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实现国家认同

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下,价值多元化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多元认同的局面下,最具本质意义的认同莫过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因为它们共同规范着我们的意识路径和行为选择空间”。[7]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8]。当前我们已经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青年一代践行核心价值观,是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 “底色”和民族信仰、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实现国家认同的必然选择,因而也必然是教材内容的选择方向。教材通过其统一思想与宣传教育功能,引领个人形成和坚定理想信念体系,促进个人的价值追求与国家核心价值观同频共振,实现国家认同。

之所以统一编写、发行和使用教材,首先是因为中国教材覆盖的人口非常广泛。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在如此大规模的人口中使用统一教材,可以塑造有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的公民。全国的学校共用一套教材,以同样的教育内容传达对受教育者同样的教育期望,将会大面积培养出具有民族共同感的一代新人,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在未来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再次,国家通过对教材的管理和审定,保障教材渗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确立其合法地位,使其成为 “达到统一国家和团结各民族的目的”[10]。国家机关通过政策法规、教学计划,把握教材话语的主导权,将与核心价值观相关的文化意义符号内含于教材之中,从而传播本民族普遍认可的政治制度、公民生活方式、社会规范、文化习惯。

3.教材通过帮助学生树立制度自信形成国家认同

教材通过阐述、论证我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帮助学生自觉内化国家核心政治经济制度,从而实现国家认同使命。

首先,国家通过颁布课程标准,审核各种教材,宣传我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在小学阶段,个体国家意识的萌芽来自对教材中国家的象征——“国歌”“国旗”“国徽”“国庆节”的理解,通过这些具体可感的代表国家制度的元素,儿童建立起与国家政治制度的情感沟通;中学政治课教材内容对基本国情、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介绍,使得中学生对于国家的概念更加丰富和清晰,开始关注国家命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行系统而深刻的历史梳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尤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合理性的阐述,对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的论证,使学习者经过辩证思考在理性层面上认同现行制度的优越性。

其次,从当下的现实出发,教材展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发展前景,树立起民众对于当前发展道路的信心、对于现行制度的自信。各级各类教材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梳理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让学习者了解在当前政治经济制度下人民的良好生存状态和发展愿景,自觉认同我国制度文化,树立制度自信。制度自信是在制度的历史选择和实施过程中彰显出来的。[11]

皮山县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皮山县的经济发展与新疆的社会稳定息息相关。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皮山县的宗教氛围非常浓厚,宗教思想影响了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宗教极端思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皮山县是暴恐事件发生的重灾区。由于皮山县特殊的地缘政治,探索这个地区的扶贫攻坚途径,不仅具有非常典型的示范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综合起来说,经济是基础,皮山县不脱贫,南疆的扶贫攻坚目标就不能如期实现,南疆乃至新疆的稳定就没有坚实的基础。

再次,教材内容从纵向的历史视角论证我国现行制度发生发展的必然趋势。教材通过展示五千年的恢宏文化,通过整理和建构中国近现代史,阐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论证现行制度的历史合理性,从而引导青年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中领悟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

二、教材的国家认同困境

教材从其产生之初就带有传承文化的基因,具有关涉意识形态的属性。然而,认同的建构离不开具体的社会语境,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样化、文化多样化、科技智能化更加深入发展,教材的国家认同功能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普遍主义背景下教材中优秀传统文化被忽略;应试环境下教材的人文价值失落;多元价值影响下教材失去核心价值引领。

1.普遍主义背景下教材中优秀传统文化被忽略

鸦片战争惊醒了沉睡的中华民族,中国近代有识之士意识到自身发展困局,“开眼看世界”,开始学习西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融于世界潮流,但全球化的主流趋势仍然是西方 “化”非西方,西方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人们的文化选择,进而影响着教材的内容选择。西化的基本策略是把西方充满特殊性的文化论证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并在全世界推广,促使其他民族国家认同和接纳。在普遍主义文化的旗号下,让全球都崇拜西方文化。这种把西方特殊的文化加以普世化的策略,其实质就是要承认西方知识是客观、普遍的知识标准,其他的知识只有纳入西方知识体系才能得到承认,认为各地域各民族的多样的特殊文化是应该被抛弃的地方文化。实际上 “普世文化”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西方基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其扩张的过程就是对其他民族实施的 “文化殖民”,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认同问题凸显。

我们的教材曾经在 “普世价值”的熏染下积极引进西方的价值伦理,严重忽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在清末,《教会三字经》《耶稣事略五字经》《圣道问答》等教材就已经在中国教会学校使用。[12]近代以来我国的课程内容中传统文化分量明显减少,学生对我国的诗词、戏曲、书法、民间艺术、传统节日的认识不深,情感体验淡化;近些年兴起了传统文化热,但只停留在选修课上,所占课时极少,不能进入考试内容体系;这些选修课的教材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结构和内容编排不科学,传统文化类别少、比重不合理,教材缺乏体系性;在教学方面偏重知识记忆而忽视其文化深刻性和丰富性等。

将情况6(遭遇挫折或伤害)再细化分为6种常见情形,包括心理问题、资料遗失、意志下滑、准备不佳、技术素养和资源过时等,并在[0,1]区间针对每一种情形由项目负责人进行概率打分(见表2).

2.应试环境下教材的人文价值失落

长期以来,分数至上的应试教育观念深刻影响学校教学行为,考试作为 “指挥棒”主导着学校教学重点,教学重难点集中在考试的内容上,“人们期望教科书内容跟课程或考试学科相一致,否则教科书就不能在学校使用”[13]

一般是在储能元件两端并联负载,实时监测变频器在正产运行状态下的直流母线电压,并设置导通临界值来控制功率管的导通关断。在直流母线电压达到的临界值时,功率管导通,通过并联负载消耗多余能量,从而控制直流电压继续升高。由于多余能量没能反馈至电路中得以利用,因此属于能量消耗型。因为能量消耗于并联的附加电阻上,并不会导致电机发热,因此可重复使用。这个电阻叫泄放电阻,也可以是二极管、小灯泡等电路元件。市面上小功率变频器均在中间直流回路中安装了控制单元与泄放电阻,而大功率的变频器应该根据工艺需要增加泄放电阻为中间直流回路提供释放多余的能量提供通道,从而消耗过电压造成的多余能量。

现代学校建立以来,考试的内容主要是标准化的现代知识、科学知识,而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知识、与国家治理和人文修养相关的人文知识被 “束之高阁”。最典型的口号就是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其深层原因是科学主义的思想影响,在科学主义看来,只有客观的、普遍的、价值中立的知识才称为知识,而人文知识一般具有某种价值关联性和价值倾向性,存在着明显的民族性,[14]根本不能称为知识。因而,人文社科知识处于一种边缘地位。

铜陵河段综合治理的实施将对铜陵河段各汊道的分流比、河段水位以及流速产生影响,为较全面的反映不同水文条件下整治方案对防洪及河势的影响,综合考虑铜陵河段的水流特征及防洪要求,选定平滩流量为45 000 m3/s、多年平均洪峰流量为56 800 m3/s和防洪设计流量为82 400 m3/s作为水文条件进行数学模型计算[11]。工程实施后水文情势变化如下:

学生学习教材中有限的传统文化知识也是为了应付考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流于表面,工具性目的取代了教育性意义。此种学习方式使得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和悠久的历史进程缺乏理性认识和深度学习,优秀传统文化难以有效地传播和内化。

受应试环境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语文考试中所占的比重不高,在其他学科中鲜有涉及。从中学开始人文科目就开始让位于英语和数理化等科目,承载着更多国家认同内容的人文学科的课时明显少于数理学科的课时,学习文科的学生数量明显少于理科。语言学科情况更为严重,目前随处可见各类英语培训和考试,学习英语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低龄化,英文课程在各级各类学校早已成为必修课,这种课程现状对学生的中文学习时间将造成一定影响。

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中,宣扬绝对的普世价值就是对非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进行釜底抽薪的文化腐蚀,为西方“文化的殖民”提供 “温床”。

在这种环境下,与应试无关的人文学科教材自然被学生轻视和放弃,大部分学生在各类考试中遗忘了传统、远离了国家民族。本应该成为青少年 “精神营养品”的人文学科教材在应试环境下被轻视,这必然带来文化认同的危机。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3.多元价值影响下教材核心价值引领不足

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稀释着国家认同,“国家通过弘扬传统、建构和重构民族认同以求捕获历史时间的努力,却受到了由自主性主体所界定的多元认同的挑战”[15];在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和资源的路径越来越便捷,对信息的识读和理解却变得多元和各异,认同性已经越来越和时尚、形象的塑造以及人的外观等联系在一起,[16]认同性不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而在游戏、比赛和形象中不断地选择与重构,变得越来越脆弱。因此,在多元价值 “稀释”核心价值观的环境下,教材发挥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唤起一代青年对祖国归属和认同的情感,承担国家认同的使命,变得越来越艰难。

其次,目前我国学校教材中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不系统。当前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主要通过小学和初中阶段的道德与法治课、高中的思想政治课、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等国家德育课程加以落实,但是国内还没有人对大、中、小学核心价值观教育进行系统设计,教材内容各自独立,是否包含了核心价值观的全部内容、是否呈现螺旋上升等问题,都缺乏系统研究。而且这些教材的实效性、针对性不强,与学生生活实际的结合程度不高,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教材重视知识传授轻价值体验,满足于让学生了解概念体系结构等知识点,停留于“满堂灌”的注入式教学,而较少采用生动而丰富的事实案例去帮助其掌握立场观点方法,很少采用启发式教学去引导学生通过学习和思考提高觉悟;现行教材的话语体系偏重抽象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演绎,缺少日常生活化的话语体系。

再次,多学科渗透也常常出现不落实的现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学科渗透,但各学科教材应该承担哪些任务,应该着重进行哪些方面的教育,也是 “各自为政”,缺乏系统的研究;各学科内部核心价值观内容也不系统,“当前中小学教材编写中存在缺乏系统性和层次性问题,具体表现为内容脱节、重复以及不一致、相互矛盾等……在不同学科或不同学段教材之间,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缺乏统筹,出现有些内容重复,有些内容又有所遗漏的问题,影响学习综合性和连贯性”。 [17]

三、教材建设与国家认同的塑造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18]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背景下,立足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要强化国家认同,首先需要站在国家事权的高度加强教材建设。

1.指导思想上恰当处理教材建设中统一与多元的关系

教材作为人群覆盖面最大的阅读文本,以及有制度保障的学习材料,为学习者提供一幅中华文化图景,为全民族成员奠定共同的 “文化底色”,助力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全民族青年共同学习、领悟统一编写的教材,易于形成文化共同感。可以说,教材的宗旨就是要帮助青少年融入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使其获得认同感。

其次,各类教材的设计与开发遵循统一的课程标准,各种课程标准都是经过国家教育行政机关或其委托的专家经过严格审核后才加以颁布的,其中都秉持着以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价值的理念。我国不仅开发了一系列德育教材,如义务教育阶段的道德与法治课、高中阶段的思想政治课、大学阶段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等,使其成为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众多的人文学科教材将历史、文化、宗教、节日、符号等进行了编码和再编码,[9]以其内隐的价值蕴涵传达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蕴核心价值观的教材帮助学生树立民族国家意识,为其在差异中寻求自我归属的同一性设定了“底色”,为其在多元文化中进行身份识别和定位提供了坐标。

其次,统一教材文本,有利于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态,营造中华文化统一体。文化生态是指特定文化各构成要素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文化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是民族文化存续与发展的土壤和条件。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处在转型时期,经济方式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且大众传媒兴起、信息时代开启,国内外各种思潮纷纷涌入,文化生态一定程度上失去平衡。当前维护民族文化生态平衡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完成这一工程,需要维护核心价值观、民族优秀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生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引领作用,从而减少人们之间的思想冲突,促进文化认同。教材在核心价值观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面对的对象人口规模庞大,这将有利于中华民族形成动态的文化生态平衡状态。我国内地长期以来通过教材培育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其成效较为显著,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大部分国民会站在大局考虑问题,思想上与政治核心保持一致。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香港、台湾地区部分人的国家认同意识淡薄,主要原因是在教材中缺乏对国家认同观念的全面阐述与深刻探讨,从而为 “台独”“港独”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因此,统一教材建设,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和宏观调控。首先,确保将国家意志贯彻到教材体系之中。能够体现国家意志的教材体系,不是某一学科的事,而是一个教育体系的再建。这就需要国家在战略上统筹教材建设,做到 “维护政治方向的合法性、保持民族国家自主性以及增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利益三者的统一”[20]。其次,在组织系统上,真正发挥教材委员会的作用,领导全国教材建设,保障教材内容政治方向的正确性。

可对路基的宽度、边坡进行自动设置,也可设置路段中心线的挖填深度,确保中心线的坡度大小能满足要求。在进行开挖与填筑平衡设计的过程中,自动寻找并确定能确保开挖与填筑保持平衡的深度值,当该值为正时为开挖;当该值为负时,为填筑,结果应精确至0.1m。设计成果需要存储在磁盘当中[4]。

需要说明的是,教材的统一性并不排斥教材的多元化发展。在坚持教材统一性的前提下,对于与意识形态相距甚远的学科 (如自然科学)应允许教材多样性发展,继续实施 “一纲多本”政策;而且中国教育地域发展不平衡,学校发展差距大,学生发展水平不一,这些也是教材多样性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教材建设应该坚持统一和多元相结合,以统一为前提,以多元作为补充,满足不同需求,建立丰富而有核心价值观引导的教材体系,“一方面,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以及高校马工程重点教材实行统一编写、统一审查,……另一方面,其他教材多是一纲多本,各地可以组织相关专家学者进行编写”[21]

2.教材内容选择上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

教材内容不仅是人类知识体系的精华,而且是具有选择性和教育性的文化产品,遵循“有选择的传统”。这种选择需要遵循青少年心理发展顺序,更需要立足社会发展要求,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和气魄。

为了引导青少年形成国家认同意识,针对当前全球化趋势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式微的现状,当前中国教材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五千年从未中断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历史构成了我们的集体符号和民族意志,作为全民族共同文化想象力的精神凝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内核,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叶澜教授呼吁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认清自己的独特与价值。中国学者对此责无旁贷”。[22]而教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本途径。我们应积极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教材中,开发专门的传统文化教材,将传统文化渗入各学科,以多样化的方式呈现传统文化的魅力。

国家认同对青少年学生的意识和行为选择具有规范作用,为了引导他们形成国家认同意识,当前教材建设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保证核心价值观进教材。核心价值观是人认识统一性的要求,也是社会力量凝聚和团结的基础,是国家认同的内核。教材作为信息的 “呈现者”和“解释者”,背后蕴藏着价值的 “影子”,这个价值由国家赋予,这在任何国家都不例外。统筹教材建设,需要我们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外来文化、当代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只有将教材内容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锻造学生的国家认同观念和行为。

3.管理体系上统筹各级各类教材的规划与使用

教材建设是一项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协调各方关系的系统工程,其复杂性要求教材管理在制度规范和运行机制上达到协调统一,明确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教材管理的权责。

例如,201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将 “课程教材建设”作为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领域,强调完善教材管理办法,“学校要提高校本课程质量,校本课程原则上不编写教材。严禁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取代国家课程,严禁使用未经审定的教材。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引进境外课程、使用境外教材”[23]。这要求教材建设中要坚持从中央到地方的分级教材管理机构,明晰国家与地方的教材管理权限;充分发挥中央教材管理机构的作用,统筹规划教材建设中各环节的衔接与各部门的权力分配,完善教材建设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地方建立教材管理机构,促进地方教材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建立地方和学校教材选用的网络体系,通过大数据的收集与处理来监测地方和学校的教材动向;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协调高效、联动一体的教材评价与监督机构。

4.在质量方面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和完整的评估机构

教材质量保障问题是教育管理议题之一,但鉴于目前中国教材管理体系中的质量保障环节不完善,本文特别强调教材质量建设。

将不同期数据进行空间叠加分析,获得土地利用的变化数据,生成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运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14]和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15]分析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情况。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可求出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年变化率[16],其公式为:

首先,在教材编写、出版、选用、审查、发行等环节加强质量建设。在教材编写方面,实施编者资格审核制度,优化编辑队伍结构,提升编写团队的政治意识和理论水平、专业水平;在教材选用上,实施教材准入制度,把好“政治关”与 “质量关”,合理选用有思想性、权威性、系统性的优秀教材,尤其要重视国家统编教材的普及,把国家核心教材覆盖到公民教育的各个学段;加强教材的审议和审查制度,发挥教材评审委员会的作用,对教材中的意识形态进行严格把关;在教材出版发行上,严格规范教材出版单位的出版行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设立教材出版行业的标准;建立科学规范的教材质量和评价标准,让教材评价意见有畅通的途径反馈到决策部门;加强对优秀教材的评选、宣传和推广,提高它们的影响力。

也有人看完《西窗》,说这就是我为自己的心路情路写的自传。对此,我不解释也不狡辩,只献上一瓣心香为读者敬燃,再愧一句:“一樽浊酒西窗下,安得无功与共斟?”

其次,建立完整的教材质量评估机构和制度。保障教材的质量,需要发挥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威作用,同时,需要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社会等多方力量积极参与。当前,我国大、中、小学教材质量保障缺少由教师、学生、家长、学校行政管理人员等为主体的教材质量评估机构,尤其是第三方评估机构。因此,组建完整的教材质量评估机构,规定评估机构的职责和权限,是当前教材质量建设的重要工作。

再次,加强教材研究。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建设,应立足于青少年认知和情感发展水平,又要关注社会发展要求,更应选择最新的学科知识,如何调和学生、社会和学科之间的关系,历来是教材编写的关键,需要多方专家合作研究;教材体例、栏目、版式等呈现方式直接影响或决定教师的教学方式方法,如何提高教材编写质量,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此外,中国教材管理体制、教材出版发行的标准、教材的质量分析和评估体系……都有不完善之处,迫切需要加强教材研究。通过教材研究,逐步解决上述问题,从而提高教材质量。

参考文献:

[1]韩震.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1.

[2][3]安迪·格林.教育、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M].朱旭东,徐卫红,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0.

[4]刘立德.陆费逵与中国近代教科书主权意识觉醒 [N].中华读书报,2013-11-20(14).

[5][15]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 (第2版)[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56.297.

[6]Grever Maria,Tina van der Vlies,Tina.Why NationalNarrativesare Perpetuated:A Literature Review on New Insights from History Textbook Research[J].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2017,15(2):286—301.

[7]夏光辉.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 [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0.112.

[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8.

[9]吴玉军.符号、话语与国家认同 [J].学术论坛, 2010, 33 (12): 75—77.

[10]曾天山.国外关于教科书功能论争的述评 [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2): 52—57.

[11]刘政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研究 [D].长春:吉林大学,2015.3.

[12]周士林.世界教科书概况 [J].教材通讯 (北京版), 1985, (6): 28—29.

[13]Jaan Mikk.Textbook:Research and Writing[M].Frankfurt and Main:Peter Lang Publishing.2000.20.

[14]丁柏铨,胡治华.人文社会科学基础[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24.

[16]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96.

[17]王晓丽,张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中小学教材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J].当代教育科学,2016, (20):61—64.

[18][19]我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三位专家谈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N].中国教育报,2017-07-14 (07).

[20]杜瑞军,李芒.我国高等学校教材管理的基本逻辑 [J].教育研究,2019,40(6):116—127.

[21]靳晓燕.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对话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 [N].光明日报,2017-07-14 (06).

[22]叶澜.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43.

[2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EB/OL].http://www.cpad.gov.cn/art/2019/7/10/art_1461_99881.html.

Textbooks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Li Taiping Wang Junlin

Abstract: The national identity is a behavior of people’s emotional attribution and identity towards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y live,includ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dentity.The textbooks realize the miss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by cultivating students’cultural consciousness,reflecting the core values of the society,and helping students to establish confidence in political system.The dilemma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current textbooks are mainly manifested as follows: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extbooks is ignor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niversalism;the humanistic value of teaching materials is lost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and the textbooks loses its core valu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values.To build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extbooks,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principle of unity and diversity of textbooks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ideology,to highligh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ore values in content selection,to plan and use all kinds of the textbooks at all levels overall in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and to establish a perfect guarantee system and a complete evaluation organization in terms of quality.

Key words: Textbooks construction;National identity;Core values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2019)09-0023-08

收稿日期: 2019-07-23

作者简介: 李太平,男,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和德育理论研究;王俊琳,女,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李 威)

标签:;  ;  ;  ;  

教材建设与国家认同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